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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文化冲突在近代是一个变异与融合的过程，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近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先进的理念如何催化中国的社会变革。
关键词：经济；近代文化；中西文化
在新的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化的样貌已经不是百年之前的旧模样了，这是个不容争辩且人人看到的事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变异了？是先进？还是落后？并不是简单的一句好坏可以解释清楚的。它既包含了多年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创新。
1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
在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特别是中西文化观上存在者巨大的差异。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军事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使人们对传承传统文化各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从开始的强势输入人们被迫接受，到当时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盲目追求等等。于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对外战争的失败中总结教训，“经济是基础，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1]“怎样振兴国家”这样的认识伴随着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当然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图谋全面而深刻的触动和更改已流行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势必引起剧烈的社会震撼。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色，如经验理论，侧重伦理道德，传统民本思想，包容仁爱等，都是传统文化无法回避的表述。直至“五四”运动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文化变革的讨论进入了流派纷呈的时期。如《学衡》派批判的“伪欧化”就是不可忽视的例子。梅光迪说，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法制的改革失败了：“文化的改革也失败了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垢病”。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破这种“工于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的新文化运动之“假面”。[2]这样的批判不是单纯的局限在文化创作之上，他的阐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的关注和评论。
2经济发展与中西文化之碰撞
中国当时的文人以谋国家富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与民族文化“内向的”“包容的”“中庸的”特征的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人们焦急迫切的希望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心情，导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文章《中国问题》中专列了“中西文明比较”的一章，他的看法却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清新的气息。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哀叹欧洲文明病人膏育的同时，肯定了中国文明的某些光明面，寄希望于这些中国文明的优点能够得到保存，有助于拯救欧洲文明，并盼望中西文明的优点能够结合起来以创造未来的健康的新文明。但是罗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仍旧是停留在道听途说的水平，况且他偏爱老子的清静无为而厌恶孔子的儒家学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估价并不高。他还明确主张中国的传统文化亟须变革，可见远非崇信“东方文化救世”者流。[3]在此充分说明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冲突是很自然的，也是在同一件事情之上，看法很是不同，有时甚至是意见相左也不得而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间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为有不同，才会有创造的动力，才会有更深刻的意识的出现。对于文化来说，它不仅是个人的产物更是社会的产物，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巨大的力量。
文化是社会的产物，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分子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是先觉的人，在文化转型和变迁中担任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指出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的必要性。他在《南游日记》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杆格，难臻富强。”[4]这些都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近代化文化行为。新式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分离于中国古老学科的新的价值系统，其知识结构也不再是以儒道学为中心的“学而优则士”的模式了，这是一个文化层的形成与创造的过程，一个为新文化事业，投身于新的目标而成长起来的新式的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些可以算是追求解放的历史，是摧毁政治抨击愚昧主义的历史，也是对明主和新文化的诉求。
3总结
这些观念批判是突进式的，对当时的中国文化有重大实际的作用。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区分了政治，经济，民权的问题，将在社会问题中的经济问题归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经济生活是所有各种社会生活的基础”，[5]强调经济基础的问题，当然此时的论述都比较简单，并没用深入到大众实际生活中，相对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启发了中国人民去思考明主的观念，对于国内的明主文化思想的启蒙发展有巨大的作用，是现代政治理念建立的一个基础。第三：他们的呼吁，是从古典文化想现代变迁的催化剂，属于不容忽视的助力之一。中国面对装备工业文明的西方经济与文化，积贫积弱的弊端暴露无疑，在这种情形之下，先进文化的碰撞，自强变革的尝试取得过不同程度的实绩。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传统条件的产物。由于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条件，不同的人，它被传播和接受的程度产生的效果也不相同。然而任何学说一旦被教条化，程式化便会产生偏颇的缺憾。我们今日观史，就是希望在经济和文化的新角度，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谋求二者的协调与互补，更加合理运用成败，创造性的发展未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凯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346页.
[2] 《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一期.
[3] 罗素.中国问题[M].学林出版社，1996：146156.
[4] 郑观应.南游日记.
[5] 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J].新青年，1920，7.
