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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哭，戴着隐形眼镜呢。”刘烨点起一支烟，聊起不久前斩获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这个奖项来之不易，距离他上一次拿到表演奖项已经12年。
影帝
过去12年，刘烨成了这个行当里的“老司机”。他重视观众。当年，他和周迅、陈坤一起拍《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另外两人已经因为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而家喻户晓，而他自己还是个没有什么群众基础的文艺片男神。三人一起走在大街上，“粉丝”认出周迅和陈坤，拥上来签名、合影，刘烨被冷落在一旁，心里不是滋味。“我就等在那儿，他们连看都不看我。哥儿们拍了那么多牛×的电影，也抵不过一部大火的电视剧。”
刘烨看到了甜头，不再端着。“上学时候还想着，以后只拍电影，不拍电视剧，可见行不通，没有群众基础。”没过多久，刘烨就拍了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夜之间也变得跟周迅、陈坤一样家喻户晓。
他从来不是一个固执的艺术家或者文艺青年，不死磕，喜欢顺势而为，拍大片就是在“跟着大潮流走”。2004年前后，电影市场变了，文艺片不再吃香，拼投资、拼演员阵容的时代来了。刘烨赶上了大片时代的第一班列车，他拍了陈凯歌的《无极》，也拍了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是没想到，这两部电影让他遭遇了劈头盖脸的谩骂和指责。“观众骂烂片，骂我演的角色懦弱，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从那之后，刘烨吸取教训，尽量不拍负面角色，尽量找与自己气质类似的角色。“观众不懂什么塑造，他們的想法很简单，觉得角色就是你自己，拍些观众喜欢的，这样最稳妥。”
最近几年，微博火了，真人秀也火了，刘烨一个都没落下。他在“花样爷爷”里搞定了几个老前辈，带儿子诺一上“爸爸去哪儿”，又在“星球者联盟”里组队打篮球。“真人秀曝光度高啊，又不像电视剧，一耗好几个月，高效啊。”
在微博上，他是“火华社长”，一呼百应。“跑电影宣传，好多小孩见到我，管你什么戏，我没看过，但你是我们大火华社长。社长！社长！孩子们全喊这个。”
电视剧、电影拍了几十部，与各种水准的导演合作，大多数时候，刘烨过得“既开心又无聊”。他学会了看人下菜碟，遇到水平不高的导演，就蒙混过关，“不用使太大力气，随便给点东西人家就觉得厉害，大家皆大欢喜”。
经纪人常继红说，刘烨“聪明，从不白费工夫”，遇到好导演就越演越带劲，导演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但遇到不那么靠谱的导演和班底，他也没有凭一己之力挽救一部戏的野心，老老实实干完自己的活，赚了该赚的钱就收工回家。“现在好些演员还带着编剧进组，刘烨从没这习惯，导演的就是导演的，他为导演服务，对自己的定位特别清晰。”常继红说，“所以，他得遇到好导演才能出得来。”
曹保平也觉得，刘烨和邓超、张译这类的大演员不同。他被动，甚至有点懒散，需要有人在后面推一把，“不然很容易就滑过去了”。拍《追凶者也》时，刘烨是全剧组最“耐拍”的演员，曹保平在他身上花的工夫最多。“像张译他们，心里装着事儿，该怎么演，他都给设计好了，现场拍个两三条，基本定型了。刘烨不是，拍十条八条，他还能给你新东西。你就要不断地拍他，不断地榨取他。”
