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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政权更迭。在人陆，“革命”、“人民”成为新社会的关键词和主旋律，美学观念相对激进的现代诗实验丌始淡去，语言清新、格调明朗、时代主题鲜明的诗歌创作成为主流。
诗脉纷披，此前，新诗在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华语地区已经开枝散叶。台湾的现代诗，1949年之后同样经历相对短暂的“中断”，但很快得到恢复并快速推进，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诗社”、覃子豪为代表的“蓝星诗社”和以痖弦、洛夫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是台湾现代诗创作的主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活跃在香港诗坛的则有黄国彬、也斯（梁秉钧）、傅天虹、张诗剑等人。
经历了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的台港地区现代诗，杂糅、回归传统诗歌的气息渐浓。
狼之独步
纪弦
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
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之长嗥
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疟疾：
并刮起凉风飒飒的，飒飒飒飒的：
这就是一种过瘾。
纪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以笔名“路易士”发表作品，与徐迟、戴望舒等人创办过《新诗》月刊。去台后不久，纪弦组建“现代诗社”，成为台湾现代诗倡导者之一，主张写“主知”“诗应该逃避情绪，只有理性和知性的产品，才是新诗’）的诗，认为现代诗是对于西方现代诗“横的移植”。不过他在晚年说自己提倡的是“新现代主义”，要“把欧美的现代主义拿过来”、“把中国文化精神加进去”。
考察纪弦当年的现代诗理论和创作实绩，不能不说存在较多破绽，实际上他本人的写作也很情绪化，并非现代诗的手法，至于“把中国文化精神加进去”，更未见有说服力的踪迹，如这首写作于1964年、被视为纪弦早期现代诗代表作品之一的《北方的狼》，客观地说，通篇直白、夸张，结尾累赘、突兀，艾略特等西方诗人所注重的、诗中应有的“理性和知性”，并不分明乃至阙如，整首诗似无多少余意——这匹“前卫”的“狼”，实在不过徒然“过瘾”的“一小杯的快乐”。如果从此观照进去，1949年之后的台湾现代诗的发展，显然也承受过一场剧烈中断——人陆在四十年代已经取得的现代诗成就，并未得到继承。欧美的现代主义如何“拿”、中国的文化精神如何“加”，纪弦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台湾歌手齐秦演唱、广为流传的《北方的狼》即脱胎于此诗。
过黑发桥
覃子豪
佩腰的山地人走过黑发桥
海风吹乱他长长的黑发
黑色的闪烁
如蝙蝠窜入黄昏
黑发的山地人归去
白头的鹭鸶，满天飞翔
一片纯白的羽毛落下
我的一茎白发
落入古铜色的镜中
而黄昏是桥上的理发匠
以火焰烧我的青丝
我的一茎白发
溶入古铜色的镜中
而我独行
于山与海之间的无人之境
港在山外
春天系在黑发的林里
当蝙蝠目盲的时刻
黎明的海就飘动着
载满爱情的船舶
原注：黑发桥为台东去新港途中之一桥名。
和纪弦相比较，覃子豪要高明很多，至少他剔除了纪弦断章取义式的“横的移植”。覃子豪的诗有明显的嬗变分野，但骨子里血脉连贯，前期作于大陆抗战时期的诗，关注现实，慷慨激昂；后期走向现代主义，传统诗歌的空灵境界、老子式的对立统一，也在他的笔下得到融合。他认为“最理想的诗，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物”，这首诗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过黑发桥》有很多微妙之处，首先是脉络清晰，情与景步步推进，并不玄虚。黄昏时分，归家的山地人走过“黑发桥”，漫天飞翔着“白头的鹭鸶”。诗人由此凝神起兴：鹭鸶的一片纯白的羽毛从空中落下来，诗人的白头发也倒映在黄昏时分桥下的流水中（古铜色的镜中）。接下来是情与景近乎炽热状态的神来之笔：“而黄昏是桥上的理发匠/以火焰烧我的青丝”。在充满象征意味的“黑发桥”上，无形的“黄昏”被同一为具象的“理发匠”，这尺度夸张的“理发匠”以“火焰”（如血残阳？）在“烧”（照着）他的头发（"青丝’）。后一段是举目所见，情思交融。
