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他创造了台湾舞台剧市场的奇迹。从《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到《暗恋桃花源》，他的创意灵感总是无穷涌动。赖声川说生命中的每一秒都是奇迹，而在观众的眼里，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奇迹。
　　 “年龄不是问题，人要一直不断地追寻。”很多人在生活的路上选择了放弃，但他说自己对世界和人类一直抱有好奇心，也从未停止过前行的脚步。对人类有热情，对生命有激情，纵然清醒感觉到了时光的流逝，他觉得自己依旧年轻。
　　
　　黑色丝织中式长衣，走路步伐堪称轻快，看不出年龄留下的痕迹，传说中的赖声川导演如约到达拍摄现场。
　　“我的成长跟别人的有些不太一样。”赖声川呷了一口八仙桌上的西湖龙井茶，说道：“当别的台湾人大量移民前往美国时，我则随着父母回到了台湾。”
　　赖声川说自己小时候性格中即有追求自由的一面，曾就读那所名叫stoterd的学校异常重视艺术教育，从而发展了他的天性。那所学校位于华盛顿的乔治城，曾经普通，现在却变得极为雅皮。他也依旧记得自己曾经的家——苏联大使馆高大的围墙外面，一座刷了白颜色墙漆的公寓。
　　想当然地以为与戏剧结缘的人，必定有相当的家世影响。于赖声川，事实却非如此。“我们家一贯相当冷静，甚至乏有戏剧性的事情或者戏剧性的表达出现。”
　　采访至此，服务员送上用茶餐点，他一一询问，似是兴致勃勃，对一切充满讶异。白色的棋子酥，翠绿碧螺如意糕，嵌了几抹红色枣泥的茶点，无不精致之至。
　　未曾料想，赖声川是电影的忠实拥泵。彼时，离家不远处有一所电影院，他的最爱是恐怖片。一天演三场，《木乃伊》、《狼人》……那些旧时代的恐怖电影，未免血腥残暴，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左手一杯爆米花，右手可乐，便度过一段优游的美好时光。
　　从学士到博士，他在加州伯克莱戏剧大学度过五年时光。“那是非常开眼界的五年。”现在回忆起来，他如是评价。二十四、五岁，他和丁乃竺先是结婚，后来才申请学校。事实上，当时他们有三个选择：纽约大学、夏威夷大学和加州伯克莱戏剧大学。前两者提供奖学金，而再三考虑之下，二人却选择了无任何奖金赞助的伯克莱。拒绝奖学金，尚且还是如此丰厚的全额奖，即便是在现在也会令人大跌眼镜。
　　更不为人所知的是，他们是在自己的积蓄一空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此前辛苦赚的钱，原本计划用于两人的学费和生活费，至少用两年没有问题，不过不幸的是，我们的投资出现了失误，钱被骗掉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必须去凭劳力赚钱，以度过眼前，我们去餐厅打工，整整打了五年……”于他，那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戏剧是最关注人生的，没有人生经历，你如何做到导演？”
　　在华人开的中餐馆打工，最初只是负责收拾脏盘子、倒水，甚至没有资格去端菜。出国留学，结果反倒先是去餐厅打工。这种转变带来的意外他们没有时间去感受。“但这段经历在我的人生里是重要的。什么叫放下身段？什么叫尊重人？知识分子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你不得不生存下去，逼着你去生存，我相信我可以做得非常好。”从卑微的助理到一天可以赚到一百多美元的领班，他见到了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巨贾大亨、摇滚歌星、红卫兵、偷渡者、越战老兵……“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如何尊重。那完全是必须发自内心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伯克莱更像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世界。著名的电报街，嬉皮俯拾皆是，做手工艺品，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头上染着眩目的颜色，甚至还有一些精神病患者，“但他们都很可爱。”赖声川的面庞浮现隐约孩子般的纯真气。“那里几乎已经汇集全世界最好的书店、唱片店和咖啡馆。咖啡的味道不同，做法也各异，有教授或者博士生在埋首写东西，我的论文绝大部分就是在咖啡馆里写出来的……”他笑。同时，他听爵士乐大师的音乐会，看费里尼、伯格曼和黑泽明的艺术电影。