刘烨在这种榨取中找到了快感：“找回了十几年前拍戏的感觉，特较真儿，特轴，让你重新觉得，表演是件挺神圣的事。哥们儿不是‘网红’，不是‘综艺咖’，哥们儿是一好演员。”
焦虑
十几年前，常继红第一次见到刘烨，“又高又憨，一脸包”。当时的刘烨状态不太好。“过去的365天，他一共休息了三天。有危机感，神经是紧绷着的。同时搭着好几部戏，这个也要演，那个也要接，觉得如果自己不拍就成全了别人，那可绝对不行。”常继红看到眼前的刘烨，第一反应不是和他谈工作，而是教会他休息。“我和他说，你要是交给我经营，我就要把握你的节奏，你得学会休息，要调整好节奏。”
与常继红签约前，两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交接工作，刘烨握着笔，抱着小本子，窝在椅子里涂涂抹抹。“他在算日子，几部戏，时间怎么安排能排得开，争分夺秒的，我看着都累。”
刘烨爱喝酒的坏名声也是那时传出来的。那几年，他常混饭局，逢酒必喝，逢喝必大，喝大了难免口无遮拦，得罪过圈内人，也得罪过媒体。“他不是爱热闹，而是怕错过机会。”常继红说，当年的刘烨其实是个闷葫芦，“话少、腼腆，交流起来特费劲，想和他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怯场，刘烨只能逼自己喝酒，“不会说话，酒品得好”，喝得飘飘然了，就能打开话匣子，能说会道了，也许就能撞上机会。
2005年，刘烨演了孟京辉的话剧《琥珀》。他饰演的男主角高辕是唐璜式的人物，英俊、幽默，心脏病又增添了他的病态美，有种及时行乐的荒唐感。某种程度上，高辕和当时的刘烨有些类似，他们都在与时间赛跑，都在竭尽所能地消耗自己。这出戏刘烨演得很过瘾，他在舞台上奔跑、嘶吼，燃烧了高辕，也灼伤了自己。“2006年前后，突然就不行了，人生就低谷了。”刘烨在很多场合讲述过那段以酒精和安眠药熬过的日子。当时，他刚和女朋友分手，又在同时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暗物质》，一部是投资数亿元的商业片，一部是后来多次获奖的文艺片，一部在重庆取景，一部在洛杉矶。那段时间，刘烨常常要飞过半个地球搭戏，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他一刻也睡不着，眼睁睁看着窗外的天亮了又黑了。飞机落地后，密集的工作让他连床都摸不到。他不怕自己身体垮掉，怕的是自己垮了，戏就接不上，这么重要的工作搞砸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常繼红放心不下当时的刘烨，“什么都闷在心里，不会倾诉”。为了让刘烨散散心，她和孟京辉组织了一个小型车队，五辆车，十几号人，一路向北往刘烨的老家吉林开。常继红让刘烨做车队的总指挥，一路上，他拿着对讲机指挥车队，给大家介绍每一个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出去了，人就打开一点。
“他遭的所有罪都是因为起点太高。”常继红说，刘烨很幸运，一出道就遇到大导演，几乎没演过配角，是铁打的男一号。《蓝宇》和《美人草》先后获奖，一毕业就成了影帝，一切功名都来得太快了。“他怕掉下去，总觉得应该更好，把自己往死里逼。”常继红说。 “《紫蝴蝶》之前，我觉得拿奖跟玩儿似的。谁知道，2004年之后，得奖的事就离我非常遥远了。越着急越没戏，这些年拍过很多电影，称得上作品的没有几部。”刘烨说。
在曾经的中戏班主任常莉老师眼中，刘烨犯不着焦虑，他是个一定出得来的苗子，一进学校老师们就都看得出来。“几乎每个导演来选角色，都会相中他，气质很特别。”但大学四年，常莉一直“按着他”，一般的电视剧，即便是男一号，常莉也不让刘烨接。“幸亏这老太太，这不，一上来就赶上霍建起导演的片子了。”
