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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讯逼供危害很大，又屡禁不止。有关防治刑讯逼供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从不同的角度探寻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以期寻求防治方法。时值我国正在酝酿对刑事诉讼法进行第二次大修改之际，本文试图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刑讯逼供的成因，以期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法理学 刑讯逼供 原因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方式来逼取口供的行为。在刑事案件中，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不可预期的肉体的痛苦与违背自己意志的供述之间进行选择时，更易倾向于选择后者。刑讯逼供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很多国家都出台法律、政策以防止刑讯逼供。当前预防刑讯逼供的制度在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得到确立，并取得相对理想的效果。而我国，虽然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已经建立了相关法律制度，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另外，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也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预防的效果不甚理想，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长期困扰司法界无法得到解决，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时有耳闻，如杜陪武案、佘祥林案等，这些案件的出现对当事人和司法系统造成极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因此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重视。如何消除中国司法领域里的这个顽症？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少探讨。笔者试图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刑讯逼供的成因，为构建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稳定和谐的社会而努力。
一、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工具论意识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人治社会中，中国法律的主要任务是社会控制，法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打击犯罪，维护政权稳定。统治者对司法程序和人权漠然视之，法律从来没有被用做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只是统治者用以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从周一直到明清，形成了“定罪量刑，处罚轻重”全凭口供和“无供不录案”为基调和原则的封建司法传统，从而使刑讯逼供成为古代合法审判、定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案狱诉讼中，作为王权代表的审案者的审判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诉讼当事人是否“服”，而为了这个目的，刑讯逼供必不可少。不仅对被告实行刑讯逼供，而且对证人也不例外。在封建社会，从立法上就确定了司法工作人员拥有可以对犯人行使刑讯逼供的特权，由于该特权的行驶被赋予惩恶扬善的正义色彩，从而使这种特权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加以肯定而保留下来，并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使之成为一种习惯或具有倾向性的社会行为方式，致使从底层社会到政府官吏已普遍从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上接受了刑讯逼供具有正当性的思想，认为刑讯逼供对于贯彻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政权有积极作用。于是，刑讯逼供具有正当性的思想在刑事司法领域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时至今日，在许多政府官员眼中，法律仍然是自己手中随心所用的工具，仍被看作是社会治理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把法律当成最权威及最庄严的准则加以遵循。
二、有罪推定思想和职业法律意识欠缺的影响
有罪推定的基本含义是指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司法官员首先先入为主的假定其是有罪之人，然后才展开相应的司法活动。我国长期以来贯彻的都是有罪推定的理念。虽然我国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确定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并且对诉讼活动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的称谓在法律规定里加以区别和确认，而不是一律使用“罪犯”的提法。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改称为“犯罪嫌疑人”、在审判阶段改称为“被告人”、在有罪判决生效后才称为“罪犯”。但实务中仍然以对待“罪犯”的方法对待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却没有杜绝。由于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经过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理后都被认定为有罪，无罪的裁判占的比重不大。这样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刑事侦查人员往往凭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对犯罪嫌疑人像对待罪犯那样处以“刑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也就被长期在一定的空间保存下来。
刑事侦查人员职业法律意识的欠缺是有罪推定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与非职业的法律意识相比，专业化是职业法律意识的重要特征，它更强调意识主体对法律和事实的忠诚，严格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力求克制自己的感情好恶和排除社会干扰，不是用低级的法律意识即法律心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是用高级的法律意识即法律思想体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刑事侦查人员在职能活动中不仅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在尊重并保障人权的同时，也要时刻清楚地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目的，跳出活动中主体的束缚,在对自身及客体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客观地面对所遇到的困难或僵局，避免先入为主、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而在刑讯逼供活动中，行为主体已认定行为相对人就是真正的罪犯，其活动也都是在此前提下进行的证据搜集，当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前提时，就采取了直接而粗暴的手段以求省时省力地获得最具价值的口供，打开侦查“黑箱”。因此，可以说刑事侦查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欠缺是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而加强刑侦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也是避免刑讯逼供产生的一道重要防线。
当前的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一般是刑事案件中的行驶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对于刑事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究其原因，一方面受传统的法律文化的影响，，因为古代审案者集侦查和审判于一身，所以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就是审案者,是司法的官员，应该要求犯罪嫌疑人认罪；另一方面,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国家刑事政策以及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内容都使得公、检、法、司工作人员形成牢固的观念，必须要求犯罪嫌疑人“坦白交待”、“认罪服法”；另外,从刑事侦查的技术角度来看，刑侦工作中的取证困难，也使得刑事侦查人员习惯性地滋生出必须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认识和观念。
导致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从法理学视角来对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思想意识进行追根溯源。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执法人员受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太大，因此，要从源头上遏制刑讯逼供就必须转变“权力本位”、“唯上服从”、“官僚本位”、“ 法律工具论意识”和“先入为主”等思想观念，时刻反思自己，从思想意识上充分认识到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影响和社会危害，坚决防治这种行为的发生，为构建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稳定和谐的社会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周士敏.论中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J]，法律与监督，1996(3).
[2] 刘广三、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据力辨析[J]，砚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
[3] 谭劲松.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研究[J]，法律适用，2003(5).
[4] 闵春雷.增设拒绝作证罪的立法思考[J],延边大学学报,2003(6).