“注视人生本身及人生事象”，因此这首诗初看晦涩，细读却极生动、极具象、极有余味，具象的黑发桥、白头鹭鸶与白头人、黑发、林，和人的壮而老、生与死、循环等等无边之“思”，泯合得毫无痕迹，主题复杂、抽象，见现代诗“象征”的魅力。
1954年，覃子豪与钟鼎文、余光中等人成立“监星诗社”并任社长，对台湾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被誉为“诗的播种者”和“监星的象征”。
流浪者
白荻
望着远方的云的一株丝杉
望着云的一株丝杉
一株丝杉
丝杉在地平线上
一株丝杉在地平线上
他的影子，细小。他的影子，细小
他已忘却了他的名字。忘却了他的名字。只
站着
只站着。孤独
地站着。站着。站着
站着
向东方。
孤单的一株丝杉。
通过对词语、诗行有匠心的排列，创造出与诗中的能指或所指有所关联、契合的某种图案形状，就成为“图案诗”，诗句和图像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也许奇特的效果。台湾现代诗发展，突飞猛进，“横的移植”果然“立竿见影”一产生了如林亨泰的《风景》、詹冰的《雨》以及萧萧的《孤鹜》等一时名声人噪的图像诗。白荻的这首诗在当时影响也不小，这里引陶梁在《台湾现代诗拔萃》中的解读，从右至左：第一节，丝衫是流浪者的化身，作者用绘画上的透视法，造成丝杉“移动”的效果—“流浪”；第二节，一望可知，“地平线上”的“一株丝杉”，很孤单；第三节脱离丝杉的外观，蕴藏更为丰富的內涵：丝杉细小的影子后面，留下了一段空白，一串具有催眠效果的重复句，如流浪者的呓语，但“流浪者”并不沉沦，因为他“向东方”；最后一段，又是孤单的一株丝杉，站立着。 白荻有画家气质，图像诗的作者多和画家有千丝万缕互动因缘，如阿波利余尔和画家洛朗森等人的交往。图像诗的尝试一定程度上多少类同于当代艺术中装置艺术的兴起，属语词的“装置”，具有实验意义。
白荻、林亨泰、詹冰等曾热衷于“图像诗”写作的诗人大都出生在台湾本上，是1960年代台湾诗坛年轻一代，“笠诗社”中坚诗人。他们后来转而追求“现代与现实的融合”，提出比痖弦更为明确而有意义的“主知”诗观，如詹冰在《笠》诗刊发刊词上说，“现代的诗人应当将情绪予以解体分析后，再以新的秩序和型态构成诗。创作独特的世界。……诗人该习得现代各部门的学识和教养，倾注其所有的知性来写诗。”
石室之死亡 其一
洛夫
只偶然昂首向邻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在清晨，那人以裸体去背叛死
任一条黑色支流咆哮横过他的脉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
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棵树，树在火中成长
一切静止，惟眸子在眼睑后面移动
移向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
而我确实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
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
洛大的组诗《石室之死亡》 一共64首，每首分为2节、共10行，写作时间跨度五年，从1959年8月洛夫在金门岛上写下第一行开始，直到1963年整部长诗始得完成。
诗情有一个不断酝酿、恢弘的过程。诗人最初因为在金门岛服役，晚间只能在地下的碉堡工事（石室）内睡觉，没有电灯照明，紧张焦灼，肇启情思，其后，结婚、长女诞生、诗友覃子豪生病等等，络绎进入了这组诗的“潜背景”。
细读，这组诗可以看做是洛夫的“纯诗”实验：逻辑相对松散，每一首之间都呈现出互文式的、同声歌唱的效果，主题复调，总体上从“石室”的“恐怖”开始，宁宙与人生意识纷至沓来，爱、怜悯、慈悲与死亡的探寻不断逼视读者，充满张力和丰沛的想象。以第一首为例，语调急促昂然，在战地“石室”的甬道中，诗人发现了一个莫名的死者，恍然间诗思奔涌，家国与生死的苍茫，齐齐奔到笔下，他“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上而即凿成两道血槽”，上阕戛然而止。转到下面“我的面容展开如一棵树”，晕染过后的这“苦梨”，内容既简约、又丰赡。这样的叙述在全诗中比比皆是，表面上不相关联的蛛丝马迹中，形式与意蕴相互织染，最终成就这组长诗。