拍《那山那人那狗》时，刘烨整个人都是蒙的，一对着镜头就犯傻。“刚开始还有舞台范儿，导演就和我说，刘烨你不用那么演，就像跟我聊天一样，你试试。”一试就成了。刘烨觉得自己悟性好，“大概是适合干这个”。
快毕业时，关锦鹏找他拍《蓝宇》，让他演一个同性恋。“2000年啊，这意识太超前了。”刘烨挣扎了一下，心想：“关导啊，大导演，《阮玲玉》《胭脂扣》《红玫瑰白玫瑰》，都是港片里的代表作，这样的导演肯定错不了。”
得知刘烨要演一个同性恋，同学都不敢相信。在学校里，刘烨是个晚熟的漂亮男孩，有点糙，有点大男子主义，经典造型是“穿牛仔服，留长发，抽不带嘴儿的骆驼香烟”。“蓝宇那阴柔，”刘烨瞟了个眼神，架了一个兰花指说，“演起来心里实在没底。”
好在那时的电影拍摄还很踏实，导演和演员都舍得花时间打磨。“大家都特有创作的状态，关导带着我和师哥（胡军），每天憋在酒店里对台词，光读剧本就读了一个半月。现在哪儿有人肯花这工夫。”
面子、里子
尽管刘烨渴望和好导演合作，但他也从不好意思主动争取角色，当年喝了那么多酒，他也开不了口。合作了十几年，常继红倒是能洞察刘烨的心思。拍完《追凶者也》，主创们一起吃饭，常继红漫不经心地传话曹保平：“老曹，找个机会咱再弄一个电影。”刘烨赶紧附和：“对对对，再弄一个，弄一个。”
“东北人，要面子，不好意思求人办事。”常继红说，很多时候，她要去揣摩刘烨的心思，有些机会得出面帮他争取。
因为要面子，刘烨也遭了不少罪。《追凶者也》里，他要开一辆明黄色的修理车在山路上追车、追人。“那车破的，方向盘没有助力，连手刹都没有，门也打不开，坐上去，一脚油门窜出去老远。”刘烨看看车，看看狭窄的山路，再看看身后悬崖下的景色，“当时心都凉了”。
但刘烨还是硬撑着上了车。他先戴上框架眼镜，在每一个转弯处放上石头做标记，自己测量好距离，铆足了精神控制这辆破车，每场戏都拍得心惊胆战。“讲真的，也就是刘烨够虎，胆子够大，换了别人，有些戏我们可能就拍不了了。”曹保平说。
“他就是不认怂。”常继红还记得，当年刘烨在外地拍戏，她去探班。“我一看他，嚯，眼睛都感染流脓了，还在那儿撑着呢。我赶紧带他去跟剧组请假，到医院看了眼睛，休息了一个星期。”
“不是不害怕。”刘烨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就是硬撑着，哥们儿不能掉链子，不然多没面子啊。”事实上，关起门来，刘烨因为怕疼，十几年没打过针。
刘烨的妻子安娜曾接受媒体采访，提起为什么嫁给刘烨，她说是因为刘烨有法国男人所不具备的对家庭的责任心。“男人就该养家，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提起家庭，刘烨的大男子主义又按捺不住了。
当初，为筹备“爸爸去哪儿”，节目剧组来拍诺一的短片。导演组举着摄像机拍诺一，一会儿说一段这个，一会儿演一段儿那个。坐在一边的刘烨开始焦虑了：“搞得跟试镜似的，好像哪里不对啊？我儿子这么小怎么就出来工作了呢？工作是我的事啊！”常继红赶紧说服刘烨：“不算工作，这是正能量，这不是给你机会和诺一相处吗？”刘烨冷静了一下，勉强说服自己。
刘烨的弟弟曾经和他说，《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是最接近他这个人的角色，爷们儿、讲义气、豁得出去。刘烨却觉得，钟跃民只是他“糙老爷们儿”的那一面，《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里的龙小羽是他的另一面——敏感而脆弱。
刚上中戏时，刘烨差点退学，不是学业跟不上，而是搞不懂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一点点小事我就能琢磨好久。”刘烨说，当年还没有手机，他借钱给一位女同学打公共电话，对方放下电话，扭头就走了，连句谢谢都没有，这让他觉得受伤。同学一起吃饭，吃完了，也聊够了，大家干坐着不结账，原来是都不想买单。“这些困扰我很久，当时的同学大多是艺校的，接触社会早，我一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各种想不明白。”
