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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经济金融形势回顾
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10.3%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功于投资、净出口及消费的快速增长。在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中，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8%，推动GDP增长5.6个百分点；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7.9%，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赖投资拉动。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2010年中国政府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表现为保持政府公共投资的力度。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为83080亿元，同比增长21%。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比上年增加13275亿元，增长17.4%。财政政策初衷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但从实际效果看，由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仅有6000亿元的赤字，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并不积极，扩内需效果并不明显。
货币政策方面尽管2010年央行声称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从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包括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加息的实践看，货币政策并不宽松。央行连续采取量化紧缩政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目的在于抑制过热的房地产投资，10月和12月两次加息则是出于控制通胀的考虑。2010年央行实施新增信贷总额7.5万亿元的额度控制政策，并对银行的放款节奏进行严格控制，从结果看额度已被突破，实际约为8万亿元。货币政策的调整使M2增速控制在20%以下，远低于上年28%的水平，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流动性泛滥的加剧。
2010年央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加大，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信贷额度及放款节奏进行监管，并通过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进行惩罚。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更加严格，要求银行对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过剩产能企业贷款、“两高一低”行业贷款等风险进行严格控制和排查。与此同时，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不良率等指标监管更加严格，并将监管指标达标与机构网点设立、业务产品创新审批挂钩，对四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监管严于城商行和农信社。
2011年经济金融形势预测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长期存在，2011年CPI可能升至6%。2010年12月CPI为4.6%，较上月回落0.5%，连续6个月突破了政府3%的通胀底限，上升之势明显。从数据看，导致本轮通胀的主要因素是食品类、居住类商品和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的过快上涨，比如12月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9.6%，居住类商品价格涨幅为6%，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上涨4%，据此，可以视本轮通胀为结构性通胀。但是，结构性通胀不久将演变为全面通胀，即成本推动型通胀。尽管由于政府价格管制及其他行政性措施的实施，2010年12月CPI小幅回落，但由于行政手段不可持久，甚至會导致短缺引发价格更大幅度的上涨，鉴于粮食、棉花、蔬菜、房租、大宗商品等价格涨幅巨大，在房价没有明显回落之前希望它们价格下降是不现实的，因此，成本推动下的中国通胀将持续较长时间，我们预测2011年CPI可能达到6%，期间创下单月更高水平也有可能。
“稳健”之名下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将交替进行。货币政策被凯恩斯主义视为逆风挥舞的魔杖，以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的波动。针对经济过热或衰退，货币政策可分为紧缩性和扩张性两类。目前中国央行声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实令人费解。但从2010年以来央行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和两次加息的实践看，中国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紧缩性的，已由宽松转向从紧。
由于中国经济V型反转之后，恢复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更多依赖投资拉动，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小。加息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即使通胀加剧市场仍预测央行不会加息，只可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央行在2010年10月和12月两次加息，尽管总共只有50个基点，令市场颇感意外，中央工作会议声称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回归稳健，结合对于通胀的预测，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基本已进入加息通道，2011年央行将加息50～100基点，加息约2～4次；与此同时，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已创下历史新高，我们预测央行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5次，约提高150～250个基点，使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超过20%。
《十二五规划建议》出台为国内金融业发展指明方向。《建议》第十部分“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条中首先提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设想。宏观审慎就是从金融系统性稳定的角度出发，在保持微观健康的前提下，考虑宏观总体的系统性稳定和健康，其重点是逆周期性的政策。目前，国际上对于金融监管的基本共识是，以两个维度来设计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即逆周期监管措施；二是跨行业维度，即控制或降低某一时点上金融机构的关联性和共同风险敞口。宏观管理者在经济下行时期要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可能发生的风险集聚，从而动态地、持续地运用审慎监管指标监管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银行监管也是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建议》中还明确提出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对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阐述。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培育各方面的条件，下一步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