对于汪洋恣肆的潜意识的管控与调用，是这组诗最大特色之一，值得关注。调用中，诗情无羁地蓬勃而出，恣意流淌、高潮迭起；在诗人意识强烈的管控之下，又如熔浆般凝固成型，再经过丰约不一的剪裁，最终形成整饬的形式。
错误
郑愁予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闱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特定的“错误”。1954年，郑愁予21岁，写下了这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错误》。良好的语言，准确又华美的形象，淡淡的乡愁乃至（妇人的）“哀愁”，是这首诗所营造出的最为吸引人的气息。诗中，镜头与画面感、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因素的导入、怀乡与怀人的情结，“回忆”与“唤起”的扭合，无不暗合背井离乡、不得不厝居台湾的大多数人难以言表的情思。
就这首诗而言，它属于典型的抒情诗，吸收有“现代”派的因素，更多的是中国情致。往上延伸，可以看到古代闺怨一类诗歌传统的潜滋与暗流；往当代横视，则隐约闪动恍如“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时代凄凉。不过就全诗而言，总体上仍显纤巧，“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语句轻柔地讲出“中国故事”，“错误”而“美丽”，可想而知，这该得是一种怎样“精致”的“青春”“错误”。因此，文字当中隐藏的“浪子”形象与“浪子”意识，究竟充盈着诗人的青春气息。
郑愁予是纪弦创办的现代诗社主要成员，在主张“全盘西化”的“现代诗社”阵营当中，他无疑别具一格。
吃西瓜的六种方法（节选）
罗青
第四种 西瓜的籍贯
我们住在地球外面，显然
显然.他们住在西瓜里面
我们东奔西走，死皮赖脸
想住在外面，把光明消化成黑暗
包裹我们，包裹冰冷而渴求温暖的我们
他们禅坐不动，专心一意
在里面，把黑暗塑成具体而冷静的热情
不断求自我充实，自我发展
而我们终就免不了，要被赶入地球里面
而他们迟早也会，冲刺到西瓜外面
罗青的这首诗象征着台湾“七十年代新现代诗的诗的开启”。所谓的“七十年代新现代诗”，实质上就是“后现代”趣味与趋向的诗的兴起。1970年代，经济刚刚起飞的台湾，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并未完成，却不同步地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诗歌。
这首诗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围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森的《以十三种方法看黑鸟》。与之绝然不同的是，斯蒂文森的“黑鸟”充满象征与隐喻，是一首纯粹的现代诗，《吃西瓜的六种方式》表而上通俗易懂，暗中取消意义，就“吃西瓜的方法”而言，诗中“所指”出现了如德里达所言的“延异”与“播撒”，因此在当时被视为一首“新现代诗的诗”。实际上它只是一首具有“后现代主义”调性的诗，因为支撑“后现代”艺术发展所必须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在当时的台湾并未成形。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实验是世界性的当代艺术潮流，对此存而不论。这首诗首先就它的整体构成而言，六种“吃西瓜的方法”，以倒叙的戏谑手法，第一种付诸阙如；第五种谈星与球；上而节录的“第四种”由西瓜与瓜子而联想到地球与人；第三种由西瓜的圆整性想到自足；第二种似表达西瓜的绵绵无绝；第一种只有四个字：“吃了再说”。总之，可以认为诗人在整体上以不连贯为连贯，藕断丝连的跳跃联想，表达某种存在感。 甜蜜的复仇