　　影响他后来思想的，还包括伯克莱的《peace circle》（和平圈）。“干吗呢？就是一群人手拉手，为世界和平而祷告。”每周二的中午，认识不认识都无所谓，人们站在圈子里面，你可以站30秒钟，也可以站30分钟，没有人主持，完全是自发状态。
　　“您说这些人是疯子还是理想主义者？”
　　


　　他不置可否地摇头，“他们中有大学教授，有高材生，也有嬉皮士……默默地为世界和平而祷告。”
　　赖声川说伯克莱的思想前卫，戏剧却是极为传统。在课堂上研习莎士比亚时代的古典戏剧，而授课者俱是清一色世界顶尖的学者。
　　
　　“他把百老汇的制作模式搬到台湾，叫学生如何制作、如何导戏，如何设计……最初只是易卜生和莎士比亚，后来开始自己写剧本。“我放弃我所学的，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正如“表演工作坊”这个名字，因为大，包含了无限可能性。”
　　
　　1984年，赖声川和太太丁乃竺回到台湾，成立了表演工作坊。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行为。那时台湾不存在所谓的戏剧环境，“这是很奇怪的，人们晚上不会去看戏，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第一部戏《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大获成功。赖声川在台湾的艺术市场上无中生有，并且开始风生水起。“我把自己放在一个没有压力的位置，票房无所谓，我自己有职业，担任教授，与我合作的著名演员，也有各自的收入。我们一起来做戏剧，说简单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说复杂就是一种使命。我们希望能替中国的剧场找出一些新的方向。当时我们感觉，相声在台湾死掉好可惜。”他语速减缓，“相声的死亡在台湾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们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沉重文化代价，甚至人们在不曾发觉时他已经失去了一些珍贵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提醒。”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让观众重新发现了相声，也明白了什么叫剧场。“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且是一天中发现两次。”他笑，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缝。
　　之后，压力却随之而来。“因为第二部多了期待，实际上第一部的成功令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每个人都在问，下一个相声会是什么？我说，下一个不会再是相声。”他希望自己可以更稳健地做出新的创意。接下来《暗恋桃花源》、《圆环物语》等作品相继接踵横空出世。
　　“这意味着在台湾做剧场就是一个事情了，如果只有一部作品，那么只会昙花一现，只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而已，而现在好的作品连续出现，威力很强的，一年之间就培养了一大组群的观众。给他们精彩和震撼，他们也许就是一辈子的剧场观众了。”
　　从29岁开始剧场创作，至今编导舞台剧27部、电影二部（包括享誉国际的《暗恋桃花源》）、电视影集300集，另有剧场导演作品22部等。更先后开创台湾舞台剧市场、剧场影音市场、即兴时事电视市场等。这么多年来，赖声川的创作题材和内容，以及艺术表现形式等，也一直在进行变化。在《莫扎特歌剧》里，他把莫扎特的故事放在20年代的旧上海，演员唱意大利文，“我没有去强奸或者扭曲他的音乐，完全是恭敬的。”
　　“伯克莱的精神是一种创新的精神，我深受影响。但是我也在考虑，创新对艺术家是否也意味着一种不公平？如果我的一件事情做得好，为什么不可以重复地做？但是现在观众的胃口是一直要变，一直在变。这个时代，是在求新求变。这表示这个世界的专注力不强，思想散乱，缺乏一个注意力的核心价值中心。所以有时我会觉得有压力。”他笑，“确实会有压力。”
　　都说万变不离其宗，赖声川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核心的东西也是会有变化。“对于艺术家来说，核心就是他想要表现的东西，并非艺术理念，而是艺术家的人生理念，什么东西对他最重要？”他最经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你能成为一个多么辉煌的作者，就看你在乎什么。“而且，这种在乎是在你的人生里在乎，而不只是流露在作品中。”
