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合作社作为一种有效降低生产与销售成本的生产模式,在推广过程中面临农民参与积极性低、推广难度大等问题。因此,文章通过访谈与问卷调研,构建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SPSS2.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证明:影响农民参与意愿的四个因素分别为是否了解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宣传、农产价格波动。本文还针对合作社提高农户参与意愿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关键词:合作社;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一、引言
我国人多地少的总体和长期态势,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鼓励农民生产,激发农民种植活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巨大的生产力缺口和建设缺口需要大量劳动力予以支持,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教育资源配备充足,收入水平高和风险小的优势,对靠天吃饭的农民产生巨大吸引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连续迎来两次严重的土地抛荒。“空心村”状况日益严重,土地被进一步蚕食,造成农产品产量减少,价格不稳定,农产品供应量不足的问题。
为此,2006年10月31日,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法》,倡导成立合作社来激发农民种植需求,稳固农业根基。山东省作为全国农业大省,主动探索合作社发展之路。栖霞市作为烟台市的下属县级市,在省内农业领域的地位十分突出,尤其是在苹果种植领域,全国驰名。但栖霞同樣面临着大量空心村出现,土地浪费问题日益突出,土地的利用率降低,闲置情况严重的问题。因此,栖霞大力推广合作社经营模式,并在部分村庄取得一定成效,大幅提高当地农民收入和归属感。然而,就全域范围而言,参社率依旧偏低,严重制约农民合作社长期有效发展。
从研究角度,学者们对合作社的参与意愿展开了研究。鲁晓等(2015)通过对甘肃省六盘山区681位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认为农民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合作社认知、专业技术培训、收入来源、农产品收益等变量与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呈正相关;农民年龄、家庭年收入、耕种基础设施等变量与农民参与合作社意愿呈负相关;刘亚丽等(2019)通过实地调研定西市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情况,得出社员对合作社的认知、负责人文化程度、退社要求、合作社盈利能力水平、社员人均年纯收入与非社员相比状况、盈余分配情况、政策扶持、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等变量显著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结论。Zhang等(2019)通过分析潜在相关性认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和参与合作社的正相关关系。李非凡等人(2016)通过行计量分析认为教育水平、是否了解合作社、养殖历史和养殖面积、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和政府是否积极引导合作社的建立是影响养殖户参与渔业专业合作社的关键因素。以上文献均从农民基本情况与合作社运营两个角度出发,探究影响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因素。
张舰(2020)探索厘清合作社本质,分析现有合作社在盈余分配上的不足以及如何改善来提高农户的参与率和满意度。孙春(2020)以凤凰毛竹合作社为案例研究探寻合作社良性发展、带动小农户推动乡村发展的方式。以上两篇文献则是以问题为导向,依据现合作社在发展的现实问题,依托当地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
因此可以发现,现存研究一部分从农民和合作社两方主体展开,探究影响因素,或存在视角不够全面的问题。另一部分研究关注特定地区特定问题,可操作性强,但缺少一定普适性和广泛性。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时事——新冠疫情的影响,研究市场客观因素对参社意愿的影响,并通过实地调研山东省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农户,了解目前当地合作社存在的问题。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s分析影响当地村民参社意愿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提高合作社参社率和促进合作社发展。
二、现状分析
(一)自然情况与经济现状分析
山东省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提升迅速。在自然资源方面,该辖区内多矿产,主要以黄金、石灰石、铁矿为主。土壤肥沃,种植业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种植作物为苹果、樱桃、板栗等,其中苹果最为突出,富有“苹果之乡”的美誉。交通便利,在经济方面,依托交通优势,所辖的五十八个行政村、四个社区居委会发展特色民营经济园,经济发展迅速。2012年栖霞市生产总值突破两百亿元大关,核心区、辐射区、示范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突出,成为烟台市经济发展突出产业重点。地方财政收入超六亿元,其中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位居烟台各类县级市前列。镇域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栖霞市翠屏街道2019年完成地方税收总额仅三分之一。在城市建设固定投资方面,翠屏街道办事处2019年固定投资总额有明显提高,14亿元投资中仅一百万元来自外资。翠屏街道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围绕七个主导产业重点培育、推进总投资32.1亿元的27个在建项目,已投入资金14.3亿元,完成总投资额的44.5%。
