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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正式发表，时间已跨越整整40年。40年来，公报所产生的重要历史意义，并未随着时间的流转而被磨灭，其阐述的原则也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石。回顾历史，世人无不为中美两国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战略胆识和政治智慧所折服。今天，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在继续保持合作的同时，依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分歧。如何化解这些分歧，建立相互信任，不断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当年上海公报在签署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原则和精神或许能为人们带来某种启迪。
中美上海公报的重要影响
分析上海公报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客观而言，上海公报在当时主要产生以下三大重要影响：
首先，中美上海公报开创了国际联合公报的新表述模式。与世界上许多联合公报不同，上海公报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份花了很大篇幅去阐述双方不同意见的外交文件。它的成形有一个过程。197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曾向中方递交了一份联合公报的草案，这份草案沿袭了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草案避而不谈美国撤军的问题，只要求中国做出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方看后很不满意。于是，针对这份草案，周恩来提议写一个对案，并指示借鉴以往国共谈判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即先摆明双方的分歧及各自的立场，然后再写双方的共同点。“各说各的”原则很快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就中国起草的对案，基辛格开始觉得难以接受。但后来美方还是同意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并提出美方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1972年的上海公报就是在上述基础上，经中美双方反复讨论后达成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联合公报。公报采用了在以往公报里很难找到的“中方声明”、“美方声明”，“中方重申”、“美方认识到”，然后“双方一致认为”这样的表述方式，即采取“各说各的”方式，用今天较为规范的语言表述，应为“两国各表”。这不仅是表述方式的变化，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这份独特的公报堪称外交史上的一个杰作。
其次，中美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上海公报签署之前，中美两国长期处于相互隔绝和敌对状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中美两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认为两国应该相互打开大门，实现关系的正常化。然而，两国采取的接触方式非常奇特，先是基辛格的秘密访华，接着是尼克松总统的亲自访华，而此时双方并未建交。基辛格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大体确定了联合公报的基本框架，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又着力解决 “棘手的”台湾问题。在尼克松对中方做出“一个中国”的承诺之后，上海公报最终得以正式签署。在公报中，中美两国除了表述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外，主要是就台湾问题表述各自立场，中方重申了“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的原则；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则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上海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从内容上看，双方都在原有立场上做了一定让步。尽管公报未能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问题，但是，“坚冰已被打破”。以上海公报的发表为标志，中美长期敌对和隔绝状态宣告结束，由此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3年，两国开始互设联络处。
第三，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进一步促使国际局势得以缓和。中美缔结上海公报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骤然紧张，甚至爆发边界冲突；美国则因越南战争大伤元气，在与苏联的争夺中被迫采取守势，谋求从越南脱身，以确保欧洲战略重点，实现所谓“均势外交”。面对变化的国际形势，中美两国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两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上海公报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伴随上海公报的出台，中美分别进行了重要的对外战略调整。美国实行了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收缩，中国则由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转变为“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经过上述战略调整，美苏后来进入所谓“谈判时代”。对中国而言，意义更为重要。打开对美关系大门后，中国国家安全的紧张状况得到极大缓解。陈毅曾就此评论说：“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中美上海公报的现实启示
始于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的发展极为迅速，其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预想，所取得的成就更令世人瞩目。40年前，中美经贸数字几乎为零，今天却已达到4000亿美元。两国之间高层互访不断，已建立起60多种对话机制。但是，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也曾经历波折甚至步入低谷，双方的分歧也依然存在。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挑战，中美双方应从当年的事态变化中吸取哪些有益的东西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长远和全局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近年虽遭金融危机的冲击，依然保持强大的经济、科技及军事实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广阔的市场和无可估量的发展潜力，现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地理位置看，美国位于西半球，两侧分别有大洋作为天然屏障；而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地带，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缘优势。尤其是中美两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关系可谓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双边关系之一。40年前，在中美尚未建交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能够跨越重洋来到中国，而毛泽东主席能够不顾自身年高体弱会见这位美国客人，正是因为两位领导人能够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当时尼克松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说，而毛泽东正在酝酿“三个世界”理论。创业实不易，守业须珍惜。今天，在变化了的国际局势下，如何保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有赖于中美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在这一问题上，“着眼于全局，立足于长远”应是当年上海公报制定者留给双方的重要遗产。