作者简介：沈莉（1985—），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研究方向：装饰设计与研究。
关键词：经济；近代文化；中西文化
在新的世纪的今天，中国文化的样貌已经不是百年之前的旧模样了，这是个不容争辩且人人看到的事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变异了？是先进？还是落后？并不是简单的一句好坏可以解释清楚的。它既包含了多年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创新。
1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
在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特别是中西文化观上存在者巨大的差异。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军事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使人们对传承传统文化各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从开始的强势输入人们被迫接受，到当时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盲目追求等等。于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对外战争的失败中总结教训，“经济是基础，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1]“怎样振兴国家”这样的认识伴随着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当然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图谋全面而深刻的触动和更改已流行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势必引起剧烈的社会震撼。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色，如经验理论，侧重伦理道德，传统民本思想，包容仁爱等，都是传统文化无法回避的表述。直至“五四”运动后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文化变革的讨论进入了流派纷呈的时期。如《学衡》派批判的“伪欧化”就是不可忽视的例子。梅光迪说，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法制的改革失败了：“文化的改革也失败了其言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垢病”。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揭破这种“工于伪饰，巧于语言奔走，颇为幼稚与流俗之人所趋从”的新文化运动之“假面”。[2]这样的批判不是单纯的局限在文化创作之上，他的阐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的关注和评论。
2经济发展与中西文化之碰撞
中国当时的文人以谋国家富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绝不在少数，这与民族文化“内向的”“包容的”“中庸的”特征的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人们焦急迫切的希望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心情，导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文章《中国问题》中专列了“中西文明比较”的一章，他的看法却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清新的气息。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哀叹欧洲文明病人膏育的同时，肯定了中国文明的某些光明面，寄希望于这些中国文明的优点能够得到保存，有助于拯救欧洲文明，并盼望中西文明的优点能够结合起来以创造未来的健康的新文明。但是罗素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仍旧是停留在道听途说的水平，况且他偏爱老子的清静无为而厌恶孔子的儒家学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估价并不高。他还明确主张中国的传统文化亟须变革，可见远非崇信“东方文化救世”者流。[3]在此充分说明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冲突是很自然的，也是在同一件事情之上，看法很是不同，有时甚至是意见相左也不得而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间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为有不同，才会有创造的动力，才会有更深刻的意识的出现。对于文化来说，它不仅是个人的产物更是社会的产物，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巨大的力量。
文化是社会的产物，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知識分子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是先觉的人，在文化转型和变迁中担任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指出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的必要性。他在《南游日记》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杆格，难臻富强。”[4]这些都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近代化文化行为。新式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分离于中国古老学科的新的价值系统，其知识结构也不再是以儒道学为中心的“学而优则士”的模式了，这是一个文化层的形成与创造的过程，一个为新文化事业，投身于新的目标而成长起来的新式的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些可以算是追求解放的历史，是摧毁政治抨击愚昧主义的历史，也是对明主和新文化的诉求。
3总结
这些观念批判是突进式的，对当时的中国文化有重大实际的作用。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区分了政治，经济，民权的问题，将在社会问题中的经济问题归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经济生活是所有各种社会生活的基础”，[5]强调经济基础的问题，当然此时的论述都比较简单，并没用深入到大众实际生活中，相对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启发了中国人民去思考明主的观念，对于国内的明主文化思想的启蒙发展有巨大的作用，是现代政治理念建立的一个基础。第三：他们的呼吁，是从古典文化想现代变迁的催化剂，属于不容忽视的助力之一。中国面对装备工业文明的西方经济与文化，积贫积弱的弊端暴露无疑，在这种情形之下，先进文化的碰撞，自强变革的尝试取得过不同程度的实绩。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传统条件的产物。由于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条件，不同的人，它被传播和接受的程度产生的效果也不相同。然而任何学说一旦被教条化，程式化便会产生偏颇的缺憾。我们今日观史，就是希望在经济和文化的新角度，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谋求二者的协调与互补，更加合理运用成败，创造性的发展未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凯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第346页.
[2] 《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一期.
[3] 罗素.中国问题[M].学林出版社，1996：146156.
[4] 郑观应.南游日记.
[5] 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J].新青年，1920，7.
作者简介：沈莉（1985—），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研究方向：装饰设计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