多数时候，他不会向家里表达负面情緒，偶尔分享心事也是找母亲，对父亲他尊重，却敬而远之。刘烨成长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父亲严厉，母亲和蔼。刘烨和妈妈的关系好，“两个人总像有心理感应似的”。当年考中戏，妈妈和他当时的辅导老师一起来陪考，二试结束后，刘烨觉得考砸了，希望不大。晚上回到宾馆，他窝在被窝里哭，哭着哭着，妈妈进来了，摸黑坐在他床边，拉着他的手，两个人一起哭，“谁都不说话”。
后来，刘烨离开家，压力大到憋不住了，就打电话给妈妈。不说什么，哭一会儿，心里就好受很多。
安娜说过：“女人要做她们老公的母亲，因为老公离开妈妈之后，他就要找一个像他妈妈的女人，这个不用骗自己，就是这样的。”
在遇到安娜之前，常继红很多时候充当了妈妈的角色。有时候，在外面工作得不顺利，他就去常继红家串门。聊着聊着，越说越觉得委屈，突然就趴在桌子上哭起来。“一开始我还挺意外的，后来知道了，这就是他的发泄方式，慢慢也就习惯了。”有时候，刘烨会大半夜给常继红打电话，常继红说：“怎么着，又想哭了是吧，哭吧，别绷着。”
和安娜在一起之后，刘烨很少在常继红面前流泪了。“家庭让他觉得踏实，别看他是个糙老爷们儿，其实内心就是个孩子，特别缺乏安全感。”常继红说。
2016年夏天，《追凶者也》和《我的战争》同档期上映，两部电影都要跑路演，劉烨又要不停奔波了。“但这次他调整得特别好。”常继红说，刘烨告诉她，自己每天都在酒店里跑步，每到一个城市几乎都有饭局，但他尽量不参加。这段工作结束，他就和安娜一起，带着孩子去以色列度假，休息一下，回来还有个大项目要做。
这一两年，刘烨会打电话给常继红，约她喝咖啡，聊聊天。聊天时，刘烨话多且密，段子一个接一个。放到十几年前，这简直不可想象。
“他现在有那个向上的劲头。我们有很多事要做，譬如做导演，改变一下他的角色。这些规划几年前就有，但时机都不成熟。他现在渐渐成熟了，有那个气场，可以主宰一些东西，有些事也是时候做了。”常继红说。
影帝
过去12年，刘烨成了这个行当里的“老司机”。他重视观众。当年，他和周迅、陈坤一起拍《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另外两人已经因为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而家喻户晓，而他自己还是个没有什么群众基础的文艺片男神。三人一起走在大街上，“粉丝”认出周迅和陈坤，拥上来签名、合影，刘烨被冷落在一旁，心里不是滋味。“我就等在那儿，他们连看都不看我。哥儿们拍了那么多牛×的电影，也抵不过一部大火的电视剧。”
刘烨看到了甜头，不再端着。“上学时候还想着，以后只拍电影，不拍电视剧，可见行不通，没有群众基础。”没过多久，刘烨就拍了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一夜之间也变得跟周迅、陈坤一样家喻户晓。
他从来不是一个固执的艺术家或者文艺青年，不死磕，喜欢顺势而为，拍大片就是在“跟着大潮流走”。2004年前后，电影市场变了，文艺片不再吃香，拼投资、拼演员阵容的时代来了。刘烨赶上了大片时代的第一班列车，他拍了陈凯歌的《无极》，也拍了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是没想到，这两部电影让他遭遇了劈头盖脸的谩骂和指责。“观众骂烂片，骂我演的角色懦弱，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从那之后，刘烨吸取教训，尽量不拍负面角色，尽量找与自己气质类似的角色。“观众不懂什么塑造，他們的想法很简单，觉得角色就是你自己，拍些观众喜欢的，这样最稳妥。”
