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眼里，钱钟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学问上是泰山北斗级人物，令人仰慕，难以企及；但于人情世故上似乎不那么“在行”，甚至有些冷漠孤寂，给人以情感寡淡之感。其实，他也很重情义，智商高情商也高，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只不过不那么喜欢张扬，喜怒不形于色罢了。
　　20世纪40年代初，钱钟书困居上海孤岛，失业在家，没有生活来源，原有积蓄所剩无几，已经到了快“弹尽粮绝”的时候。恰巧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渡过了难关，这真是雪里送炭啊。时隔多年，众多导演都想执拍电视连续剧《围城》，竞争激烈，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女导演黄蜀芹胜出，得到钱钟书的首肯，其中关键原因是，黄蜀芹怀揣老爸黄佐临给钱钟书的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他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终于还报。
　　1936年，萧乾担任《大公报》副刊主编，曾编发杨绛一篇作品。等到发稿费时，杨绛已经随钱钟书去英国深造了。这笔发不出的稿费，按惯例应先留存，待作者回国之后再发。可为了对作者负责，萧乾将稿费兑换成外汇，寄往英国。47年后，萧乾得知钱钟书回到北京，前去拜访，钱躬下身子热情相迎，甚至还喜出望外地对里屋的杨绛说：“恩人来了！”夫妇二人你端茶、我倒水，好不殷勤，让萧乾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以后，每见萧乾，钱钟书夫妇便以“恩人”相称，萧乾莫名其妙，问其所以然，钱钟书说：“你还记得47年前，曾经给杨绛寄过稿费吗？那时正是我俩在英国最困难的日子，你可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哪。”萧乾怔怔想了半天，原来是这件事啊，他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件小事，居然被钱钟书夫妇念念不忘长达47年。萧乾不禁感动地说：“原来如此。我对每个作者都是一视同仁，为他们服务只是我的本分而已呀！”钱钟书却坚持说道：“只要是帮助他人的事，分内分外又有何差别？我还是应该感激呀！”
　　钱钟书就读清华时，吴宓是他的老师，对他非常器重，极为呵护。吴宓曾公开对清华教授们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在西南联大教书时，钱钟书年轻气盛，又才华横溢，难免出语伤人，最后不得不辞职走人，而吴宓则四下活动游说，极力挽留钱钟书，未成。一年后，吴宓又多方做工作，力主他重回联大教书。1993年，吴宓女儿吴学昭出版《吴宓日记》，想请当时已名满天下的钱钟书写序，以扩大影响，钱钟书虽多年来从不为人写序，但在老师吴宓这里破例了。他以信代序，除了高度肯定吴宓的道德文章外，还写道：“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情，‘愧生颜变’，无地自容。”深悔自己随众而对老师恭而不尊，以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但事已至此，“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愧悔”。并再次表明，作为一名白头门生，愿列名吴先生弟子行列之中。
　　“无情未必真豪杰”。报恩，是一种美好情感；报恩，是一种君子之风。外表貌似冷峻的大学者钱钟书，实则是有情有义的心热之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的传统美德，他虽然并不挂在口上，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做着呢。
　　（摘自《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