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球经济因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而陷入重大的不确定性、衰退甚至恐慌以来，越南的经济表现与“信心指数”却逆势上扬，以至于被一些媒体冠以“中美经贸摩擦的最大赢家”，甚至是“新的世界工厂的有力竞争者”，等等。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从一系列经济数据看，越南近年来确实成绩斐然。2018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创11年来的新高，达到7.08%（原定目标为6.5%至6.7%）;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13.8%，远超7%至8%的增长目标;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到位率连续三年创下新纪录，2018年比2017年增加了近20亿美元。越南在2019年信心依旧，延续2018年的良好势头：GDP增速目标定为6.6%至6.8%，出口总额预计增长7%至8%，前八个月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9.38%，外资协议资金相当于2018年同期的67.7%，加工制造业占到了外资协议资金的69.6%，中国是最大投资者，占新注册总资金的20.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自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大国”，并以极限施压的方式逐步开启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作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开放程度最高、最热衷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之一，以及拥有可观劳动人口红利、内部市场较大、与美国战略合作日益深化的国家，越南是中美经贸摩擦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其迅猛升级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大批国际资本和制造业的避险与转移之地。然而，从长期来看，当前亮丽的经济成绩单并不足以扭转一些先天的脆弱性。
　　首先，越南的“拥挤效应”日益凸显。目前，外资主要集中于河内、胡志明市、平阳省等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地区。大量外资的急剧蹿升、同时涌入，必然推高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加剧道路、物流、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拥挤，抬高企业的经济与时间成本。比如，大量工厂的设立已经导致了技术与熟练工人的短缺以及“用工荒”，相互挖工人现象的出现，则大幅提升了工人包括工资、福利等在内的议价能力，导致一些人待价而沽、轻易跳槽。
　　其次，越南无力构建相对独立的产业链，仍有赖于与中国的良好合作。中国在产业分工的广度、深度以及内部配合的便捷性方面，构建了超过任何单一国家的供应链系统，并且具备较大的惯性。越南发展制造业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很难脱离中国的供应链。
　　再次，越南面临美国的潜在打压。“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价值与行为准则，其发动对华经贸战的一大初衷是把产业链从中国逼回美国，而非为他国做嫁衣。但越南某种意义上的“截胡”以及对美出口的大增，已经引发了特朗普的不满。今年前五个月越南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36%，顺差达216亿美元。特朗普已表示越南“比中国还能占美国的便宜”，在贸易问题上“几乎是所有国家中最恶劣的”。
　　最后，越南面臨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等国的竞争。招商引资、扩大出口是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且出海通道便捷的亚洲国家的重要发展路径。而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又必然追逐最低成本，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随着越南制造业成本的提高、马来西亚与孟加拉国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后者将对越南构成不容忽视的竞争。
　　当然，越南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渔翁得利也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与东南亚外交战略升级的迫切性。
　　第一，大量制造业企业赴越南避险，充分表明了美国作为终端消费市场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在全球经济有效需求变得相对稀缺的背景下，中国尤其需要通过提高传统产业竞争力、提供更优质和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破除制约消费提质升级的机制障碍等，充分挖掘、释放近14亿人口、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庞大消费需求。
　　第二，全力强化产业结构升级，在东南亚打造中国版本的“雁阵模式”。经济发展是中国复兴的核心支撑，经济发展的品质又主要体现为产业竞争力。只有保持与东南亚国家的产业梯度差，才能有效缓解相互间的同质化竞争、促进优势互补与深度协作，进而确保后者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持续获益，不断巩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第三，有序、定向地推进中国产业外移。中国一方面需要为相关企业外迁提供必要的引导、服务，协助其降低风险、更好地落地生根，并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另一方面，经济外交需要战略头脑，应将之优先投放给对中国友好的国家，以此巩固彼此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