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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谢兰生的《常惺惺斋日记》得以点校出版，使我们能窥探这位省城名绅的日常生活。日记跨度在嘉庆二十四年至道光九年问大约十一年之间，恰好是鸦片战争前广州最后一段繁华安逸的升平时光。在此不妨从日记中辑出有关碑帖字画古玩诸条，既来看看这位翰林太史的个人品味雅好，也从中窥探嘉、道年问的广东社会如何孕育出一位书画大家。
谢兰生（1769-1831）是岭南书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兰生字澧浦，南海人，世居被称呼为省城的广州，当时南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举人，壬戌成进士，充庶吉土。翰林散馆后，本可出仕为官，但适逢还乡丁忧，从此绝意仕进。他随后主讲端溪、粤秀、越华各大书院，道光元年更在省城筹办羊城书院，成为首任山长。澧浦太史以画称重时，且能“肆力科举文字，深思厚力，纬以经传”故特为当时土子敬重。《广州府志列传》称其“能鉴别古书画真赝”，《粤秀书院志》则称“最工书法，晚尤深入平原堂室，参以褚河南、李北海，擘窠大字，一时无比肩者”。
谢兰生的学问涵养非常得益于嘉道年间广州的社会环境。乾隆以来，广州专享一口通商的政策，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于是华洋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广州口岸繁荣在嘉庆、道光年问臻至鼎盛，不仅十三行行商富甲天下，也带动了文化的空前发展，搜觅古玩字画，鉴赏金石成为当时省城士绅的生活风尚。不少金榜题名之士宁愿归乡为师，也无意外游远宦。嘉道年间，省城名绅谢兰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拓本第一
拓片在清代为一项重要收藏。古人习字，名帖并不像今日唾手可得，不仅坊间翻刻容易失真，原石也时因际遇无法流传。故一本宋代旧拓名碑，往往价可千金，远逾其他藏品之上。谢兰生日记中提到不少碑帖拓本，大多令他倾倒，远在其他字画文玩之上。嘉庆以来岭南兴起收藏历代碑帖的风气。当时广州各大收藏世家伍、潘、叶、孔诸家无不广罗天下碑帖以为得意藏品。正如传记评价谢兰生“最工书法，晚尤深入平原堂室，参以褚河南、李北海”这句话，日记便提到颜真卿《多宝塔碑》、褚遂良《孟法师碑》、褚氏《兰亭》以及李邕《李秀碑》《叶有道碑》《灵岩寺碑》等多种碑帖。谢兰生书法造诣名盛时，便极得益于当时诸氏的收藏努力。
日记最早在道光元年五月提到“邓兆椿送《九成宫帖》一本来”，此后不久又前往伍秉镛处观看宋拓《九成宫帖》，感叹“极佳”。同年十月，“看云谷所藏字画卷，中有《庙堂碑》极妙。”云谷即叶梦龙。伍氏、叶氏俱是当时行商，富可敌国，皆雅好金石书画，为岭南著名藏家。清人应试科举，字体崇尚清真雅正，临摹古人多以唐楷为宗，然而欧阳询《九成宫帖》虽有原石存世，经过历代摹拓，碑板逐渐平浅，导致新拓字体幼细，已失其真，所以旧拓价值往往远逾新拓，借此才可见到最接近原作的模样。虞世南的《庙堂碑》原拓在宋代经已难得，叶梦龙所藏有可能是明拓本，但未见录入叶氏《友石斋法帖》，应也极为罕见。
最让谢兰生感到震撼的，是看到褚遂良《孟法师碑》孤本原刻。道光二年闰三月，越华书院监院吴兰修递送份此帖拓本给兰生，他在当天日记感叹道：“此帖久慕不得见，今始见之，纸墨尚好。”《孟法师碑》原石已佚，拓片只有孤本传世，过去兰生只能“久慕不得见”。此后不久，又有“李秋屏送到抚本《孟法师碑》”，但俱非原刻，只是翻本。直到道光三年十八日，日记写道：
