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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公私合营后，上海、汉口、广州、重庆等烟厂成为国企，惟香港厂仍保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名称。
创办华人自己品牌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是广东南海人，出身贫寒，幼时丧父。为了谋生，兄弟俩投奔叔父简铭石，后跟随叔父到香港、日本等地学做生意。一段時间后，简照南决定自办企业。在叔父资助下，他和弟弟曾开办“东盛泰商店”“怡生兄弟公司”“顺泰轮船公司”等，但经营并不顺利。后在目睹中国烟草市场被洋烟充斥的情况后，他决心创办华人自己的香烟品牌。
19世纪末，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一时间，“哈德门”“三炮台”等洋烟遍布中国。由于清政府不对外国烟草征收输入税，英美烟商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1905年，简氏兄弟筹集办厂资金10万港元，与越南华侨曾星湖共同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只有4台卷烟机的小烟厂。为表示与天津北洋烟草公司联手对外，共挽利权，定名为“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简氏兄弟不懂烟草，后来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生产经验，提高了产品质量。此外，他们迎合国人心理，采用了“双喜”“白鹤”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吉祥语做牌子，销路很快得到提升。南洋公司良好的发展势头引起了英美烟草公司的注意，为了打压新兴的南洋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以“白鹤”烟的商标图案和包装与英美产品“玫瑰”相似为由，向港英当局提起诉讼，借香港巡理府之力焚毁了大量南洋香烟。这一致命打击使南洋公司债台高筑，1908年，公司亏损已高达20余万元，不得不进行清理拍卖。
禁止向外国人转股
1909年，不甘心失败的简氏兄弟在叔父简铭石的资助下，再度开业，并将公司更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香港以无限公司的形式注册。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国人爱国热情高涨，简氏兄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此举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海外华人也大力支持国货，南洋公司生产的“双喜”和“飞马”牌香烟倍受侨胞欢迎，仅在爪哇一处，一个月就销售5000万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又一次迎来发展机遇。1915年，“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正式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同年10月，简氏兄弟在香港筹建了第二家工厂，次年又在上海设置分厂，并在南洋各地及广州、天津等大城市设立了分销机构，逐步在国内外构建销售网络。
由于紧抓机遇，改良经营方式，大打“国货”牌，经过10年的惨淡经营后，南洋公司迎来了快速发展期，1915年资本额升至100万元，拥有24架卷烟机、12架切烟机，人员规模达到1000多人，日产烟至少100多箱。1916年至1919年，公司每年盈利均在100万元以上，资本累计高达600多万元。
1918年，南洋公司再度向北洋政府注册，改为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为500万元，分25万股，对外发行股票，同时股东商定，股份不得转让给外国人。在此前后，英美公司曾3次试图吞并南洋，最终没有得逞。1919年南洋公司再次改组，将公司正式定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氏家族仍为最大的控股股东。改组后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添置新设备、设立烟草收购站、扩建烤烟厂、自办印刷厂和锡纸厂等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自1919年至1923年，公司每年盈利均在三、四百万元以上，进入了发展黄金期。
抵制“中日经济提携”
1927年，由于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的双重打压，再加之国内政局动荡，南洋公司连年亏损。此外，国民政府提高卷烟税率，并实行中外企业缴税差别化政策，使得南洋公司在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1928年至1930年，南洋公司亏损高达575万元。为改善经营状况，简玉阶对公司进行彻底改革，在管理、销售、宣传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公司在1932年到1933年连续两年盈利均在50万元左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公司因受战火破坏，损失惨重，其厂房和重要机器设备等均被日本焚毁，损失总额高达785万余元。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简玉阶在实业界的地位与声望，拉他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勾当，却遭到简玉阶的断然拒绝。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了加紧军需品的生产，对民族卷烟工业采取限电限煤等措施，导致南洋公司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抗战胜利后，南洋公司恢复生产，同时扩大资本，扩建厂房，但直到解放都未能恢复到战前的规模。