(二)合作社现状分析
1. 合作社规模介绍
栖霞市翠屏街道辖区内有58个行政村,已全部注册合作社,已认定44个,覆盖率达75.9%;4个合作社已上报正待验收,2个合作社正在准备资料,其余8个村已确定项目,正抓紧推进;新建火龙果、盆栽草莓、圣女果等大棚4个,种植烟薯25地瓜300余亩。合作社覆盖范围广,基本做到全域覆盖,但整体规模不大,大多处于初步运行阶段。主要种植作物仍以苹果、红薯等当地常见农作物为主。
2. 合作社商业模式
栖霞市目前合作社数量以及覆盖面较广,但商业模式单一。在合作伙伴方面,主要与本土企业和当地高校,如德丰集团、中惠集团、鲁东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合作内容为农副产品的再加工和学校食堂产品的供应。关键业务为农产品的种植。在建立顾客关系方面,主要依托政府与大型厂家、学校联系,还有一小部分通过线上线下店铺销售。故顾客细分群体主要为大型企业、批发商、学校。销售渠道为政府联系,电话预定和线下门店购买。成本构成也较为基础,即设备的购买与维护,农业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因此,当地合作社的价值主张就可以总结为:为顾客提供新鲜的、实惠的农产品。收入来源主要为初级农产品销售收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该地大部分合作社进行的还是原始农业生产活动,提供的产品也是初级农业产品,并没有自主进行产品加工或者自我品牌建立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销售量虽然有基础保障,但增长势头不强,活力不足。除此之外,在調研中,还了解到有入社率偏低、合作社项目品种单一、合作社财务管理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
三、影响因素假设与实证分析
(一)影响因素假设
探究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因素,可依据主体的不同进行分类。从农户主体出发,农户客观情况如年龄、学历等会影响其参与意愿,故将其总结为基本情况变量;农户自身接受信息的能力等情况也可能会造成影响,故将这一部分总结为认知因素变量。从外界环境出发,合作社的盈利情况、农产品价格波动情况同样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将这一部分因素总结为外界因素变量。
1. 基本情况变量
基本情况变量包括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和是否参与合作社。这些基本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着参社情况,例如就性别而言,目前农村,主持农业生产仍以男性为主,对于是否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策男性有较大话语权;就文化程度而言,文化程度越高,越能够对自身情况做出合理判断,理智选择是否加入合作社;身体情况对选择是否加入合作社也有较大影响,身体情况越差,越无法抵御风险,越趋向于采取集约化生产模式来保护自身利益;家庭收入与农业收入占比体现了家庭基本生活情况,以及其收入的构成,一个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越大,越需要提高农业收入,降低收入风险。
2. 认知因素变量
认知因素变量主要包括对合作社农业销售作用的了解程度、合作社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的帮助程度、参与合作社对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对合作社的评价。通过搜集的信息与其他数据来看,对合作社销售生产作用的了解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是否参社,二者之间大多呈现正相关的趋势;合作社对于农民生活提高的程度是评价一个合作社是否成功的关键,这也是当地合作社能否进一步扩大规模的重要因素;对于合作社的评价反应着普通村民的想法和态度,只有评价越积极才能有更多人参与合作社,助力合作社发展。
3. 外界因素变量
外界因素变量主要包括政府宣传、附近交通便利情况、农产品价格波动情况、疫情对于参社的影响、疫情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附近交通的便利程度是属于影响参与合作社情况的客观因素,如果一个村庄较为偏僻,村民自发运力不畅,就会有更多人选择集约形式解决销售问题;农产品价格波动也是如此,波动越大,尤其是下滑越明显,农民越趋向于选择集约形式降低种植风险;最后对于疫情的分析,实际上是代表着这一种较为突发的,波及范围较大的突发事件风险,这类风险产生频率不高,但很容易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此变量借助此次疫情,探究此类风险对于参与合作社是否有影响。
(二)实证分析
1. 数据描述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式,调查研究山东省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农户,研究影响其参与合作社的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80份,有效问卷176份,问卷回收率为98%。其中参与合作社的的农户占比41.48%,为参与合作社的占比58.53%。
2. 变量选择与赋值
本研究以是否加入合作社为因变量,加入合作社选择为1,未加入合作社选择为0。
自变量分别为基本情况变量、认知因素变量、外界因素变量三个部分。
基本情况变量主要涉及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庭收入,收入来源等,具体情况如表1基本情况变量赋值与频率表所示。
第二个部分为认知因素,主要探究对于合作社相关的信息的认知情况对参与合作社的影响,主要包括合作社对于收入提升的认知情况和合作社现存制度的评价情况等。具体情况如表2 认知因素变量赋值与频率表。
第三个部分为外界因素,主要探究一些外界客观因素对参与合作社的影响情况,主要包括农产品价格波动情况等。具体内容见表3 外界因素赋值与频率表。
该问卷还包括了合作社的实际参与情况的调查,这一部分即为本次研究的因变量,具体内容如表4 因变量赋值情况和与频率表。