房地产调控效果不明显，新一轮调控可能出台。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再创纪录，高达2.7万亿元，约占到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3，土地财政的特色愈发明显。没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地方政府收支状况难以想象：不仅无力偿还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更无法加大投资实现保增长的宏观目标，也不能履行提供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能，因此土地出让金对中国政府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而巨额土地出让金源源不断流入政府囊中的前提是房价的坚挺甚至上涨，因此，2010年号称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更多的是虚张声势，地方政府更多的是阳奉阴违，因此房价保持涨势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经济房地产化严重，土地财政不容争辩，尽管最近欧洲爱尔兰、西班牙地产泡沫不断破裂，但中国政府决不会自断财路而刺破房地产泡沫，因此，房地产政策未来即使有第三轮，也难有实质内容，中国房地产泡沫只能指望市场力量来刺破，连续加息最有可能担当这一重任。
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对银行业影响
为抑制通胀加剧，尽管央行推行稳健（加息幅度可能不会太大）的货币政策，但稳定物价作为政府重要职责，央行仍然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而影响银行业的经营。另外，“十二五”规划在产业、区域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导向性政策建议，也将对银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连续非完全对称加息使银行存款定期化加剧，资金成本上升，银行长期存贷款利差收窄。2010年的两次非完全对称加息，主要表现为保持活期存款利率0.36%不变，而其他定期存款利率及贷款利率相应上调。通过两次加息，活期存款与3个月定期存款的利差由135个基点上升至189个基点，如果央行继续实行非完全对称加息，活期存款将向定期存款转化。由于定期存款利率较高，一方面银行存款定期化趋势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增加银行的利息支出；但是另一方面，存款长期化也增强了银行稳定的资金来源，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本轮非完全对称加息的另一个表现是中长期贷款加息幅度小于中长期存款，这意味着央行并不愿意把所有加息成本转嫁给借款人，银行承担部分加息成本。数据显示，两次加息之前，五年期存贷款的利差为2.34%，目前此利差降至1.85%，如果考虑到按揭贷款利率约25%的下浮，长期存贷款的利差已由0.86%降至0.25%，如此小的利差不仅不能覆盖风险，甚至连基本经营成本也无法收回。
2009年个人房贷不良率为0.6%，看起来很低，主要原因是2009年新增房贷高达1.4万亿元，增幅为48%，新增房贷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违约率。根据国际经验，个人住房贷款违约一般在贷款发放后3～8年出现，因此，未来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可能上升。央行仍可能继续坚持这种非对称加息50～100个基点，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应当向短期调整，减少长期负债和长期存款，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不断创历史新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加剧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削弱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要真正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额度和节奏，更需要央行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但是，由于中国吸引外资政策及出口退税对出口的鼓励，中国贸易项和资本项长期保持巨额盈余，由此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快速增长，强制结汇制导致外汇占款不断上升，基础货币投放过快增加。为了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央行倾向于用存款准备金替代央票回笼货币，这导致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并创下新高。
未来央行是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仅取决于CPI，更是取决于外汇占款增长的速度。由于热钱流入等因素，未来外汇占款仍将快速增加，加之CPI仍将上升，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可能。高达18.5%的存款准备金率使银行业约12万亿元存款以1.62%年利率存于央行，此利率比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低113个基点，由此导致商业银行的利息损失约1300亿元。另外，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上升，需要以牺牲部分收益為代价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
央行将通过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将影响银行的信贷规模。2010年央行实施了新增信贷额度（7.5万亿元）控制措施，同时对放款节奏进行控制，但由于监管难度和成本较大，今年央行目前还没有制定信贷新增额度控制目标。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未来要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所谓差别准备金率制度，是指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理论上可以制约资本充足率不足且资产质量不高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扩张。但目前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率指标都明显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如果差别准备金率制度严格执行，那么最应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就是农信社，但这又与支持三农的金融政策相左，所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在实践中会很纠结。
“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导向将对银行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如果政府能够就银行在这些行业的贷款进行监管、税收、财政等方面的倾斜，比如对这些行业贷款给予银行一定财政补贴、降低贷款的风险权重或不受存贷比限制等，引导银行业贷款流向这些产业。当然，银行业要在收益覆盖风险的前提下进入这些产业。
配合政府的区域开发战略，动态调整银行的信贷区域政策。“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商业银行可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区域业务政策，加大对优质的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提供融资和金融服务，实现低风险、高收益和高增长的发展目标。
