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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早上7时，CA1858航班的登机广播再次响起，应斯文才磨磨蹭蹭直起身来，这时虹桥机场登机柜台的队伍基本散尽，这个复旦大学的瑞典留学生在上海的时间已经开始倒数。
前晚只睡了3小时的应斯文，倦怠而感触万千。他不曾读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此时此景，却似曾相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马上要回到那片西边的云彩下了。
一次未实现的“快闪”
8天前，这个北欧人“被喝茶”了。
事情要追溯到6月27日，在一封写给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里，应斯文发起了一次“快闪”活动：7月1日晚上6点在上海外滩，参与者将身体定格成僵硬状态，并在身上写上“自由”二字，5分钟后自行散去。
这个活动最终无人响应，三天后的7月1日一大早，应斯文就被警察传唤。在复旦大学保卫处，这个瑞典人接受了警方询问。
警方开具的传唤证显示，应斯文被上海市公安局传唤的事由是“涉嫌妨害社会管理”，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这一条的内容是“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应斯文事后回忆，警方开门见山地“建议”他取消这次活动，并称一旦当日外滩出现任何聚集事件，他必须为此负责。
在应的记忆里，接受询问时，警方的态度平和，让他并不恐惧，只是有些“诡异”—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被“喝茶”。警方解释，他发起的活动涉嫌违反中国法律。应斯文随后致电瑞典驻沪总领馆，工作人员回复，“中国的法律确实很有可能让你承担发起此次活动的责任”。
应斯文最后答应取消这次活动。他表示“除了那5分钟活动时间以外，自己确实不愿意承担当天在外滩任何可能出现的其他意外事件的责任”。
这次被传唤后，警方扣留了应斯文的护照。三天后，他再次跟警方交涉希望拿回护照。这次，他援引中国《宪法》对警方说，“宪法不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吗？”应斯文回忆，警方当时回应，“但你必须按照法律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我们才能保障这个自由。”
他随后又试图向警方普及瑞典的相关法律，“不过警方说，这里是中国，不是瑞典”，应斯文称。
这次，他还是没能拿回护照。
行走中国
在复旦附近五角场的星巴克，记者第一次见到应斯文。
这个24岁的瑞典年轻人有着约1.9米的大个头，柔和的眼神，一头清爽的短发，留着略微的络腮胡，双耳都带着助听器。和很多留学生一样，他的穿着整洁且平常：灰色衬衫，黑色的七分裤，一双阿迪达斯休闲鞋。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有点拘谨，说话声音不大，但逻辑很严密。
在瑞典，应斯文就读于北欧最古老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化学专业。他高中时得过一次化学学科的奖学金，在那次奖学金颁发研讨会上，他结识了一名中国学生，应斯文说，正是因为与这位中国朋友在会上的交流，让他开始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大四时，应斯文参选当地学生联合会主席失败，写专业论文前，他决定来中国看看，“内心深处我觉得是在冒险，或許有未知的东西会影响我的一生。”
于是，去年8月25日他来到上海，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参与中文学习课程，这个课程为期一年。
应斯文在短期内就认识了不少复旦大学的学生朋友，时常与他们相约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店聊天。话题往往与这个陌生的国度有关：“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在中国，应斯文仍延续着好学生的习惯，与他相熟的同学表示，几乎很少看到他翘课。来到中国后第4个月，他就开设了中文博客，靠使用夹生的汉语和机器翻译写文章，甚至他还请求他的汉语老师阅读他的博客，为他改正语法和词汇错误。
