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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当代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代表作《血色子午线》流露出强烈的历史意识。作家基于史料再现了美墨战争后边境领土争议地带充满战争、暴力与死亡的历史画面，绘制了逼真且充满历史符号的地理路径与空间图景，他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西部与冷酷的历史事实并置，跨越真实和虚构的边界，表达出反思西部和修正历史的观点。
关键词：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历史意识
科马克·麦卡锡是美国当代文坛四大小说家之一，代表作《血色子午线》讲述了美墨战争后14岁的主人公“少年”离家闯荡，偶然卷入种族战争的经历，再现了边境领土争议地带多方利益争斗的残酷血腥历史。小说于叙事中融入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化精英群体对边疆历史、西部神话乃至国家意识形态的幻灭感觉和抗拒情绪，反映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探索真实的历史精神。
一、 文学创作的历史化倾向
小说基于史料再现了美墨战争后西部领土争议地带暴力横生的时代特征。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进运动以购买、贿赂或强占的方式夺取原住民的领土，不肯就范的印第安人开始袭击出卖他们土地的墨西哥人，侵扰前来西部的淘金者，与野心勃勃的边境军队展开斗争，遭到了美墨政府的共同反击。一些美国民众在官方默许的情况下进入墨西哥开展自发性军事活动，史称“军事阻挠”。他们看到某些州政府高价收购印第安人头皮来鼓励种族灭绝，借机从中牟取暴利，开辟了一条铺满尸体的血色边境通道。
“少年”出生于1833年，这正是史料记载发生第一起割头皮事件的年份，標志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和印第安人之间仇恨时代的开启。他于1849年在德州被卷入军事阻挠行动，后来又被编入由罪犯、老兵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头皮猎人队伍，经历三次屠杀印第安人的远征，见证了血腥恐怖的战争场面。
小说大量参考了历史口述资料和新闻报道，这也印证了麦卡锡所坚信的“书都是由其他书组成的”的文学创作理念。学界普遍认为塞缪尔·张伯伦的自传性回忆录《我的忏悔》为小说提供了主要人物和情节素材，钱伯伦本人的经历和性格都与“少年”高度吻合。帮派成员、边境官员、军事长官、军火商、贸易团伙、猎牛者、部落酋长等其他角色也在西部文献资料中有迹可循，他们身上体现了因民族、阶层和部族而区分的利益阵营在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方面的迥然差别，揭示了各种力量制衡下不确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反映出作家调研中对西部历史时代症结的感知与认识。
历史化是西部小说的惯用手法，《血色子午线》的特别之处在于麦卡锡从浩瀚史料中抽出了一条绝大多数当代美国人一无所知的隐秘线索，以残酷的情节颠覆了西部及西部文学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体现了解构西部和修正历史的意图。正如帕特里克·肖指出：“通过将其笔下暴徒伪装成历史人物，麦卡锡增强了他们的可信度，读者无法指责他们源自某个古怪神话制造者的疯狂幻想……否则就必须承担质疑美国历史的风险。”
二、 历史化的叙事场所
小说在刻画西部地理环境方面同样践行了历史化的创作手段，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的真实地点被转化为虚构作品的叙事场所，并通过与区域内代表性的历史民俗景观得以强化。
少年的旅程始于德克萨斯州的纳克多奇斯镇，历史上该镇自16世纪西班牙人占领后曾飘扬过九种不同的国旗，19世纪20年代大量美国人移居该地，成立联邦制政府，并在1832年的纳克多奇斯战役中成功地将墨西哥军队赶出了德州东部。可以说，该镇见证了西部领土纷争的全部过程，最能代表美国过往领土扩张的结果，是记叙美墨战争后美国人在剩余争议地带继续向西扩张的理想起点。
依据德州的历史面貌，麦卡锡将边境地带刻画为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阈限空间”。各色各样的武装美国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混杂而居，他们之间的战争破坏了区域内的旧秩序，而新秩序又尚未确立，表现为文化、种族与物种的杂糅，使该地区充满了模糊性、开放性和暂时性，在危机和死亡的随机降临下堕落为“人间地狱”。