拒绝英美三次兼并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自创办之日起，始终受到实力雄厚的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排挤。当时具有垄断性质的英美烟草公司一直占据中国卷烟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每年赚取的利润达八九千万元。面对南洋公司的发展势头，英美烟草公司通过控制代理商号、非正当竞争、损害商业信誉等手段对南洋烟草公司进行打压。
南洋公司1915年提供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上海的大同行20多家都与英美公司有约，不能销售别家的货，小同行170多家在大同行的压力下，也不敢代售其它香烟牌子，烟草代理商号完全由英美烟草公司垄断。1916年，南洋公司在汉口、天津的销售额只有英美烟草公司的1/10、1/14。1918年，在南京、镇江、苏州一带，英美香烟几乎控制了全部烟摊。
在烟草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英美公司，以削价竞销、利用赠品宣传等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对付南洋兄弟。这场没有硝烟的市场争夺战甚至打到了妓院里。1916年9月，简照南几次给简玉阶等人写信说，英美烟草公司派人每晚到妓院里打茶围，排斥南洋烟草，设法拿下南洋公司的广告月份牌。除了简照南信中所言之外，英美公司还根据各地的销售情况，增加新牌子，专门针对南洋公司的某个品牌，比如在东北，英美新出“白刀”抵制南洋的“飞船”；在广东，英美出“大山”“大头针”对付南洋的“地球”等等。 除此之外，英美烟草公司还诋毁南洋商誉，抓住简照南曾加入日本国籍这一事实大做文章。1915年利用“二十一”条签订后中国人爆发的民族情绪，指控南洋公司生产的是日本货；1919年利用“五四”浪潮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再次指控南洋公司有日资背景。
除了采取不正當的手段进行打压，英美烟草公司还多次企图吞并南洋烟草公司。1914年，英美烟草公司打算以100万元收购南洋，简氏兄弟不为所动。1917年2月，英美烟草公司第二次提出以高价购买南洋公司60%股权，企业的形式和名称都不变，保留现有管理部门和全部职员，总经理、协理仍由简氏兄弟担任，资本额扩大到1000万元，条件是25年内不准在中国、香港及南洋地区经营。最终简氏兄弟拒绝了英美烟草公司的注资要求，维护了南洋的独立发展道路。1918年，英美烟草公司第三次提出兼并南洋公司，再次以失败告终。
南洋公司拒绝英美烟草公司的威逼利诱，并与其展开竞争。简氏兄弟在产品销售方面下足了功夫，包括减削售价、增加分销利益、附送赠品等。此外，为提高知名度，南洋公司通过赞助公益事业争取社会对南洋品牌的认可。1915年，广东发生水灾，简氏兄弟独立组织救灾机构，运送粮食的救济船的船头悬挂旗子，上面大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放赈”。1920年，北方各省旱灾，南洋公司从10月起5个月内，每销出一箱香烟，捐洋5元，定价不变。1931年江苏、安徽水灾时，他们也从每箱香烟中分别提取3到8元捐给灾区。南洋兄弟还热心捐资办学、助学，比如为救济香港烟贩子弟设立义学，曾先后捐助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并出资派遣美国留学生。赈灾助学，这些慈善行为对于提升南洋品牌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放弃家族管理方式
作为国货香烟的代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始终处在中外竞争的夹缝中。英美烟草公司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政治、外交及经济特权，再加上自身在资金、技术、人才及管理方面的绝对性优势，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进行各种冲击打压。“倡导国货”虽是南洋公司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抵货运动并不是维持市场占有率最有力的武器，也不能直接提升企业在技术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简氏兄弟清醒意识到，南洋公司在技术、产品质量方面与英美烟草公司存在差距。如果片面拘囿于国货的角色，就会逐渐僵化，于是简氏兄弟大胆进行改革，创新管理，促进南洋公司的业绩增长。
简照南放弃家族管理的方式，任命非家庭成员的专业管理人员担任高级职位。如任命曾担任英美公司买办的陈炳谦为财务副总经理，重用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企业管理的陈其均等。他重视市场调研，南洋的每个分公司都有大量的市场调查人员、销售人员。调查员随时将竞争对手的情况反映给公司；销售人员则在各地张贴发放广告，与零售商建立长期联系。为提高产品质量，简照南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进口新式机器，改进生产工艺，使南洋的生产及质量控制更为规范；二是重金招聘国内外技术人员，并将技术骨干送至国外培训；三是在国内的山东、河南建立烟叶基地，向农民发放良种、借予肥料、预订收购并进行技术指导。此外，还与美商合资组建了中美烟叶公司，开辟新的原料供应渠道。