从以上四个表中可以发现,在年龄这一类别中,受访者普遍年龄偏大,45岁以上受访者占比91%,符合目前农村居民老龄化的现状;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受访者所占比重较大;性别方面以男性为主,符合目前农业生产过程中以男性为主这一事实;所调查区域大部分劳动力身体状况良好,以具有完全劳动能力和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受访者居多;在收入方面,基本无贫困情况,但收入普遍不高;在农业收入占比情况,超半数受访者在收入中农业占比超过了50%,以此表明该地区农业生产所得在家庭收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入社情况方面,虽然合作社覆盖率很高,但入社率只有41%;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多以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的方式入社。综上所述,本问卷涉及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分布在当地具有代表性,研究结论具有参考价值。
3. 构建实证模型
本研究所采用的及为二元 logistic回归,Logistic模型作为离散型模型之一,由于其广泛的适用性被众多研究所青睐。本文将“是否参与合作社”被设置为农户耕地抛荒影响因素的因变量,Xn表示影响农户的n个因素,β0为常数项,βn为回归系数。其中Z=β0+β1X1+β2X2……+βnXn
其函数形式为:
PI=
经过变形之后,可得:
ln()=ln=Z
4. 实证模型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2.0对上述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如表5所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基本情况变量实证模型结果分析。基本情况变量对是否参与合作社情况基本没有影响。基本情况变量包括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占比,由上图可知以上所有因素的Sig.值均大于0.05,因此基本情况变量对农民参社情况无明显影响。
(2)认知因素变量实证模型结果分析。农户是否了解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个因素与是否参社呈正相关关系。农户是否了解合作社的作用的Sig.值明显小于0.05,证明了这一影响关系。同时B值为1.8,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意味农民越了解农业合作社在生产与销售中作用,就越容易参加合作社,其Exp(B)值为6.661,这就证明农民对合作社的作用了解程度增加一个单位的参与合作社情况是减少一个单位的6.661倍。
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呈正相关。其Sig.值为0.006,小于0.05,B值为1.572,明显大于0.05,这也意味着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合作社发挥的作用越大,越会有更多的农民参与合作社,Exp(B)值为4.818,这表明合作社的作用增加一个单位的农民参与合作社情况是减少一个单位的4.818倍。
(3)外界因素变量实证模型结果分析。政府宣传对参与合作社的影响的Sig值为0.000,表明政府宣传也是影响农民参社情况的一个因素,B值为1.923即意味着二者呈正相关态势,Exp(B)为6.842,表明政府宣传情况增加一个单位所产生的对农民参与合作社的影响程度是减少一个单位的6.842倍。
农产价格波动情况的Sig值为0.032,小于0.05,B值为-0.598,表明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态势,农产品价格波动越大反而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越小。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在农产品波动较大的期间,虽然风险程度在增加,但未参社也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农户自我判断更灵活的改变种植种类,因此二者呈现负相关态势。Exp(B)值为0.550,这意味着价格波动程度增加一个单位对参社情况的影响是减少一个单位的0.55倍。
除以上数据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在疫情影响下农民的生产和销售与参社意愿这两个方面。可以明显看到,二者并没有相关性,在收集问卷中,55%以上人员选择了影响程度一般,这就表明此次突发卫生安全事故并未对调查的农民产生过多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所调查地区位于山东栖霞,该地疫情防控局势较好,在疫情爆发以来未发现一位确诊患者,在人力方面不会出现大规模缺失。而且子女大部分在交通管控前回到农村老家,反而农村人手较为充沛。第二,可能由于此时正值春节期间,北方大多处于农闲时节,需要销售或者耕种的农作物较少。第三,部分大棚内已成熟果蔬需要销售,但因为交通管制,返乡人员无法返回城市,农村内部市场需求被激发,自发解决了部分销售问题。可以看到,此次巨大风险对所调查辖区影响不大。同时也可以发现,一旦农村的长居人口数有所提升,同样可以激发较大经济市场的发展空间。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影响农民参与意愿的四个因素分别为是否了解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宣传、农产价格波动。其中农户是否了解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宣传这些因素与当地农民是否参加合作社呈正相关态势。农产价格波动与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呈负相关态势。
(二)建议
本文针对所探究出的真正影响参社情况的四个因素,提出三项建议。
1. 改善经营方式,提高销售成果
研究发现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中的作用是影响参社情况的因素之一,而销售中的作用是内部经营模式和规范程度的体现。因此就需要先从内部着手,加以解决。有明确的内部规章制度:以政府下发的各类文件为指导,以各村实地情况为依据,因地制宜制定每个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其中可以包括内部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利益分配方式等。拥有完整管理與执行团队:目前各村合作社经营现状大多为村委接管,缺少专业性领导与财会人员,人力严重不足。因此在合作社发展中,需要招募“正规军”来找到合作社发展出路。一方面,合作社可以自行招募,从村内有相关管理经验或财会经验的人中进行选拔,或者从村内走出去的大学生群体中入手,形成一个有完整管理体系的,有较强专业性的团队。另一方面,可以由政府组织,统一对所辖村庄内的合作社进行统一的招投标,找到外界专业团队进行集中运营。