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为学生提供在国内其他城市参观的机会，这被称为教学旅游。加上自己安排的旅游行程，应斯文与他的日本室友去过吉林、黑龙江、辽宁、山西和广西等多个地区，每到一地，他们必选择当地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参观，应斯文说，这是了解中国最好的方法之一。
在哈尔滨，他参观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那儿的参观让我印象极其深刻”，应斯文惊叹，“这是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日本作为侵略者的残酷。”
在南京，他参观总统府和中山陵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1949年前，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应斯文解释，这颠覆了自己作为一个北欧人的历史认知。之后有个外国朋友与他聊起台湾，他就会郑重地告诉他，台湾“政府”是从大陆撤退过去的。
在遵义，应斯文敏锐地发现“当地人似乎很喜欢红军”，因为当地街头的很多元素都与红军有关，在那儿他还首次学到了“国粹”之一的麻将。
每次旅行结束，他都会发布关于旅游的图文博客，虽然回复者寥寥，但应斯文仍乐此不疲，“我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感到好奇，也很喜欢”，因此他给自己的中文博客取了“加油中国！”的标题。
在Twitter上，这个北欧人试图以他特有的方式为中国加油，直到7月1日被传唤。
护照风波
7月1日第一次做完笔录之后，他回到了住所。自称看不懂传唤证上的手写中文，于是他将传唤证拍照上传到Twitter，一时引来国内和瑞典众多Twitter网友关注。
在国内Twitter用户的回复中，他第一次知道“喝茶”有被警方传唤的意思，他很乐意使用这个新学到的时髦话，在接下去的推文中，“喝茶”一词频繁出现。
不过他感到最有趣的，还是传唤证上写着的涉嫌“妨害社会管理”，他在Twitter上询问，“我不太清楚怎么翻译（这个词），领导们让我有点糊里糊涂”、“（涉嫌妨害社会管理的）意思是不是我虽然喜欢中国，但因为想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家（就有问题）？”
在Twitter上的一番问答，让他的粉丝数量迅速增加，从之前约500余人，上升到目前近2200人。
不少Twitter用户随后将传唤证照片转发到国内微博上，有一位律师调侃，“这回外国人享受了一次国民待遇”，而境外媒体的解读，则将此事上升到言论自由的高度，不过《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则在微博上表示，“中国现在这样的人多了，多他一个少他一个，就像大广场上多了或少了一个杯子掉在地上的声音。”
“喝茶”一周后的7月8日，应斯文终于拿回了自己的护照，这天正好是周末。不过他发现护照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许可》已经被注销，时间戳显示注销时间是7月8日，《居留许可》原有效期至2011年7月31日。
在护照的另一页上，贴着一张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签发日期同样是7月8日，该签证的备注中写到，“缩短停留期，在2011年7月10日前出境”。境外媒体描述，此即应斯文遭到“驱逐”。一位律师表示，按照相关法律，驱逐出境是一种刑罚手段，应斯文未犯罪，因此他并非被驱逐出境。
《南都周刊》记者一周内两次联系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办，希望就应斯文称述的细节进行核实。截至发稿时，对方确认收到采访函，但未就采访内容作出回复。
独自离开
应斯文称，发还护照的警官告诉他，“中国仍然欢迎你”。不过他仍将信将疑，“真的是这样吗？我还能来中国学习或者工作吗？”
这位细心的瑞典小伙甚至担心，这次被警方传唤会不会因此影响他去台湾，“毕竟在我看来，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最近几年还是很密切的。”
7月9日，天还没有亮，应斯文带着复旦大学颁发给他的《学习证明书》，来不及参加结业典礼，就匆匆地独自前往虹桥机场，告别中国。
当地时间9日傍晚，他安全抵达斯德哥尔摩近郊的亚兰达机场，父母亲朋已早早等候在那里，在现场，甚至还有一名瑞典电台的记者正准备对他进行采访。
接下去的几天，他不停地接受瑞典国内媒体的采访，偶尔有空登录Twitter和Facebook答谢朋友们的关心，接着回到了学校。
在离开这个国家前一天，他应媒体要求，站在复旦大学的毛泽东像下拍下一张照片。
在雕像下踯躅了好一会后，这个瑞典人看了看远处南门附近的保安，轻轻地问了一句，“这会不会很敏感？”
