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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志泉
原始人类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传染病。大约在10000到11000年前，人类进入了农耕社会，将许多动物驯化并家养，自此，人和家养动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
流行病:动物带来的“致命礼物”
动物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的原生体。人跟动物的密切关系往往成为新传染病来源。据美国社会史专家麦克尼尔的研究，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有50种，与羊共有的有46种，与猪共有的有42种，与马共有的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则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由动物传给人类的。
人类的历史，瘟疫的历史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人数还远远高于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也就是说，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将领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是那些可以传染给敌人疾病的最可怕的病菌。
在中国古代，由于匈奴人故意用动物的尸体释放病毒来污染水源，致使接连发生疫情。当时的人称这种疾病为“伤寒”。由于缺乏有效的免疫手段，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200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疾呈10年至20年周期反复发作，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汉后期有赤眉、绿林起义，东汉后期的黄巾起义，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的矛盾，但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很大关系。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动荡的导因。汉末三国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仅为西汉全盛期的四分之一，人口数量锐减是因为战争，更是因为饥荒和瘟疫。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到：自己家族10年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性瘟疫是什么疾病，这一点过去史家从未论及。根据史料中记载的疫情特点，现今学者推断，当时流行的“伤寒”，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
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严重性，也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史实中得到例证。
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600个西班牙人登陆墨西哥海岸，试图征服有好几百万人口且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在这场战争中，让西班牙人获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一个受到天花感染的西班牙属古巴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导致天花流行，阿兹特克近一半的人口死于此病，包括皇帝奎特拉瓦克。侥幸活命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一个帝国由此消亡。
在北美洲，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但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人口估计减少了95%，主要杀手是白人带来的病菌。北美的殖民者故意给印第安人送去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在天花肆虐下，几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剩数千人或完全灭绝。这是关于病菌历史危害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
拿什么来抵抗新传染病？
科学家发现，艾滋病很可能起源于生活在非洲丛林地区的一种长尾绿猴。艾滋病毒来到人间，可能是与当地土著居民捕捉绿猴，然后将其血液注射到体内滋补这一习惯有关。
此外，埃博拉出血热来自猴子，莱姆病的病源来自鼠、鹿、兔、狐、狼等30余种野生哺乳动物和多种家禽间传播的伯氏疏螺旋体。一系列新的来源于动物的传染病不断出现，表明动物传染病库是人类新传染病潜在的根源。
所谓新传染病，并不是说那些引发疾病的微生物是新的，只是它的传染方式是新的。原来传染动物的微生物由于某种原因，转移了它们的攻击目标，开始感染人类了。人类行为的改变、过度的开发、广泛的人口流动都为动物身上的病原体提供了成功地“跳”过“种族隔绝”天堑的桥梁。
新发传染病之所以危害大，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在何时何地会发生何种新发传染病，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准备。事实上，抗生素对于大部分病毒并不起作用。
传染病是“急性病”，病人在很短时间里，要么死，要么完全康复。对于陌生的病毒，人体内原本并不存在抗体，我们所能依靠的是免疫系统与病毒间的“性命之搏”。如此看来，人类首先要做的不仅是医学进步，而是重新认识和反省自身。
反思人类文明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强大。我们制造汽车、飞机，让人的行动更自由；我们发明仪器、机械，帮助我们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兴建和扩张城市，使得我们的一生得以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封闭空间中完成。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拥挤，也使病毒的传播速度加快，面积扩大；全球气候变暖，使携带病毒的蚊、蝇等害虫有条件到热带以外的地方生存；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和贸易的国际化，也大大增加了食物源传染病的发病危险。
随着人类对环境的进一步开发和破坏，深藏在大自然中的原始病毒也开始“凶相毕露”。一些动物，尤其是原始森林中的动物身上的病原体不断传播到人类中间，并产生变异，导致新传染病流行。这些影响有些鲜明可见，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SARS就是典型例子。而有些后果则更加微妙和有害，如人类抗病能力的逐渐丧失，全球升温将给人口稠密而对疾病毫无准备的富饶地区带来可怕的热带疾病等。
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很久以来一直告诫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然界的关系。对动植物和人类之间无限复杂的关系网最微小的触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过于冒险地干预自然界，不仅会目睹某些直接的后果，如物种灭绝，而且也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威胁。