二是以积极的态度推进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的40年里，中美关系航船能够始终保持前行的势头，是由于双方历届领导人能够审时度势，不断推进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所谓战略互信，简单说来，是指国家之间在涉及各自重要战略利益问题上给予相互信任，即在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不以损害对方的战略利益为目标。这是一种“非零和”模式，也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合作方式。目前，中美之间在战略互信方面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崛起的大国”与“守成的大国”之间的矛盾问题，这是中美之间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双方高度正视并加以解决。在冷战时期，即中美上海公报出台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一矛盾并不存在，因为那时中国经济非常落后，即使在军事领域，双方的互信程度也很高。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这一矛盾逐渐凸显，表现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相互猜疑。美国的主要疑虑是，中国由于自身实力的增长，会否像当年的后起大国那样，挑战美国已有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担心是，美国会否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的崛起？要解决好这一矛盾，中美双方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认为，应首先解决认识问题，即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理性看待对方。对美国而言，应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主要目标依然是发展经济，其军事力量的增长终归有限，并非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更非要挑战美国的利益。对中国而言，也应看到，当年的美苏冷战并未顺势移植到中美关系上来，现在中美之间尽管麻烦不断，但机遇依旧大于挑战。只有理性看待对方，才有可能消除双方对对方的误判，从而推进中美的战略互信建设。
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寻求双方利益的交汇点。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客观存在。当年，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走到一起，首先需要以极大的勇气跨越这道意识形态的鸿沟，而这绝非易事。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美国可谓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对象。从美国方面来说，尼克松本人历来就是非常反共的。美国对中国的禁运甚至比对苏联更严格，这种禁运一直维持到1971年４月，即基辛格访华前三个月才取消。[1]但两国领导人当时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对接。今天，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依然存在，因意识形态差异产生的各种政治分歧依然存在。客观说，这些差异和分歧的出现并不奇怪，关键是能否“求同存异”，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如今冷战虽已结束，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考虑问题的冷战思维在中美双方却不同程度存在。如在美国，有些人对中国抱有很深的“制度疑虑”，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中国，也有人处处担心“美国阴谋”。这些均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四是以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处理好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而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美方明确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任何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都会影响台海地区的稳定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积40年之经验，在台湾问题处理较好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就顺利。相反，就会出现波折，甚至倒退。目前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对台军售。据统计，自1979年美国公布《与台湾关系法》以来，31年间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了60余宗高性能武器，价值高达700多亿美元，年均23.33亿美元。每当中美关系或两岸关系发生变化时，美国就会加大对台军售的力度，不是对台军售数量上的突破，就是对台军售性能上的提升。最近的一次为2010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台军售。“对台军售”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晴雨表。[2]
五是发展中美关系需“与时俱进”。上海公报本身就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从上海公报出台至今，已历经40年。在中美几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和双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美关系已从上海公报之前的相互敌对发展成为今天的相互合作。虽然中间曾几经周折，但最后困难总能被克服，危机也总能被化解，从而使中美关系始终没有偏离正确的轨道。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不脱轨，重要原因之一是双方领导人能够不断根据形势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推进中美关系。例如，冷战刚结束时，曾经有人认为，中美两国由于苏联解体已没有了合作基础。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失去了苏联这个昔日共同的敌人，中美之间仍然可以探寻到广泛的合作点，诸如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重大自然灾害等方面，双方的合作面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今天，在新的形势面前，中美双方依然需要以“与时俱进”的方式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陶文钊、牛军.记取中美和解的经验[J].美国研究,1997, 2.