还斋一行，即过河与铭山、伯临、季彤、筠如饮至二鼓。宿楼上，得观《孟法师碑》原刻，神气完足，与翻本迥别，是天下之奇宝。
其中伯临即潘正亨、季彤即潘正炜，潘氏以经营行商发家，家在河南，昆仲俱雅善鉴藏，储书画极为宏富。谢兰生所观《孟法师碑》原刻，视之为天下之奇宝，但应为南海叶应肠所藏，见录于《耕霞溪馆法帖》卷，内有王文治、王澍、张维屏题跋。道光九年二月，谢兰生甚至聘请工匠凿石摹刻，一口气“搦得《孟法师碑》廿八本”，其中一部分赠予好友，剩下二十四本则自己留存。
日记还透露了另一种在岭南的流传名帖，即大名鼎鼎的《兰亭序》。兰亭相传与唐太宗一同葬入昭陵，传世的有欧阳询摹本、褚遂良摹本等等。后世各种摹刻流布甚广，版本迭出，清人一般以获得宋拓最为荣耀。
道光二年十月十六日……今日见《褚仿兰亭》一本，绝佳，后有金华宋濂跋书，字极精，跋云有赵文敏题蕺，蕺已失去矣。
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昨日洪筠轩送至《唐摹褚氏兰亭》一本，是范氏天一阁本，明丰南禺考功所刻，洪氏重摹上石，精神尚自完足。
道光四年五月十三日……李庚来，送至石刻兰亭二种。
道光五年八月初七日……晚临褚写《兰亭》一本。
道光二年，谢兰生所见有宋濂跋书的兰亭版本，在明代经董其昌题跋之后已多数称为《虞世南摹本兰亭》，原帖在清代为皇家御藏，兰生所见应是拓本。道光三年，谢兰生所见明代丰坊摹刻，因有文未有“褚氏”，向来被清人认为是“海内褚临本之冠”，但也有考证说此为丰坊伪刻。无论如何，谢兰生当时却是凭此作为临摹兰亭的门径，道光五年真正有他临写褚氏兰亭的记录。
鉴赏字画
谢兰生早年肆力于画，名著岭海，且位列翰林，自然格外受人尊敬。潘、伍、叶诸家凡有新得藏字画，经常找来谢兰生品鉴题跋，而兰生也得以遍观所藏，如道光四年七月初九日记写道：“过研北晤春岚，纵观所藏画。借石谷小卷，唐子畏长条，王渊花卉册，清湘苏小妹图。”春岚即行商伍秉鉴次子伍元华。而外坊问不少古董店就经常拿古画请求谢兰生鉴定题跋，一来增加藏品可信度，二来通过请求题跋继续为藏品增值。故谢兰生不必破费千金，每日都能见到各方见示的古人字画。谢兰生至少与两家古董店保持联系，在日记中可以找到“秘珍”与“翰华斋”两家字号。
秘珍出现在日记中是嘉庆廿四。秘珍与谢兰生的联系不算密切，一般是将求售的古字画自行送到太史家，让太史随意鉴赏。日记中可以看到：
嘉庆廿四年十一月廿三日……送还唐六如大画、石谷小画与秘珍。 道光元年六月初十日……秘珍将邵僧弥画来。
道光元年六月十一日……秘珍送到李椒堂所藏沈石田画，本内石田五幅，补以文衡山一幅，乃得六幅。又有衡山诗跋甚详，谓此是吴匏庵之物。画是真笔，究非石田之上品。
道光三年四月十六日……秘珍以蓝田叔画屏山水十幅来阅，内有五六幅佳者，又程清溪幅，颇有静气，是此公佳品。《汝帖》六本尚旧。
可见秘珍送到的大多为明代名家，如沈周、文征明、唐寅、此外还有清初王犟、恽寿平等人的画迹。其中沈周画五幅是“李椒堂所藏”，即南海李可藩的藏品，亦是翰林出身。秘珍似乎作为中间人找来谢兰生代为鉴定，得到了所藏文征明之画是“真笔”、沈周的是“上品”，恽寿平、程邃者是“佳品”的评价。
谢兰生与另一家“翰华斋”相识较晚，不过过从更为密切。道光三年四月，日记提到“翰华斋何君来”，日后改称“南屏”、“南坪”，所指俱是一人，即翰华斋的店主何南坪。相识未久，何南坪便屡次登门以古画见示，请求谢太史鉴定真伪，结果却与李可藩藏品大有不同：
道光三年三月十一日……南屏以关九思画来阅，未见佳处。
道光三年三月二十日……何南屏以香光山水来阅，内有眉公题字，的是真本，然墨气颇滞，殆初年之笔，未为佳品。