[5] 陈柏新、陈柏安.非法获取的刑事鉴定结论应当排除[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6] 谭铃.对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设想[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J]，2009（3）.
关键词：法理学 刑讯逼供 原因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方式来逼取口供的行为。在刑事案件中，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不可预期的肉体的痛苦与违背自己意志的供述之间进行选择时，更易倾向于选择后者。刑讯逼供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很多国家都出台法律、政策以防止刑讯逼供。当前预防刑讯逼供的制度在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得到确立，并取得相对理想的效果。而我国，虽然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已经建立了相关法律制度，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另外，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也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预防的效果不甚理想，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长期困扰司法界无法得到解决，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时有耳闻，如杜陪武案、佘祥林案等，这些案件的出现对当事人和司法系统造成极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因此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重视。如何消除中国司法领域里的这个顽症？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少探讨。笔者试图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刑讯逼供的成因，为构建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稳定和谐的社会而努力。
一、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工具论意识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人治社会中，中国法律的主要任务是社会控制，法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打击犯罪，维护政权稳定。统治者对司法程序和人权漠然视之，法律从来没有被用做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只是统治者用以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从周一直到明清，形成了“定罪量刑，处罚轻重”全凭口供和“无供不录案”为基调和原则的封建司法传统，从而使刑讯逼供成为古代合法审判、定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案狱诉讼中，作为王权代表的审案者的审判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诉讼当事人是否“服”，而为了这个目的，刑讯逼供必不可少。不仅对被告实行刑讯逼供，而且对证人也不例外。在封建社会，从立法上就确定了司法工作人员拥有可以对犯人行使刑讯逼供的特权，由于该特权的行驶被赋予惩恶扬善的正义色彩，从而使这种特权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加以肯定而保留下来，并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使之成为一种习惯或具有倾向性的社会行为方式，致使从底层社会到政府官吏已普遍从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上接受了刑讯逼供具有正当性的思想，认为刑讯逼供对于贯彻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政权有积极作用。于是，刑讯逼供具有正当性的思想在刑事司法领域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时至今日，在许多政府官员眼中，法律仍然是自己手中随心所用的工具，仍被看作是社会治理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把法律当成最权威及最庄严的准则加以遵循。
二、有罪推定思想和职业法律意识欠缺的影响
有罪推定的基本含义是指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司法官员首先先入为主的假定其是有罪之人，然后才展开相应的司法活动。我国长期以来贯彻的都是有罪推定的理念。虽然我国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确定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并且对诉讼活动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的称谓在法律规定里加以区别和确认，而不是一律使用“罪犯”的提法。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改称为“犯罪嫌疑人”、在审判阶段改称为“被告人”、在有罪判决生效后才称为“罪犯”。但实务中仍然以对待“罪犯”的方法对待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却没有杜绝。由于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经过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理后都被认定为有罪，无罪的裁判占的比重不大。这样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刑事侦查人员往往凭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对犯罪嫌疑人像对待罪犯那样处以“刑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也就被长期在一定的空间保存下来。
刑事侦查人员职业法律意识的欠缺是有罪推定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与非职业的法律意识相比，专业化是职业法律意识的重要特征，它更强调意识主体对法律和事实的忠诚，严格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力求克制自己的感情好恶和排除社会干扰，不是用低级的法律意识即法律心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是用高级的法律意识即法律思想体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刑事侦查人员在职能活动中不仅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在尊重并保障人权的同时，也要时刻清楚地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目的，跳出活动中主体的束缚,在对自身及客体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客观地面对所遇到的困难或僵局，避免先入为主、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而在刑讯逼供活动中，行为主体已认定行为相对人就是真正的罪犯，其活动也都是在此前提下进行的证据搜集，当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前提时，就采取了直接而粗暴的手段以求省时省力地获得最具价值的口供，打开侦查“黑箱”。因此，可以说刑事侦查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欠缺是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而加强刑侦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也是避免刑讯逼供产生的一道重要防线。
当前的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一般是刑事案件中的行驶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对于刑事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究其原因，一方面受传统的法律文化的影响，，因为古代审案者集侦查和审判于一身，所以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就是审案者,是司法的官员，应该要求犯罪嫌疑人认罪；另一方面,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国家刑事政策以及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内容都使得公、检、法、司工作人员形成牢固的观念，必须要求犯罪嫌疑人“坦白交待”、“认罪服法”；另外,从刑事侦查的技术角度来看，刑侦工作中的取证困难，也使得刑事侦查人员习惯性地滋生出必须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认识和观念。
导致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从法理学视角来对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思想意识进行追根溯源。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执法人员受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太大，因此，要从源头上遏制刑讯逼供就必须转变“权力本位”、“唯上服从”、“官僚本位”、“ 法律工具论意识”和“先入为主”等思想观念，时刻反思自己，从思想意识上充分认识到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影响和社会危害，坚决防治这种行为的发生，为构建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稳定和谐的社会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周士敏.论中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J]，法律与监督，1996(3).
[2] 刘广三、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据力辨析[J]，砚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
[3] 谭劲松.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研究[J]，法律适用，2003(5).
[4] 闵春雷.增设拒绝作证罪的立法思考[J],延边大学学报,2003(6).
[5] 陈柏新、陈柏安.非法获取的刑事鉴定结论应当排除[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6] 谭铃.对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设想[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J]，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