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话痨”跨界成明星
但凡采访过刘震云的记者都知道，他是“话痨”，而且语言不乏“严守一”的精辟幽默，一半说着他心里流淌的河南话，另一半是故作轻松的京式贫嘴。一半文学，一半商业，在这一点上，他与《手机》中那个无奈被推入娱乐圈的费墨教授又颇为相似。
刘震云最近很忙——电视剧《手机》开播后，他原本6点半起床、22点睡觉的“平静生活”乱成了“一地鸡毛”。每天都有无数想采访他的记者，访问内容横跨文学娱乐；出版社不甘寂寞，趁势再版了《手机》原著，签名售书是免不了的“程序”；作为该剧的艺术指导，他连着录了好几天的访谈节目，对着不同的摄像机说同样的话题。
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刘震云无疑是偶像级的人物，既大名鼎鼎又车衣足食。也就是说，刘震云凭借手中的笔，给自己的人生来了个“名利双收”。从2007年的《我叫刘跃进》，到2009年的《一句顶—切句》，再到今年的电视剧版《手机》，刘震云已经成了最有明星派头的作家。
“中国正在从‘严肃社会’向‘娱乐社会转变’”，这是刘震云给电视剧版《手机》下的背景定义；而现实中的他，身上又难免重叠了几分“严守一”和“费墨”的影子。
一半“严守一”：闷骚型话痨
1973年，15岁的刘震云开始在甘肃的大戈壁滩上当兵。到部队不久，排长问刘震云：想家吗?刘震云的回答是：“排长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不想家，天天吃白馍我想什么家?”
他有一个新兵朋友会写诗，他说：“刘震云，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就这么着，刘震云开始写诗。但这位“诗人’几个月后离开了，据说是回家了。后来，刘震云去村里看他，听说那朋友杀了人。因为村里人认为他疯了，女朋友也这样认为，她找了另外一个男的，他“咣当”一锤下去把那男的砸死了。公安人员审讯他，审得头大，问他一句话，他能说上时句，而目语速特别快，都是《资本论》上的话。刘震云最后总结说：“是一个疯子把我领上了文学道路。”
1978年，20岁的刘震云作为省里文科状元，成为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在大学时期，他就开始写小说了0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未名-湖》上，这期杂志上还有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和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最开始使刘震云出名的是《一地鸡毛》和《单位》。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官场》，小说主人公正好与现实官场的一个人重名，与他的秘书重姓，此人扬言要告刘震云。
再后来，刘震云写出了小说《手机》，然后根据其结尾一节《口信》，发展出了《一句顶—万句》，但写《一句顶—万句》的途中遇到困难，《我叫刘跃进》给“跃进”出来了，等于是个副产品。回过头来，又写《一句顶一万句》，先来的反而后到了。
在2009年底《一句顶一万句》完成后，刘震云被要求从故事的角度用三句话来概括这本书，他的概括是：“两个杀人犯，一个人要找到另一个人，目的就是说句知心话。里面有暴力，充满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有性。”
多年之前，王朔在颐和园第一次与刘震云见面。看完刘震云带来的电视剧剧本《一地鸡毛》后，王朔走进冯小刚的房间，把本子扔在桌上，幽幽地说了一句，“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脅的一位。”
多年后，刘震云坐在记者面前，听这个段子，笑得含蓄，他说，“如果王朔真这么说过，我愿意说，在用汉语写作的人当中，对我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是王朔。”
刘震云就是这样一个有故事的人。如今，但凡采访过刘震云的记者都知道，他是“话痨”，采访他，你完全不用担心他耍大牌或者惜字如金，而是要为他的滔滔不绝和天马行空痛苦不已。而且语言不乏“严守一”的精辟幽默，一半说着他心里流淌的河南话，另一半是故作轻松的京式贫嘴。
一半“赞墨”：频频跨界成明星