2. 扩大双向宣传力度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农民对于合作社的认识情况和政府宣传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参与合作社,所以要加强双向宣传。向农民宣传:一方面,利用好村内已有集中空地或者合作社内部空间,定期开展一定的合作社运营模式讲解活动,配以其他地区成功案例,展示成型的规章制度,已具备的农机设备,销售渠道等,加强村民对于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鼓励带领农民走出村,组织一定的考察类活动,走向合作社发展经营较为成功的地区,了解合作社发展。向销售对象宣传:可以通过培育优质农产品,加强包装,树立品牌,提升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利用电商平台,联合其他合作社扩大宣传规模,来实现原产地直供,扩大影响范围。
3. 种植种类灵活
通过研究发现,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情况与农民的参社情况呈负相关,这就表现出了农民对于种植灵活性的要求。所以,作为合作社经营组织者和政府参与者,需要对于目前市场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价格波动情况提前监督,提前防控。并且,加大农业经济知识的普及工作。可以由省级农业院校和政府联合牵头举办农业知识培训,主要内容即如何调节当地农业生产种类以满足市场需求,扩大经济收入,对象为市、县级农业干部。之后,由市县一级领导干部组织开展农业经济知识普及讲座来增强普通村干部和村民的农业经济意识,减少扎堆种植,供需失衡情况。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通过访谈与问卷调研,构建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SPSS2.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探究了影响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影响因素,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与局限。首先,本文仅基于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农户探究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相对覆盖面比较窄,特色性较强。故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可以适当扩大调查范围,增加样本容量以期获得更具普遍性的数据。其次,本文仅利用回归分析中的三个参数来探究影响该地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因素,虽极具代表性,但不够完善与全面。故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利用更多工具,探索更多方法,剖析更多数据背后的含义,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佳慧,郝梦欣,周珊,刘珈辰,张晶.大数据下空心村土地整治的开展难题及推进策略调查研究——以烟台市为例[J].中外企业家,2018(27):208-209.
[2]鲁晓,朱秀杰.贫困地区农民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六盘山片区的问卷调查[J].江西农业学报,2015,27(04):117-120+124.
[3]刘亚丽,闫述乾.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化”现象影响因素探析——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J].农业科技管理,2019,38(06):45-49+79.
[4]ZHANG Yan-yuan,JU Guang-wei,ZHAN Jin-tao.Farmers using insurance and cooperatives to manage agricultural risks: A case study of the swine industry in China[J].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2019,18(12):2910-2918.
[5]李非凡,袁新华,张亚楠,杨慧,张宗利.养殖户参与渔业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96户养殖户的调查分析[J].中国渔业经济,2016,34(02):49-55.
[6]张舰,岳茂锐.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未来方向[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04):27-35.
[7]孙春.合作社引领探路乡村振兴——基于凤凰毛竹合作社的调查研究[J].调研世界,2020(09):61-64.
[8]Tobias Kuemmerle, Patrick Hostert, Volker C.Radeloff, Sebastian Linden, Kajetan Perzanowski,Ivan Kruhlov[J].Ecosystems,2008,11(04).
[9]Xu Dingde,Deng Xin,Guo Shili,Liu Shaoquan. Labor migration and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rural China: Empirical resul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9,232:738-750.
[10]張笑寒,金少涵,周蕾.内部治理机制视角下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04):431-438.
[11]李永萍.土地抛荒的发生逻辑与破解之道[J].经济学家,2018(10):90-96.
[12]罗婷婷,邹学荣.撂荒、弃耕、退耕还林与休耕转换机制谋划[J].西部论坛,2015,25(02):40-46.
[13]宋伟,张英.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及其模拟模型研究进展(英文)[J].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19,10(04):345-352.