道光三年三月廿四日……南坪以蕴堂所藏麓台、圆照画来阅，不佳。二樵画册亦是赝本。
道光三年三月廿五日……南坪送到蕴堂所藏高房山、董元宰长条来，俱不佳。
道光三年六月廿六日……南坪以石田卷来看，不真。又以镜川所藏手卷四轴来，无名氏一卷尚稳。赵松雪《曲水流觞》是临本，小有意致。梅道人及管夫人卷伪且劣矣。南坪所藏梅道人《竹》亦是，临本，尚有可观而款字太劣。
道光三年七月二十日……何南坪来，携到伪云林画及伪刘松年横卷，可发一笑也。
谢兰生鉴定古画颇有自己一套，从中可见他对于有把握的作品才判为“真本”、“赝本”，对于临本及较无把握的作品则以有无可观作为评定，或简单论及佳与不佳。何南坪连番碰壁，但并没有因此与谢兰生疏远。此后多次前来拜访，却不是再以古画求赏，而是来“谈画”、“看写画”，似乎是虚心来请教鉴赏之法。
除了字画鉴定，秘珍、翰华也不时作为中间人来向谢兰生请画，如道光三年四月“秘畛以对扇来索画”。道光八年七月“秘珍着人送笔润来请写字画”。翰华何南坪请画索题则更为频繁，“南坪来，为人请写画”、“南坪来，以写画笔润至”时常见于日记，二人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道光八年四月南坪过世之后。
日记中鉴定书画的记录非常丰富，难以一一枚举，但仅从其和秘珍、翰华持久的合作关系，可以想见当年广东已有颇具规模的古字画流通市场，尽管龙蛇混杂，但也因此不少前朝名家手迹流入广东，开阔了岭南土人的眼界。
搜罗名端
谢兰生日记中提到最多的文房用品是砚台。作为当时文人，砚台是案前书写必备之物，写字作画，俱要好砚相助。谢兰生在日记提到的砚台，大多是端砚，且只为端砚里的水岩老坑，并未提及坑仔、麻子一类砚石。
嘉庆廿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得小砚蕉白鱼冻，是绝妙品，葫芦小砚已赠楷屏，得此快甚快甚。
四月二十日：……张翰山来，以云头蕉白青花研奉赠，以翰山极赏此砚也。……又买定湖蕉研，以与竹砚相易，未允也。
道光元年八月初四日：铭山前月往送翰山，昨日自清远还，今日午间到，云前所送翰山之松皮冰线砚，被其下误投之清远峡中，不意此砚如此结果也。
道光元年九月十二日：……午饭後欲还，适卢英圃至，同过一瓣山房看磅公所藏砚，有一方纯白，予题日“览冈片玉”，真是妙品。
道光四年六月初八日：……卢英圃送砚来，亦是西洞上层石，而不及季彤所送之佳。
道光八年三月十八日：……本日买得鱼冻西洞大砚一方极妙，价亦不甚高，从前所蓄大青花砚及大鱼冻砚俱是极品，竟不能守，致让与人。青花尚易觅，鱼冻大方者不易觏，故复买此石，虽囊涩不计也。
以上诸条都是谢兰生对一些极品砚台的描述，大多以珍贵的石品命名，其中以蕉叶白、鱼脑冻奉为尚品。鱼脑冻是端砚最名贵的石品之一，凡有此石品一般会留在砚堂之中，不施雕工。鱼脑程云雾之状，“团团栾栾”，如“水肪之所凝”。蕉叶白与鱼脑冻较为接近，往往成片出现，白里透黄。端砚中这两种石品最为难得，被视为端石最细润之处，最宜研墨。所以谢兰生题名的“岜冈片玉”，目之为妙品。此外，老坑再逊一等的石品为天青、青花，按谢兰生的说法，“青花尚易觅”，所以追求程度远不及鱼脑、蕉白。
谢兰生所得砚石大多来自水岩西洞。石质坚而细润，且石品丰富，为老坑之中的上品。西洞凿自明代，至清初《广东新语》记载已是“西洞今亦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复凿，即凿亦仅容二斧四人而已”。所以西洞普通块砚料到了清中期已经十分稀罕，谢兰生所得砚台也多以小砚为多，拥有名贵石品且为大料者，更为难得，故道光八年谢兰生得到块鱼冻西洞大砚，特别在日记中加重了笔墨，为求一砚，而“囊涩不计”。