头皮猎人在西南边陲征战的城镇村庄大多取自19世纪中叶边境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例如与格兰顿帮缔结雇佣协议的奇瓦瓦市和乌雷斯市，在小说中就呈现出作为历史政治军事中心的墨西哥大城市形象。小说描写墨西哥最大银矿产区耶稣—玛利亚的山路和骡队的描述，与当年一些冒险家的旅行日记在细节上十分相似。另外，图森会面作为美印民族间试探性交往融合的另类历史事件被纳入格兰顿帮的旅途，反映了作家对地缘政治新可能的关注，也再次突出了该地域空间的阈限性。
在记录头皮猎人的罪行时，麦卡锡有重点地择取了史料中族群文化最鲜明的部落加以详述，例如骁勇善战的阿帕奇人、热爱和平的踢格人、拜火的尤马人等。他细节性地还原了各族群聚落地的建筑风格、人口构成、生活习性、审美情趣等，讲述了他们在面对屠杀时不同的应激反应和抵抗方式。然而，这些印第安营地最终无一幸免地被战火摧毁，沦为美利坚帝国扩张版图上的历史地标。
麦卡锡选择1878年的格里芬堡作为主人公生命旅程的结束地同样意味深长。该地于1867年成立之初是猎牛者的交易场所，企图夺走印第安人土地的东部政客出于分割土地、建造铁路的便利出钱资助杀戮当地会破坏栅栏的野牛，这与印第安人的命运非常相似。野牛的灭绝使从事易物交换的印第安人被扼住了经济命脉，再无反抗之力。而随着边境仇怨落幕，猎售头皮渐成传奇，头皮猎人也消亡在历史洪流之中。格里芬堡见证了围绕土地所有权和民族存亡而不断争斗的西部的终结，它的旧时代死亡气息使之成为埋葬最后的头皮猎人的理想坟墓。
三、 结语
《血色子午线》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在运用大量范式性的西部神话原型的同时，构建了一个与之竞争的历史空间。小说再现了美墨战争之后两国边界争议地带充满战争、暴力与死亡的特殊历史场景，绘制出逼真且充满历史符号的地理路径与空间图景。它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西部与冷酷的历史事实并置，跨越了真实和虚构的边界，不仅揭露了西部地缘政治的残酷与罪恶，更反映了寻找过去之真相和修正历史的意图。
参考文献：
[1]Shaw，Patrick W.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of Violence[M].New York：Whitston Publishing，2000.
[2]科马克·麦卡锡，冯伟，译.血色子午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杨逸，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
关键词：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历史意识
科马克·麦卡锡是美国当代文坛四大小说家之一，代表作《血色子午线》讲述了美墨战争后14岁的主人公“少年”离家闯荡，偶然卷入种族战争的经历，再现了边境领土争议地带多方利益争斗的残酷血腥历史。小说于叙事中融入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化精英群体对边疆历史、西部神话乃至国家意识形态的幻灭感觉和抗拒情绪，反映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探索真实的历史精神。
一、 文学创作的历史化倾向
小说基于史料再现了美墨战争后西部领土争议地带暴力横生的时代特征。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进运动以购买、贿赂或强占的方式夺取原住民的领土，不肯就范的印第安人开始袭击出卖他们土地的墨西哥人，侵扰前来西部的淘金者，与野心勃勃的边境军队展开斗争，遭到了美墨政府的共同反击。一些美国民众在官方默许的情况下进入墨西哥开展自发性军事活动，史称“军事阻挠”。他们看到某些州政府高价收购印第安人头皮来鼓励种族灭绝，借机从中牟取暴利，开辟了一条铺满尸体的血色边境通道。
“少年”出生于1833年，这正是史料记载发生第一起割头皮事件的年份，標志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和印第安人之间仇恨时代的开启。他于1849年在德州被卷入军事阻挠行动，后来又被编入由罪犯、老兵和印第安人组成的头皮猎人队伍，经历三次屠杀印第安人的远征，见证了血腥恐怖的战争场面。
