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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谁与王敌？『仁者无敌。』在剧场内的舞台上，赖声川的敌人只有他自己。
从1985年开始，他一张票一张票地卖出了『赖声川』三个字在市场上的分量。
至今，他自己却不懂商业运作，不懂票房和成本。他在剧场里问诊，试图提供一味医治生命的药。
自述|赖声川 文|王与菡 图|赵卫民 、@n杨子
这次来广州前，我拿着广州大剧院的图形仔细研究。这个剧院一开，在我心里，广州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广州已经准备万全了，它以前有观众，一直差个剧院，现在这个城市对剧场的热情全齐了。那个剧场期待着文化，期待着我们的戏剧。
我带着戏剧来到中国大陆，是很早的时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大陆观众来看戏，没有散票，全是单位票。现在不一样了。散票为主，尤其是上海、广州、北京和深圳，几乎全部都是散票。对于我这个从1985年开始做剧场演出的制作者来说，这就是上了正轨。在大陆，我的梦想实现了。
1985年开始做戏剧，到现在，“赖声川”这三个字真的靠一张票一张票卖出来。正因如此，到现在，我的目标不是商业，走在戏剧这条路上，我仍然希望靠卖票来让观众看戏，继续一张票一张票地卖，如同戏一场一场地演，自己便格外珍惜。
我其实很替观众抱屈。在这里看戏的票价太高了。我是制作方，但我想让它降下来，降下来以让观众与戏剧的距离和关系更亲密。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私心，广州大剧院的租金是全世界最高，高出全球第二名很多。降低票价，把演出的票一张张卖出来，让我有一种习惯性的充实感。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戏剧团体像我这样，真的是靠一张票一张票卖出来。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即便现在，也没有这样做。在欧美，它们的剧团不是国有制，但它们有自己更畅通的方式，得到企业或政府的赞助。我固执地坚持我的单一方式，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以后成千上万的艺术团队，告诉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实现梦想。我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取得了突破。
《暗恋桃花源》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和生命力，一个好的戏，一个好的剧本，是一个有机体，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生命，于是它有些活着的规则，如果，修改游戏规则它可能就死了，或者它的生命力就没有那么旺盛了。《暗恋桃花源》真的很特别，它就是个很特别的动物，它需要一个特别的生态，这只动物不允许它的生态变化太大。
这次我来大陆，带来了《十三角关系》和《暗恋桃花源》。
《十三角关系》其实是一部旧戏。我很早就把它写了出来，在台湾演过几场。然后就像我的很多戏一样，搁置了起来。我现在已经做了三十多部作品，加上改编，数量有四五十部。观众熟悉的永远只是其中几部，《暗恋桃花源》、《Women一起说相声》，还有《宝岛一村》。《十三角关系》完全符合现代城市人的心理纠结。这是时代给我的机会，时代给我一道母题，我用戏剧来解答。我特别相信爱和自由。爱和自由永远存在，或者就像钻石，问题在于对面的人认不认识。我的解法是用一套复杂的密码。这个密码是一部部喜剧，比如一个由三角关系演变出的十三角关系。婚姻、亲情、被忽视的小孩、被忽略的生命，这些严肃的话题一起放在我的舞台上，就有了极爆笑的内容。太太发现先生有婚外情，居然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是去跟小三学习，怎么才能赢回先生的心，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加漂亮妩媚，这是爆笑喜剧的一个根基。戏里面的转折很多，而所有的转折没有斗争只有阶级，还有就是，关于爱。