最近几年，微博火了，真人秀也火了，刘烨一个都没落下。他在“花样爷爷”里搞定了几个老前辈，带儿子诺一上“爸爸去哪儿”，又在“星球者联盟”里组队打篮球。“真人秀曝光度高啊，又不像电视剧，一耗好几个月，高效啊。”
在微博上，他是“火华社长”，一呼百应。“跑电影宣传，好多小孩见到我，管你什么戏，我没看过，但你是我们大火华社长。社长！社长！孩子们全喊这个。”
电视剧、电影拍了几十部，与各种水准的导演合作，大多数时候，刘烨过得“既开心又无聊”。他学会了看人下菜碟，遇到水平不高的导演，就蒙混过关，“不用使太大力气，随便给点东西人家就觉得厉害，大家皆大欢喜”。
经纪人常继红说，刘烨“聪明，从不白费工夫”，遇到好导演就越演越带劲，导演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但遇到不那么靠谱的导演和班底，他也没有凭一己之力挽救一部戏的野心，老老实实干完自己的活，赚了该赚的钱就收工回家。“现在好些演员还带着编剧进组，刘烨从没这习惯，导演的就是导演的，他为导演服务，对自己的定位特别清晰。”常继红说，“所以，他得遇到好导演才能出得来。”
曹保平也觉得，刘烨和邓超、张译这类的大演员不同。他被动，甚至有点懒散，需要有人在后面推一把，“不然很容易就滑过去了”。拍《追凶者也》时，刘烨是全剧组最“耐拍”的演员，曹保平在他身上花的工夫最多。“像张译他们，心里装着事儿，该怎么演，他都给设计好了，现场拍个两三条，基本定型了。刘烨不是，拍十条八条，他还能给你新东西。你就要不断地拍他，不断地榨取他。”
刘烨在这种榨取中找到了快感：“找回了十几年前拍戏的感觉，特较真儿，特轴，让你重新觉得，表演是件挺神圣的事。哥们儿不是‘网红’，不是‘综艺咖’，哥们儿是一好演员。”
焦虑
十几年前，常继红第一次见到刘烨，“又高又憨，一脸包”。当时的刘烨状态不太好。“过去的365天，他一共休息了三天。有危机感，神经是紧绷着的。同时搭着好几部戏，这个也要演，那个也要接，觉得如果自己不拍就成全了别人，那可绝对不行。”常继红看到眼前的刘烨，第一反应不是和他谈工作，而是教会他休息。“我和他说，你要是交给我经营，我就要把握你的节奏，你得学会休息，要调整好节奏。”
与常继红签约前，两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交接工作，刘烨握着笔，抱着小本子，窝在椅子里涂涂抹抹。“他在算日子，几部戏，时间怎么安排能排得开，争分夺秒的，我看着都累。”
刘烨爱喝酒的坏名声也是那时传出来的。那几年，他常混饭局，逢酒必喝，逢喝必大，喝大了难免口无遮拦，得罪过圈内人，也得罪过媒体。“他不是爱热闹，而是怕错过机会。”常继红说，当年的刘烨其实是个闷葫芦，“话少、腼腆，交流起来特费劲，想和他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怯场，刘烨只能逼自己喝酒，“不会说话，酒品得好”，喝得飘飘然了，就能打开话匣子，能说会道了，也许就能撞上机会。
2005年，刘烨演了孟京辉的话剧《琥珀》。他饰演的男主角高辕是唐璜式的人物，英俊、幽默，心脏病又增添了他的病态美，有种及时行乐的荒唐感。某种程度上，高辕和当时的刘烨有些类似，他们都在与时间赛跑，都在竭尽所能地消耗自己。这出戏刘烨演得很过瘾，他在舞台上奔跑、嘶吼，燃烧了高辕，也灼伤了自己。“2006年前后，突然就不行了，人生就低谷了。”刘烨在很多场合讲述过那段以酒精和安眠药熬过的日子。当时，他刚和女朋友分手，又在同时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暗物质》，一部是投资数亿元的商业片，一部是后来多次获奖的文艺片，一部在重庆取景，一部在洛杉矶。