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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是农村经济发展两种重要的资金供给模式，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战略选择。文章运用1980—2009年的实际数据对我国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不仅不能促进农业产值的增加，反而对农业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中农业贷款增加没有实现应有的贡献度。实行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对农业分层次资金支持的结构安排和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市场，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最有效途径。
关键词：农业贷款 财政支农 农业产值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16-04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和社会稳定。根据经济学理论，农业产值的增加取决于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的进步。但是，资金的投入并不一定转化为增加农业产值的资本，这决定于资金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外部资金来源主要是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农业贷款是指金融机构针对农业生产的需要，提供给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和个人的贷款。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及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大的特点，与工商业贷款相比，其期限较长，利息也较高。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短板，现代化的、有组织的正规商业性金融机构不仅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而且，它们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规避风险的制度和方法，还阻碍甚至禁止农村金融交易的发生，由此，大多数农业贷款的发生都有政府干预的身影。相比之下，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的支持更加直接。但其效果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和以中小农为主的农业经济特征，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因而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04年中央1号文件出台以后，政府及其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明显加强。2009年财政支农资金达到7161.4亿元，比2008年增长20.2%，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达到21623亿元，比2008年增长22.7%。从政府的种种举措来看，其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决心很大，但是，仅仅依靠增加农业信贷和财政支农投入真的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吗？本文试图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验证。
二、文献综述
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国外的研究关于农村金融领域的主要有三种理论：一是20世纪80年代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Subsidezed Credit Paradigm），该理论针对没有储蓄能力的贫困阶层，其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因此，为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的分配。二是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場理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该理论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利率必须有市场来决定，资金配置由市场来完成，完全没有必要安排为特定群体服务的贷款制度，并且提出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应该在农村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理论目前仍是农村金融领域的主流学派。三是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提供资金者（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不完全信息），纯粹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解决不了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弥补市场的失灵，政府应该介入并提供政策性支持。
国内对农业资金和农村投融资的研究也一直是热点问题。钱彦敏（1991）对中国农业资本的形成困境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性资本的投入是农业生产的最直接的推动力，但农业资本的形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讨论的投资主体的资金投入的增减变动。同时认为，财政支持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以及二元经济结构是农业资本形成的主要障碍。何广文（2002）和林毅夫（2003）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地区，甚至主要服务农村领域的农村信用社，为了脱困，开始进行撤并集中，走规模经营之路，很多改名为农村商业银行，基层业务代办点大量撤并、人员清退，决策权上收，业务非农化，从而导致了中国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信贷资金大量流失，农业资本的形成也处于低效率水平。谢平、徐忠（2006）通过对贵州省及其样本县农户和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与分析，得出两方面结论：一是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提出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陈治（2010）认为目前我国财政与农村金融的关系呈现出分裂和扭曲的非正常状态，存在着财政激励缺位或者过度的问题，指出财政与金融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资金配置方式，具有较强的功能互补性，将两者有机结合，可以解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而导致农村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困境。
以上的文献结论表明，造成农业资本形成困境的原因主要是资金投入的不足和财政、金融功能的错位导致的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其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有所启示，但也存在分析过程中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准确性的问题，一地区的调查研究可以获得更准确的研究结果，却不能兼顾各地区整体情况和长期的时间趋势；整体研究中数据处理要区分农村人口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农民收入和农业收入，对农村的贷款和对农业的贷款及消除农产品价格因素影响等。本文在克服了以上分析难点基础上，通过分析1980—2009年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对农业产值的影响，考察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在进行实证分析前运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变量数据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采取差分处理使之变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同阶单整的，那么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确定农业总产值与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之间的长期关系。协整理论是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Engle和Granger认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协整的，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运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然后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分析我国农业信贷与农业总产值及农业信贷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关系，考察分析农业信贷的绩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变量X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助于改进变量Y的预测，则说变量Y是由变量X格兰杰原因引起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滞后时间长度的确定，在实际分析中检验的功效取决于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如果滞后期数随机确定，检验结果会出现错误。在本研究中，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按照AIC准则确定的。在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行方差分解，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
（二）数据说明
为了能够客观地揭示我国农业信贷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我们以1980—2009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0年）、《中国金融年鉴》（1981—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财政年鉴》（2007年）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具体为：
1.人均农业贷款。《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农村的信贷包括农业贷款和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其中农业贷款包括对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贷款。本文重点考察信支持贷对农民进行农业产业的影响，数据采用农业贷款。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低，为了增强模型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本文采用农业贷款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人口之比即人均农业贷款。
2.人均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即每年农业增加值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每年增加值。影响农业产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产品价格，随着耕地和从事第一产业人口的减少，农产品价格上升明显，例如2009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①比2000年上涨了64%。为了消除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因素，数据以2000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不变价，对其他年份农业产值进行相应调整。同时，人均农业总产值取每年农业总产值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人口之比。