夏宇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出新，出奇。复仇往往意味着血腥、暴力、阴谋，夏宁笔下的“复仇’，如此温柔、新奇：把“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到“老的时候”取出来“下酒”，深刻的荒诞背后，是爱，是既爱又恨。毫无可能的食材（影子）、不可能发生的事，给予大多数人都乐于去体验的、奇妙的诗性感受，这就是一首诗的成功。
当想象之门大开，现代诗的魅力生发开来，智性、生活、情意，不经意间和盘托出，耐人咀嚼。据说这首诗曾经让许多读诗的与不读诗的人“都沉浸在一场腌渍的快乐里”。
夏宇出生于1956年，十九岁开始写诗，早期曾参加草根诗社。她1991年出版的《腹语术》当中的跳跃性思维与阴性书写魅力，展示了台湾地区现代诗的多样性。
七月（节选）
梁秉钧
一月的山头戴了雪的帽子
高罗岱补好了屋顶的疵漏
高罗岱有一床暖和的被窝
二月里高罗岱从摩洛哥带回来
挂氈和彩灯
自己造了灯罩
三月弄好了管用的浴室
四月里田里的菜长出小花
五月里蚱蜢在绿叶间跳跃
蝉在枝头起劲地叫
高罗岱修好了结他的弦线
弹起彼德西嘉和活地居菲
七月里高罗岱参与了
村中的节庆
七月里高罗岱用他的老结他
弹出许多老歌
七月里高羅岱用他的老结他
弹出许多老歌
香港不同于台湾和大陆。1960年代，在台湾，有兀边的乡愁、飚起的现代诗风、播迁台湾的知识分子与原住民文化的裂隙与融合；在大陆，有辽阔的山川平原、宏大的政治抒情与叙述。香港不然，地域狭小、文化积淀显然不够，又很早就化育了商业社会，因此这首写作于1966年的《七月》，显然有别于大陆的“七月”，彼时“文革”轰轰轰烈；也不同于台湾的“七月”，那一刻台湾政治高压，经济正在加速、预备起飞。让人诧异的是，远古《诗经》当中《七月》的余韵在这里氤氲，诗人虚构了一个叫“高罗岱”的主人公，骑着摩托车，从巴黎出发南下，不过在那个时候，巴黎实际上也在闹“学生革命”。世事似乎与诗中的“高罗岱”无涉，他一心一意地“生活”一找房子、换水管，耕种，业余时间弹弹吉他（“结他”），参加“村中的庆典”，一派安静祥和。
初读来会觉得很“隔”，依据我们脑海里留存的或者想象的那个时代，但实际上作为国际商埠，标志香港文化的是它的商业精神，更多的是思辨、怀疑和犹豫不决。梁秉钧恰恰把握于此，抒写出与我们惯常的理解全然不同的“本地风光”——商业的、同时又与古典文脉暗中接续的、带有一点点浪漫蒂克想象的那时、那城。就书写香港本地的文化认同基础来说，梁秉钧等一代作家艺术家所做出的努力，意义尤为重要。
梁秉钧1990年代出版的诗集《蔬菜的政治》，致力于“现象学还原”意义上的对于事物本相的探源，同样体现了香港文化在审美观照上与内地的细微区别。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诗脉纷披，此前，新诗在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等华语地区已经开枝散叶。台湾的现代诗，1949年之后同样经历相对短暂的“中断”，但很快得到恢复并快速推进，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诗社”、覃子豪为代表的“蓝星诗社”和以痖弦、洛夫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是台湾现代诗创作的主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活跃在香港诗坛的则有黄国彬、也斯（梁秉钧）、傅天虹、张诗剑等人。
经历了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的台港地区现代诗，杂糅、回归传统诗歌的气息渐浓。
狼之独步
纪弦
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
而恒以数声凄厉已极之长嗥
摇撼彼空无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战栗如同发了疟疾：
并刮起凉风飒飒的，飒飒飒飒的：
这就是一种过瘾。
纪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以笔名“路易士”发表作品，与徐迟、戴望舒等人创办过《新诗》月刊。去台后不久，纪弦组建“现代诗社”，成为台湾现代诗倡导者之一，主张写“主知”“诗应该逃避情绪，只有理性和知性的产品，才是新诗’）的诗，认为现代诗是对于西方现代诗“横的移植”。不过他在晚年说自己提倡的是“新现代主义”，要“把欧美的现代主义拿过来”、“把中国文化精神加进去”。