谢兰生买砚有几个渠道，一是朋辈相赠。许多砚台大多在文人之间辗转流传，如道光元年二月十二日，日记记载“定湖送砚三方至，送与翰山”，二十日再“以云头蕉白青花研奉赠”，此后张翰山欲以所买定湖蕉砚与兰生竹砚相易，却未得获允。又如道光四年八月“衢尊携到蕉白砚，云是秀公见贻”，道光五年五月“何相文亲家来谈，送与西洞砚一方”。可见砚台在当时作为礼品在文人之间互相传赠，不难怪谢兰生会曾有极品大青花砚及大鱼冻砚，结果“竞不能守，致让与人”。
另一渠道是砚店专门上门求售。出现在日记中的是一间叫“漱芳”的砚店。道光四年五月初七日，日记写道：“漱芳砚店以大砚来求售，真是奇宝，惟价太昂耳。”道光九年五月初八日：“漱芳以砚石廿九方来看，佳者不过十三四片。”但两次交易似乎都未能令太史公满意。 各式文玩
日记提到文玩种类繁多，但大多一笔带过，远不及字画砚台。文玩一方面来自亲朋馈遗，此外则多自翰华斋购得。
清代金石学兴起，江南文人士大夫每以收藏青铜古器、古砖为尚。此种风气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岭南仅现肇端，故收藏青铜古器尚系风雅之举，与金石之学无关。关于古砖，仅日记道光九年十月提到“携还永嘉砖方与衢尊”，别无着笔。金铜古器则俱为翰华所售，谢兰生在日记中称为罕见之物，故也多给了笔墨。
道光六年八月廿三日……过翰华看古铜鼎，铜绿青翠可爱，名三环鼎。绿乃淡绿，与入土者不同，座亦精巧，难得之物也……晚南坪来，云此鼎可得。
道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往翰华取到双鱼铜洗，亦汉时物也，木座精好，并留之，与所藏三环鼎皆铜器之罕有者。
谢兰生在道光六年两度购买青铜古器，皆是经过翰华斋提供。一则为“三环鼎”，按所述形制，若是真品，大约是东周时期的三环盖鼎。另一物则为汉代双鱼铜洗。二者都配上精美木座，十分令这位买家满意。
至于其他文房用品，日记提到“竹臂搁”、“柏木笔筒”、“竹根笔筒”、“木瘿画斗”、“英石笔山”、“荷叶笔洗”、“伽楠香珠一串”、“蚌壳笔洗”、“万历瓷瓶”等等，而从未提及红木酸枝一类的物品。更多提到的，反而是谢兰生非常喜欢的“蜡石”。
道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早出城到长寿寺谈，从至道师索得腊石一方，可插花，极妙。
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供素心兰数枝于蜡石瓶，甚佳。
道光五年九月十八日……阅生监课卷，壶隐以小蜡石一方来，还斋一行。
道光六月十一月十五日……晚南坪以古玩数种来阅，俱小品之佳者。内有蜡石水碟似旧玉，木瘿笔筒，木纹细擞，手泽油润，因留此二物。
道光六月十一月十七日……晚南坪以蜡石小瓶来，其价尚廉，即留之。
道光九年九月十九日……崔问琴以蜡石大墨床来，未晤。
谢兰生提到的蜡石可为各种器用，可做花瓶，可为水碟，甚至可做墨床。道光六年，何南坪以古玩数种见示，而且“俱小品之佳者”，谢兰生只选了蜡石水碟和木瘿笔筒。谢兰生对蜡石的情有独钟，一方面固然是太史公的个人喜好，但也可见背后是整个时代的审美风气使然，蜡石在当时应是颇受追捧的文玩佳品。
谢兰生日记能让我们从一位翰林太史的角度，了解到嘉庆道光年间广东收藏鉴赏品味之一端。日记记载的事物零零碎碎，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收藏之物的不同等次，当以拓本为最，字画次之，砚台再次之，各式文玩又次之。因为拓本和字画对于当时文人掌握精英技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不仅仅视为种收藏玩好。而嘉道年间广东收藏金石字画风气的兴起，又丰富了广东士人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鉴赏能力。晚清广东的文化繁荣，已在此时可见端倪。