[14]赵万水.日本农民年金制度对我国土地保障的启示[J].调研世界,2004(07):37-39.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9C0924);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18YBQ070);湖南农业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8QN07);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青年博士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合作社;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一、引言
我国人多地少的总体和长期态势,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鼓励农民生产,激发农民种植活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巨大的生产力缺口和建设缺口需要大量劳动力予以支持,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教育资源配备充足,收入水平高和风险小的优势,对靠天吃饭的农民产生巨大吸引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连续迎来两次严重的土地抛荒。“空心村”状况日益严重,土地被进一步蚕食,造成农产品产量减少,价格不稳定,农产品供应量不足的问题。
为此,2006年10月31日,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法》,倡导成立合作社来激发农民种植需求,稳固农业根基。山东省作为全国农业大省,主动探索合作社发展之路。栖霞市作为烟台市的下属县级市,在省内农业领域的地位十分突出,尤其是在苹果种植领域,全国驰名。但栖霞同樣面临着大量空心村出现,土地浪费问题日益突出,土地的利用率降低,闲置情况严重的问题。因此,栖霞大力推广合作社经营模式,并在部分村庄取得一定成效,大幅提高当地农民收入和归属感。然而,就全域范围而言,参社率依旧偏低,严重制约农民合作社长期有效发展。
从研究角度,学者们对合作社的参与意愿展开了研究。鲁晓等(2015)通过对甘肃省六盘山区681位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认为农民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合作社认知、专业技术培训、收入来源、农产品收益等变量与农民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呈正相关;农民年龄、家庭年收入、耕种基础设施等变量与农民参与合作社意愿呈负相关;刘亚丽等(2019)通过实地调研定西市农民参与合作社的情况,得出社员对合作社的认知、负责人文化程度、退社要求、合作社盈利能力水平、社员人均年纯收入与非社员相比状况、盈余分配情况、政策扶持、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等变量显著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结论。Zhang等(2019)通过分析潜在相关性认为,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和参与合作社的正相关关系。李非凡等人(2016)通过行计量分析认为教育水平、是否了解合作社、养殖历史和养殖面积、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和政府是否积极引导合作社的建立是影响养殖户参与渔业专业合作社的关键因素。以上文献均从农民基本情况与合作社运营两个角度出发,探究影响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因素。
张舰(2020)探索厘清合作社本质,分析现有合作社在盈余分配上的不足以及如何改善来提高农户的参与率和满意度。孙春(2020)以凤凰毛竹合作社为案例研究探寻合作社良性发展、带动小农户推动乡村发展的方式。以上两篇文献则是以问题为导向,依据现合作社在发展的现实问题,依托当地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
因此可以发现,现存研究一部分从农民和合作社两方主体展开,探究影响因素,或存在视角不够全面的问题。另一部分研究关注特定地区特定问题,可操作性强,但缺少一定普适性和广泛性。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时事——新冠疫情的影响,研究市场客观因素对参社意愿的影响,并通过实地调研山东省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农户,了解目前当地合作社存在的问题。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s分析影响当地村民参社意愿的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提高合作社参社率和促进合作社发展。
二、现状分析
(一)自然情况与经济现状分析
山东省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提升迅速。在自然资源方面,该辖区内多矿产,主要以黄金、石灰石、铁矿为主。土壤肥沃,种植业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种植作物为苹果、樱桃、板栗等,其中苹果最为突出,富有“苹果之乡”的美誉。交通便利,在经济方面,依托交通优势,所辖的五十八个行政村、四个社区居委会发展特色民营经济园,经济发展迅速。2012年栖霞市生产总值突破两百亿元大关,核心区、辐射区、示范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突出,成为烟台市经济发展突出产业重点。地方财政收入超六亿元,其中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位居烟台各类县级市前列。镇域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栖霞市翠屏街道2019年完成地方税收总额仅三分之一。在城市建设固定投资方面,翠屏街道办事处2019年固定投资总额有明显提高,14亿元投资中仅一百万元来自外资。翠屏街道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围绕七个主导产业重点培育、推进总投资32.1亿元的27个在建项目,已投入资金14.3亿元,完成总投资额的44.5%。
(二)合作社现状分析
1. 合作社规模介绍
栖霞市翠屏街道辖区内有58个行政村,已全部注册合作社,已认定44个,覆盖率达75.9%;4个合作社已上报正待验收,2个合作社正在准备资料,其余8个村已确定项目,正抓紧推进;新建火龙果、盆栽草莓、圣女果等大棚4个,种植烟薯25地瓜300余亩。合作社覆盖范围广,基本做到全域覆盖,但整体规模不大,大多处于初步运行阶段。主要种植作物仍以苹果、红薯等当地常见农作物为主。
