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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新闻办省部级新闻发布活动评估组组长。近年来，孟建教授在国家与地区形象战略的研究与实施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其学术研究成果多次在海内外获奖。
孟建教授主持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目前承担了《2008奥运会：中国对外形象传播战略研究》，《2010世博会：上海形象竞争战略研究》两项重大课题的研究，并担任这两个课题组的组长。
平时的他似乎有点不修边幅，女儿送的红色休闲衫是他的最爱，朴素而有品位。祖籍山东的他，高大而健康，配上那副用了多年的宽边眼镜，更多了一份儒雅与书卷气。春日的午后红茶，温暖而亲切，我们的闲聊从“大公关时代”开始……
居平:孟教授，在去年首届中国公共关系“体会传播力量”的高层论坛上，您曾说，中国应该进入软实力为核心的“大公关时代”，那究竟什么是“软实力”呢？
孟建:九十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率先提出了“软实力”理论。他在分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即“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HARD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SOFTPOWER）则分为国家的民族的凝聚力、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今特别是传媒影响力）、外交的协调力、国际机构和国际活动的参与力等。公共关系从实质上来说应该是发现国家、地区乃至部门的软实力，构造国家、地区乃至部门的软实力，及运用国家、地区乃至部门的软实力。尽管小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以特有的视角发现了国家、地区乃至部门的新竞争力问题，并且这一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小约瑟夫·奈的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归属，“软实力”理论至今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支持。我以为，“软实力”理论的出现，昭示的不仅仅是其他学科的视角，其核心理念本身就是公共关系的本质所在。构筑以“软实力”为核心的新型公共关系理论应当成为一种独特的思考，甚至，公共关系学也许可以成为“软实力”理论更为全面、深刻的学科支撑。当然，我们现在用“软实力”理论来重构公共关系理论还为时过早，或许，它也仅仅是公共关系理论中的一脉，但是，将“软实力”理论融入公共关系的研究和实务，却是公共关系学科发展之必需。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软实力”理论引入公共关系领域，拓展公共关系新型理论的可能已经存在，一个“大公关时代”也许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居平: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建立和推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高度关注。赵启正同志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举办的“媒介与社会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中国建立和推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世界正以更加开放的眼光看待中国在政治文明领域取得的巨大变化。这些都让人振奋，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大公关时代”的来临？
孟建:是的。“大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和政府形象，要极其重视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传媒的影响力。真正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长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引擎”和“酵母”，引导和驱动社会发展。文化的影响力从国家形态的价值观到个人处世的生活观，都有强烈的表现。近年来，我国在国际公共关系方面明显加大了“构造中国文化影响力，推进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力度：无论是中法互动的的“中法文化年”，还是刚不久在美国举行的“中国文化节”，都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也充分显现了在文化影响力中，传媒影响力已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居平:从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到“和平发展”，“走出去”的战略，正显示着中国正迅速丰富和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期间以“软实力”为核心构筑“大公关时代”的国家与政府形象战略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您认为，处在“大公关时代”的国家和政府形象战略，又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孟建:首先，“大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和政府的形象，旨在塑造国家精神和强化民族凝聚力。如中国在和平发展主题下所高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就是对塑造国家精神和强化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又比如，中国近年来积极展开卓有成效的外宣工作，在世界好多地方建立了孔子研究院，影响非凡，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今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设立“孔子奖”。“孔子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这一首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国际最高级别奖项，主要奖励世界上在教育、文化、哲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总统、部长和专家。纵观世界，特别是9·11以后的世界，国际间对“大公关”理论极为关注。去年年初，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要用民主和自由根除恐怖主义”的新理念。这和他一直强调的“邪恶轴心理论”，简直判若两人。就在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后不久，他就任命了高级官员，明确指出，要用小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重构美国的国家形象战略，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其次就是我刚才上面讲的那点。
居平:在这方面，我国不遗余力推进的，被国际外交界称之为“最棘手国际事务之一”的六方会谈；又如，今年我国派出的第一个赴美“游说团”，等等，这些又说明什么呢？