3.人均财政支农资金。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财政支农主要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粮食、农资、良種、农机具四项补贴及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本文人均财政支农资金指农村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口平均支农资金，即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总额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人口之比。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研究利用Eviews6.0软件，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这里，首先对人均农业贷款、人均农业产值和人均财政支农资金取对数，分别用1nL、1nP和1nF表示。由图1可以看出，自然对数均存在一定时间趋势和截距，因此ADF单位根检验回归方程中应该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通过检验发现，1nL、1nP和均为非平稳变量。本研究对于非平稳变量的处理主要采用差分法，结果见表3。其中，△1nL、△1nP、和△1nF分别表示对相关变量取一阶差分值。从表1中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都是平稳的，同时也都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因此，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Jon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检验方法，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检验之前，要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AIC和SC准则可以确定变量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2。同时，本文利用Q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JB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2的该VAR模型，发现其拟合优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是最优模型。表2为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
由表2可知，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980—2009年的样本区间内，LnP、LnL和Ln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1.600844，0.558871）
则这四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nP=1.600844*LnL-0.558871*lnF（1）
（1.53810）（0.62721）
（1）式表明，在1980—2009年，上述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各变量都是对数形式，这些系数反映了长期的弹性（括号内的数据表示各系数的标准差）。由理论模型可知，如果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是有效率的，那么，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将显著地为正。然而，从（1）式中可以看出，1980—2009年，中国人均农业总产值与人均财政支农资金之间存在负的弹性关系，而中国农业人均总产值与人均农业贷款之间存在正的弹性关系。这说明，1980—2009年间，农业贷款在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财政支农资金配置并不是有效率的。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1980—2009年，中国人均农业总产值与人均农业贷款和人均财政支农资金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短期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本文再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农业总产值与农业贷款、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判断它们之间的短期关系。
农业产值与农业贷款、财政支农资金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上表3。可以看出，在最优滞后期时，△LnP不是△LnL和△LnF的格兰杰原因，△LnF也不是△LnP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1980—2009年，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虽然△LnP不是△LnL的格兰杰原因，但△LnL不是△LnP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却非常小仅为0.71%，这说明，1980—2009年，农业贷款增长是农业增加值增长的原因。
（三）方差分解
Johansen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仅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不能说明这种关系的强度。因此，本研究利用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随机误差项）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②。人均农业总产值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产值的影响较小，农业产值的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其自身和农业贷款的影响。由表中可知，农业贷款对农业产值的贡献率从滞后5期开始迅速增加，分别保持在2%~5%和7%~10%。这说明，农业贷款虽然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投入数量不足，其贡献也是有限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农业产值的增加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多少，以及技术的进步。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都可以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供给，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1980—2009年间，农业支农资金的增长不仅不能促进农业产值的增加，反而对农业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农业贷款的增加也没有具备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中应有的贡献度。这一结果显然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但是，这一结论并不能否定农业贷款、财政支农支持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有效性。其揭示了由于中国缺乏稳定的农业资本形成机制而导致了资金的配置效率低下这一事实。本文分析原因有：一方面，对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的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被非法挪用和占用了很大比例，实际到位的资金减少，降低了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要求进行的投资要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农业的投入和产值的增加需要较长时间的促进，这可能会导致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流入到其他投资领域，分流了农业发展的资金供给，造成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支农资金结构配置不合理，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长期优势，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不能大幅提高。现在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多用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和化肥、农药、农机具等的支持，对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比例偏低，忽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发展的长期促进作用。
针对以上结论可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实行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对农业分层次资金支持的结构安排。鉴于财政支农资金易于整合、量大可以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特点，应侧重于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压缩农业事业费支出，可使财政支农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在满足农民小额资金需求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化的作用，逐步转变依靠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的方式，大力发展农业贷款等市场化资金供给方式，鼓励各商业银行增加对三农的贷款，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开展小额贷款业务。
2.加强农村金融市场建设。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增加资金投入是必要和迫切的，但是资金的投入并不一定转化为发展农村经济的资本要素。只一味强调增加资金投入，而忽视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实际政策的运行结果就会大打折扣，往往会出现一边是连续不断地资金投入，另一边却是大量资金流向了非农渠道，还有许多资金停留在了低效率项目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所有这一切只有通过市场和制度的建设才可以解决。加强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制度和农业经营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以提高农业和农村的资金利用效率；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结构，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改变政府的绩效考核方式，真正形成对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监控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农业和农村资金的高效配置，从而进一步缓解农业和农村经济發展的资金瓶颈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2000年以前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产品生产者出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及幅度的相对数，该指数可以客观反映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水平和结构变动情况。