《暗恋桃花源》这次是全新制作，恢复到明清版。所谓的新，只是制作上的新，布景的新，新壶装旧酒。不是我不想改，而是它自己不想改。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还是那句名言，东西没有坏，就不要去修它。有很多艺术家喜欢去修没有坏的东西。也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不对，但《暗恋桃花源》自己不需要。它在自己的框架内活着，至于成长和巨变，就留给后人，如果那时它能被赋予一种全新的做活，我也很服气。它其实就像我的戏剧密码。
剧场对我来说，是个让人笑的地方，也是个呈现病的地方。我是个剧场医生，如果有机会，我可以提供药，但提供药不是非做不可的义务，不是每一部戏都这么伟大。退一步，如果能把病症准确诊断出来，也已经不错。剧场中的很多问题，它其实就是生命的问题，没有脱离现实太远。
我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是编剧也是导演，两种工作都是我自己在做。我觉得灵感從来都不是问题，它是个被过度渲染的东西，有了灵感之后，怎么把它组织成一个好看的作品，才更难更费功夫。这就是我的专业。
让走进剧场的观众在戏剧里找到生活的共鸣。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不能让观众看不懂。1998年，我带着第一部戏《红色的天空》在大陆演出，那部戏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演给观众看，不会有任何看不懂，尽管它的方式和格式本身都是创新。前三十分钟，大陆的观众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种格式他们没有看过。但我不怕，到现在仍是这种方式，就算这个格式你没有看过，我也会边演边教你看。三十分钟之后，什么障碍都没有了。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戏是一个有机的东西，它应该找到自己的格式才对。一个戏有了灵感，做到一定程度，我的经验就会告诉我：它还有没有继续的可能性？这种格式是不是也到了一种水到渠成的程度？我是否可以在脑子里自己把它衍化出来？我可以。我当然可以。更有趣的是，一个灵感，一部作品，它在我脑子里生长，自己就会长出一个模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我谈伟大。不了解的人会说，一定要是个壮烈的故事或者是伟大的事情才值得搬上剧场。其实从现实主义出发，什么样子都会有灵感产生，什么样的题材都可能演出一场好戏。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秘诀是不对灵感进行划分，它在概念上没有高低，伟不伟大。或是什么题材适合去写戏，什么题材不适合。我统统不考虑，灵感很容易发生，而如果去局限它，那它就溜了。
顺其自然的状态让我很从容。2009年，香港话剧团请我去做一部新戏，顺便观察我的创作方式。那段时间，我什么想法都没有，到了香港，他们让已经选好的演员站在我面前。很荒谬。我连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即兴做出了一部叫《水中之书》的戏。我很喜欢它，后来在台北重演，叫《快乐不用学》。这段经历让我回味起来很有意思，编剧要给自己出题，自己去解，就像数学题目，题目出得越妙，解的乐趣就越大。
我最大的幸福和成功，是我的表演工作坊的成功秘诀在于把创意跟制作分开，界线划得非常清楚。我从来不知道一部戏的成本和票房有多少，我从来不管，有点刻意地不管。我知道管了我会受到影响。我知道在市场上行走很难，但我就把我自己的部分做好。我首先要交出一部纯粹的作品，市场也会变得纯粹。
我就像个艺术建筑师。筑起的是设计和经验。如果把戏剧和人生比作一枚蛋，有一天要给这枚蛋一个更夸张的形状，只要有一个支撑点，它就可以立地而起。
对话赖声川
实况报道人生
记者：排了这么多场戏，出产的过程中会考虑观众喜不喜欢吗？
赖声川：不会，我会想，作为一个艺术作品，这部戏能不能成立。好比说，我还没看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艺术家》，听说它从头到尾没有对白，只有结尾有对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灵感。但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很早，我要评估它会不会成功。如果我把这个点子借用到剧场，从头到尾没有人讲话，最后只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艺术家》在奥斯卡的获奖可能会让我一门心思埋头苦干，可我的经验会告诉我它不会成功，我就不会做它。