简照南病逝后，简玉阶接任公司总经理一职。1928年至1930年，南洋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面临倒闭的危险。1930年，为了维持公司的生存，简玉阶借鉴其兄简照南的经营理念，向董事会提出了彻底改革的建议。首先，建立岗位责任制，采取计件工资和月薪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更新生产设备，改进产品质量。第三，增加投资，改组烟草公司，降低产品成本。第四，实行多种经营，与有关厂家建立横向联系。第五，在全国各地和南洋地区遍设销售网点，采用赠品、赠券和赠奖等多种促销方式吸引顾客。第六，重视广告宣传。采取这些措施后，濒临破产的南洋公司的情况开始逐年好转，1932年和1933年连续两年盈利均在50万元左右，比1931年增长1倍以上。
并入“上实”凤凰涅槃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当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上海厂、重庆厂、汉口厂、广州厂相继实行了军事监管，1951年2月成为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玉阶出任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被聘任为总经理。
1965年6月，“南洋”完成了由香港的鹅颈桥旧厂迁往九龙新蒲岗六合街6号的迁址工作，业务发展从此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其本港销售逐年增加，出口市场也稳步扩大。
1980年，“南洋”在产权关系上正式归属上海市政府。1981年，上海市政府在香港注册设立了全资窗口公司“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南洋”即成为“上实”旗下的成员企业。
从“上实”接掌“南洋”起，“南洋”走上坚持突出主业、不断拓展海外市场的发展新路，并逐步实现生产与管理的现代化。
1996年，“南洋”经过重组，其资产进入“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是年5月30日，“上实控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此举标志着“南洋”跃上生产经营与资产经营相结合的发展新台阶。
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在亚洲金融危机最险恶的时刻，“南洋”在上海实业集团及“上实控股”的全力支持下，不仅不“内撤”，反而更加坚定扎根香江和支持香港经济繁荣稳定的决心，并当即投下8.8亿港元的巨资对厂房进行搬迁扩建，使生产设备和管理系统全面更新升级，大大提升了“南洋”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能力。
如今，“南洋”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核心技术、生产与管理全面现代化的企业集团，并且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品牌信誉。
创办华人自己品牌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是广东南海人，出身贫寒，幼时丧父。为了谋生，兄弟俩投奔叔父简铭石，后跟随叔父到香港、日本等地学做生意。一段時间后，简照南决定自办企业。在叔父资助下，他和弟弟曾开办“东盛泰商店”“怡生兄弟公司”“顺泰轮船公司”等，但经营并不顺利。后在目睹中国烟草市场被洋烟充斥的情况后，他决心创办华人自己的香烟品牌。
19世纪末，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设厂，一时间，“哈德门”“三炮台”等洋烟遍布中国。由于清政府不对外国烟草征收输入税，英美烟商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1905年，简氏兄弟筹集办厂资金10万港元，与越南华侨曾星湖共同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只有4台卷烟机的小烟厂。为表示与天津北洋烟草公司联手对外，共挽利权，定名为“广东南洋烟草公司”。
简氏兄弟不懂烟草，后来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生产经验，提高了产品质量。此外，他们迎合国人心理，采用了“双喜”“白鹤”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吉祥语做牌子，销路很快得到提升。南洋公司良好的发展势头引起了英美烟草公司的注意，为了打压新兴的南洋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以“白鹤”烟的商标图案和包装与英美产品“玫瑰”相似为由，向港英当局提起诉讼，借香港巡理府之力焚毁了大量南洋香烟。这一致命打击使南洋公司债台高筑，1908年，公司亏损已高达20余万元，不得不进行清理拍卖。
禁止向外国人转股
1909年，不甘心失败的简氏兄弟在叔父简铭石的资助下，再度开业，并将公司更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香港以无限公司的形式注册。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国人爱国热情高涨，简氏兄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此举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海外华人也大力支持国货，南洋公司生产的“双喜”和“飞马”牌香烟倍受侨胞欢迎，仅在爪哇一处，一个月就销售5000万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又一次迎来发展机遇。1915年，“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正式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同年10月，简氏兄弟在香港筹建了第二家工厂，次年又在上海设置分厂，并在南洋各地及广州、天津等大城市设立了分销机构，逐步在国内外构建销售网络。
