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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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由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将导致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投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结果。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研究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对规范我国会计信息生成,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对国内与国外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证券市场监管契约对我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有着显著影响。
  关键词: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选择 选择动机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29-02
  
  一、会计政策选择概述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O)的所确定的涵义,会计政策是指“公司在编制会计报表时所拟采用的具体原则、会计基础、核算惯例(规则)和实务”。经济主体根据客观需要分别采用不同的会计原则、核算管理手段和方法的方式,就是所谓会计政策选择。{1}
  理论上看,会计政策选择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干预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以引导或促进会计准则朝着有利于该企业利益的方向发展。比如,20世纪70年代关于石油、天然气行业勘探废井成本的处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迫于各方压力,最后唯一的选择就是允许多种方法并存。二是企业通过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缓新准则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企业在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上拥有剩余控制权(剩余准则制定权)的一种表现。
  这里,本文主要讨论会计政策选择的第二层含义,即企业的剩余准则制定权。
  对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原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且该问题是目前已有文献中讨论较多的问题。典型的有:
  唐松华(2000)从企业治理结构、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和会计信息市场不完全竞争性三方面论述了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李姝(2003)认为经济事项的不确定性以及会计所独具有的技术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决定了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存在的必要和必然。
  黄文峰(2004)认为会计模糊性、会计理论的缺陷、会计准则的混沌状态、会计系统固有的特点,形成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因。
  赵艳、刘玉冰(2006)认为企业是“若干契约的联结体”,用契约理论解释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原因。
  常茂松(2008)认为客观环境的复杂性、经济业务的不确定性和会计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动因,决定了上市公司进行会计选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本文借鉴徐虹、林钟高(2007)观点,认为契约成本的存在,是产生会计政策选择的根本原因{2}。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会计准则是基于企业产权契约衍生的公共合约的一部分。契约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共会计准则不能对会计处理方法进行完全的限制,只能是一种不完全契约。作为不完全契约的公认会计准则在会计处理方法上留下的选择空间,这就是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
  第二,会计政策选择是作为企业在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上拥有剩余控制权(剩余准则制定权)的一种表现。按照经济学的解释,与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的就是剩余收益权,给管理当局留有一定程度的会计政策选择权,这既是会计准则相关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的结果,而且也是节约契约成本、激励和监督会计准则有效实施的重要举措。
  二、国外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
  西方国家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一般分析经历了四个阶段:稳健主义阶段;收益平滑假设阶段;“三大假设”的提出及检验阶段;机会主义和效率性研究阶段。
  1.20世纪50年代之前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传统认识:稳健主义。所谓稳健就是预计所有可能的损失,但不预期任何不确定收益(Bliss,1924)。稳健主义的动机研究经历了极端稳健主义向适度稳健主义的过度。
  1900年之前,稳健主义一直是一项占支配地位的会计原则,其他会计原则与其相冲突时都要服从它(Chatfield,1974)。此时,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是避免法律风险和防止从资本中分配红利。此时的稳健主义,也被称为极端稳健主义。它要求在金额上,尽可能多计可能发生的负债和费用,尽可能少计或不计可能发生的资产和收入;在时间上,尽可能早地确认负债和费用,而尽可能迟地确认资产和收入,即故意低估资产价值和利润。
  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经济大危机之后,稳健由原先的极端稳健转化为适度的稳健。当一项经济事项在会计上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供选择的处理方法,且每一种处理方法都具有相同的理论上和逻辑上的正确性,会计人员心存疑虑不知采用哪一种方法时,稳健主义要求选择避免高估资产和收益与低估负债和损失的会计处理方法。即在某一会计程序有多种会计政策可供选择时,应当选择对净资产所产生的影响乐观程度最小的那一种方案。
  传统的观点认为管理当局在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中奉行的是稳健主义,其目的是为了使会计报表反映的财务状况更为谨慎和合理,从而令公司能有充分的能力来应对市场和法律风险,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20世纪50~60年代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研究:收益平滑假设。20世纪50年代的经验研究偶然发现企业的期间会计收益的波动似乎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趋于变小,从而提出了收益平滑假设。
  Gordon于1964年提出了以下三个假设:公司管理当局尽可能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司股票价格是会计盈余水平、增长率以及变动方差的函数;公司管理当局的报酬以及效用取决于公司的股票价格。
  收益平滑假设认为,管理当局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是使报告收益的增长率最大化而方差最小化(收益平滑),从而使股价最大化。
  3.20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三大假设”的提出及检验。20世纪60~70年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有效资本市场假说(EMH)的提出,促进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形成。其中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是现代实证会计理论的集大成者。
  Watts和Zimmerman吸收了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治成本假设。
  三大假设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一个由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签订的管理报酬契约(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都会影响管理当局对会计政策的选择。
  4.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机会主义和效率性。20世纪90年代,西方实证会计研究者们围绕会计政策选择的类型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Sweeny(1994)、Christie和Zimmerman(1994)、Dechow(1994)等均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会计政策选择在理论上大致可分为机会主义型和有效契约(效率)型,最优的会计政策选择应是两者的最优权衡。
   三、我国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
  对于目前西方流行的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三大假设,在中国并不适用。
  1.首先看分红计划假设。西方代理理论至少隐含这样一种假定条件:代理合约建立在自由选择和产权明晰化基础之上。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有着其特殊性——政企不分。
