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斗盦（1916—2007年）本名庸浩，字斗盦，亦字斗庵，后以字行。生前任全日本篆刻联盟会长、中国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为当代日本书法篆刻艺术泰斗。
　　小林斗盦似乎是为了艺术来到这个世界的。他艺术生涯的开端，正是近代日本书法篆刻领域重建古典与追摹晚清新风交互激荡的时代。因而，他的艺术成就与他对于古典的坚定抱持和发扬紧紧相连。

小林斗盦的艺术道路

　　1916年2月，小林斗盦出生于日本崎玉县川越市一个篆刻世家。受家庭熏陶，他从小就研书习刻，15岁拜师于书法泰斗、艺术院会员比田井天来，同时也学印于名篆刻家石井双石;21岁至26岁所作书法篆刻作品，就多次荣获大日本书道院及东方书道院的特选奖赏，青年时代已驰誉艺坛。从25岁起，小林斗盦继续问学于河井荃庐、西川宁、加藤常贤、太田梦庵等著名学者，以及一度侨居日本的中国书画篆刻名家钱瘦铁先生，攻习书法、篆刻、中国古籍、文字学和古印学等。
　　小林斗盦走的是先习书而后入印的正途，而作为以篆刻为人生第一角色的艺术家，书法又是他立足的根基，他對于书法有着宽博的视野和扎实的功底，一生中致力最勤的是小篆书法，深窥吴熙载、赵之谦笔法体势的堂奥，熔铸为遒劲而清逸的个人书风，在百年日本印坛中独标一格。同时，他将个人笔法铺陈于甲骨文、金文的书写之中，有精严古穆之风。小林斗盦初从比田井天来研习欧书，又兼攻汉简和邓石如隶法，融合为个人兼擅诸体的书品体系。这也在日本近现代印人书风序列中，确立了一个崇高的地位，通会之际，书印并臻。
　　“醉花”是小林斗盦习印之初的作品。当年他十一岁，12年后，他完全摆脱了旧法，以融合吴熙载、赵之谦印风的面貌展现于艺林，刀法流利圆活，印文紧敛生动。这一转变与当时海派印风的引入有关，也与接受新潮的石井双石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稍后几年，小林斗盦师事河井荃庐，而河井荃庐又曾师从吴昌硕，于是小林又虔诚地接受了吴昌硕的印法，浑厚朴茂的刀法和虚实掩映的章法，渗入他原有的清隽面目之中，作品开始出现雄健苍莽的气象。他30岁前后的创作可以明确地反映出这一变化，可以认为，“二吴一赵”构筑了小林斗盦篆刻风格的基本框架，也是他一生创作的主流取向。

　　小林斗盦并未止于“二吴一赵”的融合。从弱冠之年一直到进入古稀，他对“古典”一脉的忠实追求始终没有停息。对于战国、秦、汉玺印的临摹和研习在他早年即已开始。大约作于20岁后的一组仿古小印以及其后临摹的肖形印，形神直逼古人。在50岁以后的若干年中，他依然究心于古玺形式的创作实践，并且时时交替出现汉印样式的作品。这一古典式的系统，成为小林斗盦作品形式序列中的主要类型之一。

赵之谦的小迷弟

　　小林斗盦的篆刻作品古朴典雅，追求完美之神畅，尽显日本印人的认真、勤勉，以及注重细节的风尚。又多严谨，承古法，对中国古代书法篆刻精神的沿袭甚至被日本现代派认为是过分吸收、依赖中国传统而少见个人风格，但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以小林斗盦为代表的传统派篆刻，仍然被认为是书法篆刻的最高品格。
　　而让小林斗盦尤为叹服的，是清代书法篆刻名家赵之谦的篆书与印刻，那种“经反复推敲而成”的篆刻，被小林斗盦视为篆刻的“最高段”。
　　1989年，为了观摩赵之谦的真迹，小林斗盦来到浙江桐乡的君陶艺术院。有后生回忆说，小林斗盦站在赵之谦巨大的篆书四条屏前凝神肃立，“西服革履，系着那种老派的领结——一条细绳子，用一只金属制的鹰穿结在一起，系在领子下。金属鹰状的领结看起来有点像古董，张开的翅膀羽毛一根根清晰可见”，在君陶艺术院创办人、篆刻家钱君匋的印象中，小林斗盦“其身不甚高但身材笔直，鹰眼钩鼻，脚步轻健，眼镜后面的目光炯炯有神，令人不由得产生敬畏感。”
　　亲访君陶艺术院之前，小林斗盦曾手书致钱君匋：钱君匋先生函丈，访日时蒙光临谦慎印会展，衷心表示感谢！宴会后又莅寒舍，使我感到无比光荣！当时，我已提出，希望十一月十日参加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纪念会的前一天，即九日下午。无论如何要拜访先生美术馆，看看各种陈列名品，这里我再次提出。我知道先生工作很忙，故如有您的门生带领我们，我已非常荣幸了。谢谢！小林庸浩拜上。
　　小林斗盦如此强烈地提出拜访请求，想来与赵之谦的篆书真迹不无关系。

对西泠印社的“爱与责”

　　由于小林斗盦在书法和篆刻上的卓越成就，1981年夏天，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亲自签发了两份入社聘书寄给日本，决定吸收小林斗庵为名誉社员，就此引起了日本的又一轮“西泠热”。
　　实际上，小林斗盦和西泠印社的缘分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前文提到，小林先生的尊师河井荃庐先生曾特意前来中国，拜师学艺于吴昌硕。吴亲赠河井先生的刻刀后来一度保存在小林斗盦手中，因此，小林斗盦与吴昌硕本就有着隔代师承的关系。据悉，沙孟海在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期间，对小林斗盦的书法和篆刻颇为重视。在西泠印社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中日书法与篆刻之间的交流，接力棒后来交给了小林斗庵和沙孟海两个人的手上。1985年，小林斗盦又被任命为西泠印社名誉理事，2003年被任命为名誉副社长。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西泠印社已然式微，因资金匮乏，几乎停止所有社团活动，印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已不比当年。小林入会十余年，没有看到高水平的作品和学术成果，也没有参加过一次像样的研讨会或评选活动。对于西泠印社，小林斗盦由最初的崇拜变得失望、鄙视。他曾公开在日本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西泠印社，在《告西泠印社社员诸贤书》中甚至极为尖刻地提出日本书法篆刻“对古典和前人的功业敬而远之，避难就易之风弥漫，以致招来今日的衰退……中国以前和日本相反，尊重传统、经意的东西，并以此为正宗，视为正确的信条。但二战后也如日本一样，沉溺于闲逸、抒情，陷于无轨道可遵循、难以拯救的状态。作为篆刻艺术发源地的中国，篆刻进入了混乱、迷惑的境地，真令人忧虑！” 　　这些激烈言辞在中日印坛都激起强烈反响，日本人素来言辞暧昧，非本国人更难以坦露心迹，但小林斗盦却选择了最明白直接的表达方式，其中的“爱之深”与“责之切”，恐怕非寻常人能够了解。
　　直到2002年，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艺术家陈振濂受命介入西泠印社的學术和经营管理，百年名社的威望才渐渐重振。随着社团活动的重启，小林斗盦终于再次对西泠打开心扉，主动为印社开展国际学术活动提供资金、藏品等诸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