由于紧抓机遇，改良经营方式，大打“国货”牌，经过10年的惨淡经营后，南洋公司迎来了快速发展期，1915年资本额升至100万元，拥有24架卷烟机、12架切烟机，人员规模达到1000多人，日产烟至少100多箱。1916年至1919年，公司每年盈利均在100万元以上，资本累计高达600多万元。
1918年，南洋公司再度向北洋政府注册，改为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为500万元，分25万股，对外发行股票，同时股东商定，股份不得转让给外国人。在此前后，英美公司曾3次试图吞并南洋，最终没有得逞。1919年南洋公司再次改组，将公司正式定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氏家族仍为最大的控股股东。改组后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添置新设备、设立烟草收购站、扩建烤烟厂、自办印刷厂和锡纸厂等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自1919年至1923年，公司每年盈利均在三、四百万元以上，进入了发展黄金期。
抵制“中日经济提携”
1927年，由于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的双重打压，再加之国内政局动荡，南洋公司连年亏损。此外，国民政府提高卷烟税率，并实行中外企业缴税差别化政策，使得南洋公司在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1928年至1930年，南洋公司亏损高达575万元。为改善经营状况，简玉阶对公司进行彻底改革，在管理、销售、宣传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公司在1932年到1933年连续两年盈利均在50万元左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公司因受战火破坏，损失惨重，其厂房和重要机器设备等均被日本焚毁，损失总额高达785万余元。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简玉阶在实业界的地位与声望，拉他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勾当，却遭到简玉阶的断然拒绝。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了加紧军需品的生产，对民族卷烟工业采取限电限煤等措施，导致南洋公司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抗战胜利后，南洋公司恢复生产，同时扩大资本，扩建厂房，但直到解放都未能恢复到战前的规模。
拒绝英美三次兼并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自创办之日起，始终受到实力雄厚的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排挤。当时具有垄断性质的英美烟草公司一直占据中国卷烟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每年赚取的利润达八九千万元。面对南洋公司的发展势头，英美烟草公司通过控制代理商号、非正当竞争、损害商业信誉等手段对南洋烟草公司进行打压。
南洋公司1915年提供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上海的大同行20多家都与英美公司有约，不能销售别家的货，小同行170多家在大同行的压力下，也不敢代售其它香烟牌子，烟草代理商号完全由英美烟草公司垄断。1916年，南洋公司在汉口、天津的销售额只有英美烟草公司的1/10、1/14。1918年，在南京、镇江、苏州一带，英美香烟几乎控制了全部烟摊。
在烟草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的英美公司，以削价竞销、利用赠品宣传等不正当的竞争方式对付南洋兄弟。这场没有硝烟的市场争夺战甚至打到了妓院里。1916年9月，简照南几次给简玉阶等人写信说，英美烟草公司派人每晚到妓院里打茶围，排斥南洋烟草，设法拿下南洋公司的广告月份牌。除了简照南信中所言之外，英美公司还根据各地的销售情况，增加新牌子，专门针对南洋公司的某个品牌，比如在东北，英美新出“白刀”抵制南洋的“飞船”；在广东，英美出“大山”“大头针”对付南洋的“地球”等等。 除此之外，英美烟草公司还诋毁南洋商誉，抓住简照南曾加入日本国籍这一事实大做文章。1915年利用“二十一”条签订后中国人爆发的民族情绪，指控南洋公司生产的是日本货；1919年利用“五四”浪潮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再次指控南洋公司有日资背景。
除了采取不正當的手段进行打压，英美烟草公司还多次企图吞并南洋烟草公司。1914年，英美烟草公司打算以100万元收购南洋，简氏兄弟不为所动。1917年2月，英美烟草公司第二次提出以高价购买南洋公司60%股权，企业的形式和名称都不变，保留现有管理部门和全部职员，总经理、协理仍由简氏兄弟担任，资本额扩大到1000万元，条件是25年内不准在中国、香港及南洋地区经营。最终简氏兄弟拒绝了英美烟草公司的注资要求，维护了南洋的独立发展道路。1918年，英美烟草公司第三次提出兼并南洋公司，再次以失败告终。