WHO总干事在一份报告中告诫：“我们正处于一场传染性疾病全球危机的边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免受其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高枕无忧。人类面临新老传染病的双重威胁，传染病的危害绝不能低估，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形势不是轻松的，而是更为复杂、更加艰巨了。人类不仅与传染病的较量没有结束，相反，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原始人类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传染病。大约在10000到11000年前，人类进入了农耕社会，将许多动物驯化并家养，自此，人和家养动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
流行病:动物带来的“致命礼物”
动物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的原生体。人跟动物的密切关系往往成为新传染病来源。据美国社会史专家麦克尼尔的研究，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有50种，与羊共有的有46种，与猪共有的有42种，与马共有的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则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由动物传给人类的。
人类的历史，瘟疫的历史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人数还远远高于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也就是说，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将领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是那些可以传染给敌人疾病的最可怕的病菌。
在中国古代，由于匈奴人故意用动物的尸体释放病毒来污染水源，致使接连发生疫情。当时的人称这种疾病为“伤寒”。由于缺乏有效的免疫手段，从西汉中期直到三国，魏晋的200余年间，这种流行恶疾呈10年至20年周期反复发作，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医学上，均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汉后期有赤眉、绿林起义，东汉后期的黄巾起义，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的矛盾，但与大疫的流行也有很大关系。在社会危机时期，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动荡的导因。汉末三国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仅为西汉全盛期的四分之一，人口数量锐减是因为战争，更是因为饥荒和瘟疫。东汉末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到：自己家族10年间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
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这种流行性瘟疫是什么疾病，这一点过去史家从未论及。根据史料中记载的疫情特点，现今学者推断，当时流行的“伤寒”，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
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严重性，也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史实中得到例证。
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600个西班牙人登陆墨西哥海岸，试图征服有好几百万人口且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在这场战争中，让西班牙人获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一个受到天花感染的西班牙属古巴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导致天花流行，阿兹特克近一半的人口死于此病，包括皇帝奎特拉瓦克。侥幸活命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一个帝国由此消亡。
在北美洲，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但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人口估计减少了95%，主要杀手是白人带来的病菌。北美的殖民者故意给印第安人送去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在天花肆虐下，几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剩数千人或完全灭绝。这是关于病菌历史危害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
拿什么来抵抗新传染病？
科学家发现，艾滋病很可能起源于生活在非洲丛林地区的一种长尾绿猴。艾滋病毒来到人间，可能是与当地土著居民捕捉绿猴，然后将其血液注射到体内滋补这一习惯有关。
此外，埃博拉出血热来自猴子，莱姆病的病源来自鼠、鹿、兔、狐、狼等30余种野生哺乳动物和多种家禽间传播的伯氏疏螺旋体。一系列新的来源于动物的传染病不断出现，表明动物传染病库是人类新传染病潜在的根源。
所谓新传染病，并不是说那些引发疾病的微生物是新的，只是它的传染方式是新的。原来传染动物的微生物由于某种原因，转移了它们的攻击目标，开始感染人类了。人类行为的改变、过度的开发、广泛的人口流动都为动物身上的病原体提供了成功地“跳”过“种族隔绝”天堑的桥梁。
新发传染病之所以危害大，是由于我们不知道在何时何地会发生何种新发传染病，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准备。事实上，抗生素对于大部分病毒并不起作用。
传染病是“急性病”，病人在很短时间里，要么死，要么完全康复。对于陌生的病毒，人体内原本并不存在抗体，我们所能依靠的是免疫系统与病毒间的“性命之搏”。如此看来，人类首先要做的不仅是医学进步，而是重新认识和反省自身。
反思人类文明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强大。我们制造汽车、飞机，让人的行动更自由；我们发明仪器、机械，帮助我们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兴建和扩张城市，使得我们的一生得以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封闭空间中完成。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拥挤，也使病毒的传播速度加快，面积扩大；全球气候变暖，使携带病毒的蚊、蝇等害虫有条件到热带以外的地方生存；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和贸易的国际化，也大大增加了食物源传染病的发病危险。
随着人类对环境的进一步开发和破坏，深藏在大自然中的原始病毒也开始“凶相毕露”。一些动物，尤其是原始森林中的动物身上的病原体不断传播到人类中间，并产生变异，导致新传染病流行。这些影响有些鲜明可见，艾滋病、埃博拉出血热、SARS就是典型例子。而有些后果则更加微妙和有害，如人类抗病能力的逐渐丧失，全球升温将给人口稠密而对疾病毫无准备的富饶地区带来可怕的热带疾病等。
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很久以来一直告诫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然界的关系。对动植物和人类之间无限复杂的关系网最微小的触动，都可能产生不可预见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过于冒险地干预自然界，不仅会目睹某些直接的后果，如物种灭绝，而且也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威胁。
WHO总干事在一份报告中告诫：“我们正处于一场传染性疾病全球危机的边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免受其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高枕无忧。人类面临新老传染病的双重威胁，传染病的危害绝不能低估，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形势不是轻松的，而是更为复杂、更加艰巨了。人类不仅与传染病的较量没有结束，相反，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