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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前夕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意义十分重大。会议既立足当前，突出问题导向，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向，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着眼长远，突出目标导向，确保我国经济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会议科学回答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怎么看”和“怎么干”的问题。
会议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增强必胜信心，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实际上解决了一个“怎么看”的问题。促进国内经济平稳运行，最根本的还是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从国际看，2019年全球经济周期性放缓，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受到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仍在低位徘徊。从国内看，结构调整阵痛继续显现，高杠杆下的债务可持续性压力增加，地方政府资金缺口压力加大，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经济下行压力还在持续。
在内外挑战增多的背景下，要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变。全球化虽然遭遇回头浪，但大势浩浩荡荡，信息、资金和技术跨境流动更加频繁，5G、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全球治理格局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民主的方向加快调整，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我们具备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优势。可以说，“时”和“势”都在有利于我们的一边。为此，要有必胜的信心和敢于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不断提高在复杂环境下工作的专业本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善于化危为机，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当前，我国经济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大于周期性矛盾，需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丰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内涵，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就是要求从逆周期调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发力，应对多重挑战，实现多重目标。这不仅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又是根植于中国实际的宏观管理实践创新。
國际金融危机以来，部分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缓解了经济衰退的阵痛，但结构性改革推进迟缓，深层次矛盾发酵，部分甚至向外部转嫁，政治极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倾向突出，宏观政策空间更加收窄，经济增长潜在水平继续低位徘徊。即便货币当局加大对财政透支的支持力度，可能也难有起色，反而会增加债务和资产泡沫累积风险。反观国内，我们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2015年推动“三去一降一补”，2017年提出“破立降”，2018年提出“八字方针”。中央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重点，丰富其内涵，对于促进经济再平衡、提高运行质量、促进风险收敛发挥了关键作用。
2020年要有效有力应对内外风险，顶住下行压力。会议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一方面，逆周期调节着力营造稳定宏观环境。积极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继续落实落细已出台的全面减税降费措施，并较大幅度提高专项债发行额度，优化债券期限结构和使用方式，加大对结构调整和中长期发展战略支撑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政府做好过紧日子准备。稳健货币政策更加松紧适度，既不能搞大水漫灌，也要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合理流动性支持，并根据形势变化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在稳住总需求的同时，继续在供给侧发力，用结构性改革的方法释放需求，聚焦农产品供应安全、制造业技改升级，下一代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改造，托幼、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业发展，土地要素市场改革等，不断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推动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和新的竞争优势。只要这个“结合问题”解决好了，2020年我国经济有条件保持总体稳定，“十三五”规划的各项目标也有望如期实现。
三大攻坚战，关系破解深层次发展矛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会议提出，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就要求各级干部不怕蹚深水区、不惧啃硬骨头，补齐发展短板，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
脱贫攻坚战方面，消除绝对贫困已进入收官阶段。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201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1660万人，到2019年年底预计再减少1000万。2020年需要进一步巩固成果，更加重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加强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同时启动谋划减少相对贫困。
污染防治攻坚战方面，经过几年来狠抓环境整治，生态质量明显改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成效并不稳固。还需要继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生态修复，让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绿色发展制度基础更加健全，绿色经济更为壮大，力争取得污染防治新的胜利。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方面，随着影子银行、金控公司风险得到有效管控，风险处置继续向纵深推进。要压实监管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责任，分类处置，精准拆弹。对于一些难以预料的风险，要早做预案，夯实事前事后风险防线。注意切断风险关联、传递和放大的渠道，避免酿成系统性风险。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供需“双升级”，是提升综合国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我国传统行业在促进增长、吸纳就业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一。必须要发挥好市场空间广阔、需求升级步伐快、产业体系齐备的优势，增强产业协同，弘扬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升级步伐。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力度，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结合，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监管和政策体系，为创新留下更为广阔的空间。
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开放条件的发展，要更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抓住时机，加快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外贸和外资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金融、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领域开放力度，减少准入、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隐性限制。提高自贸试验区改革探索的自主性，打造开放新制高点。
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当前，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變化，要给发展势头好、带动性强的区域更多必要的能源、环境、土地等要素保障，更多改革探索的自主空间，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结合以来，推动中西部、东北地区比较优势升级，提高产业发展水平。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破解这个主要矛盾，关键是要遵循经济规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就是要消除地方、企业和个人面临的不合理束缚，鼓励放下包袱，有所作为。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各项放权激励措施，搞活国有经济。通过完善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投资经营的法治环境，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企业家信心，促进企业家干事创业。完善科研人员发现、培养和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级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促进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完善激励容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要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分配的机制，更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在近14亿人口的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成熟经验和先例可借鉴，不断完善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至关重要。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多下功夫，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当前，一些地方或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只及一点不及其余”“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倾向，全局观、大局意识不强，一定程度上造成各种结构性紧缩叠加，增大了经济运行困难。这些问题，浅层次看，是出在部分官员不作为，层层分解并加码，行政“一刀切”；深层次看，则是因为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太大和政策协调不足，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健全密切相关。改善经济治理，必须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法治化、市场化水平，加快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政策制定和执行要从全局、循环的视角出发，有效把握内部有机联系，提高不同部门政策的协同性，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