2. 合作社商业模式
栖霞市目前合作社数量以及覆盖面较广,但商业模式单一。在合作伙伴方面,主要与本土企业和当地高校,如德丰集团、中惠集团、鲁东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合作内容为农副产品的再加工和学校食堂产品的供应。关键业务为农产品的种植。在建立顾客关系方面,主要依托政府与大型厂家、学校联系,还有一小部分通过线上线下店铺销售。故顾客细分群体主要为大型企业、批发商、学校。销售渠道为政府联系,电话预定和线下门店购买。成本构成也较为基础,即设备的购买与维护,农业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因此,当地合作社的价值主张就可以总结为:为顾客提供新鲜的、实惠的农产品。收入来源主要为初级农产品销售收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该地大部分合作社进行的还是原始农业生产活动,提供的产品也是初级农业产品,并没有自主进行产品加工或者自我品牌建立来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销售量虽然有基础保障,但增长势头不强,活力不足。除此之外,在調研中,还了解到有入社率偏低、合作社项目品种单一、合作社财务管理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
三、影响因素假设与实证分析
(一)影响因素假设
探究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因素,可依据主体的不同进行分类。从农户主体出发,农户客观情况如年龄、学历等会影响其参与意愿,故将其总结为基本情况变量;农户自身接受信息的能力等情况也可能会造成影响,故将这一部分总结为认知因素变量。从外界环境出发,合作社的盈利情况、农产品价格波动情况同样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将这一部分因素总结为外界因素变量。
1. 基本情况变量
基本情况变量包括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和是否参与合作社。这些基本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着参社情况,例如就性别而言,目前农村,主持农业生产仍以男性为主,对于是否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策男性有较大话语权;就文化程度而言,文化程度越高,越能够对自身情况做出合理判断,理智选择是否加入合作社;身体情况对选择是否加入合作社也有较大影响,身体情况越差,越无法抵御风险,越趋向于采取集约化生产模式来保护自身利益;家庭收入与农业收入占比体现了家庭基本生活情况,以及其收入的构成,一个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越大,越需要提高农业收入,降低收入风险。
2. 认知因素变量
认知因素变量主要包括对合作社农业销售作用的了解程度、合作社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的帮助程度、参与合作社对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对合作社的评价。通过搜集的信息与其他数据来看,对合作社销售生产作用的了解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是否参社,二者之间大多呈现正相关的趋势;合作社对于农民生活提高的程度是评价一个合作社是否成功的关键,这也是当地合作社能否进一步扩大规模的重要因素;对于合作社的评价反应着普通村民的想法和态度,只有评价越积极才能有更多人参与合作社,助力合作社发展。
3. 外界因素变量
外界因素变量主要包括政府宣传、附近交通便利情况、农产品价格波动情况、疫情对于参社的影响、疫情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附近交通的便利程度是属于影响参与合作社情况的客观因素,如果一个村庄较为偏僻,村民自发运力不畅,就会有更多人选择集约形式解决销售问题;农产品价格波动也是如此,波动越大,尤其是下滑越明显,农民越趋向于选择集约形式降低种植风险;最后对于疫情的分析,实际上是代表着这一种较为突发的,波及范围较大的突发事件风险,这类风险产生频率不高,但很容易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此变量借助此次疫情,探究此类风险对于参与合作社是否有影响。
(二)实证分析
1. 数据描述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式,调查研究山东省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农户,研究影响其参与合作社的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80份,有效问卷176份,问卷回收率为98%。其中参与合作社的的农户占比41.48%,为参与合作社的占比58.53%。
2. 变量选择与赋值
本研究以是否加入合作社为因变量,加入合作社选择为1,未加入合作社选择为0。
自变量分别为基本情况变量、认知因素变量、外界因素变量三个部分。
基本情况变量主要涉及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庭收入,收入来源等,具体情况如表1基本情况变量赋值与频率表所示。
第二个部分为认知因素,主要探究对于合作社相关的信息的认知情况对参与合作社的影响,主要包括合作社对于收入提升的认知情况和合作社现存制度的评价情况等。具体情况如表2 认知因素变量赋值与频率表。
第三个部分为外界因素,主要探究一些外界客观因素对参与合作社的影响情况,主要包括农产品价格波动情况等。具体内容见表3 外界因素赋值与频率表。
该问卷还包括了合作社的实际参与情况的调查,这一部分即为本次研究的因变量,具体内容如表4 因变量赋值情况和与频率表。
从以上四个表中可以发现,在年龄这一类别中,受访者普遍年龄偏大,45岁以上受访者占比91%,符合目前农村居民老龄化的现状;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受访者所占比重较大;性别方面以男性为主,符合目前农业生产过程中以男性为主这一事实;所调查区域大部分劳动力身体状况良好,以具有完全劳动能力和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受访者居多;在收入方面,基本无贫困情况,但收入普遍不高;在农业收入占比情况,超半数受访者在收入中农业占比超过了50%,以此表明该地区农业生产所得在家庭收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入社情况方面,虽然合作社覆盖率很高,但入社率只有41%;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多以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的方式入社。综上所述,本问卷涉及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分布在当地具有代表性,研究结论具有参考价值。