“不看我的小说，或者把电影当成了我的小说。”刘震云常抱怨说，在大众接受他的幽默和搞笑同时，作家刘震云的严肃和纯粹反而被大众消解。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以前找他采访的都是读书版的文化记者，现在是跑影视的娱乐记者。
作为作家，刘震云靠自己的作品成名，而真正让他被更多人认识的，却是他的编剧工作。刘震云说，他写剧本是“使自己的小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说话”。在编剧的同时，刘震云还偶尔在电影中过一把戏瘾，在电影《甲方乙方》里，他演过一个情痴，那是他演的第一个角色；在电影《我叫刘跃进》里，刘震云也露了个脸，在电影中打个哈欠就回去了；刘震云真正像个演员。是在《桃花运》里，比起以前的两个角色，这次是戏份最多的。刘震云、冯小刚、葛优，被称为贺岁片的“三架马车”。
刘震云说他当群众演员是因为导演想控制成本，为了省钱，临时拉他当群众演员。虽然镜头不多，刘震云却又学到无数东西。
“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过去小说对话是顺着下来的，‘吃了吗’，‘吃了’，‘吃什么’?‘红焖肉’。电影中不这样，这一句说：‘吃的什么?’下一句就是‘老张这家伙不是东西!’再接下来可能说：‘老李这两天可没闲着。’对话的信息量高度密集，极有趣味性，这种形式放在小说里，更有趣味性。学到很多书外的东西，没坏处。”
刘震云自称是“笨鸟”，而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上却是精明的。刘震云是个懂得宣传的人，而且这种宣传一波强过一波。《我叫刘跃进》是电影和小说同期上市，相互影响，看过电影的人想看小说，看过小说的人想看电影。为了宣传新书《一句顶—万句》，刘震云的宣传更是拉上了新浪这样的“大拿”，新浪首次为它设了官方网站，这在中国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
会钉皮鞋，又会崩爆米花，有什么不好?对于刘震云的跨界，业界各有说法。“一个写小说的，没事儿老往影视圈扎，隔三岔五还在电影上露一小脸儿，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不踏实。”他笑呵呵地说，“客串个电影有什么呢?出席个活动，参加个新闻发布会又有什么呢?这就跟去菜市场买菜，小贩说，‘大哥，麻烦您给递个秤。’捎带手的事儿，怎么就掉了你的价儿了呢?”
只是，文学和艺术现在还算什么?刘震云自己也这么说了：“商业是个好东西。”商业将刘震云劈成了两半，一半文学，一半商业，在一点上，他与《手机》中那个无奈被推入娱乐圈的费墨教授也是颇为相似的。
“好男人”：帮抑郁症的妻子重返快乐
刘震云身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一段他帮助患抑郁症的妻子重返快乐的故事。刘震云与妻子郭建梅是河南老乡，他俩曾是北大同学。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担任主编助理的郭建梅采访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回去告诉刘震云，我想做一个公益律师。那时，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而且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过于慷世骇俗，而刘震云却十分支持妻子的选择。
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原来，时常面对社会的阴暗面，郭建梅心理产生了不适，患上了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
为了治好妻子的病，刘震云甚至停止了写作，四处为妻子寻医问药。刘震云还来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给妻子开出“快乐处方”：每天早上对自己大笑10分钟；每天打一次不少于半小时的乒乓球和羽毛球；夫妻一起晨起跑步；每天晚上画一幅山水画；戴耳机上网听音乐每天不少于两小时；每天至少念叨100遍“吃得咸鱼抵得渴，天天快乐—点点……
走出抑郁阴霾的郭建梅在丈夫坚强后盾的支持下，重新投入事业。2009年3月，来北京访问的希拉里第六次接见了郭建梅。虽然郭建梅和刘震云专业不一样，工作的性质也不一样，一个是理性思维，一个是形象思维，但两人却做着同样的事情一一丈夫用笔宣扬着正义，妻子用法律做武器鞭笞着恶俗。