考察纪弦当年的现代诗理论和创作实绩，不能不说存在较多破绽，实际上他本人的写作也很情绪化，并非现代诗的手法，至于“把中国文化精神加进去”，更未见有说服力的踪迹，如这首写作于1964年、被视为纪弦早期现代诗代表作品之一的《北方的狼》，客观地说，通篇直白、夸张，结尾累赘、突兀，艾略特等西方诗人所注重的、诗中应有的“理性和知性”，并不分明乃至阙如，整首诗似无多少余意——这匹“前卫”的“狼”，实在不过徒然“过瘾”的“一小杯的快乐”。如果从此观照进去，1949年之后的台湾现代诗的发展，显然也承受过一场剧烈中断——人陆在四十年代已经取得的现代诗成就，并未得到继承。欧美的现代主义如何“拿”、中国的文化精神如何“加”，纪弦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台湾歌手齐秦演唱、广为流传的《北方的狼》即脱胎于此诗。
过黑发桥
覃子豪
佩腰的山地人走过黑发桥
海风吹乱他长长的黑发
黑色的闪烁
如蝙蝠窜入黄昏
黑发的山地人归去
白头的鹭鸶，满天飞翔
一片纯白的羽毛落下
我的一茎白发
落入古铜色的镜中
而黄昏是桥上的理发匠
以火焰烧我的青丝
我的一茎白发
溶入古铜色的镜中
而我独行
于山与海之间的无人之境
港在山外
春天系在黑发的林里
当蝙蝠目盲的时刻
黎明的海就飘动着
载满爱情的船舶
原注：黑发桥为台东去新港途中之一桥名。
和纪弦相比较，覃子豪要高明很多，至少他剔除了纪弦断章取义式的“横的移植”。覃子豪的诗有明显的嬗变分野，但骨子里血脉连贯，前期作于大陆抗战时期的诗，关注现实，慷慨激昂；后期走向现代主义，传统诗歌的空灵境界、老子式的对立统一，也在他的笔下得到融合。他认为“最理想的诗，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物”，这首诗中就有很好的体现。
《过黑发桥》有很多微妙之处，首先是脉络清晰，情与景步步推进，并不玄虚。黄昏时分，归家的山地人走过“黑发桥”，漫天飞翔着“白头的鹭鸶”。诗人由此凝神起兴：鹭鸶的一片纯白的羽毛从空中落下来，诗人的白头发也倒映在黄昏时分桥下的流水中（古铜色的镜中）。接下来是情与景近乎炽热状态的神来之笔：“而黄昏是桥上的理发匠/以火焰烧我的青丝”。在充满象征意味的“黑发桥”上，无形的“黄昏”被同一为具象的“理发匠”，这尺度夸张的“理发匠”以“火焰”（如血残阳？）在“烧”（照着）他的头发（"青丝’）。后一段是举目所见，情思交融。
“注视人生本身及人生事象”，因此这首诗初看晦涩，细读却极生动、极具象、极有余味，具象的黑发桥、白头鹭鸶与白头人、黑发、林，和人的壮而老、生与死、循环等等无边之“思”，泯合得毫无痕迹，主题复杂、抽象，见现代诗“象征”的魅力。
1954年，覃子豪与钟鼎文、余光中等人成立“监星诗社”并任社长，对台湾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被誉为“诗的播种者”和“监星的象征”。
流浪者
白荻
望着远方的云的一株丝杉
望着云的一株丝杉
一株丝杉
丝杉在地平线上
一株丝杉在地平线上
他的影子，细小。他的影子，细小
他已忘却了他的名字。忘却了他的名字。只
站着
只站着。孤独
地站着。站着。站着
站着
向东方。
孤单的一株丝杉。
通过对词语、诗行有匠心的排列，创造出与诗中的能指或所指有所关联、契合的某种图案形状，就成为“图案诗”，诗句和图像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也许奇特的效果。台湾现代诗发展，突飞猛进，“横的移植”果然“立竿见影”一产生了如林亨泰的《风景》、詹冰的《雨》以及萧萧的《孤鹜》等一时名声人噪的图像诗。白荻的这首诗在当时影响也不小，这里引陶梁在《台湾现代诗拔萃》中的解读，从右至左：第一节，丝衫是流浪者的化身，作者用绘画上的透视法，造成丝杉“移动”的效果—“流浪”；第二节，一望可知，“地平线上”的“一株丝杉”，很孤单；第三节脱离丝杉的外观，蕴藏更为丰富的內涵：丝杉细小的影子后面，留下了一段空白，一串具有催眠效果的重复句，如流浪者的呓语，但“流浪者”并不沉沦，因为他“向东方”；最后一段，又是孤单的一株丝杉，站立着。 白荻有画家气质，图像诗的作者多和画家有千丝万缕互动因缘，如阿波利余尔和画家洛朗森等人的交往。图像诗的尝试一定程度上多少类同于当代艺术中装置艺术的兴起，属语词的“装置”，具有实验意义。