（编辑/陈彦如）
谢兰生（1769-1831）是岭南书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兰生字澧浦，南海人，世居被称呼为省城的广州，当时南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举人，壬戌成进士，充庶吉土。翰林散馆后，本可出仕为官，但适逢还乡丁忧，从此绝意仕进。他随后主讲端溪、粤秀、越华各大书院，道光元年更在省城筹办羊城书院，成为首任山长。澧浦太史以画称重时，且能“肆力科举文字，深思厚力，纬以经传”故特为当时土子敬重。《广州府志列传》称其“能鉴别古书画真赝”，《粤秀书院志》则称“最工书法，晚尤深入平原堂室，参以褚河南、李北海，擘窠大字，一时无比肩者”。
谢兰生的学问涵养非常得益于嘉道年间广州的社会环境。乾隆以来，广州专享一口通商的政策，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于是华洋商贾云集，百货俱备。广州口岸繁荣在嘉庆、道光年问臻至鼎盛，不仅十三行行商富甲天下，也带动了文化的空前发展，搜觅古玩字画，鉴赏金石成为当时省城士绅的生活风尚。不少金榜题名之士宁愿归乡为师，也无意外游远宦。嘉道年间，省城名绅谢兰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拓本第一
拓片在清代为一项重要收藏。古人习字，名帖并不像今日唾手可得，不仅坊间翻刻容易失真，原石也时因际遇无法流传。故一本宋代旧拓名碑，往往价可千金，远逾其他藏品之上。谢兰生日记中提到不少碑帖拓本，大多令他倾倒，远在其他字画文玩之上。嘉庆以来岭南兴起收藏历代碑帖的风气。当时广州各大收藏世家伍、潘、叶、孔诸家无不广罗天下碑帖以为得意藏品。正如传记评价谢兰生“最工书法，晚尤深入平原堂室，参以褚河南、李北海”这句话，日记便提到颜真卿《多宝塔碑》、褚遂良《孟法师碑》、褚氏《兰亭》以及李邕《李秀碑》《叶有道碑》《灵岩寺碑》等多种碑帖。谢兰生书法造诣名盛时，便极得益于当时诸氏的收藏努力。
日记最早在道光元年五月提到“邓兆椿送《九成宫帖》一本来”，此后不久又前往伍秉镛处观看宋拓《九成宫帖》，感叹“极佳”。同年十月，“看云谷所藏字画卷，中有《庙堂碑》极妙。”云谷即叶梦龙。伍氏、叶氏俱是当时行商，富可敌国，皆雅好金石书画，为岭南著名藏家。清人应试科举，字体崇尚清真雅正，临摹古人多以唐楷为宗，然而欧阳询《九成宫帖》虽有原石存世，经过历代摹拓，碑板逐渐平浅，导致新拓字体幼细，已失其真，所以旧拓价值往往远逾新拓，借此才可见到最接近原作的模样。虞世南的《庙堂碑》原拓在宋代经已难得，叶梦龙所藏有可能是明拓本，但未见录入叶氏《友石斋法帖》，应也极为罕见。
最让谢兰生感到震撼的，是看到褚遂良《孟法师碑》孤本原刻。道光二年闰三月，越华书院监院吴兰修递送份此帖拓本给兰生，他在当天日记感叹道：“此帖久慕不得见，今始见之，纸墨尚好。”《孟法师碑》原石已佚，拓片只有孤本传世，过去兰生只能“久慕不得见”。此后不久，又有“李秋屏送到抚本《孟法师碑》”，但俱非原刻，只是翻本。直到道光三年十八日，日记写道：
还斋一行，即过河与铭山、伯临、季彤、筠如饮至二鼓。宿楼上，得观《孟法师碑》原刻，神气完足，与翻本迥别，是天下之奇宝。