但凡采访过刘震云的记者都知道，他是“话痨”，而且语言不乏“严守一”的精辟幽默，一半说着他心里流淌的河南话，另一半是故作轻松的京式贫嘴。一半文学，一半商业，在这一点上，他与《手机》中那个无奈被推入娱乐圈的费墨教授又颇为相似。
刘震云最近很忙——电视剧《手机》开播后，他原本6点半起床、22点睡觉的“平静生活”乱成了“一地鸡毛”。每天都有无数想采访他的记者，访问内容横跨文学娱乐；出版社不甘寂寞，趁势再版了《手机》原著，签名售书是免不了的“程序”；作为该剧的艺术指导，他连着录了好几天的访谈节目，对着不同的摄像机说同样的话题。
对于中国作家而言，刘震云无疑是偶像级的人物，既大名鼎鼎又车衣足食。也就是说，刘震云凭借手中的笔，给自己的人生来了个“名利双收”。从2007年的《我叫刘跃进》，到2009年的《一句顶—切句》，再到今年的电视剧版《手机》，刘震云已经成了最有明星派头的作家。
“中国正在从‘严肃社会’向‘娱乐社会转变’”，这是刘震云给电视剧版《手机》下的背景定义；而现实中的他，身上又难免重叠了几分“严守一”和“费墨”的影子。
一半“严守一”：闷骚型话痨
1973年，15岁的刘震云开始在甘肃的大戈壁滩上当兵。到部队不久，排长问刘震云：想家吗?刘震云的回答是：“排长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不想家，天天吃白馍我想什么家?”
他有一个新兵朋友会写诗，他说：“刘震云，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就这么着，刘震云开始写诗。但这位“诗人’几个月后离开了，据说是回家了。后来，刘震云去村里看他，听说那朋友杀了人。因为村里人认为他疯了，女朋友也这样认为，她找了另外一个男的，他“咣当”一锤下去把那男的砸死了。公安人员审讯他，审得头大，问他一句话，他能说上时句，而目语速特别快，都是《资本论》上的话。刘震云最后总结说：“是一个疯子把我领上了文学道路。”
1978年，20岁的刘震云作为省里文科状元，成为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在大学时期，他就开始写小说了0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未名-湖》上，这期杂志上还有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和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最开始使刘震云出名的是《一地鸡毛》和《单位》。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官场》，小说主人公正好与现实官场的一个人重名，与他的秘书重姓，此人扬言要告刘震云。
再后来，刘震云写出了小说《手机》，然后根据其结尾一节《口信》，发展出了《一句顶—万句》，但写《一句顶—万句》的途中遇到困难，《我叫刘跃进》给“跃进”出来了，等于是个副产品。回过头来，又写《一句顶一万句》，先来的反而后到了。
在2009年底《一句顶一万句》完成后，刘震云被要求从故事的角度用三句话来概括这本书，他的概括是：“两个杀人犯，一个人要找到另一个人，目的就是说句知心话。里面有暴力，充满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有性。”
多年之前，王朔在颐和园第一次与刘震云见面。看完刘震云带来的电视剧剧本《一地鸡毛》后，王朔走进冯小刚的房间，把本子扔在桌上，幽幽地说了一句，“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脅的一位。”
多年后，刘震云坐在记者面前，听这个段子，笑得含蓄，他说，“如果王朔真这么说过，我愿意说，在用汉语写作的人当中，对我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是王朔。”
刘震云就是这样一个有故事的人。如今，但凡采访过刘震云的记者都知道，他是“话痨”，采访他，你完全不用担心他耍大牌或者惜字如金，而是要为他的滔滔不绝和天马行空痛苦不已。而且语言不乏“严守一”的精辟幽默，一半说着他心里流淌的河南话，另一半是故作轻松的京式贫嘴。
一半“赞墨”：频频跨界成明星
“不看我的小说，或者把电影当成了我的小说。”刘震云常抱怨说，在大众接受他的幽默和搞笑同时，作家刘震云的严肃和纯粹反而被大众消解。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以前找他采访的都是读书版的文化记者，现在是跑影视的娱乐记者。
