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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中国证监会在其官方网站披露，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新增QFII投资额度500亿美元，总投资额度达到800亿美元。
消息出台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一改此前萎靡走势，收盘录得1.74%的涨幅。作为蓝筹股代表的沪深300指数表现更是踊跃，涨幅达到2.36%。
可以作为当天行情注解的，是坊间关于QFII抄底、监管层借此救市等一系列关于牛市的想象。也正因此，从证券市场的角度看，该事件的意义阐释大多被裹挟于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思维之下。
但从QFII近年来的投资行为看，它不是救世主，也绝非“活雷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QFII在这方面也并不能免俗。
有例为证。2008年，A股市场上当时投资规模最大的QFII之一，注册在苏格兰的投资机构马丁居里，因“短炒”南宁糖业违规被告上法庭，原告南宁糖业在诉讼请求中，要求马丁居里将违规操作获得的数千万元股票收益归还公司。这宗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被称为“QFII严重违规第一案”。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欢呼雀跃于新资金注入市场之余，对作为资本市场逐利者QFII的监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因涉及全球化不断深化过程中的“跨境监管”问题，对QFII的监管和一般意义上的监管有所不同。
就证监会而言，QFII对其跨境监管经验的积累大有裨益。正如其官网所言：“QFII进入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和日常资金汇出入，增加了我国对跨境证券投资和资本流动的监管经验”。从这点上看，此次QFII投资额度大扩容，是有监管层相关监管经验的积累作为背书的。而从QFII这种“有限度开放”制度的运行中，监管层所积累的跨境监管经验，在以后资本项目更趋开放的市场中将大有借鉴。
种种迹象显示，资本项目的开放提速已经是“现在进行时”。本次QFII投资额度扩容正是暗含此意。与之同时放行的，还有新增的500亿元人民币RQFII投资额度，允许试点机构用于发行人民币A股ETF产品，投资于A股指数成份股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再往前回溯，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提出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
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提速，业内叫好声一片，主张审慎行事的也不乏其人。央行前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对媒体表示，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恰逢其时”的人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应该积极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应逐步推进。有些项目可以开放，有些则不能。
尽管存在争议，但业界形成的共识是，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虑，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将是大势所趋。与开放相对应的，是资本管制。当开放成为趋势，“管制”也将逐渐让位，而“监管”，尤其是跨境监管将走上前台。
资本项目开放语境下的跨境监管，将会涉及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证券领域的跨境协调监管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全息缩影”，也并不影响探讨的效果。
跨境监管中可能会涉及两国（或多国）法律框架上的不相容、主权上的考虑等诸多棘手问题，因此合作需要如美国证监会委员所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以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概股风波”为例，这涉及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的问题，跨境监管就不可避免。但今年一月双方会谈后，至今未对公众拿出具体成果，可见合作前景并不乐观。
国外上市是跨境证券监管中的重头戏，我国酝酿开立的国际板也将直面这一问题。上交所理事长耿亮在“两会”期间即表示，国际板推出计划之所以减速，跨境监管存在相关障碍是原因之一。
尽管跨境监管障碍重重，但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市场中，深化跨境监管的国际合作将日益成为解决新形势下新问题的良方。
笔者注意到，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正拿出务实的态度积极参与到跨境证券监管的协调中来。一个事实是，即将到来的五月，证券监管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第37届年会将在北京召开，这也是该组织自1983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年会。
（作者为《财经国家周刊》编辑）
消息出台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一改此前萎靡走势，收盘录得1.74%的涨幅。作为蓝筹股代表的沪深300指数表现更是踊跃，涨幅达到2.36%。
可以作为当天行情注解的，是坊间关于QFII抄底、监管层借此救市等一系列关于牛市的想象。也正因此，从证券市场的角度看，该事件的意义阐释大多被裹挟于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思维之下。
但从QFII近年来的投资行为看，它不是救世主，也绝非“活雷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QFII在这方面也并不能免俗。
有例为证。2008年，A股市场上当时投资规模最大的QFII之一，注册在苏格兰的投资机构马丁居里，因“短炒”南宁糖业违规被告上法庭，原告南宁糖业在诉讼请求中，要求马丁居里将违规操作获得的数千万元股票收益归还公司。这宗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被称为“QFII严重违规第一案”。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欢呼雀跃于新资金注入市场之余，对作为资本市场逐利者QFII的监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因涉及全球化不断深化过程中的“跨境监管”问题，对QFII的监管和一般意义上的监管有所不同。
就证监会而言，QFII对其跨境监管经验的积累大有裨益。正如其官网所言：“QFII进入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和日常资金汇出入，增加了我国对跨境证券投资和资本流动的监管经验”。从这点上看，此次QFII投资额度大扩容，是有监管层相关监管经验的积累作为背书的。而从QFII这种“有限度开放”制度的运行中，监管层所积累的跨境监管经验，在以后资本项目更趋开放的市场中将大有借鉴。
种种迹象显示，资本项目的开放提速已经是“现在进行时”。本次QFII投资额度扩容正是暗含此意。与之同时放行的，还有新增的500亿元人民币RQFII投资额度，允许试点机构用于发行人民币A股ETF产品，投资于A股指数成份股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再往前回溯，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提出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
对于资本项目开放的提速，业内叫好声一片，主张审慎行事的也不乏其人。央行前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对媒体表示，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恰逢其时”的人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应该积极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应逐步推进。有些项目可以开放，有些则不能。
尽管存在争议，但业界形成的共识是，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考虑，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将是大势所趋。与开放相对应的，是资本管制。当开放成为趋势，“管制”也将逐渐让位，而“监管”，尤其是跨境监管将走上前台。
资本项目开放语境下的跨境监管，将会涉及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证券领域的跨境协调监管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全息缩影”，也并不影响探讨的效果。
跨境监管中可能会涉及两国（或多国）法律框架上的不相容、主权上的考虑等诸多棘手问题，因此合作需要如美国证监会委员所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以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概股风波”为例，这涉及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的问题，跨境监管就不可避免。但今年一月双方会谈后，至今未对公众拿出具体成果，可见合作前景并不乐观。
国外上市是跨境证券监管中的重头戏，我国酝酿开立的国际板也将直面这一问题。上交所理事长耿亮在“两会”期间即表示，国际板推出计划之所以减速，跨境监管存在相关障碍是原因之一。
尽管跨境监管障碍重重，但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市场中，深化跨境监管的国际合作将日益成为解决新形势下新问题的良方。
笔者注意到，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正拿出务实的态度积极参与到跨境证券监管的协调中来。一个事实是，即将到来的五月，证券监管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第37届年会将在北京召开，这也是该组织自1983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年会。
（作者为《财经国家周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