其中伯临即潘正亨、季彤即潘正炜，潘氏以经营行商发家，家在河南，昆仲俱雅善鉴藏，储书画极为宏富。谢兰生所观《孟法师碑》原刻，视之为天下之奇宝，但应为南海叶应肠所藏，见录于《耕霞溪馆法帖》卷，内有王文治、王澍、张维屏题跋。道光九年二月，谢兰生甚至聘请工匠凿石摹刻，一口气“搦得《孟法师碑》廿八本”，其中一部分赠予好友，剩下二十四本则自己留存。
日记还透露了另一种在岭南的流传名帖，即大名鼎鼎的《兰亭序》。兰亭相传与唐太宗一同葬入昭陵，传世的有欧阳询摹本、褚遂良摹本等等。后世各种摹刻流布甚广，版本迭出，清人一般以获得宋拓最为荣耀。
道光二年十月十六日……今日见《褚仿兰亭》一本，绝佳，后有金华宋濂跋书，字极精，跋云有赵文敏题蕺，蕺已失去矣。
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昨日洪筠轩送至《唐摹褚氏兰亭》一本，是范氏天一阁本，明丰南禺考功所刻，洪氏重摹上石，精神尚自完足。
道光四年五月十三日……李庚来，送至石刻兰亭二种。
道光五年八月初七日……晚临褚写《兰亭》一本。
道光二年，谢兰生所见有宋濂跋书的兰亭版本，在明代经董其昌题跋之后已多数称为《虞世南摹本兰亭》，原帖在清代为皇家御藏，兰生所见应是拓本。道光三年，谢兰生所见明代丰坊摹刻，因有文未有“褚氏”，向来被清人认为是“海内褚临本之冠”，但也有考证说此为丰坊伪刻。无论如何，谢兰生当时却是凭此作为临摹兰亭的门径，道光五年真正有他临写褚氏兰亭的记录。
鉴赏字画
谢兰生早年肆力于画，名著岭海，且位列翰林，自然格外受人尊敬。潘、伍、叶诸家凡有新得藏字画，经常找来谢兰生品鉴题跋，而兰生也得以遍观所藏，如道光四年七月初九日记写道：“过研北晤春岚，纵观所藏画。借石谷小卷，唐子畏长条，王渊花卉册，清湘苏小妹图。”春岚即行商伍秉鉴次子伍元华。而外坊问不少古董店就经常拿古画请求谢兰生鉴定题跋，一来增加藏品可信度，二来通过请求题跋继续为藏品增值。故谢兰生不必破费千金，每日都能见到各方见示的古人字画。谢兰生至少与两家古董店保持联系，在日记中可以找到“秘珍”与“翰华斋”两家字号。
秘珍出现在日记中是嘉庆廿四。秘珍与谢兰生的联系不算密切，一般是将求售的古字画自行送到太史家，让太史随意鉴赏。日记中可以看到：
嘉庆廿四年十一月廿三日……送还唐六如大画、石谷小画与秘珍。 道光元年六月初十日……秘珍将邵僧弥画来。
道光元年六月十一日……秘珍送到李椒堂所藏沈石田画，本内石田五幅，补以文衡山一幅，乃得六幅。又有衡山诗跋甚详，谓此是吴匏庵之物。画是真笔，究非石田之上品。
道光三年四月十六日……秘珍以蓝田叔画屏山水十幅来阅，内有五六幅佳者，又程清溪幅，颇有静气，是此公佳品。《汝帖》六本尚旧。
可见秘珍送到的大多为明代名家，如沈周、文征明、唐寅、此外还有清初王犟、恽寿平等人的画迹。其中沈周画五幅是“李椒堂所藏”，即南海李可藩的藏品，亦是翰林出身。秘珍似乎作为中间人找来谢兰生代为鉴定，得到了所藏文征明之画是“真笔”、沈周的是“上品”，恽寿平、程邃者是“佳品”的评价。
谢兰生与另一家“翰华斋”相识较晚，不过过从更为密切。道光三年四月，日记提到“翰华斋何君来”，日后改称“南屏”、“南坪”，所指俱是一人，即翰华斋的店主何南坪。相识未久，何南坪便屡次登门以古画见示，请求谢太史鉴定真伪，结果却与李可藩藏品大有不同：
道光三年三月十一日……南屏以关九思画来阅，未见佳处。
道光三年三月二十日……何南屏以香光山水来阅，内有眉公题字，的是真本，然墨气颇滞，殆初年之笔，未为佳品。
道光三年三月廿四日……南坪以蕴堂所藏麓台、圆照画来阅，不佳。二樵画册亦是赝本。
道光三年三月廿五日……南坪送到蕴堂所藏高房山、董元宰长条来，俱不佳。
道光三年六月廿六日……南坪以石田卷来看，不真。又以镜川所藏手卷四轴来，无名氏一卷尚稳。赵松雪《曲水流觞》是临本，小有意致。梅道人及管夫人卷伪且劣矣。南坪所藏梅道人《竹》亦是，临本，尚有可观而款字太劣。