　　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中；取法乎中，仅得下。道理人人明白，能够身体力行，则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人生在乎什么？”他微微蹙眉，“我的人生一直在变，但是它越来越走向一种感受。你听了也许会觉得很肉麻……”他兀自笑出来，“回到伯克莱的话题，就是在乎世界和平。”他似乎觉得不好意思，笑声里难掩赤诚童真，“真的真的，听着可能真的很肉麻，但是你活得越来越老，就会发现，你的目标要远离自己，不要一味想着自己。给予别人快乐，哪怕只是两个小时的欢乐，能让别人看清一些事情，这也许是我的任务和使命吧！”
　　“所以我现在做作品越来越小心，也会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部作品？我不会霸道地说，舞台是我的，爱演什么演什么。不会！观众也不会永远看你的戏，你还要有东西给他才行。年复一年，我们拿什么给观众？也许是更多关怀吧！”
　　娱乐之余，给观众一些有价值思考的东西，婉转地挑战观众自己的经验和人生。而对于戏剧的功用，赖声川说：“我希望它是连接人与人、连接人与故事、连接更大的人生与人性的处境的一座桥梁。”
　　
　　“众生都是平等的，我有一些机会比别人好，有某些方面的才能比别人好，我承认这一点。但如果我因此而沾沾自喜，就中了这个游戏的圈套，蒙蔽自己，而忽略了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相是什么？那就是众生平等。终极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天必会死去，但如何死去，你并不知晓。而即便我获得再多的奖，也是如此。”
　　
　　曾被全球媒体誉为“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曾两度荣获台湾“文艺奖”，而赖声川说自己是一个“蛮看得开的人”。
　　“到达一个相对的点之后，（我注意到，他用“点”这个字来指带我们常说的“顶峰”或者“巅峰”。）你在自己的行业中已经得不到更多的启发，你也许可以得到更多技巧，但是如果让你的行业或者艺术再有所升华，它需要另一个领域的学习，那就是人生。”
　　赖声川说自己向来不鼓励人盲目地工作，否则，就如他有现在的这般成就，也曾碰到中年危机，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他强调，“不是体会，而是一种危机。有时，大家只是在玩一个名跟利的游戏，主动或者被动地贴上各种标签，有时我都看得很清楚。大家为什么会都在玩这个游戏？可是大家确实都在玩，人生如戏，我的解读就在这里。”在戏里，赖声川曾创造了一个房地产商的角色，创造了一个戴维斯房地产奖项，然后颁给自己。他又忍不住呵呵笑：“很好笑，但游戏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人类的悲剧在于他要么活在过去，要么投射在未来，沉湎于过去的回忆或者担忧明天的问题。而于赖声川，此刻与当下才是最美妙的。“每一秒钟的展开都是一个奇迹，不可思议，每一秒都在演进，真得很了不起！”回到当下，人才与世界和宇宙连接在一起。否则生活零乱而破碎。去旅行，又令他离开当下。委实，太熟悉的环境，让人的思维处于恒常的“自动驾驶模式”状态，而旅行则带来变化和生机。
　　这种想法，也许源于他对佛教的参悟。佛法令他看到一切事物的关联性，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独立存在。他援引居住法国的越南一行法师的话：“如果你在这张白纸上，看到一朵云，那你就是一个诗人。
　　
　　他最经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你能成为一个多么辉煌的作者，就看你在乎什么。而且，这种在乎是在你的人生里在乎，而不只是流露在作品中。”
　　
　　“真正的成就还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成就，我每天都希望自己可以更好。但我现在已经不会再跑到纽约或者其它地方找所谓的戏剧大师班去进修，不可能。”他反而会跑到印度，去上佛法的课程，或者短暂的闭关。“要提升自己，我不会在同一领域寻找提升之道。”
　　
　　“事业的成功不等于人生的成功。我认识太多的人，他们的事业也许不会那么成功，但我尊敬他们，我也认为他们的成就比我高。你懂我的意思，因为他们在生活中，他们人生的体悟在一个更高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