白荻、林亨泰、詹冰等曾热衷于“图像诗”写作的诗人大都出生在台湾本上，是1960年代台湾诗坛年轻一代，“笠诗社”中坚诗人。他们后来转而追求“现代与现实的融合”，提出比痖弦更为明确而有意义的“主知”诗观，如詹冰在《笠》诗刊发刊词上说，“现代的诗人应当将情绪予以解体分析后，再以新的秩序和型态构成诗。创作独特的世界。……诗人该习得现代各部门的学识和教养，倾注其所有的知性来写诗。”
石室之死亡 其一
洛夫
只偶然昂首向邻居的甬道，我便怔住
在清晨，那人以裸体去背叛死
任一条黑色支流咆哮横过他的脉管
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
上面即凿成两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棵树，树在火中成长
一切静止，惟眸子在眼睑后面移动
移向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
而我确实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
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
洛大的组诗《石室之死亡》 一共64首，每首分为2节、共10行，写作时间跨度五年，从1959年8月洛夫在金门岛上写下第一行开始，直到1963年整部长诗始得完成。
诗情有一个不断酝酿、恢弘的过程。诗人最初因为在金门岛服役，晚间只能在地下的碉堡工事（石室）内睡觉，没有电灯照明，紧张焦灼，肇启情思，其后，结婚、长女诞生、诗友覃子豪生病等等，络绎进入了这组诗的“潜背景”。
细读，这组诗可以看做是洛夫的“纯诗”实验：逻辑相对松散，每一首之间都呈现出互文式的、同声歌唱的效果，主题复调，总体上从“石室”的“恐怖”开始，宁宙与人生意识纷至沓来，爱、怜悯、慈悲与死亡的探寻不断逼视读者，充满张力和丰沛的想象。以第一首为例，语调急促昂然，在战地“石室”的甬道中，诗人发现了一个莫名的死者，恍然间诗思奔涌，家国与生死的苍茫，齐齐奔到笔下，他“以目光扫过那座石壁/上而即凿成两道血槽”，上阕戛然而止。转到下面“我的面容展开如一棵树”，晕染过后的这“苦梨”，内容既简约、又丰赡。这样的叙述在全诗中比比皆是，表面上不相关联的蛛丝马迹中，形式与意蕴相互织染，最终成就这组长诗。
对于汪洋恣肆的潜意识的管控与调用，是这组诗最大特色之一，值得关注。调用中，诗情无羁地蓬勃而出，恣意流淌、高潮迭起；在诗人意识强烈的管控之下，又如熔浆般凝固成型，再经过丰约不一的剪裁，最终形成整饬的形式。
错误
郑愁予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闱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特定的“错误”。1954年，郑愁予21岁，写下了这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错误》。良好的语言，准确又华美的形象，淡淡的乡愁乃至（妇人的）“哀愁”，是这首诗所营造出的最为吸引人的气息。诗中，镜头与画面感、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因素的导入、怀乡与怀人的情结，“回忆”与“唤起”的扭合，无不暗合背井离乡、不得不厝居台湾的大多数人难以言表的情思。
就这首诗而言，它属于典型的抒情诗，吸收有“现代”派的因素，更多的是中国情致。往上延伸，可以看到古代闺怨一类诗歌传统的潜滋与暗流；往当代横视，则隐约闪动恍如“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时代凄凉。不过就全诗而言，总体上仍显纤巧，“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语句轻柔地讲出“中国故事”，“错误”而“美丽”，可想而知，这该得是一种怎样“精致”的“青春”“错误”。因此，文字当中隐藏的“浪子”形象与“浪子”意识，究竟充盈着诗人的青春气息。
郑愁予是纪弦创办的现代诗社主要成员，在主张“全盘西化”的“现代诗社”阵营当中，他无疑别具一格。
吃西瓜的六种方法（节选）
罗青
第四种 西瓜的籍贯
我们住在地球外面，显然
显然.他们住在西瓜里面
我们东奔西走，死皮赖脸
想住在外面，把光明消化成黑暗
包裹我们，包裹冰冷而渴求温暖的我们
他们禅坐不动，专心一意
在里面，把黑暗塑成具体而冷静的热情
不断求自我充实，自我发展
而我们终就免不了，要被赶入地球里面
而他们迟早也会，冲刺到西瓜外面