“敏感”，是他离开中国前学到的含义最丰富的一个中文词语。
前晚只睡了3小时的应斯文，倦怠而感触万千。他不曾读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此时此景，却似曾相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马上要回到那片西边的云彩下了。
一次未实现的“快闪”
8天前，这个北欧人“被喝茶”了。
事情要追溯到6月27日，在一封写给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里，应斯文发起了一次“快闪”活动：7月1日晚上6点在上海外滩，参与者将身体定格成僵硬状态，并在身上写上“自由”二字，5分钟后自行散去。
这个活动最终无人响应，三天后的7月1日一大早，应斯文就被警察传唤。在复旦大学保卫处，这个瑞典人接受了警方询问。
警方开具的传唤证显示，应斯文被上海市公安局传唤的事由是“涉嫌妨害社会管理”，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这一条的内容是“煽动、策划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不听劝阻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应斯文事后回忆，警方开门见山地“建议”他取消这次活动，并称一旦当日外滩出现任何聚集事件，他必须为此负责。
在应的记忆里，接受询问时，警方的态度平和，让他并不恐惧，只是有些“诡异”—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被“喝茶”。警方解释，他发起的活动涉嫌违反中国法律。应斯文随后致电瑞典驻沪总领馆，工作人员回复，“中国的法律确实很有可能让你承担发起此次活动的责任”。
应斯文最后答应取消这次活动。他表示“除了那5分钟活动时间以外，自己确实不愿意承担当天在外滩任何可能出现的其他意外事件的责任”。
这次被传唤后，警方扣留了应斯文的护照。三天后，他再次跟警方交涉希望拿回护照。这次，他援引中国《宪法》对警方说，“宪法不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吗？”应斯文回忆，警方当时回应，“但你必须按照法律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我们才能保障这个自由。”
他随后又试图向警方普及瑞典的相关法律，“不过警方说，这里是中国，不是瑞典”，应斯文称。
这次，他还是没能拿回护照。
行走中国
在复旦附近五角场的星巴克，记者第一次见到应斯文。
这个24岁的瑞典年轻人有着约1.9米的大个头，柔和的眼神，一头清爽的短发，留着略微的络腮胡，双耳都带着助听器。和很多留学生一样，他的穿着整洁且平常：灰色衬衫，黑色的七分裤，一双阿迪达斯休闲鞋。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有点拘谨，说话声音不大，但逻辑很严密。
在瑞典，应斯文就读于北欧最古老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化学专业。他高中时得过一次化学学科的奖学金，在那次奖学金颁发研讨会上，他结识了一名中国学生，应斯文说，正是因为与这位中国朋友在会上的交流，让他开始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大四时，应斯文参选当地学生联合会主席失败，写专业论文前，他决定来中国看看，“内心深处我觉得是在冒险，或許有未知的东西会影响我的一生。”
于是，去年8月25日他来到上海，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参与中文学习课程，这个课程为期一年。
应斯文在短期内就认识了不少复旦大学的学生朋友，时常与他们相约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店聊天。话题往往与这个陌生的国度有关：“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在中国，应斯文仍延续着好学生的习惯，与他相熟的同学表示，几乎很少看到他翘课。来到中国后第4个月，他就开设了中文博客，靠使用夹生的汉语和机器翻译写文章，甚至他还请求他的汉语老师阅读他的博客，为他改正语法和词汇错误。
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为学生提供在国内其他城市参观的机会，这被称为教学旅游。加上自己安排的旅游行程，应斯文与他的日本室友去过吉林、黑龙江、辽宁、山西和广西等多个地区，每到一地，他们必选择当地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参观，应斯文说，这是了解中国最好的方法之一。