道光三年七月二十日……何南坪来，携到伪云林画及伪刘松年横卷，可发一笑也。
谢兰生鉴定古画颇有自己一套，从中可见他对于有把握的作品才判为“真本”、“赝本”，对于临本及较无把握的作品则以有无可观作为评定，或简单论及佳与不佳。何南坪连番碰壁，但并没有因此与谢兰生疏远。此后多次前来拜访，却不是再以古画求赏，而是来“谈画”、“看写画”，似乎是虚心来请教鉴赏之法。
除了字画鉴定，秘珍、翰华也不时作为中间人来向谢兰生请画，如道光三年四月“秘畛以对扇来索画”。道光八年七月“秘珍着人送笔润来请写字画”。翰华何南坪请画索题则更为频繁，“南坪来，为人请写画”、“南坪来，以写画笔润至”时常见于日记，二人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道光八年四月南坪过世之后。
日记中鉴定书画的记录非常丰富，难以一一枚举，但仅从其和秘珍、翰华持久的合作关系，可以想见当年广东已有颇具规模的古字画流通市场，尽管龙蛇混杂，但也因此不少前朝名家手迹流入广东，开阔了岭南土人的眼界。
搜罗名端
谢兰生日记中提到最多的文房用品是砚台。作为当时文人，砚台是案前书写必备之物，写字作画，俱要好砚相助。谢兰生在日记提到的砚台，大多是端砚，且只为端砚里的水岩老坑，并未提及坑仔、麻子一类砚石。
嘉庆廿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得小砚蕉白鱼冻，是绝妙品，葫芦小砚已赠楷屏，得此快甚快甚。
四月二十日：……张翰山来，以云头蕉白青花研奉赠，以翰山极赏此砚也。……又买定湖蕉研，以与竹砚相易，未允也。
道光元年八月初四日：铭山前月往送翰山，昨日自清远还，今日午间到，云前所送翰山之松皮冰线砚，被其下误投之清远峡中，不意此砚如此结果也。
道光元年九月十二日：……午饭後欲还，适卢英圃至，同过一瓣山房看磅公所藏砚，有一方纯白，予题日“览冈片玉”，真是妙品。
道光四年六月初八日：……卢英圃送砚来，亦是西洞上层石，而不及季彤所送之佳。
道光八年三月十八日：……本日买得鱼冻西洞大砚一方极妙，价亦不甚高，从前所蓄大青花砚及大鱼冻砚俱是极品，竟不能守，致让与人。青花尚易觅，鱼冻大方者不易觏，故复买此石，虽囊涩不计也。
以上诸条都是谢兰生对一些极品砚台的描述，大多以珍贵的石品命名，其中以蕉叶白、鱼脑冻奉为尚品。鱼脑冻是端砚最名贵的石品之一，凡有此石品一般会留在砚堂之中，不施雕工。鱼脑程云雾之状，“团团栾栾”，如“水肪之所凝”。蕉叶白与鱼脑冻较为接近，往往成片出现，白里透黄。端砚中这两种石品最为难得，被视为端石最细润之处，最宜研墨。所以谢兰生题名的“岜冈片玉”，目之为妙品。此外，老坑再逊一等的石品为天青、青花，按谢兰生的说法，“青花尚易觅”，所以追求程度远不及鱼脑、蕉白。
谢兰生所得砚石大多来自水岩西洞。石质坚而细润，且石品丰富，为老坑之中的上品。西洞凿自明代，至清初《广东新语》记载已是“西洞今亦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复凿，即凿亦仅容二斧四人而已”。所以西洞普通块砚料到了清中期已经十分稀罕，谢兰生所得砚台也多以小砚为多，拥有名贵石品且为大料者，更为难得，故道光八年谢兰生得到块鱼冻西洞大砚，特别在日记中加重了笔墨，为求一砚，而“囊涩不计”。
谢兰生买砚有几个渠道，一是朋辈相赠。许多砚台大多在文人之间辗转流传，如道光元年二月十二日，日记记载“定湖送砚三方至，送与翰山”，二十日再“以云头蕉白青花研奉赠”，此后张翰山欲以所买定湖蕉砚与兰生竹砚相易，却未得获允。又如道光四年八月“衢尊携到蕉白砚，云是秀公见贻”，道光五年五月“何相文亲家来谈，送与西洞砚一方”。可见砚台在当时作为礼品在文人之间互相传赠，不难怪谢兰生会曾有极品大青花砚及大鱼冻砚，结果“竞不能守，致让与人”。