记者：《十三角关系》中的主线是一个三口之家，出轨的爸爸，挽救婚姻的妈妈，和一个“天使”女儿。剧中的父女关系有你自己的影子吗？
赖声川：里面的女儿是一名叫安琪的15岁女孩，她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个天使。每天都在打电话，跟她“老板”通话，报告她的情况。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我创作出来了这个少女。她的任务是让她的父母看到天国的景象，并告诉大家天国的距离其实并不远，就在身旁。我自己有兩个女儿，相差9岁，都已经长大。她们从小彼此没有什么交集，长大了才变成好朋友。我的很多灵感是从她们身上得到，《宝岛一村》中的那封信，就是我曾经写给她们的。《十三角关系》中，安琪讲的很多话也是我女儿讲过的。任何父母都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得灵感。譬如在没有手机的年代，我大女儿常常霸着电话一直讲。有一次，我听她打电话，也不知跟谁讲话，反正都是“嗯”、“哦”以及“我爸过来了”、“我爸走了”、“他又过来了”的话。她挂了之后我问她，“你在干吗，实况报道你的人生吗”，她就回答说：“对啊，无聊，看到什么说什么了。”所以，剧中的很多细节来自我的生活。
记者：你做导演，太太丁乃竺做制片人，她几乎帮你隔绝了大多数干扰？
赖声川：我喜欢低调隐藏。乃竺做台前，我做幕后；乃竺管钱，我管花钱。我们结婚34年，从未放弃过分享和沟通。我们的生活没有秘密，永远有说不完的话。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运气。其实我们饮食和喜好都不一样，但我们有更深层次的共同追求，有对生命的追求和坚持。我太太的工作是把一部戏推向市场，我的工作是有一个好的产品让她可以顺畅地完成这一过程。
记者：近期有什么新的灵感？
赖声川：每天忙着工作，但还是会抽时间看NBA，看林书豪。我其实前年就已经注意他了，他在哈佛时已经让我这个华人球迷感到骄傲，去年看过他几场在金州勇士的比赛，感觉还差那么一点速度和信心。今年，哇！像一个被埋没的演员突然得到机会，传奇开始！这种精彩当剧本写出来都太夸张，没有人接受。（录音整理|刘荔）
从1985年开始，他一张票一张票地卖出了『赖声川』三个字在市场上的分量。
至今，他自己却不懂商业运作，不懂票房和成本。他在剧场里问诊，试图提供一味医治生命的药。
自述|赖声川 文|王与菡 图|赵卫民 、@n杨子
这次来广州前，我拿着广州大剧院的图形仔细研究。这个剧院一开，在我心里，广州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广州已经准备万全了，它以前有观众，一直差个剧院，现在这个城市对剧场的热情全齐了。那个剧场期待着文化，期待着我们的戏剧。
我带着戏剧来到中国大陆，是很早的时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大陆观众来看戏，没有散票，全是单位票。现在不一样了。散票为主，尤其是上海、广州、北京和深圳，几乎全部都是散票。对于我这个从1985年开始做剧场演出的制作者来说，这就是上了正轨。在大陆，我的梦想实现了。
1985年开始做戏剧，到现在，“赖声川”这三个字真的靠一张票一张票卖出来。正因如此，到现在，我的目标不是商业，走在戏剧这条路上，我仍然希望靠卖票来让观众看戏，继续一张票一张票地卖，如同戏一场一场地演，自己便格外珍惜。
我其实很替观众抱屈。在这里看戏的票价太高了。我是制作方，但我想让它降下来，降下来以让观众与戏剧的距离和关系更亲密。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私心，广州大剧院的租金是全世界最高，高出全球第二名很多。降低票价，把演出的票一张张卖出来，让我有一种习惯性的充实感。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戏剧团体像我这样，真的是靠一张票一张票卖出来。北京人艺、国家话剧院，即便现在，也没有这样做。在欧美，它们的剧团不是国有制，但它们有自己更畅通的方式，得到企业或政府的赞助。我固执地坚持我的单一方式，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以后成千上万的艺术团队，告诉他们，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实现梦想。我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取得了突破。