孟建:这正说明了“大公关”理论视野中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要充分注重和运用外交的协调力。近年来，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一些国家有这方面那方面的疑虑，是必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是否善于灵活运用外交手段，主动消除种种疑虑，对一个国家能否获得长远发展，十分重要。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对文明复兴中所遭遇的国际质疑，有着细致入微的感知和洞察，不仅知其表现，还要把握其后的知识理论与战略意图，从而有效地在外交上做出筹划。最后一点就是，“大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要充分体现在对国际机构和国际重大活动的参与上。在这方面，中国正变得异常活跃。无论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运用我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开拓的巨大外交空间，还是在我国举办一系列世界重大国际会议；无论是中国成功推行“全方位外交”，还是我国实施“海啸大营救”，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在“大公关”理论视野中重视国家和政府形象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奋力开拓。
居平:在公共关系的诸多理论中 ，从“管理说”、“关系说”、“传播说”三种理论到英国的桑德拉·奥利弗（Sandre Oliver）女士提出了战略公关理论（Public RelationsStrategy）。奥利弗的“战略说”好像似胜“三说”一筹，您怎样理解呢？
孟建:这三种理论为公共关系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的演进，这三种理论的局限日益凸现出来：这些理论都过多囿于单一学科，使得公共关系理论缺乏足够的学科张力，减弱了公共关系学科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影响。也许正因如此，英国的桑德拉·奥利弗（Sandre Oliver）女士提出了战略公关理论（Public RelationsStrategy）。这一理论为丰富公关理论和拓展公关领域，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奥利弗看来：公共关系在今天绝非仅仅是战术性的问题，它早已成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她进而认为，公共关系的价值，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虽然，这个观点的提出会引发我们对公共关系本质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但公共关系在今天的飞速发展，足以证明它的见解是有相当理论基础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奥利弗女士的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当今公共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也难以揭示当今公共关系学科自身的独立性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各种关联。我认为，随着“软实力”理论的出现和运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公关时代”已经来临。
居平:一般来说，人们理解的公共关系好像层次并不太高，目前，国内公关行业依然摆脱不了低层次的运作，您又怎样看呢？
孟建:是的，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战略公关”已经有一些狭隘了。我觉得公关的视野应该打开，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低层面的运作上，而要成为国家、地区乃至部门软实力的构成。在此，我很赞同郑砚农的观点，国内一些公关公司确实应该从专业上下功夫，要摆脱低层次、低水平的运作，从更高的层面看待公关实务，做一些有影响力的案件。目前，政府已经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大公关时代“软实力”的影响，现在的中国应该进入“大公关”时代，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狭隘的、低层次的公关实务中的公关了。
居平:谢谢您，现在我们对“大公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孟建教授主持过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目前承担了《2008奥运会：中国对外形象传播战略研究》，《2010世博会：上海形象竞争战略研究》两项重大课题的研究，并担任这两个课题组的组长。
平时的他似乎有点不修边幅，女儿送的红色休闲衫是他的最爱，朴素而有品位。祖籍山东的他，高大而健康，配上那副用了多年的宽边眼镜，更多了一份儒雅与书卷气。春日的午后红茶，温暖而亲切，我们的闲聊从“大公关时代”开始……
居平:孟教授，在去年首届中国公共关系“体会传播力量”的高层论坛上，您曾说，中国应该进入软实力为核心的“大公关时代”，那究竟什么是“软实力”呢？
孟建:九十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率先提出了“软实力”理论。他在分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时，通常将之分为有形力量与无形力量，即“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HARD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SOFTPOWER）则分为国家的民族的凝聚力、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今特别是传媒影响力）、外交的协调力、国际机构和国际活动的参与力等。公共关系从实质上来说应该是发现国家、地区乃至部门的软实力，构造国家、地区乃至部门的软实力，及运用国家、地区乃至部门的软实力。尽管小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以特有的视角发现了国家、地区乃至部门的新竞争力问题，并且这一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小约瑟夫·奈的理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归属，“软实力”理论至今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学科支持。我以为，“软实力”理论的出现，昭示的不仅仅是其他学科的视角，其核心理念本身就是公共关系的本质所在。构筑以“软实力”为核心的新型公共关系理论应当成为一种独特的思考，甚至，公共关系学也许可以成为“软实力”理论更为全面、深刻的学科支撑。当然，我们现在用“软实力”理论来重构公共关系理论还为时过早，或许，它也仅仅是公共关系理论中的一脉，但是，将“软实力”理论融入公共关系的研究和实务，却是公共关系学科发展之必需。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软实力”理论引入公共关系领域，拓展公共关系新型理论的可能已经存在，一个“大公关时代”也许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居平: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建立和推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高度关注。赵启正同志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举办的“媒介与社会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中国建立和推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世界正以更加开放的眼光看待中国在政治文明领域取得的巨大变化。这些都让人振奋，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大公关时代”的来临？