3. 构建实证模型
本研究所采用的及为二元 logistic回归,Logistic模型作为离散型模型之一,由于其广泛的适用性被众多研究所青睐。本文将“是否参与合作社”被设置为农户耕地抛荒影响因素的因变量,Xn表示影响农户的n个因素,β0为常数项,βn为回归系数。其中Z=β0+β1X1+β2X2……+βnXn
其函数形式为:
PI=
经过变形之后,可得:
ln()=ln=Z
4. 实证模型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2.0对上述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如表5所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基本情况变量实证模型结果分析。基本情况变量对是否参与合作社情况基本没有影响。基本情况变量包括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占比,由上图可知以上所有因素的Sig.值均大于0.05,因此基本情况变量对农民参社情况无明显影响。
(2)认知因素变量实证模型结果分析。农户是否了解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个因素与是否参社呈正相关关系。农户是否了解合作社的作用的Sig.值明显小于0.05,证明了这一影响关系。同时B值为1.8,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意味农民越了解农业合作社在生产与销售中作用,就越容易参加合作社,其Exp(B)值为6.661,这就证明农民对合作社的作用了解程度增加一个单位的参与合作社情况是减少一个单位的6.661倍。
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呈正相关。其Sig.值为0.006,小于0.05,B值为1.572,明显大于0.05,这也意味着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合作社发挥的作用越大,越会有更多的农民参与合作社,Exp(B)值为4.818,这表明合作社的作用增加一个单位的农民参与合作社情况是减少一个单位的4.818倍。
(3)外界因素变量实证模型结果分析。政府宣传对参与合作社的影响的Sig值为0.000,表明政府宣传也是影响农民参社情况的一个因素,B值为1.923即意味着二者呈正相关态势,Exp(B)为6.842,表明政府宣传情况增加一个单位所产生的对农民参与合作社的影响程度是减少一个单位的6.842倍。
农产价格波动情况的Sig值为0.032,小于0.05,B值为-0.598,表明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态势,农产品价格波动越大反而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越小。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在农产品波动较大的期间,虽然风险程度在增加,但未参社也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农户自我判断更灵活的改变种植种类,因此二者呈现负相关态势。Exp(B)值为0.550,这意味着价格波动程度增加一个单位对参社情况的影响是减少一个单位的0.55倍。
除以上数据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在疫情影响下农民的生产和销售与参社意愿这两个方面。可以明显看到,二者并没有相关性,在收集问卷中,55%以上人员选择了影响程度一般,这就表明此次突发卫生安全事故并未对调查的农民产生过多的影响,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所调查地区位于山东栖霞,该地疫情防控局势较好,在疫情爆发以来未发现一位确诊患者,在人力方面不会出现大规模缺失。而且子女大部分在交通管控前回到农村老家,反而农村人手较为充沛。第二,可能由于此时正值春节期间,北方大多处于农闲时节,需要销售或者耕种的农作物较少。第三,部分大棚内已成熟果蔬需要销售,但因为交通管制,返乡人员无法返回城市,农村内部市场需求被激发,自发解决了部分销售问题。可以看到,此次巨大风险对所调查辖区影响不大。同时也可以发现,一旦农村的长居人口数有所提升,同样可以激发较大经济市场的发展空间。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影响农民参与意愿的四个因素分别为是否了解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宣传、农产价格波动。其中农户是否了解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宣传这些因素与当地农民是否参加合作社呈正相关态势。农产价格波动与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呈负相关态势。
(二)建议
本文针对所探究出的真正影响参社情况的四个因素,提出三项建议。
1. 改善经营方式,提高销售成果
研究发现合作社在实际销售中的作用是影响参社情况的因素之一,而销售中的作用是内部经营模式和规范程度的体现。因此就需要先从内部着手,加以解决。有明确的内部规章制度:以政府下发的各类文件为指导,以各村实地情况为依据,因地制宜制定每个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其中可以包括内部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利益分配方式等。拥有完整管理與执行团队:目前各村合作社经营现状大多为村委接管,缺少专业性领导与财会人员,人力严重不足。因此在合作社发展中,需要招募“正规军”来找到合作社发展出路。一方面,合作社可以自行招募,从村内有相关管理经验或财会经验的人中进行选拔,或者从村内走出去的大学生群体中入手,形成一个有完整管理体系的,有较强专业性的团队。另一方面,可以由政府组织,统一对所辖村庄内的合作社进行统一的招投标,找到外界专业团队进行集中运营。
2. 扩大双向宣传力度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农民对于合作社的认识情况和政府宣传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参与合作社,所以要加强双向宣传。向农民宣传:一方面,利用好村内已有集中空地或者合作社内部空间,定期开展一定的合作社运营模式讲解活动,配以其他地区成功案例,展示成型的规章制度,已具备的农机设备,销售渠道等,加强村民对于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鼓励带领农民走出村,组织一定的考察类活动,走向合作社发展经营较为成功的地区,了解合作社发展。向销售对象宣传:可以通过培育优质农产品,加强包装,树立品牌,提升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利用电商平台,联合其他合作社扩大宣传规模,来实现原产地直供,扩大影响范围。