那段时间，刘烨常常要飞过半个地球搭戏，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他一刻也睡不着，眼睁睁看着窗外的天亮了又黑了。飞机落地后，密集的工作让他连床都摸不到。他不怕自己身体垮掉，怕的是自己垮了，戏就接不上，这么重要的工作搞砸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常繼红放心不下当时的刘烨，“什么都闷在心里，不会倾诉”。为了让刘烨散散心，她和孟京辉组织了一个小型车队，五辆车，十几号人，一路向北往刘烨的老家吉林开。常继红让刘烨做车队的总指挥，一路上，他拿着对讲机指挥车队，给大家介绍每一个自己生活过的地方，出去了，人就打开一点。
“他遭的所有罪都是因为起点太高。”常继红说，刘烨很幸运，一出道就遇到大导演，几乎没演过配角，是铁打的男一号。《蓝宇》和《美人草》先后获奖，一毕业就成了影帝，一切功名都来得太快了。“他怕掉下去，总觉得应该更好，把自己往死里逼。”常继红说。 “《紫蝴蝶》之前，我觉得拿奖跟玩儿似的。谁知道，2004年之后，得奖的事就离我非常遥远了。越着急越没戏，这些年拍过很多电影，称得上作品的没有几部。”刘烨说。
在曾经的中戏班主任常莉老师眼中，刘烨犯不着焦虑，他是个一定出得来的苗子，一进学校老师们就都看得出来。“几乎每个导演来选角色，都会相中他，气质很特别。”但大学四年，常莉一直“按着他”，一般的电视剧，即便是男一号，常莉也不让刘烨接。“幸亏这老太太，这不，一上来就赶上霍建起导演的片子了。”
拍《那山那人那狗》时，刘烨整个人都是蒙的，一对着镜头就犯傻。“刚开始还有舞台范儿，导演就和我说，刘烨你不用那么演，就像跟我聊天一样，你试试。”一试就成了。刘烨觉得自己悟性好，“大概是适合干这个”。
快毕业时，关锦鹏找他拍《蓝宇》，让他演一个同性恋。“2000年啊，这意识太超前了。”刘烨挣扎了一下，心想：“关导啊，大导演，《阮玲玉》《胭脂扣》《红玫瑰白玫瑰》，都是港片里的代表作，这样的导演肯定错不了。”
得知刘烨要演一个同性恋，同学都不敢相信。在学校里，刘烨是个晚熟的漂亮男孩，有点糙，有点大男子主义，经典造型是“穿牛仔服，留长发，抽不带嘴儿的骆驼香烟”。“蓝宇那阴柔，”刘烨瞟了个眼神，架了一个兰花指说，“演起来心里实在没底。”
好在那时的电影拍摄还很踏实，导演和演员都舍得花时间打磨。“大家都特有创作的状态，关导带着我和师哥（胡军），每天憋在酒店里对台词，光读剧本就读了一个半月。现在哪儿有人肯花这工夫。”
面子、里子
尽管刘烨渴望和好导演合作，但他也从不好意思主动争取角色，当年喝了那么多酒，他也开不了口。合作了十几年，常继红倒是能洞察刘烨的心思。拍完《追凶者也》，主创们一起吃饭，常继红漫不经心地传话曹保平：“老曹，找个机会咱再弄一个电影。”刘烨赶紧附和：“对对对，再弄一个，弄一个。”
“东北人，要面子，不好意思求人办事。”常继红说，很多时候，她要去揣摩刘烨的心思，有些机会得出面帮他争取。
因为要面子，刘烨也遭了不少罪。《追凶者也》里，他要开一辆明黄色的修理车在山路上追车、追人。“那车破的，方向盘没有助力，连手刹都没有，门也打不开，坐上去，一脚油门窜出去老远。”刘烨看看车，看看狭窄的山路，再看看身后悬崖下的景色，“当时心都凉了”。
但刘烨还是硬撑着上了车。他先戴上框架眼镜，在每一个转弯处放上石头做标记，自己测量好距离，铆足了精神控制这辆破车，每场戏都拍得心惊胆战。“讲真的，也就是刘烨够虎，胆子够大，换了别人，有些戏我们可能就拍不了了。”曹保平说。
“他就是不认怂。”常继红还记得，当年刘烨在外地拍戏，她去探班。“我一看他，嚯，眼睛都感染流脓了，还在那儿撑着呢。我赶紧带他去跟剧组请假，到医院看了眼睛，休息了一个星期。”
“不是不害怕。”刘烨有点不好意思，“其实就是硬撑着，哥们儿不能掉链子，不然多没面子啊。”事实上，关起门来，刘烨因为怕疼，十几年没打过针。