小说大量参考了历史口述资料和新闻报道，这也印证了麦卡锡所坚信的“书都是由其他书组成的”的文学创作理念。学界普遍认为塞缪尔·张伯伦的自传性回忆录《我的忏悔》为小说提供了主要人物和情节素材，钱伯伦本人的经历和性格都与“少年”高度吻合。帮派成员、边境官员、军事长官、军火商、贸易团伙、猎牛者、部落酋长等其他角色也在西部文献资料中有迹可循，他们身上体现了因民族、阶层和部族而区分的利益阵营在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方面的迥然差别，揭示了各种力量制衡下不确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反映出作家调研中对西部历史时代症结的感知与认识。
历史化是西部小说的惯用手法，《血色子午线》的特别之处在于麦卡锡从浩瀚史料中抽出了一条绝大多数当代美国人一无所知的隐秘线索，以残酷的情节颠覆了西部及西部文学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体现了解构西部和修正历史的意图。正如帕特里克·肖指出：“通过将其笔下暴徒伪装成历史人物，麦卡锡增强了他们的可信度，读者无法指责他们源自某个古怪神话制造者的疯狂幻想……否则就必须承担质疑美国历史的风险。”
二、 历史化的叙事场所
小说在刻画西部地理环境方面同样践行了历史化的创作手段，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的真实地点被转化为虚构作品的叙事场所，并通过与区域内代表性的历史民俗景观得以强化。
少年的旅程始于德克萨斯州的纳克多奇斯镇，历史上该镇自16世纪西班牙人占领后曾飘扬过九种不同的国旗，19世纪20年代大量美国人移居该地，成立联邦制政府，并在1832年的纳克多奇斯战役中成功地将墨西哥军队赶出了德州东部。可以说，该镇见证了西部领土纷争的全部过程，最能代表美国过往领土扩张的结果，是记叙美墨战争后美国人在剩余争议地带继续向西扩张的理想起点。
依据德州的历史面貌，麦卡锡将边境地带刻画为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阈限空间”。各色各样的武装美国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混杂而居，他们之间的战争破坏了区域内的旧秩序，而新秩序又尚未确立，表现为文化、种族与物种的杂糅，使该地区充满了模糊性、开放性和暂时性，在危机和死亡的随机降临下堕落为“人间地狱”。
头皮猎人在西南边陲征战的城镇村庄大多取自19世纪中叶边境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例如与格兰顿帮缔结雇佣协议的奇瓦瓦市和乌雷斯市，在小说中就呈现出作为历史政治军事中心的墨西哥大城市形象。小说描写墨西哥最大银矿产区耶稣—玛利亚的山路和骡队的描述，与当年一些冒险家的旅行日记在细节上十分相似。另外，图森会面作为美印民族间试探性交往融合的另类历史事件被纳入格兰顿帮的旅途，反映了作家对地缘政治新可能的关注，也再次突出了该地域空间的阈限性。
在记录头皮猎人的罪行时，麦卡锡有重点地择取了史料中族群文化最鲜明的部落加以详述，例如骁勇善战的阿帕奇人、热爱和平的踢格人、拜火的尤马人等。他细节性地还原了各族群聚落地的建筑风格、人口构成、生活习性、审美情趣等，讲述了他们在面对屠杀时不同的应激反应和抵抗方式。然而，这些印第安营地最终无一幸免地被战火摧毁，沦为美利坚帝国扩张版图上的历史地标。
麦卡锡选择1878年的格里芬堡作为主人公生命旅程的结束地同样意味深长。该地于1867年成立之初是猎牛者的交易场所，企图夺走印第安人土地的东部政客出于分割土地、建造铁路的便利出钱资助杀戮当地会破坏栅栏的野牛，这与印第安人的命运非常相似。野牛的灭绝使从事易物交换的印第安人被扼住了经济命脉，再无反抗之力。而随着边境仇怨落幕，猎售头皮渐成传奇，头皮猎人也消亡在历史洪流之中。格里芬堡见证了围绕土地所有权和民族存亡而不断争斗的西部的终结，它的旧时代死亡气息使之成为埋葬最后的头皮猎人的理想坟墓。
三、 结语
《血色子午线》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在运用大量范式性的西部神话原型的同时，构建了一个与之竞争的历史空间。小说再现了美墨战争之后两国边界争议地带充满战争、暴力与死亡的特殊历史场景，绘制出逼真且充满历史符号的地理路径与空间图景。它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西部与冷酷的历史事实并置，跨越了真实和虚构的边界，不仅揭露了西部地缘政治的残酷与罪恶，更反映了寻找过去之真相和修正历史的意图。
参考文献：
[1]Shaw，Patrick W.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of Violence[M].New York：Whitston Publishing，2000.
[2]科马克·麦卡锡，冯伟，译.血色子午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杨逸，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