南洋公司拒绝英美烟草公司的威逼利诱，并与其展开竞争。简氏兄弟在产品销售方面下足了功夫，包括减削售价、增加分销利益、附送赠品等。此外，为提高知名度，南洋公司通过赞助公益事业争取社会对南洋品牌的认可。1915年，广东发生水灾，简氏兄弟独立组织救灾机构，运送粮食的救济船的船头悬挂旗子，上面大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放赈”。1920年，北方各省旱灾，南洋公司从10月起5个月内，每销出一箱香烟，捐洋5元，定价不变。1931年江苏、安徽水灾时，他们也从每箱香烟中分别提取3到8元捐给灾区。南洋兄弟还热心捐资办学、助学，比如为救济香港烟贩子弟设立义学，曾先后捐助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并出资派遣美国留学生。赈灾助学，这些慈善行为对于提升南洋品牌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放弃家族管理方式
作为国货香烟的代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始终处在中外竞争的夹缝中。英美烟草公司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政治、外交及经济特权，再加上自身在资金、技术、人才及管理方面的绝对性优势，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进行各种冲击打压。“倡导国货”虽是南洋公司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抵货运动并不是维持市场占有率最有力的武器，也不能直接提升企业在技术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简氏兄弟清醒意识到，南洋公司在技术、产品质量方面与英美烟草公司存在差距。如果片面拘囿于国货的角色，就会逐渐僵化，于是简氏兄弟大胆进行改革，创新管理，促进南洋公司的业绩增长。
简照南放弃家族管理的方式，任命非家庭成员的专业管理人员担任高级职位。如任命曾担任英美公司买办的陈炳谦为财务副总经理，重用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企业管理的陈其均等。他重视市场调研，南洋的每个分公司都有大量的市场调查人员、销售人员。调查员随时将竞争对手的情况反映给公司；销售人员则在各地张贴发放广告，与零售商建立长期联系。为提高产品质量，简照南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进口新式机器，改进生产工艺，使南洋的生产及质量控制更为规范；二是重金招聘国内外技术人员，并将技术骨干送至国外培训；三是在国内的山东、河南建立烟叶基地，向农民发放良种、借予肥料、预订收购并进行技术指导。此外，还与美商合资组建了中美烟叶公司，开辟新的原料供应渠道。
简照南病逝后，简玉阶接任公司总经理一职。1928年至1930年，南洋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面临倒闭的危险。1930年，为了维持公司的生存，简玉阶借鉴其兄简照南的经营理念，向董事会提出了彻底改革的建议。首先，建立岗位责任制，采取计件工资和月薪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更新生产设备，改进产品质量。第三，增加投资，改组烟草公司，降低产品成本。第四，实行多种经营，与有关厂家建立横向联系。第五，在全国各地和南洋地区遍设销售网点，采用赠品、赠券和赠奖等多种促销方式吸引顾客。第六，重视广告宣传。采取这些措施后，濒临破产的南洋公司的情况开始逐年好转，1932年和1933年连续两年盈利均在50万元左右，比1931年增长1倍以上。
并入“上实”凤凰涅槃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当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上海厂、重庆厂、汉口厂、广州厂相继实行了军事监管，1951年2月成为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玉阶出任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被聘任为总经理。
1965年6月，“南洋”完成了由香港的鹅颈桥旧厂迁往九龙新蒲岗六合街6号的迁址工作，业务发展从此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其本港销售逐年增加，出口市场也稳步扩大。
1980年，“南洋”在产权关系上正式归属上海市政府。1981年，上海市政府在香港注册设立了全资窗口公司“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南洋”即成为“上实”旗下的成员企业。
从“上实”接掌“南洋”起，“南洋”走上坚持突出主业、不断拓展海外市场的发展新路，并逐步实现生产与管理的现代化。
1996年，“南洋”经过重组，其资产进入“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是年5月30日，“上实控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此举标志着“南洋”跃上生产经营与资产经营相结合的发展新台阶。
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在亚洲金融危机最险恶的时刻，“南洋”在上海实业集团及“上实控股”的全力支持下，不仅不“内撤”，反而更加坚定扎根香江和支持香港经济繁荣稳定的决心，并当即投下8.8亿港元的巨资对厂房进行搬迁扩建，使生产设备和管理系统全面更新升级，大大提升了“南洋”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能力。
如今，“南洋”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核心技术、生产与管理全面现代化的企业集团，并且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品牌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