《暗恋桃花源》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和生命力，一个好的戏，一个好的剧本，是一个有机体，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生命，于是它有些活着的规则，如果，修改游戏规则它可能就死了，或者它的生命力就没有那么旺盛了。《暗恋桃花源》真的很特别，它就是个很特别的动物，它需要一个特别的生态，这只动物不允许它的生态变化太大。
这次我来大陆，带来了《十三角关系》和《暗恋桃花源》。
《十三角关系》其实是一部旧戏。我很早就把它写了出来，在台湾演过几场。然后就像我的很多戏一样，搁置了起来。我现在已经做了三十多部作品，加上改编，数量有四五十部。观众熟悉的永远只是其中几部，《暗恋桃花源》、《Women一起说相声》，还有《宝岛一村》。《十三角关系》完全符合现代城市人的心理纠结。这是时代给我的机会，时代给我一道母题，我用戏剧来解答。我特别相信爱和自由。爱和自由永远存在，或者就像钻石，问题在于对面的人认不认识。我的解法是用一套复杂的密码。这个密码是一部部喜剧，比如一个由三角关系演变出的十三角关系。婚姻、亲情、被忽视的小孩、被忽略的生命，这些严肃的话题一起放在我的舞台上，就有了极爆笑的内容。太太发现先生有婚外情，居然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而是去跟小三学习，怎么才能赢回先生的心，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加漂亮妩媚，这是爆笑喜剧的一个根基。戏里面的转折很多，而所有的转折没有斗争只有阶级，还有就是，关于爱。
《暗恋桃花源》这次是全新制作，恢复到明清版。所谓的新，只是制作上的新，布景的新，新壶装旧酒。不是我不想改，而是它自己不想改。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还是那句名言，东西没有坏，就不要去修它。有很多艺术家喜欢去修没有坏的东西。也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不对，但《暗恋桃花源》自己不需要。它在自己的框架内活着，至于成长和巨变，就留给后人，如果那时它能被赋予一种全新的做活，我也很服气。它其实就像我的戏剧密码。
剧场对我来说，是个让人笑的地方，也是个呈现病的地方。我是个剧场医生，如果有机会，我可以提供药，但提供药不是非做不可的义务，不是每一部戏都这么伟大。退一步，如果能把病症准确诊断出来，也已经不错。剧场中的很多问题，它其实就是生命的问题，没有脱离现实太远。
我可能有点不一样，我是编剧也是导演，两种工作都是我自己在做。我觉得灵感從来都不是问题，它是个被过度渲染的东西，有了灵感之后，怎么把它组织成一个好看的作品，才更难更费功夫。这就是我的专业。
让走进剧场的观众在戏剧里找到生活的共鸣。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不能让观众看不懂。1998年，我带着第一部戏《红色的天空》在大陆演出，那部戏不管当时还是现在，演给观众看，不会有任何看不懂，尽管它的方式和格式本身都是创新。前三十分钟，大陆的观众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种格式他们没有看过。但我不怕，到现在仍是这种方式，就算这个格式你没有看过，我也会边演边教你看。三十分钟之后，什么障碍都没有了。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戏是一个有机的东西，它应该找到自己的格式才对。一个戏有了灵感，做到一定程度，我的经验就会告诉我：它还有没有继续的可能性？这种格式是不是也到了一种水到渠成的程度？我是否可以在脑子里自己把它衍化出来？我可以。我当然可以。更有趣的是，一个灵感，一部作品，它在我脑子里生长，自己就会长出一个模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我谈伟大。不了解的人会说，一定要是个壮烈的故事或者是伟大的事情才值得搬上剧场。其实从现实主义出发，什么样子都会有灵感产生，什么样的题材都可能演出一场好戏。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秘诀是不对灵感进行划分，它在概念上没有高低，伟不伟大。或是什么题材适合去写戏，什么题材不适合。我统统不考虑，灵感很容易发生，而如果去局限它，那它就溜了。