罗青的这首诗象征着台湾“七十年代新现代诗的诗的开启”。所谓的“七十年代新现代诗”，实质上就是“后现代”趣味与趋向的诗的兴起。1970年代，经济刚刚起飞的台湾，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并未完成，却不同步地产生了“后现代主义”诗歌。
这首诗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围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森的《以十三种方法看黑鸟》。与之绝然不同的是，斯蒂文森的“黑鸟”充满象征与隐喻，是一首纯粹的现代诗，《吃西瓜的六种方式》表而上通俗易懂，暗中取消意义，就“吃西瓜的方法”而言，诗中“所指”出现了如德里达所言的“延异”与“播撒”，因此在当时被视为一首“新现代诗的诗”。实际上它只是一首具有“后现代主义”调性的诗，因为支撑“后现代”艺术发展所必须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环境在当时的台湾并未成形。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与实验是世界性的当代艺术潮流，对此存而不论。这首诗首先就它的整体构成而言，六种“吃西瓜的方法”，以倒叙的戏谑手法，第一种付诸阙如；第五种谈星与球；上而节录的“第四种”由西瓜与瓜子而联想到地球与人；第三种由西瓜的圆整性想到自足；第二种似表达西瓜的绵绵无绝；第一种只有四个字：“吃了再说”。总之，可以认为诗人在整体上以不连贯为连贯，藕断丝连的跳跃联想，表达某种存在感。 甜蜜的复仇
夏宇
把你的影子加点盐
腌起来
风干
老的时候
下酒
出新，出奇。复仇往往意味着血腥、暴力、阴谋，夏宁笔下的“复仇’，如此温柔、新奇：把“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到“老的时候”取出来“下酒”，深刻的荒诞背后，是爱，是既爱又恨。毫无可能的食材（影子）、不可能发生的事，给予大多数人都乐于去体验的、奇妙的诗性感受，这就是一首诗的成功。
当想象之门大开，现代诗的魅力生发开来，智性、生活、情意，不经意间和盘托出，耐人咀嚼。据说这首诗曾经让许多读诗的与不读诗的人“都沉浸在一场腌渍的快乐里”。
夏宇出生于1956年，十九岁开始写诗，早期曾参加草根诗社。她1991年出版的《腹语术》当中的跳跃性思维与阴性书写魅力，展示了台湾地区现代诗的多样性。
七月（节选）
梁秉钧
一月的山头戴了雪的帽子
高罗岱补好了屋顶的疵漏
高罗岱有一床暖和的被窝
二月里高罗岱从摩洛哥带回来
挂氈和彩灯
自己造了灯罩
三月弄好了管用的浴室
四月里田里的菜长出小花
五月里蚱蜢在绿叶间跳跃
蝉在枝头起劲地叫
高罗岱修好了结他的弦线
弹起彼德西嘉和活地居菲
七月里高罗岱参与了
村中的节庆
七月里高罗岱用他的老结他
弹出许多老歌
七月里高羅岱用他的老结他
弹出许多老歌
香港不同于台湾和大陆。1960年代，在台湾，有兀边的乡愁、飚起的现代诗风、播迁台湾的知识分子与原住民文化的裂隙与融合；在大陆，有辽阔的山川平原、宏大的政治抒情与叙述。香港不然，地域狭小、文化积淀显然不够，又很早就化育了商业社会，因此这首写作于1966年的《七月》，显然有别于大陆的“七月”，彼时“文革”轰轰轰烈；也不同于台湾的“七月”，那一刻台湾政治高压，经济正在加速、预备起飞。让人诧异的是，远古《诗经》当中《七月》的余韵在这里氤氲，诗人虚构了一个叫“高罗岱”的主人公，骑着摩托车，从巴黎出发南下，不过在那个时候，巴黎实际上也在闹“学生革命”。世事似乎与诗中的“高罗岱”无涉，他一心一意地“生活”一找房子、换水管，耕种，业余时间弹弹吉他（“结他”），参加“村中的庆典”，一派安静祥和。
初读来会觉得很“隔”，依据我们脑海里留存的或者想象的那个时代，但实际上作为国际商埠，标志香港文化的是它的商业精神，更多的是思辨、怀疑和犹豫不决。梁秉钧恰恰把握于此，抒写出与我们惯常的理解全然不同的“本地风光”——商业的、同时又与古典文脉暗中接续的、带有一点点浪漫蒂克想象的那时、那城。就书写香港本地的文化认同基础来说，梁秉钧等一代作家艺术家所做出的努力，意义尤为重要。
梁秉钧1990年代出版的诗集《蔬菜的政治》，致力于“现象学还原”意义上的对于事物本相的探源，同样体现了香港文化在审美观照上与内地的细微区别。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