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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
傅伟勋著
北大出版社
2006年7月出版
定价：25.00
当我们阅读傅伟勋先生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时，有一个攀登当年杜甫所说的“绝顶”的问题，其“绝顶”也是一个生死学或“面向死亡谈论生命”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读者最应当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要反复认真地阅读傅伟勋先生写的“自序”。傅伟勋先生的“自序”不长，但是，却非常明确地交代了他“撰写本书的因缘”。
按照傅伟勋先生本人的说法，他之所以于1992年3月下旬下定决心写这样一本书，乃是起因于当时的一次医疗检查。根据检查，傅先生被确认“患有淋巴腺癌”，“发现已蔓延到上胸一带，必须再次开刀，取出脾脏，以防止其继续蔓延”。在谈到自己的感受时，傅先生非常真切地写道：“顿时间我想起了开创‘意义治疗学’的维也纳大学精神医学专家傅朗克（Viktor Frank）在他的《医师与灵魂》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句话：‘人生是一种课题任务甚至使命。’我忽然感到，正因为自己面临大难，所以更应珍惜余生，好好写出有关生死问题及其精神探索的书，践行自己作为教授学者的人生使命。”这就是说，傅伟勋先生是从“一个教授学者”的“人生使命”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和思考他给自己下达的这样一个写作任务，他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承担意识来写作这本书的。
可以说，了解和理解了傅伟勋先生撰写本书的这样一种“因缘”，就等于掌握了理解和领悟傅伟勋先生这本书的钥匙。比如，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或优点是特别注重昭示死亡的个我性或此在性。死亡的个我性或此在性是死亡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海德格尔曾经强调指出“死亡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宣布只有死亡才能把此在的“此”开展出来。但是，不少谈论死亡的著作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该书第二部分非常生动地介绍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主要角色伊凡·伊里奇，再一个是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的巨制《活下去》的主人公渡边勘治，他们都是在自知其患有绝症的情况下、在生命最后时刻进行生命意义的“自我探索”。傅先生将他们介绍得如此到位和生动，难道这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不无关系吗？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是可以把傅伟勋先生看作中国的伊凡·伊里奇和渡边勘治吗？
阅读傅伟勋先生这本书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要把阅读这本书同阅读他生命最后时刻写的另外两本书结合起来读。其中一本是1993年由台湾地区的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另一本是1996年由台湾地区的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道元》。《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如其标题所示，一方面把东学和西学都归结为“生命的学问”，另一方面又从死亡学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和阐释“生命”。《道元》一书虽然讲的是禅学，但是在这部傅伟勋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特别强调了“宗教体验”与“生命历程”的关系，因此不妨把它看作是《死亡的尊严》第三部分的一个注脚。
不过，傅先生这些书在我心头唤起的并不是对遗忘往事的回忆，而是对一种并未遗忘的往事的“强化”。我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萧箑父教授和郭齐勇教授介绍开始认识傅先生的，听过他热情洋溢的讲演，还同他面谈过一些问题。为了在台湾地区东大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由武汉大学陈修斋先生和我合著的《莱布尼茨》一书，我还同他多次通过信（《莱布尼茨》一书1994年在台湾地区出版，后来还获得了教育部的奖项）。此外，我的著作《死亡哲学》于1991年在大陆出版后，经郭齐勇先生和李绍崑先生等学者介绍，在台湾地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至今一些台湾学者还戏称我的《死亡哲学》（1994年又在台湾地区出版）同傅伟勋先生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是当时台湾地区最热销的两本研究死亡问题的书。现在，我有机会为傅先生这本具有永恒价值的著作写书评，足见我与傅先生的缘分。我相信，傅先生的这本书不仅可以充实读者的学养，而且还有望提升读者的人生境界。他的这本书完全可能成为读者“生命之旅”的加油站。
傅伟勋著
北大出版社
2006年7月出版
定价：25.00
当我们阅读傅伟勋先生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时，有一个攀登当年杜甫所说的“绝顶”的问题，其“绝顶”也是一个生死学或“面向死亡谈论生命”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读者最应当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要反复认真地阅读傅伟勋先生写的“自序”。傅伟勋先生的“自序”不长，但是，却非常明确地交代了他“撰写本书的因缘”。
按照傅伟勋先生本人的说法，他之所以于1992年3月下旬下定决心写这样一本书，乃是起因于当时的一次医疗检查。根据检查，傅先生被确认“患有淋巴腺癌”，“发现已蔓延到上胸一带，必须再次开刀，取出脾脏，以防止其继续蔓延”。在谈到自己的感受时，傅先生非常真切地写道：“顿时间我想起了开创‘意义治疗学’的维也纳大学精神医学专家傅朗克（Viktor Frank）在他的《医师与灵魂》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句话：‘人生是一种课题任务甚至使命。’我忽然感到，正因为自己面临大难，所以更应珍惜余生，好好写出有关生死问题及其精神探索的书，践行自己作为教授学者的人生使命。”这就是说，傅伟勋先生是从“一个教授学者”的“人生使命”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和思考他给自己下达的这样一个写作任务，他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承担意识来写作这本书的。
可以说，了解和理解了傅伟勋先生撰写本书的这样一种“因缘”，就等于掌握了理解和领悟傅伟勋先生这本书的钥匙。比如，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或优点是特别注重昭示死亡的个我性或此在性。死亡的个我性或此在性是死亡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海德格尔曾经强调指出“死亡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宣布只有死亡才能把此在的“此”开展出来。但是，不少谈论死亡的著作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该书第二部分非常生动地介绍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主要角色伊凡·伊里奇，再一个是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的巨制《活下去》的主人公渡边勘治，他们都是在自知其患有绝症的情况下、在生命最后时刻进行生命意义的“自我探索”。傅先生将他们介绍得如此到位和生动，难道这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不无关系吗？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是可以把傅伟勋先生看作中国的伊凡·伊里奇和渡边勘治吗？
阅读傅伟勋先生这本书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要把阅读这本书同阅读他生命最后时刻写的另外两本书结合起来读。其中一本是1993年由台湾地区的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另一本是1996年由台湾地区的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道元》。《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如其标题所示，一方面把东学和西学都归结为“生命的学问”，另一方面又从死亡学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和阐释“生命”。《道元》一书虽然讲的是禅学，但是在这部傅伟勋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特别强调了“宗教体验”与“生命历程”的关系，因此不妨把它看作是《死亡的尊严》第三部分的一个注脚。
不过，傅先生这些书在我心头唤起的并不是对遗忘往事的回忆，而是对一种并未遗忘的往事的“强化”。我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萧箑父教授和郭齐勇教授介绍开始认识傅先生的，听过他热情洋溢的讲演，还同他面谈过一些问题。为了在台湾地区东大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由武汉大学陈修斋先生和我合著的《莱布尼茨》一书，我还同他多次通过信（《莱布尼茨》一书1994年在台湾地区出版，后来还获得了教育部的奖项）。此外，我的著作《死亡哲学》于1991年在大陆出版后，经郭齐勇先生和李绍崑先生等学者介绍，在台湾地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至今一些台湾学者还戏称我的《死亡哲学》（1994年又在台湾地区出版）同傅伟勋先生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是当时台湾地区最热销的两本研究死亡问题的书。现在，我有机会为傅先生这本具有永恒价值的著作写书评，足见我与傅先生的缘分。我相信，傅先生的这本书不仅可以充实读者的学养，而且还有望提升读者的人生境界。他的这本书完全可能成为读者“生命之旅”的加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