[2] 黄友牛、宋雨轩.美对台军售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3.
中美上海公报的重要影响
分析上海公报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客观而言，上海公报在当时主要产生以下三大重要影响：
首先，中美上海公报开创了国际联合公报的新表述模式。与世界上许多联合公报不同，上海公报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份花了很大篇幅去阐述双方不同意见的外交文件。它的成形有一个过程。197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曾向中方递交了一份联合公报的草案，这份草案沿袭了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例如在台湾问题上，草案避而不谈美国撤军的问题，只要求中国做出承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中方看后很不满意。于是，针对这份草案，周恩来提议写一个对案，并指示借鉴以往国共谈判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即先摆明双方的分歧及各自的立场，然后再写双方的共同点。“各说各的”原则很快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就中国起草的对案，基辛格开始觉得难以接受。但后来美方还是同意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并提出美方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1972年的上海公报就是在上述基础上，经中美双方反复讨论后达成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联合公报。公报采用了在以往公报里很难找到的“中方声明”、“美方声明”，“中方重申”、“美方认识到”，然后“双方一致认为”这样的表述方式，即采取“各说各的”方式，用今天较为规范的语言表述，应为“两国各表”。这不仅是表述方式的变化，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化。这份独特的公报堪称外交史上的一个杰作。
其次，中美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上海公报签署之前，中美两国长期处于相互隔绝和敌对状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中美两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认为两国应该相互打开大门，实现关系的正常化。然而，两国采取的接触方式非常奇特，先是基辛格的秘密访华，接着是尼克松总统的亲自访华，而此时双方并未建交。基辛格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大体确定了联合公报的基本框架，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又着力解决 “棘手的”台湾问题。在尼克松对中方做出“一个中国”的承诺之后，上海公报最终得以正式签署。在公报中，中美两国除了表述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外，主要是就台湾问题表述各自立场，中方重申了“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的原则；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则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上海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从内容上看，双方都在原有立场上做了一定让步。尽管公报未能解决中美之间所有问题，但是，“坚冰已被打破”。以上海公报的发表为标志，中美长期敌对和隔绝状态宣告结束，由此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3年，两国开始互设联络处。
第三，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进一步促使国际局势得以缓和。中美缔结上海公报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骤然紧张，甚至爆发边界冲突；美国则因越南战争大伤元气，在与苏联的争夺中被迫采取守势，谋求从越南脱身，以确保欧洲战略重点，实现所谓“均势外交”。面对变化的国际形势，中美两国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两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上海公报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伴随上海公报的出台，中美分别进行了重要的对外战略调整。美国实行了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收缩，中国则由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转变为“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经过上述战略调整，美苏后来进入所谓“谈判时代”。对中国而言，意义更为重要。打开对美关系大门后，中国国家安全的紧张状况得到极大缓解。陈毅曾就此评论说：“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中美上海公报的现实启示
始于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的发展极为迅速，其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预想，所取得的成就更令世人瞩目。40年前，中美经贸数字几乎为零，今天却已达到4000亿美元。两国之间高层互访不断，已建立起60多种对话机制。但是，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也曾经历波折甚至步入低谷，双方的分歧也依然存在。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挑战，中美双方应从当年的事态变化中吸取哪些有益的东西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长远和全局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近年虽遭金融危机的冲击，依然保持强大的经济、科技及军事实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广阔的市场和无可估量的发展潜力，现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地理位置看，美国位于西半球，两侧分别有大洋作为天然屏障；而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地带，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缘优势。尤其是中美两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关系可谓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双边关系之一。40年前，在中美尚未建交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能够跨越重洋来到中国，而毛泽东主席能够不顾自身年高体弱会见这位美国客人，正是因为两位领导人能够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当时尼克松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说，而毛泽东正在酝酿“三个世界”理论。创业实不易，守业须珍惜。今天，在变化了的国际局势下，如何保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有赖于中美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在这一问题上，“着眼于全局，立足于长远”应是当年上海公报制定者留给双方的重要遗产。
