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云南大理太和村村西的太和城遗址上，立着一块黑色的古碑“南诏德化碑”。碑连同底座大概高4米、宽2.2米、厚0.6米，两面碑文40行约三千八百余字，经过风雨剥蚀，碑文仅可辨八百余字。
　　德化碑立于唐代大历元年（766年），碑文系南诏清平官王蛮盛所撰，唐流寓使杜光庭书写。此碑埋没于地下一千多年，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被金石家王昶发现，就地建一仿唐建筑风格的石亭保管。
　　碑文歌赋兼为，写得委婉、典雅却也不乏锋芒。书法有晋唐风貌，挺拔潇洒，严谨秀逸，不拘泥章法。碑文以曲笔写千秋故事，介绍了南诏、唐朝和吐蕃间的关系，并表明了南诏叛唐的不得已和希望与唐和好的夙愿。其中说到，南诏大胜之后，“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于是“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表达出南诏国主知时守礼。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让大唐惨败在了小小的南诏麾下？其中牵涉到封建政治的一个顽疾。
　　天宝年间，杨国忠等奸臣当道，穷兵黩武，朝廷腐败。天宝九年（750年），南诏王阁罗凤按惯例赴云南谒见时任云南太守的张虔陀，而其妻受到张虔陀的侮辱，阁罗凤十分愤怒，上表控告，但朝廷不置一辞，于是阁罗凤起兵问罪，杀张虔陀，攻城夺地数十处。
　　第二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统兵8万攻打阁罗凤，阁罗凤派人前去陈述原委，表示愿再置府城，归还俘虏，但鲜于仲通狂妄自大，不许讲和，“唯言屠戮”。
　　阁罗凤联合吐蕃，大败唐军于西洱河。被南诏打得全军覆没的鲜于仲通，背后的靠山是杨国忠。作为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哥哥，杨国忠一手遮天，将全军覆没的败仗申报为胜仗。
　　杨国忠推荐鲜于仲通升官为京兆尹，同時又命令大规模征兵，试图在战场上一雪前耻。可是，这次军事行动又失败了。十万唐军为此葬身异域，统兵主将李宓身死。
　　这样的败仗无法瞒报了吧？《资治通鉴》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杨国忠再次讳败为胜，而积威之下，居然没有官员站出来说个“不”字。
　　天宝南诏之役，唐前后损失部队约20万，而唐玄宗根本不知道，还以为唐军是盛世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大国强军。南诏天宝战争结束后次年，安史之乱爆发……如果说杨国忠的欺上瞒下得益于其身份带来的实权的话，越到后来，这种对信息的隐瞒和扭曲就越体现为整个部门的官吏联合起来制造假信息，以谋取自身利益。
　　在传统中国的统治体系中，基层信息如何准确地传输到统治顶层是个一直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做出努力最多的，恐怕是宋代了。他们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最基本的，是省一级的监司监察州，州监察属县，每时每刻把底层的数据、信息上报到中央。还有别的纵向信息考察路径：中央业务部门对地方相应机构的专项信息统计、不同司署层级磨勘勾检系统的稽查覆验，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纵向信息流。
　　此外，台谏的纠察奏劾、监司的巡历举刺，属于跨越层级的直接纵向信息交流。同时，下级对上级的检举、同僚之间的揭发、后任官员对于前任绩效的检验，登闻鼓检院受理吏民词讼等，都是考察网络的组成内容。而在常规渠道之外，还有朝廷派专使进行的考察及按核。
　　这样就能根治欺上瞒下的毛病了吗？可惜还是不能。宋代对基层信息的向上流转顺畅投入了如此大的资源和组织结构成本，但流转的关键还是人。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申报材料者有趋利避害的现实考虑;朝廷的决策层，包括帝王在内，理应关心信息的可靠程度，而他们显然也无法摆脱一己私利，不仅注重的信息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偏好，而且强烈地希望听到顺遂之言。
　　在古代官僚政治体制下，由于缺乏独立于官方系统之外的信息流通渠道，官僚们对于各类信息的垄断相对容易。于是，国家决策被一层层虚假信息蒙蔽、带偏。清人宋湘的诗道出了南诏立碑的深意：“此碑谁所为，苦心多慨慷。”可惜，道理都懂，“后人而复哀后人”的悲剧却从未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