3. 种植种类灵活
通过研究发现,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情况与农民的参社情况呈负相关,这就表现出了农民对于种植灵活性的要求。所以,作为合作社经营组织者和政府参与者,需要对于目前市场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价格波动情况提前监督,提前防控。并且,加大农业经济知识的普及工作。可以由省级农业院校和政府联合牵头举办农业知识培训,主要内容即如何调节当地农业生产种类以满足市场需求,扩大经济收入,对象为市、县级农业干部。之后,由市县一级领导干部组织开展农业经济知识普及讲座来增强普通村干部和村民的农业经济意识,减少扎堆种植,供需失衡情况。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通过访谈与问卷调研,构建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利用SPSS2.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探究了影响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农户参与合作社的影响因素,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与局限。首先,本文仅基于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农户探究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相对覆盖面比较窄,特色性较强。故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可以适当扩大调查范围,增加样本容量以期获得更具普遍性的数据。其次,本文仅利用回归分析中的三个参数来探究影响该地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因素,虽极具代表性,但不够完善与全面。故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利用更多工具,探索更多方法,剖析更多数据背后的含义,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佳慧,郝梦欣,周珊,刘珈辰,张晶.大数据下空心村土地整治的开展难题及推进策略调查研究——以烟台市为例[J].中外企业家,2018(27):208-209.
[2]鲁晓,朱秀杰.贫困地区农民参与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六盘山片区的问卷调查[J].江西农业学报,2015,27(04):117-120+124.
[3]刘亚丽,闫述乾.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化”现象影响因素探析——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J].农业科技管理,2019,38(06):45-49+79.
[4]ZHANG Yan-yuan,JU Guang-wei,ZHAN Jin-tao.Farmers using insurance and cooperatives to manage agricultural risks: A case study of the swine industry in China[J].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2019,18(12):2910-2918.
[5]李非凡,袁新华,张亚楠,杨慧,张宗利.养殖户参与渔业专业合作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96户养殖户的调查分析[J].中国渔业经济,2016,34(02):49-55.
[6]张舰,岳茂锐.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未来方向[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04):27-35.
[7]孙春.合作社引领探路乡村振兴——基于凤凰毛竹合作社的调查研究[J].调研世界,2020(09):61-64.
[8]Tobias Kuemmerle, Patrick Hostert, Volker C.Radeloff, Sebastian Linden, Kajetan Perzanowski,Ivan Kruhlov[J].Ecosystems,2008,11(04).
[9]Xu Dingde,Deng Xin,Guo Shili,Liu Shaoquan. Labor migration and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rural China: Empirical resul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9,232:738-750.
[10]張笑寒,金少涵,周蕾.内部治理机制视角下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研究[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04):431-438.
[11]李永萍.土地抛荒的发生逻辑与破解之道[J].经济学家,2018(10):90-96.
[12]罗婷婷,邹学荣.撂荒、弃耕、退耕还林与休耕转换机制谋划[J].西部论坛,2015,25(02):40-46.
[13]宋伟,张英.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及其模拟模型研究进展(英文)[J].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2019,10(04):345-352.
[14]赵万水.日本农民年金制度对我国土地保障的启示[J].调研世界,2004(07):37-39.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9C0924);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18YBQ070);湖南农业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8QN07);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青年博士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