  魏刚(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水平与上市公司的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增权(2000)对我国上市公司激励机制和企业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当局年度报酬并不与企业业绩挂钩;杨瑞龙、刘江(2002),荆爱民、徐玮(2003),李玲(2005)等的研究结果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管理当局与经营业绩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与经营业绩脱节的情况下,管理当局为获得高额报酬而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目前应该不明显。
  2.再看债务契约假设。西方债务契约的假设是建立在债务契约硬约束的基础之上。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合同,则视为违约,其代价是惨重的。而我国,由于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同具有公有产权性质,加之政府的层层干预,使得两者之间没有建立起真实有效的契约关系,而是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兄弟般的借贷关系,从而导致了债务契约的软约束。国有商业银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3.最后看政治成本假设。根据政治成本假说,对政治程序较敏感的企业(如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的药品行业和一些公用事业部门)倾向于选择可能减少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借以降低其可能承受的政治风险或政治成本。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国有股在股权结构中占绝对优势,因此,上市公司的业绩就与政治、职位挂钩起来,避税的利益动机并不强烈。
  乔永波、闫予磊、王宾(2005)通过政治成本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政治成本假设应用于我国企业应作适当的修正,认为国有控股企业比其他企业更倾向于使用增加当期利润的会计政策。
   四、我国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特殊动机的分析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三大假设的不适用,在研究中国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时,需要予以特别考虑。
  王跃堂(2000)结合我国政治经济情况的特殊性,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及其动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因素不是西方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和CPA的审计意见。
  徐虹、林钟高(2007)认为,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最主要因素应当是证券监管政策。
  常茂松(2008)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会计选择的第一个动机是规避市场管制;第二个动机是满足履行债务契约或进行新的借贷的需要;第三个动机是管理者报酬计划;第四个动机是处于纳税的考虑;第五个动机是基于政治成本的考虑。
  本文认为,一方面,由于中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相关的游戏规则并不成熟,资本市场仍是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场;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内外部监督约束机制还不完善,易导致公司在会计政策选择时偏向机会型选择。因此,在选择动机分析中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契约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如发行定价策略、配股策略、特别处理政策以及特别转让政策等。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动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对企业上市实行核准制,一个企业能否上市的依据是企业是否符合上市要求,如前三年要求年盈利,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到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因此,在核准制下公司尤其是业绩不佳的公司,虚构业绩、进行财务包装的动机依然存在。Aharony等人(2000)研究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存在着明显的财务包装现象。林舒、魏明海(2000)亦有相同的结论。
  配股动机。我国的资本市场对配股有着比较严格的条件。从契约角度看,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配股的规定实际上是证监会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并且契约的条款是以会计数据(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执行依据。因此,管理当局就有强烈的动机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权进行盈余管理的,以便达到证监会规定的配股要求。陆建桥(2002)发现上市公司将ROE维持在{6%,10%}区间上的证据,证明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随着配股政策的变化而变化。鲍恩斯等(2004)通过对ROE分布密度曲线的观察以及迁移矩阵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避免被ST或PT动机。目前在我国上市资格仍然是十分稀缺的资源,如果被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则意味着“壳”资源的丧失,这个结果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企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都是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在证监会ST和PT政策均以会计数据作为执行依据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就有动机在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经营业绩不佳时,竭尽全力采用一些会计政策和其他盈余管理手法,以避免出现亏损或连续三年亏损的现象。
   五、小结
  由于准则制定者的有限理性和外在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交易费用的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与非对称性等,使得准则具有不完全性,而会计政策选择实际上是会计准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秩序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因此,我们无法完全消除会计政策选择。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激励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关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研究将与时俱进,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由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正如美国会计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所说:“公司倘若使用了不恰当的会计方法,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有可能将投资者引入错误决策的歧途,在资本市场上,资源就会被错误地配置。如果说财务报表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那么相互对抗或不可替代的会计方法的滥用就会导致在整个经济中效率不高地分配投资成本。”因此,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管制,就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参考文献:
  1.叶陈云,罗书章.试论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及其应用启示[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6(8):446.
  2.徐虹,林钟高著.企业准则研究——性质、制定与执行[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347.
  3.吴敬琏主编.比较(第二十九辑)[M].中信出版社,2007:185.
  4.乔永波,闫予磊,王宾.关于政治成本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J].财会月刊(理论),2005(9):42.
  5.常茂松.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及后果分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1):90.
  (作者简介:王国君.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与方法;张岩.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与方法。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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