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过了阳光明媚的三月了，李林生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当然，这条信息也是同学转发给我的。对于李老师，何时调离沈阳师范大学，何时从省青年干部学院离休，又是何时返回故土营口，及至最后病逝、享年多少，我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每年一两度的同学聚会上，偶尔能听到关于李老师的只言片语。对于中文系七七、七八两届学生来说，边杖子的风沙，兴隆台的泥泞，三十三中的拥挤，已成为其求学生涯的物质背景和精神财富，或者说是那一代人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意象。而在此背景与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应该还有一笔浓重的色彩，那便是李林生老师，他长年穿着灰色人民服上衣与藏青色裤子，脚步匆匆，穿行于寝室与教室之间（学校简陋得老师没有办公室）。不是红绿，胜过红绿;若红，相像摇曳的旗帜;若绿，恰如春天的芳草地。
　　 李老师教我们的是文艺理论，课堂上看不出来他善于言谈，说话的语气和节奏舒缓，板书飘逸、俊秀。更多的时候，与其说我在听他讲课，倒不如说我在欣赏他的粉笔书法。当时自己在院、系学生会和团委担当点儿宣传文字方面的工作，再加上学生们也办点儿《新绿》之类的油印文学刊物，所以有了和李老师接触的机会。一是李老师平易近人，二是个人总认为他有水平才能去求教啊。没想到，课下的李老师是那般循循善诱，知识层面如此广博。古典的、现代的、外国的，凡有关文学方面的作家与作品他几乎如数家珍。谈到兴奋处，李老师高度近视的镜片后面的双眸竟然炯炯有神地放出光彩，由此我加深了对眉飞色舞的理解。李老师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写诗、写随笔（他曾经拿出厚厚的几沓《灯下漫笔》让我翻阅，遗憾的是我当时根本不懂它们是文学随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老师关于“唐人传奇”的研究，什么霍小玉、什么崔莺莺、李娃的，古典文学老师讲的我没有记住，倒是李老师讲授典型人物的旁征博引令我难以忘怀。后来才听到七六届的同学讲，李老师是自学成才的，不仅对文学与写作精通，尤其对音乐极其擅长，会拉小提琴，当过乐队指挥。难怪，课堂上的李老师借助于手势讲课，有时竟像在乐队面前操持指挥棒。
　　 在与李老师交往的过程中，我尝到了甜头，或者说是偏得。书能看得多些，老师的图书证可以多到借阅三五十本啊，而我就真的开阔了视野;书能看得精些，有李老师的悉心指教，虽然谈不上走捷径，起码能避免少走阅读弯路。直到这时，我才渐渐看到李老师眉宇间不时闪现出的忧郁。在崇尚知识重视学历的年月，而且是在经过“文革”之后的政治反弹，人的认知感应能力，社会的向度及心理价值定位，不能不会出现偏颇与狭隘。事物便可能从一级轻而易举跳向另一级，学历往往成为知识、成为资格的代名词。中文系又是感性的凝聚地，加之“文革”的硝烟还未彻底消散，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人格的摩擦此消彼长。李老师身陷其中，眉宇间生长点儿忧郁或者其他什么情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李老师唯一一次对我讲系里的事，是他同某位老师就鲁讯研究的学术观点发生过争执，查找原文出处曾经精确到《鲁迅全集》的第几卷第多少页。我们谁都不怀疑李老师的超常记忆能力，他能把原文最初是结集在哪个单行本里娓娓道来。结果可想而知，那个老师不再较真，服气了。李老师叙述此事时面红耳赤，仿佛身在当时的境地，不吐不快吧。第一次看到李老师的激动，我有些惊讶。结果又可想而知，没有学历的，知识竟然这样广博与精确，招人妒嫉？不能说没有。一个人在遭受人性弱点包围的时候，有沉默者，有反抗者，二者都想突围，证明自己，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李老师大多是沉默的，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可见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在锻炼中提高的。试想一下，由于学历的局囿，高校的一些学术会议每每得不到参加，也无法参与高校教材的编写，至于教学骨干、模范老师等等的闪亮光环，更是远离了李老师。一个知识者最大的痛，莫过于他人不理解自己甚至误解自己，自己的知识无法无力在更多的渠道里展示。什么叫怀才不遇，和李老师相处，你能从中找到注解，也理解了李老师为什么对唐代诗人中王维、孟浩然的偏爱。
　　 学校教务处曾就李老师的课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实事求是地讲了。教务处的老师说，不能光说优点啊！说点儿不足，提点儿希望。我们几个同学相互望了望，也没有说出什么。我想了一下，说，李老师的课非常有广度，再有点儿深度就更好了。年少气盛的我，以当初的肤浅，满以为给李老师提出了很好的“希望”。殊不知，遭遇了十年动乱，相对而言，中文七七级的学生基础不算好，在所需要掌握的知识面前，有许多盲点，甚至要从中国语言与文学的ABC学起，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是普及，而不是提高。何况李老师教授的文艺理论课，当时连个像样的教材都没有，只能凭老师自己的实力去感召征服学生。李老师因材施教，因人施教，为我们拓展了无限的知识空间，每课必列举大量的书目让我们广泛涉猎。我至今记得李老师的话：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一定要挑选名作家的代表作来读，有些精品也要精读。我的话不知教务处转告了李老师没有，反正再见到李老师，我总有些不好意思。而李老师，若无其事，仍旧对我教诲不止，并对我的诗歌爱好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人这一生，有些话说完了才知道去反思，才知道去后悔。后来，李老师把他自己创作的一首叙事诗拿出来让我看，我确实很受启发，并对李老师说，我给你寄到《朝阳》去吧，那儿有我一个老师，他肯定喜欢这首诗。谁知诗稿寄出了两个月还没有消息，经多方打听，才晓得那位编刊物的老师不幸患病已经去世，邮给他的诗篇也不知道他转没转给别人，反正是无从查找了。问题并不在于这首诗发表与否，也不在于诗稿丢失与否，关键是在于应该及时向李老师解释清楚，说明原委。那时的我被校里校外等一些琐事折磨得一塌糊涂，根本就忽略了李老师的诗稿问题。尔后就是毕业，就是工作，就是结婚，就是生子，就是為一些世俗的和不世俗的事情奔波不已。
　　 后来听说李老师的境况改善了许多，工作调转到省青年干部学院，还担当了学科的负责人，也评上了教授。未曾安顿的已经安顿过了，相貌的平实该和内心的平实吻合了。同在一座城市，毕业后的我却未能和李老师谋上一面，这是心的距离。待我猛然醒悟，该去看看他时——李老师却永远地离开了我，离开了我们。
　　 李老师是在春天里逝世的，他的博学，他的多才，他的执著，他的勤奋，他的与人为善，他的诲人不倦，都将化作无数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的原野——他曾经教过的一茬又一茬学生们的心田。我内心隐隐的不安与悲伤，但愿能成长为一种感恩的勇气：向李老师表示谢意并致歉意，为我青年时代的浅薄与无知，也为我今后人生成长的丰硕与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