②特伦斯.C.米尔斯（2002），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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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超杰，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解放路支行副行长，博士，经济师 江苏南京 210016）
（责编：若佳）
关键词：农业贷款 财政支农 农业产值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16-04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和社会稳定。根据经济学理论，农业产值的增加取决于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的进步。但是，资金的投入并不一定转化为增加农业产值的资本，这决定于资金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外部资金来源主要是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农业贷款是指金融机构针对农业生产的需要，提供给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和个人的贷款。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及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大的特点，与工商业贷款相比，其期限较长，利息也较高。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短板，现代化的、有组织的正规商业性金融机构不仅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而且，它们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规避风险的制度和方法，还阻碍甚至禁止农村金融交易的发生，由此，大多数农业贷款的发生都有政府干预的身影。相比之下，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的支持更加直接。但其效果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和以中小农为主的农业经济特征，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因而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04年中央1号文件出台以后，政府及其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明显加强。2009年财政支农资金达到7161.4亿元，比2008年增长20.2%，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达到21623亿元，比2008年增长22.7%。从政府的种种举措来看，其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决心很大，但是，仅仅依靠增加农业信贷和财政支农投入真的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吗？本文试图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验证。
二、文献综述
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国外的研究关于农村金融领域的主要有三种理论：一是20世纪80年代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Subsidezed Credit Paradigm），该理论针对没有储蓄能力的贫困阶层，其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因此，为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的分配。二是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場理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该理论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利率必须有市场来决定，资金配置由市场来完成，完全没有必要安排为特定群体服务的贷款制度，并且提出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应该在农村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理论目前仍是农村金融领域的主流学派。三是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提供资金者（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不完全信息），纯粹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解决不了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弥补市场的失灵，政府应该介入并提供政策性支持。
国内对农业资金和农村投融资的研究也一直是热点问题。钱彦敏（1991）对中国农业资本的形成困境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性资本的投入是农业生产的最直接的推动力，但农业资本的形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讨论的投资主体的资金投入的增减变动。同时认为，财政支持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以及二元经济结构是农业资本形成的主要障碍。何广文（2002）和林毅夫（2003）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地区，甚至主要服务农村领域的农村信用社，为了脱困，开始进行撤并集中，走规模经营之路，很多改名为农村商业银行，基层业务代办点大量撤并、人员清退，决策权上收，业务非农化，从而导致了中国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信贷资金大量流失，农业资本的形成也处于低效率水平。谢平、徐忠（2006）通过对贵州省及其样本县农户和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与分析，得出两方面结论：一是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提出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陈治（2010）认为目前我国财政与农村金融的关系呈现出分裂和扭曲的非正常状态，存在着财政激励缺位或者过度的问题，指出财政与金融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资金配置方式，具有较强的功能互补性，将两者有机结合，可以解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而导致农村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困境。
以上的文献结论表明，造成农业资本形成困境的原因主要是资金投入的不足和财政、金融功能的错位导致的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其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有所启示，但也存在分析过程中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准确性的问题，一地区的调查研究可以获得更准确的研究结果，却不能兼顾各地区整体情况和长期的时间趋势；整体研究中数据处理要区分农村人口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农民收入和农业收入，对农村的贷款和对农业的贷款及消除农产品价格因素影响等。本文在克服了以上分析难点基础上，通过分析1980—2009年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对农业产值的影响，考察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在进行实证分析前运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变量数据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采取差分处理使之变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同阶单整的，那么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确定农业总产值与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之间的长期关系。协整理论是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Engle和Granger认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协整的，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运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然后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分析我国农业信贷与农业总产值及农业信贷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关系，考察分析农业信贷的绩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变量X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助于改进变量Y的预测，则说变量Y是由变量X格兰杰原因引起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滞后时间长度的确定，在实际分析中检验的功效取决于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如果滞后期数随机确定，检验结果会出现错误。在本研究中，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按照AIC准则确定的。在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行方差分解，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
（二）数据说明
为了能够客观地揭示我国农业信贷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我们以1980—2009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0年）、《中国金融年鉴》（1981—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财政年鉴》（2007年）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具体为：
1.人均农业贷款。《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农村的信贷包括农业贷款和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其中农业贷款包括对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贷款。本文重点考察信支持贷对农民进行农业产业的影响，数据采用农业贷款。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低，为了增强模型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本文采用农业贷款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人口之比即人均农业贷款。
2.人均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即每年农业增加值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每年增加值。影响农业产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产品价格，随着耕地和从事第一产业人口的减少，农产品价格上升明显，例如2009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①比2000年上涨了64%。为了消除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因素，数据以2000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不变价，对其他年份农业产值进行相应调整。同时，人均农业总产值取每年农业总产值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人口之比。