孟建:是的。“大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和政府形象，要极其重视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传媒的影响力。真正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长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引擎”和“酵母”，引导和驱动社会发展。文化的影响力从国家形态的价值观到个人处世的生活观，都有强烈的表现。近年来，我国在国际公共关系方面明显加大了“构造中国文化影响力，推进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力度：无论是中法互动的的“中法文化年”，还是刚不久在美国举行的“中国文化节”，都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也充分显现了在文化影响力中，传媒影响力已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居平:从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到“和平发展”，“走出去”的战略，正显示着中国正迅速丰富和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期间以“软实力”为核心构筑“大公关时代”的国家与政府形象战略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您认为，处在“大公关时代”的国家和政府形象战略，又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孟建:首先，“大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和政府的形象，旨在塑造国家精神和强化民族凝聚力。如中国在和平发展主题下所高扬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就是对塑造国家精神和强化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又比如，中国近年来积极展开卓有成效的外宣工作，在世界好多地方建立了孔子研究院，影响非凡，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今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设立“孔子奖”。“孔子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这一首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国际最高级别奖项，主要奖励世界上在教育、文化、哲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总统、部长和专家。纵观世界，特别是9·11以后的世界，国际间对“大公关”理论极为关注。去年年初，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要用民主和自由根除恐怖主义”的新理念。这和他一直强调的“邪恶轴心理论”，简直判若两人。就在小布什发表国情咨文后不久，他就任命了高级官员，明确指出，要用小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重构美国的国家形象战略，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其次就是我刚才上面讲的那点。
居平:在这方面，我国不遗余力推进的，被国际外交界称之为“最棘手国际事务之一”的六方会谈；又如，今年我国派出的第一个赴美“游说团”，等等，这些又说明什么呢？
孟建:这正说明了“大公关”理论视野中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要充分注重和运用外交的协调力。近年来，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整体实力显著提升，一些国家有这方面那方面的疑虑，是必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是否善于灵活运用外交手段，主动消除种种疑虑，对一个国家能否获得长远发展，十分重要。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对文明复兴中所遭遇的国际质疑，有着细致入微的感知和洞察，不仅知其表现，还要把握其后的知识理论与战略意图，从而有效地在外交上做出筹划。最后一点就是，“大公关”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要充分体现在对国际机构和国际重大活动的参与上。在这方面，中国正变得异常活跃。无论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运用我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开拓的巨大外交空间，还是在我国举办一系列世界重大国际会议；无论是中国成功推行“全方位外交”，还是我国实施“海啸大营救”，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在“大公关”理论视野中重视国家和政府形象方面的积极努力和奋力开拓。
居平:在公共关系的诸多理论中 ，从“管理说”、“关系说”、“传播说”三种理论到英国的桑德拉·奥利弗（Sandre Oliver）女士提出了战略公关理论（Public RelationsStrategy）。奥利弗的“战略说”好像似胜“三说”一筹，您怎样理解呢？
孟建:这三种理论为公共关系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科的演进，这三种理论的局限日益凸现出来：这些理论都过多囿于单一学科，使得公共关系理论缺乏足够的学科张力，减弱了公共关系学科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影响。也许正因如此，英国的桑德拉·奥利弗（Sandre Oliver）女士提出了战略公关理论（Public RelationsStrategy）。这一理论为丰富公关理论和拓展公关领域，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奥利弗看来：公共关系在今天绝非仅仅是战术性的问题，它早已成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她进而认为，公共关系的价值，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虽然，这个观点的提出会引发我们对公共关系本质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但公共关系在今天的飞速发展，足以证明它的见解是有相当理论基础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奥利弗女士的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当今公共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也难以揭示当今公共关系学科自身的独立性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各种关联。我认为，随着“软实力”理论的出现和运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公关时代”已经来临。
居平:一般来说，人们理解的公共关系好像层次并不太高，目前，国内公关行业依然摆脱不了低层次的运作，您又怎样看呢？
孟建:是的，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战略公关”已经有一些狭隘了。我觉得公关的视野应该打开，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低层面的运作上，而要成为国家、地区乃至部门软实力的构成。在此，我很赞同郑砚农的观点，国内一些公关公司确实应该从专业上下功夫，要摆脱低层次、低水平的运作，从更高的层面看待公关实务，做一些有影响力的案件。目前，政府已经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大公关时代“软实力”的影响，现在的中国应该进入“大公关”时代，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狭隘的、低层次的公关实务中的公关了。
居平:谢谢您，现在我们对“大公关”有了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