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伴随对楼市的悲观预期，多地“救市”呼声渐高，心态不无急迫。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当前房地产市场确有下行迹象。2014年1～3月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5.2%，销售面积同比下降3.8%，且降幅呈扩大之势。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企到位资金增速也开始回落，“钱荒”态势明显。
　　舆论关注的“降价”典型，以三四线城市和一二线城市的远郊区县居多。但这类地区的住宅供应过剩问题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13年，量价齐跌的浙江省温州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就曾一度被怀疑为楼市“崩盘的前兆”。
　　局部危机是否代表系统风险的临近？显然不能妄断。当前，中国房地产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两极分化。尤其是今年，分化将更加严重。
　　具体来看，公共资源密集、人口持续聚集的特大型城市，供大于求、房价骤降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会如前两年般暴涨；大多数省会城市人口还在集中，房价也会相对平稳；而那些缺乏产业支撑、人口又持续外流的三四线城市，一旦形成供应过剩，房价想不跌也难。
　　不过，就整体而言，中国到城镇化末期至少还有10～15年的时间，房地产还有至少10年的稳定增长期，有“三个1亿人”作为强力支撑。因而现在就说楼市崩盘，未免过于草率。
　　但针对部分城市出现的供应过剩，若失之应对，局部危机也可能扩散成系统风险。当年，海南楼市崩盘后，几个大银行负债率、坏账率猛涨至60%～70%；温州市3年前住宅均价才下跌20%，银行坏账就猛升20%。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拉动投资的重要力量，若房地产价位陡然下滑，或将对经济全局构成冲击。
　　因而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对那些房价收入比严重不合理的城市采取微调，逐步降低风险，实现平稳过渡，确保到中国城镇化末期，不会出现像日本当年那样的泡沫崩溃。
　　针对市场分化、冷热不均的楼市格局，如何科学调控？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52字答案：“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这段话包括三重原则：一是针对市场分化的现实，楼市调控也要分类对待，有的城市需要降温，有的城市未必要遏制；二是引导市场调结构和发挥政府保障作用，形成多层次的住房供应體系；三是遏制投资投机等不合理需求，体现供需双向调节。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上述调控理念还存在理解偏差：仍旧希望解禁限购、限贷政策，为投资投机性需求“招魂”；仍旧等不得房价合理回归、市场自净出清，急于托市；仍旧不顾本已供应过剩的事实，继续放量供地；同时，在应履行的住房保障职责上，还是习惯性缺位。
　　如果“分类调控”被当作自行其是的借口，沿用土地财政的惯性思维，就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可能使风险延后推高，积重难返。
　　中央出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房地产调控科学合理的考量，赋予地方自主调控的权能。但如何利用好这一“尚方宝剑”，地方政府显然还须多些学习思考和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