（摘自2019年12月13日《学习时报》。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
辩证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坚定必胜的信心和攻坚克难的勇气
会议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增强必胜信心，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实际上解决了一个“怎么看”的问题。促进国内经济平稳运行，最根本的还是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从国际看，2019年全球经济周期性放缓，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布局受到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仍在低位徘徊。从国内看，结构调整阵痛继续显现，高杠杆下的债务可持续性压力增加，地方政府资金缺口压力加大，政策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经济下行压力还在持续。
在内外挑战增多的背景下，要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变。全球化虽然遭遇回头浪，但大势浩浩荡荡，信息、资金和技术跨境流动更加频繁，5G、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全球治理格局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民主的方向加快调整，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我们具备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优势。可以说，“时”和“势”都在有利于我们的一边。为此，要有必胜的信心和敢于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不断提高在复杂环境下工作的专业本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善于化危为机，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注重把逆周期调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经济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大于周期性矛盾，需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丰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内涵，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就是要求从逆周期调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发力，应对多重挑战，实现多重目标。这不仅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又是根植于中国实际的宏观管理实践创新。
國际金融危机以来，部分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缓解了经济衰退的阵痛，但结构性改革推进迟缓，深层次矛盾发酵，部分甚至向外部转嫁，政治极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倾向突出，宏观政策空间更加收窄，经济增长潜在水平继续低位徘徊。即便货币当局加大对财政透支的支持力度，可能也难有起色，反而会增加债务和资产泡沫累积风险。反观国内，我们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2015年推动“三去一降一补”，2017年提出“破立降”，2018年提出“八字方针”。中央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重点，丰富其内涵，对于促进经济再平衡、提高运行质量、促进风险收敛发挥了关键作用。
2020年要有效有力应对内外风险，顶住下行压力。会议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一方面，逆周期调节着力营造稳定宏观环境。积极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继续落实落细已出台的全面减税降费措施，并较大幅度提高专项债发行额度，优化债券期限结构和使用方式，加大对结构调整和中长期发展战略支撑领域的支持力度，同时政府做好过紧日子准备。稳健货币政策更加松紧适度，既不能搞大水漫灌，也要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合理流动性支持，并根据形势变化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在稳住总需求的同时，继续在供给侧发力，用结构性改革的方法释放需求，聚焦农产品供应安全、制造业技改升级，下一代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改造，托幼、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业发展，土地要素市场改革等，不断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推动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和新的竞争优势。只要这个“结合问题”解决好了，2020年我国经济有条件保持总体稳定，“十三五”规划的各项目标也有望如期实现。
坚定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并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
三大攻坚战，关系破解深层次发展矛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会议提出，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就要求各级干部不怕蹚深水区、不惧啃硬骨头，补齐发展短板，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
脱贫攻坚战方面，消除绝对贫困已进入收官阶段。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201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1660万人，到2019年年底预计再减少1000万。2020年需要进一步巩固成果，更加重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加强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同时启动谋划减少相对贫困。
污染防治攻坚战方面，经过几年来狠抓环境整治，生态质量明显改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成效并不稳固。还需要继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生态修复，让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绿色发展制度基础更加健全，绿色经济更为壮大，力争取得污染防治新的胜利。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方面，随着影子银行、金控公司风险得到有效管控，风险处置继续向纵深推进。要压实监管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责任，分类处置，精准拆弹。对于一些难以预料的风险，要早做预案，夯实事前事后风险防线。注意切断风险关联、传递和放大的渠道，避免酿成系统性风险。
坚定不移筑牢实体经济基础和根本，推动高质量发展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供需“双升级”，是提升综合国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我国传统行业在促进增长、吸纳就业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一。必须要发挥好市场空间广阔、需求升级步伐快、产业体系齐备的优势，增强产业协同，弘扬科学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升级步伐。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力度，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结合，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监管和政策体系，为创新留下更为广阔的空间。
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开放条件的发展，要更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抓住时机，加快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外贸和外资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金融、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领域开放力度，减少准入、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隐性限制。提高自贸试验区改革探索的自主性，打造开放新制高点。
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当前，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變化，要给发展势头好、带动性强的区域更多必要的能源、环境、土地等要素保障，更多改革探索的自主空间，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结合以来，推动中西部、东北地区比较优势升级，提高产业发展水平。
切实落实和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调动最广泛的积极性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破解这个主要矛盾，关键是要遵循经济规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就是要消除地方、企业和个人面临的不合理束缚，鼓励放下包袱，有所作为。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各项放权激励措施，搞活国有经济。通过完善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投资经营的法治环境，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企业家信心，促进企业家干事创业。完善科研人员发现、培养和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级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促进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完善激励容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要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分配的机制，更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近14亿人口的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成熟经验和先例可借鉴，不断完善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至关重要。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多下功夫，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当前，一些地方或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只及一点不及其余”“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倾向，全局观、大局意识不强，一定程度上造成各种结构性紧缩叠加，增大了经济运行困难。这些问题，浅层次看，是出在部分官员不作为，层层分解并加码，行政“一刀切”；深层次看，则是因为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太大和政策协调不足，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健全密切相关。改善经济治理，必须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法治化、市场化水平，加快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政策制定和执行要从全局、循环的视角出发，有效把握内部有机联系，提高不同部门政策的协同性，防止政出多门、政策效应相互抵消，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
（摘自2019年12月13日《学习时报》。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