二是以积极的态度推进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的40年里，中美关系航船能够始终保持前行的势头，是由于双方历届领导人能够审时度势，不断推进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所谓战略互信，简单说来，是指国家之间在涉及各自重要战略利益问题上给予相互信任，即在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不以损害对方的战略利益为目标。这是一种“非零和”模式，也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合作方式。目前，中美之间在战略互信方面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崛起的大国”与“守成的大国”之间的矛盾问题，这是中美之间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双方高度正视并加以解决。在冷战时期，即中美上海公报出台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一矛盾并不存在，因为那时中国经济非常落后，即使在军事领域，双方的互信程度也很高。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腾飞，这一矛盾逐渐凸显，表现为双方在各个领域的相互猜疑。美国的主要疑虑是，中国由于自身实力的增长，会否像当年的后起大国那样，挑战美国已有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担心是，美国会否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的崛起？要解决好这一矛盾，中美双方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认为，应首先解决认识问题，即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理性看待对方。对美国而言，应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主要目标依然是发展经济，其军事力量的增长终归有限，并非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更非要挑战美国的利益。对中国而言，也应看到，当年的美苏冷战并未顺势移植到中美关系上来，现在中美之间尽管麻烦不断，但机遇依旧大于挑战。只有理性看待对方，才有可能消除双方对对方的误判，从而推进中美的战略互信建设。
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寻求双方利益的交汇点。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客观存在。当年，中美两国领导人能够走到一起，首先需要以极大的勇气跨越这道意识形态的鸿沟，而这绝非易事。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美国可谓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对象。从美国方面来说，尼克松本人历来就是非常反共的。美国对中国的禁运甚至比对苏联更严格，这种禁运一直维持到1971年４月，即基辛格访华前三个月才取消。[1]但两国领导人当时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对接。今天，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依然存在，因意识形态差异产生的各种政治分歧依然存在。客观说，这些差异和分歧的出现并不奇怪，关键是能否“求同存异”，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如今冷战虽已结束，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考虑问题的冷战思维在中美双方却不同程度存在。如在美国，有些人对中国抱有很深的“制度疑虑”，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中国，也有人处处担心“美国阴谋”。这些均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四是以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处理好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而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美方明确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任何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都会影响台海地区的稳定和中美关系的发展。积40年之经验，在台湾问题处理较好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就顺利。相反，就会出现波折，甚至倒退。目前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对台军售。据统计，自1979年美国公布《与台湾关系法》以来，31年间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了60余宗高性能武器，价值高达700多亿美元，年均23.33亿美元。每当中美关系或两岸关系发生变化时，美国就会加大对台军售的力度，不是对台军售数量上的突破，就是对台军售性能上的提升。最近的一次为2010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台军售。“对台军售”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晴雨表。[2]
五是发展中美关系需“与时俱进”。上海公报本身就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从上海公报出台至今，已历经40年。在中美几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和双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美关系已从上海公报之前的相互敌对发展成为今天的相互合作。虽然中间曾几经周折，但最后困难总能被克服，危机也总能被化解，从而使中美关系始终没有偏离正确的轨道。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不脱轨，重要原因之一是双方领导人能够不断根据形势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推进中美关系。例如，冷战刚结束时，曾经有人认为，中美两国由于苏联解体已没有了合作基础。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失去了苏联这个昔日共同的敌人，中美之间仍然可以探寻到广泛的合作点，诸如在维护世界及地区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重大自然灾害等方面，双方的合作面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今天，在新的形势面前，中美双方依然需要以“与时俱进”的方式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陶文钊、牛军.记取中美和解的经验[J].美国研究,1997, 2.
[2] 黄友牛、宋雨轩.美对台军售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