3.人均财政支农资金。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财政支农主要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粮食、农资、良種、农机具四项补贴及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本文人均财政支农资金指农村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口平均支农资金，即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总额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人口之比。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研究利用Eviews6.0软件，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这里，首先对人均农业贷款、人均农业产值和人均财政支农资金取对数，分别用1nL、1nP和1nF表示。由图1可以看出，自然对数均存在一定时间趋势和截距，因此ADF单位根检验回归方程中应该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通过检验发现，1nL、1nP和均为非平稳变量。本研究对于非平稳变量的处理主要采用差分法，结果见表3。其中，△1nL、△1nP、和△1nF分别表示对相关变量取一阶差分值。从表1中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都是平稳的，同时也都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因此，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Jon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检验方法，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检验之前，要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AIC和SC准则可以确定变量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2。同时，本文利用Q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JB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2的该VAR模型，发现其拟合优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是最优模型。表2为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
由表2可知，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980—2009年的样本区间内，LnP、LnL和Ln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1.600844，0.558871）
则这四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nP=1.600844*LnL-0.558871*lnF（1）
（1.53810）（0.62721）
（1）式表明，在1980—2009年，上述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各变量都是对数形式，这些系数反映了长期的弹性（括号内的数据表示各系数的标准差）。由理论模型可知，如果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是有效率的，那么，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将显著地为正。然而，从（1）式中可以看出，1980—2009年，中国人均农业总产值与人均财政支农资金之间存在负的弹性关系，而中国农业人均总产值与人均农业贷款之间存在正的弹性关系。这说明，1980—2009年间，农业贷款在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财政支农资金配置并不是有效率的。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1980—2009年，中国人均农业总产值与人均农业贷款和人均财政支农资金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短期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本文再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农业总产值与农业贷款、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判断它们之间的短期关系。
农业产值与农业贷款、财政支农资金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上表3。可以看出，在最优滞后期时，△LnP不是△LnL和△LnF的格兰杰原因，△LnF也不是△LnP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1980—2009年，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虽然△LnP不是△LnL的格兰杰原因，但△LnL不是△LnP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却非常小仅为0.71%，这说明，1980—2009年，农业贷款增长是农业增加值增长的原因。
（三）方差分解
Johansen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仅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不能说明这种关系的强度。因此，本研究利用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随机误差项）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②。人均农业总产值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产值的影响较小，农业产值的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其自身和农业贷款的影响。由表中可知，农业贷款对农业产值的贡献率从滞后5期开始迅速增加，分别保持在2%~5%和7%~10%。这说明，农业贷款虽然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投入数量不足，其贡献也是有限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农业产值的增加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多少，以及技术的进步。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都可以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供给，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1980—2009年间，农业支农资金的增长不仅不能促进农业产值的增加，反而对农业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农业贷款的增加也没有具备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中应有的贡献度。这一结果显然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但是，这一结论并不能否定农业贷款、财政支农支持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有效性。其揭示了由于中国缺乏稳定的农业资本形成机制而导致了资金的配置效率低下这一事实。本文分析原因有：一方面，对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的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被非法挪用和占用了很大比例，实际到位的资金减少，降低了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要求进行的投资要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农业的投入和产值的增加需要较长时间的促进，这可能会导致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流入到其他投资领域，分流了农业发展的资金供给，造成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支农资金结构配置不合理，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长期优势，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不能大幅提高。现在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多用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和化肥、农药、农机具等的支持，对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比例偏低，忽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发展的长期促进作用。
针对以上结论可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实行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对农业分层次资金支持的结构安排。鉴于财政支农资金易于整合、量大可以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特点，应侧重于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压缩农业事业费支出，可使财政支农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在满足农民小额资金需求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化的作用，逐步转变依靠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的方式，大力发展农业贷款等市场化资金供给方式，鼓励各商业银行增加对三农的贷款，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开展小额贷款业务。
2.加强农村金融市场建设。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增加资金投入是必要和迫切的，但是资金的投入并不一定转化为发展农村经济的资本要素。只一味强调增加资金投入，而忽视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实际政策的运行结果就会大打折扣，往往会出现一边是连续不断地资金投入，另一边却是大量资金流向了非农渠道，还有许多资金停留在了低效率项目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所有这一切只有通过市场和制度的建设才可以解决。加强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制度和农业经营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以提高农业和农村的资金利用效率；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结构，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改变政府的绩效考核方式，真正形成对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监控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农业和农村资金的高效配置，从而进一步缓解农业和农村经济發展的资金瓶颈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2000年以前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产品生产者出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及幅度的相对数，该指数可以客观反映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水平和结构变动情况。
②特伦斯.C.米尔斯（2002），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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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超杰，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解放路支行副行长，博士，经济师 江苏南京 21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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