在哈尔滨，他参观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那儿的参观让我印象极其深刻”，应斯文惊叹，“这是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日本作为侵略者的残酷。”
在南京，他参观总统府和中山陵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1949年前，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应斯文解释，这颠覆了自己作为一个北欧人的历史认知。之后有个外国朋友与他聊起台湾，他就会郑重地告诉他，台湾“政府”是从大陆撤退过去的。
在遵义，应斯文敏锐地发现“当地人似乎很喜欢红军”，因为当地街头的很多元素都与红军有关，在那儿他还首次学到了“国粹”之一的麻将。
每次旅行结束，他都会发布关于旅游的图文博客，虽然回复者寥寥，但应斯文仍乐此不疲，“我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感到好奇，也很喜欢”，因此他给自己的中文博客取了“加油中国！”的标题。
在Twitter上，这个北欧人试图以他特有的方式为中国加油，直到7月1日被传唤。
护照风波
7月1日第一次做完笔录之后，他回到了住所。自称看不懂传唤证上的手写中文，于是他将传唤证拍照上传到Twitter，一时引来国内和瑞典众多Twitter网友关注。
在国内Twitter用户的回复中，他第一次知道“喝茶”有被警方传唤的意思，他很乐意使用这个新学到的时髦话，在接下去的推文中，“喝茶”一词频繁出现。
不过他感到最有趣的，还是传唤证上写着的涉嫌“妨害社会管理”，他在Twitter上询问，“我不太清楚怎么翻译（这个词），领导们让我有点糊里糊涂”、“（涉嫌妨害社会管理的）意思是不是我虽然喜欢中国，但因为想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家（就有问题）？”
在Twitter上的一番问答，让他的粉丝数量迅速增加，从之前约500余人，上升到目前近2200人。
不少Twitter用户随后将传唤证照片转发到国内微博上，有一位律师调侃，“这回外国人享受了一次国民待遇”，而境外媒体的解读，则将此事上升到言论自由的高度，不过《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则在微博上表示，“中国现在这样的人多了，多他一个少他一个，就像大广场上多了或少了一个杯子掉在地上的声音。”
“喝茶”一周后的7月8日，应斯文终于拿回了自己的护照，这天正好是周末。不过他发现护照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许可》已经被注销，时间戳显示注销时间是7月8日，《居留许可》原有效期至2011年7月31日。
在护照的另一页上，贴着一张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签发日期同样是7月8日，该签证的备注中写到，“缩短停留期，在2011年7月10日前出境”。境外媒体描述，此即应斯文遭到“驱逐”。一位律师表示，按照相关法律，驱逐出境是一种刑罚手段，应斯文未犯罪，因此他并非被驱逐出境。
《南都周刊》记者一周内两次联系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办，希望就应斯文称述的细节进行核实。截至发稿时，对方确认收到采访函，但未就采访内容作出回复。
独自离开
应斯文称，发还护照的警官告诉他，“中国仍然欢迎你”。不过他仍将信将疑，“真的是这样吗？我还能来中国学习或者工作吗？”
这位细心的瑞典小伙甚至担心，这次被警方传唤会不会因此影响他去台湾，“毕竟在我看来，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最近几年还是很密切的。”
7月9日，天还没有亮，应斯文带着复旦大学颁发给他的《学习证明书》，来不及参加结业典礼，就匆匆地独自前往虹桥机场，告别中国。
当地时间9日傍晚，他安全抵达斯德哥尔摩近郊的亚兰达机场，父母亲朋已早早等候在那里，在现场，甚至还有一名瑞典电台的记者正准备对他进行采访。
接下去的几天，他不停地接受瑞典国内媒体的采访，偶尔有空登录Twitter和Facebook答谢朋友们的关心，接着回到了学校。
在离开这个国家前一天，他应媒体要求，站在复旦大学的毛泽东像下拍下一张照片。
在雕像下踯躅了好一会后，这个瑞典人看了看远处南门附近的保安，轻轻地问了一句，“这会不会很敏感？”
“敏感”，是他离开中国前学到的含义最丰富的一个中文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