银行中小、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有望得到政策扶持。“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十二五”期间政府可能会出台扶持中小、小微企业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从而为银行发展中小、小微企业业务提供更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商业银行可以借此大力发展中小、小微企业业务，通过系统和流程优化提高业务效率、降低经营成本，运用收益覆盖风险原则，实现分散风险和增加收益的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2010年中国经济实现10.3%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功于投资、净出口及消费的快速增长。在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中，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8%，推动GDP增长5.6个百分点；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7.9%，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依赖投资拉动。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2010年中国政府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表现为保持政府公共投资的力度。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为83080亿元，同比增长21%。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比上年增加13275亿元，增长17.4%。财政政策初衷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但从实际效果看，由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仅有6000亿元的赤字，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并不积极，扩内需效果并不明显。
货币政策方面尽管2010年央行声称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从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包括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加息的实践看，货币政策并不宽松。央行连续采取量化紧缩政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目的在于抑制过热的房地产投资，10月和12月两次加息则是出于控制通胀的考虑。2010年央行实施新增信贷总额7.5万亿元的额度控制政策，并对银行的放款节奏进行严格控制，从结果看额度已被突破，实际约为8万亿元。货币政策的调整使M2增速控制在20%以下，远低于上年28%的水平，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流动性泛滥的加剧。
2010年央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加大，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信贷额度及放款节奏进行监管，并通过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进行惩罚。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更加严格，要求银行对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过剩产能企业贷款、“两高一低”行业贷款等风险进行严格控制和排查。与此同时，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不良率等指标监管更加严格，并将监管指标达标与机构网点设立、业务产品创新审批挂钩，对四大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监管严于城商行和农信社。
2011年经济金融形势预测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长期存在，2011年CPI可能升至6%。2010年12月CPI为4.6%，较上月回落0.5%，连续6个月突破了政府3%的通胀底限，上升之势明显。从数据看，导致本轮通胀的主要因素是食品类、居住类商品和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的过快上涨，比如12月食品类商品价格上涨9.6%，居住类商品价格涨幅为6%，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上涨4%，据此，可以视本轮通胀为结构性通胀。但是，结构性通胀不久将演变为全面通胀，即成本推动型通胀。尽管由于政府价格管制及其他行政性措施的实施，2010年12月CPI小幅回落，但由于行政手段不可持久，甚至會导致短缺引发价格更大幅度的上涨，鉴于粮食、棉花、蔬菜、房租、大宗商品等价格涨幅巨大，在房价没有明显回落之前希望它们价格下降是不现实的，因此，成本推动下的中国通胀将持续较长时间，我们预测2011年CPI可能达到6%，期间创下单月更高水平也有可能。
“稳健”之名下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将交替进行。货币政策被凯恩斯主义视为逆风挥舞的魔杖，以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来熨平经济的波动。针对经济过热或衰退，货币政策可分为紧缩性和扩张性两类。目前中国央行声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实令人费解。但从2010年以来央行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和两次加息的实践看，中国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紧缩性的，已由宽松转向从紧。
由于中国经济V型反转之后，恢复增长的基础并不稳固，更多依赖投资拉动，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相对较小。加息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即使通胀加剧市场仍预测央行不会加息，只可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央行在2010年10月和12月两次加息，尽管总共只有50个基点，令市场颇感意外，中央工作会议声称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回归稳健，结合对于通胀的预测，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基本已进入加息通道，2011年央行将加息50～100基点，加息约2～4次；与此同时，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已创下历史新高，我们预测央行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5次，约提高150～250个基点，使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超过20%。
《十二五规划建议》出台为国内金融业发展指明方向。《建议》第十部分“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条中首先提出“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设想。宏观审慎就是从金融系统性稳定的角度出发，在保持微观健康的前提下，考虑宏观总体的系统性稳定和健康，其重点是逆周期性的政策。目前，国际上对于金融监管的基本共识是，以两个维度来设计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即逆周期监管措施；二是跨行业维度，即控制或降低某一时点上金融机构的关联性和共同风险敞口。宏观管理者在经济下行时期要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可能发生的风险集聚，从而动态地、持续地运用审慎监管指标监管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银行监管也是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建议》中还明确提出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对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阐述。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培育各方面的条件，下一步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