作为作家，刘震云靠自己的作品成名，而真正让他被更多人认识的，却是他的编剧工作。刘震云说，他写剧本是“使自己的小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说话”。在编剧的同时，刘震云还偶尔在电影中过一把戏瘾，在电影《甲方乙方》里，他演过一个情痴，那是他演的第一个角色；在电影《我叫刘跃进》里，刘震云也露了个脸，在电影中打个哈欠就回去了；刘震云真正像个演员。是在《桃花运》里，比起以前的两个角色，这次是戏份最多的。刘震云、冯小刚、葛优，被称为贺岁片的“三架马车”。
刘震云说他当群众演员是因为导演想控制成本，为了省钱，临时拉他当群众演员。虽然镜头不多，刘震云却又学到无数东西。
“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过去小说对话是顺着下来的，‘吃了吗’，‘吃了’，‘吃什么’?‘红焖肉’。电影中不这样，这一句说：‘吃的什么?’下一句就是‘老张这家伙不是东西!’再接下来可能说：‘老李这两天可没闲着。’对话的信息量高度密集，极有趣味性，这种形式放在小说里，更有趣味性。学到很多书外的东西，没坏处。”
刘震云自称是“笨鸟”，而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上却是精明的。刘震云是个懂得宣传的人，而且这种宣传一波强过一波。《我叫刘跃进》是电影和小说同期上市，相互影响，看过电影的人想看小说，看过小说的人想看电影。为了宣传新书《一句顶—万句》，刘震云的宣传更是拉上了新浪这样的“大拿”，新浪首次为它设了官方网站，这在中国作家中是前所未有的。
会钉皮鞋，又会崩爆米花，有什么不好?对于刘震云的跨界，业界各有说法。“一个写小说的，没事儿老往影视圈扎，隔三岔五还在电影上露一小脸儿，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不踏实。”他笑呵呵地说，“客串个电影有什么呢?出席个活动，参加个新闻发布会又有什么呢?这就跟去菜市场买菜，小贩说，‘大哥，麻烦您给递个秤。’捎带手的事儿，怎么就掉了你的价儿了呢?”
只是，文学和艺术现在还算什么?刘震云自己也这么说了：“商业是个好东西。”商业将刘震云劈成了两半，一半文学，一半商业，在一点上，他与《手机》中那个无奈被推入娱乐圈的费墨教授也是颇为相似的。
“好男人”：帮抑郁症的妻子重返快乐
刘震云身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一段他帮助患抑郁症的妻子重返快乐的故事。刘震云与妻子郭建梅是河南老乡，他俩曾是北大同学。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担任主编助理的郭建梅采访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回去告诉刘震云，我想做一个公益律师。那时，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而且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过于慷世骇俗，而刘震云却十分支持妻子的选择。
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原来，时常面对社会的阴暗面，郭建梅心理产生了不适，患上了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
为了治好妻子的病，刘震云甚至停止了写作，四处为妻子寻医问药。刘震云还来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给妻子开出“快乐处方”：每天早上对自己大笑10分钟；每天打一次不少于半小时的乒乓球和羽毛球；夫妻一起晨起跑步；每天晚上画一幅山水画；戴耳机上网听音乐每天不少于两小时；每天至少念叨100遍“吃得咸鱼抵得渴，天天快乐—点点……
走出抑郁阴霾的郭建梅在丈夫坚强后盾的支持下，重新投入事业。2009年3月，来北京访问的希拉里第六次接见了郭建梅。虽然郭建梅和刘震云专业不一样，工作的性质也不一样，一个是理性思维，一个是形象思维，但两人却做着同样的事情一一丈夫用笔宣扬着正义，妻子用法律做武器鞭笞着恶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