另一渠道是砚店专门上门求售。出现在日记中的是一间叫“漱芳”的砚店。道光四年五月初七日，日记写道：“漱芳砚店以大砚来求售，真是奇宝，惟价太昂耳。”道光九年五月初八日：“漱芳以砚石廿九方来看，佳者不过十三四片。”但两次交易似乎都未能令太史公满意。 各式文玩
日记提到文玩种类繁多，但大多一笔带过，远不及字画砚台。文玩一方面来自亲朋馈遗，此外则多自翰华斋购得。
清代金石学兴起，江南文人士大夫每以收藏青铜古器、古砖为尚。此种风气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岭南仅现肇端，故收藏青铜古器尚系风雅之举，与金石之学无关。关于古砖，仅日记道光九年十月提到“携还永嘉砖方与衢尊”，别无着笔。金铜古器则俱为翰华所售，谢兰生在日记中称为罕见之物，故也多给了笔墨。
道光六年八月廿三日……过翰华看古铜鼎，铜绿青翠可爱，名三环鼎。绿乃淡绿，与入土者不同，座亦精巧，难得之物也……晚南坪来，云此鼎可得。
道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往翰华取到双鱼铜洗，亦汉时物也，木座精好，并留之，与所藏三环鼎皆铜器之罕有者。
谢兰生在道光六年两度购买青铜古器，皆是经过翰华斋提供。一则为“三环鼎”，按所述形制，若是真品，大约是东周时期的三环盖鼎。另一物则为汉代双鱼铜洗。二者都配上精美木座，十分令这位买家满意。
至于其他文房用品，日记提到“竹臂搁”、“柏木笔筒”、“竹根笔筒”、“木瘿画斗”、“英石笔山”、“荷叶笔洗”、“伽楠香珠一串”、“蚌壳笔洗”、“万历瓷瓶”等等，而从未提及红木酸枝一类的物品。更多提到的，反而是谢兰生非常喜欢的“蜡石”。
道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早出城到长寿寺谈，从至道师索得腊石一方，可插花，极妙。
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供素心兰数枝于蜡石瓶，甚佳。
道光五年九月十八日……阅生监课卷，壶隐以小蜡石一方来，还斋一行。
道光六月十一月十五日……晚南坪以古玩数种来阅，俱小品之佳者。内有蜡石水碟似旧玉，木瘿笔筒，木纹细擞，手泽油润，因留此二物。
道光六月十一月十七日……晚南坪以蜡石小瓶来，其价尚廉，即留之。
道光九年九月十九日……崔问琴以蜡石大墨床来，未晤。
谢兰生提到的蜡石可为各种器用，可做花瓶，可为水碟，甚至可做墨床。道光六年，何南坪以古玩数种见示，而且“俱小品之佳者”，谢兰生只选了蜡石水碟和木瘿笔筒。谢兰生对蜡石的情有独钟，一方面固然是太史公的个人喜好，但也可见背后是整个时代的审美风气使然，蜡石在当时应是颇受追捧的文玩佳品。
谢兰生日记能让我们从一位翰林太史的角度，了解到嘉庆道光年间广东收藏鉴赏品味之一端。日记记载的事物零零碎碎，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收藏之物的不同等次，当以拓本为最，字画次之，砚台再次之，各式文玩又次之。因为拓本和字画对于当时文人掌握精英技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不仅仅视为种收藏玩好。而嘉道年间广东收藏金石字画风气的兴起，又丰富了广东士人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鉴赏能力。晚清广东的文化繁荣，已在此时可见端倪。
（编辑/陈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