刘烨的妻子安娜曾接受媒体采访，提起为什么嫁给刘烨，她说是因为刘烨有法国男人所不具备的对家庭的责任心。“男人就该养家，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提起家庭，刘烨的大男子主义又按捺不住了。
当初，为筹备“爸爸去哪儿”，节目剧组来拍诺一的短片。导演组举着摄像机拍诺一，一会儿说一段这个，一会儿演一段儿那个。坐在一边的刘烨开始焦虑了：“搞得跟试镜似的，好像哪里不对啊？我儿子这么小怎么就出来工作了呢？工作是我的事啊！”常继红赶紧说服刘烨：“不算工作，这是正能量，这不是给你机会和诺一相处吗？”刘烨冷静了一下，勉强说服自己。
刘烨的弟弟曾经和他说，《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是最接近他这个人的角色，爷们儿、讲义气、豁得出去。刘烨却觉得，钟跃民只是他“糙老爷们儿”的那一面，《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里的龙小羽是他的另一面——敏感而脆弱。
刚上中戏时，刘烨差点退学，不是学业跟不上，而是搞不懂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一点点小事我就能琢磨好久。”刘烨说，当年还没有手机，他借钱给一位女同学打公共电话，对方放下电话，扭头就走了，连句谢谢都没有，这让他觉得受伤。同学一起吃饭，吃完了，也聊够了，大家干坐着不结账，原来是都不想买单。“这些困扰我很久，当时的同学大多是艺校的，接触社会早，我一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各种想不明白。”
多数时候，他不会向家里表达负面情緒，偶尔分享心事也是找母亲，对父亲他尊重，却敬而远之。刘烨成长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父亲严厉，母亲和蔼。刘烨和妈妈的关系好，“两个人总像有心理感应似的”。当年考中戏，妈妈和他当时的辅导老师一起来陪考，二试结束后，刘烨觉得考砸了，希望不大。晚上回到宾馆，他窝在被窝里哭，哭着哭着，妈妈进来了，摸黑坐在他床边，拉着他的手，两个人一起哭，“谁都不说话”。
后来，刘烨离开家，压力大到憋不住了，就打电话给妈妈。不说什么，哭一会儿，心里就好受很多。
安娜说过：“女人要做她们老公的母亲，因为老公离开妈妈之后，他就要找一个像他妈妈的女人，这个不用骗自己，就是这样的。”
在遇到安娜之前，常继红很多时候充当了妈妈的角色。有时候，在外面工作得不顺利，他就去常继红家串门。聊着聊着，越说越觉得委屈，突然就趴在桌子上哭起来。“一开始我还挺意外的，后来知道了，这就是他的发泄方式，慢慢也就习惯了。”有时候，刘烨会大半夜给常继红打电话，常继红说：“怎么着，又想哭了是吧，哭吧，别绷着。”
和安娜在一起之后，刘烨很少在常继红面前流泪了。“家庭让他觉得踏实，别看他是个糙老爷们儿，其实内心就是个孩子，特别缺乏安全感。”常继红说。
2016年夏天，《追凶者也》和《我的战争》同档期上映，两部电影都要跑路演，劉烨又要不停奔波了。“但这次他调整得特别好。”常继红说，刘烨告诉她，自己每天都在酒店里跑步，每到一个城市几乎都有饭局，但他尽量不参加。这段工作结束，他就和安娜一起，带着孩子去以色列度假，休息一下，回来还有个大项目要做。
这一两年，刘烨会打电话给常继红，约她喝咖啡，聊聊天。聊天时，刘烨话多且密，段子一个接一个。放到十几年前，这简直不可想象。
“他现在有那个向上的劲头。我们有很多事要做，譬如做导演，改变一下他的角色。这些规划几年前就有，但时机都不成熟。他现在渐渐成熟了，有那个气场，可以主宰一些东西，有些事也是时候做了。”常继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