房地产调控效果不明显，新一轮调控可能出台。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再创纪录，高达2.7万亿元，约占到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3，土地财政的特色愈发明显。没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地方政府收支状况难以想象：不仅无力偿还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更无法加大投资实现保增长的宏观目标，也不能履行提供社会保障，维持社会稳定的职能，因此土地出让金对中国政府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而巨额土地出让金源源不断流入政府囊中的前提是房价的坚挺甚至上涨，因此，2010年号称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更多的是虚张声势，地方政府更多的是阳奉阴违，因此房价保持涨势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经济房地产化严重，土地财政不容争辩，尽管最近欧洲爱尔兰、西班牙地产泡沫不断破裂，但中国政府决不会自断财路而刺破房地产泡沫，因此，房地产政策未来即使有第三轮，也难有实质内容，中国房地产泡沫只能指望市场力量来刺破，连续加息最有可能担当这一重任。
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对银行业影响
为抑制通胀加剧，尽管央行推行稳健（加息幅度可能不会太大）的货币政策，但稳定物价作为政府重要职责，央行仍然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而影响银行业的经营。另外，“十二五”规划在产业、区域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导向性政策建议，也将对银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连续非完全对称加息使银行存款定期化加剧，资金成本上升，银行长期存贷款利差收窄。2010年的两次非完全对称加息，主要表现为保持活期存款利率0.36%不变，而其他定期存款利率及贷款利率相应上调。通过两次加息，活期存款与3个月定期存款的利差由135个基点上升至189个基点，如果央行继续实行非完全对称加息，活期存款将向定期存款转化。由于定期存款利率较高，一方面银行存款定期化趋势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增加银行的利息支出；但是另一方面，存款长期化也增强了银行稳定的资金来源，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本轮非完全对称加息的另一个表现是中长期贷款加息幅度小于中长期存款，这意味着央行并不愿意把所有加息成本转嫁给借款人，银行承担部分加息成本。数据显示，两次加息之前，五年期存贷款的利差为2.34%，目前此利差降至1.85%，如果考虑到按揭贷款利率约25%的下浮，长期存贷款的利差已由0.86%降至0.25%，如此小的利差不仅不能覆盖风险，甚至连基本经营成本也无法收回。
2009年个人房贷不良率为0.6%，看起来很低，主要原因是2009年新增房贷高达1.4万亿元，增幅为48%，新增房贷一定程度上稀释了违约率。根据国际经验，个人住房贷款违约一般在贷款发放后3～8年出现，因此，未来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可能上升。央行仍可能继续坚持这种非对称加息50～100个基点，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应当向短期调整，减少长期负债和长期存款，提升资金配置效率。
不断创历史新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加剧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削弱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要真正实施从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额度和节奏，更需要央行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但是，由于中国吸引外资政策及出口退税对出口的鼓励，中国贸易项和资本项长期保持巨额盈余，由此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快速增长，强制结汇制导致外汇占款不断上升，基础货币投放过快增加。为了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央行倾向于用存款准备金替代央票回笼货币，这导致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并创下新高。
未来央行是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仅取决于CPI，更是取决于外汇占款增长的速度。由于热钱流入等因素，未来外汇占款仍将快速增加，加之CPI仍将上升，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可能。高达18.5%的存款准备金率使银行业约12万亿元存款以1.62%年利率存于央行，此利率比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低113个基点，由此导致商业银行的利息损失约1300亿元。另外，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上升，需要以牺牲部分收益為代价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
央行将通过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将影响银行的信贷规模。2010年央行实施了新增信贷额度（7.5万亿元）控制措施，同时对放款节奏进行控制，但由于监管难度和成本较大，今年央行目前还没有制定信贷新增额度控制目标。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未来要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所谓差别准备金率制度，是指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理论上可以制约资本充足率不足且资产质量不高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扩张。但目前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率指标都明显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如果差别准备金率制度严格执行，那么最应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就是农信社，但这又与支持三农的金融政策相左，所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在实践中会很纠结。
“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导向将对银行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如果政府能够就银行在这些行业的贷款进行监管、税收、财政等方面的倾斜，比如对这些行业贷款给予银行一定财政补贴、降低贷款的风险权重或不受存贷比限制等，引导银行业贷款流向这些产业。当然，银行业要在收益覆盖风险的前提下进入这些产业。
配合政府的区域开发战略，动态调整银行的信贷区域政策。“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商业银行可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区域业务政策，加大对优质的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提供融资和金融服务，实现低风险、高收益和高增长的发展目标。
银行中小、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有望得到政策扶持。“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十二五”期间政府可能会出台扶持中小、小微企业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从而为银行发展中小、小微企业业务提供更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商业银行可以借此大力发展中小、小微企业业务，通过系统和流程优化提高业务效率、降低经营成本，运用收益覆盖风险原则，实现分散风险和增加收益的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民生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