顺其自然的状态让我很从容。2009年，香港话剧团请我去做一部新戏，顺便观察我的创作方式。那段时间，我什么想法都没有，到了香港，他们让已经选好的演员站在我面前。很荒谬。我连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即兴做出了一部叫《水中之书》的戏。我很喜欢它，后来在台北重演，叫《快乐不用学》。这段经历让我回味起来很有意思，编剧要给自己出题，自己去解，就像数学题目，题目出得越妙，解的乐趣就越大。
我最大的幸福和成功，是我的表演工作坊的成功秘诀在于把创意跟制作分开，界线划得非常清楚。我从来不知道一部戏的成本和票房有多少，我从来不管，有点刻意地不管。我知道管了我会受到影响。我知道在市场上行走很难，但我就把我自己的部分做好。我首先要交出一部纯粹的作品，市场也会变得纯粹。
我就像个艺术建筑师。筑起的是设计和经验。如果把戏剧和人生比作一枚蛋，有一天要给这枚蛋一个更夸张的形状，只要有一个支撑点，它就可以立地而起。
对话赖声川
实况报道人生
记者：排了这么多场戏，出产的过程中会考虑观众喜不喜欢吗？
赖声川：不会，我会想，作为一个艺术作品，这部戏能不能成立。好比说，我还没看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艺术家》，听说它从头到尾没有对白，只有结尾有对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灵感。但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很早，我要评估它会不会成功。如果我把这个点子借用到剧场，从头到尾没有人讲话，最后只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艺术家》在奥斯卡的获奖可能会让我一门心思埋头苦干，可我的经验会告诉我它不会成功，我就不会做它。
记者：《十三角关系》中的主线是一个三口之家，出轨的爸爸，挽救婚姻的妈妈，和一个“天使”女儿。剧中的父女关系有你自己的影子吗？
赖声川：里面的女儿是一名叫安琪的15岁女孩，她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个天使。每天都在打电话，跟她“老板”通话，报告她的情况。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我创作出来了这个少女。她的任务是让她的父母看到天国的景象，并告诉大家天国的距离其实并不远，就在身旁。我自己有兩个女儿，相差9岁，都已经长大。她们从小彼此没有什么交集，长大了才变成好朋友。我的很多灵感是从她们身上得到，《宝岛一村》中的那封信，就是我曾经写给她们的。《十三角关系》中，安琪讲的很多话也是我女儿讲过的。任何父母都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得灵感。譬如在没有手机的年代，我大女儿常常霸着电话一直讲。有一次，我听她打电话，也不知跟谁讲话，反正都是“嗯”、“哦”以及“我爸过来了”、“我爸走了”、“他又过来了”的话。她挂了之后我问她，“你在干吗，实况报道你的人生吗”，她就回答说：“对啊，无聊，看到什么说什么了。”所以，剧中的很多细节来自我的生活。
记者：你做导演，太太丁乃竺做制片人，她几乎帮你隔绝了大多数干扰？
赖声川：我喜欢低调隐藏。乃竺做台前，我做幕后；乃竺管钱，我管花钱。我们结婚34年，从未放弃过分享和沟通。我们的生活没有秘密，永远有说不完的话。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运气。其实我们饮食和喜好都不一样，但我们有更深层次的共同追求，有对生命的追求和坚持。我太太的工作是把一部戏推向市场，我的工作是有一个好的产品让她可以顺畅地完成这一过程。
记者：近期有什么新的灵感？
赖声川：每天忙着工作，但还是会抽时间看NBA，看林书豪。我其实前年就已经注意他了，他在哈佛时已经让我这个华人球迷感到骄傲，去年看过他几场在金州勇士的比赛，感觉还差那么一点速度和信心。今年，哇！像一个被埋没的演员突然得到机会，传奇开始！这种精彩当剧本写出来都太夸张，没有人接受。（录音整理|刘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