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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变译理论体系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从变译理论与建立中国特色译论、范式转换视角下的变译理论进行了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变译理论；科学翻译；范式
一、变译理论体系及其研究状况
“变译”一词早有翻译学者使用，但所指并非黄忠廉所说的理论体系。胡庚申是在论述英语即席口译时如何处理汉语口语中常见的词语重复现象时提出“变译”的，与“简译”相对，同时提出的还有“省译” 、“对译”等术语。赵俊华在探讨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的问题时也用到了“变译”这个词，是作为“引变翻译”的缩略语使用的。
作为系统理论的变译理论，其提出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目前也还在发展完善中。主要见于黄忠廉的论文及著作。该理论的提出，首先是来源于翻译实践，具体说就是科技翻译实践（国外信息开发），同时与文化转向及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的黄忠廉教授无疑属于“青年翻译理论家”，这使他既有新的视野（除苏联外的更多外国译论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又有旺盛的创新能力。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黄忠廉曾做过大量的科技翻译工作（国外信息开发），这使他可以从非文学翻译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理论问题，而非文学翻译。
最早是在1999年的几篇论文中，黄忠廉呼吁重视变译的研究。在几次翻译研究会上（如1997年北外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2001年青岛全国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03年武汉全国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研讨会等）介绍了自己的理论构想，受到了杨自俭等老一辈学者的鼓励（当然也有很多反对意见）。之后出版了《翻译变体研究》一书，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使用“变译”这一术语。之后在2002年，黄忠廉集中发表了大量论文，在各个外语类核心刊物上明确提出变译理论并大力推介。该年还出版了《变译理论》一书。此后黄忠廉对于变译理论的思考和完善补充一直没有停止，并于近年总结提炼出了“翻译变化论”的观点。
同时，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对变译理论的研究也大量增加。从关联理论、功能翻译理论、描写学派、目的论、信息论、语言适应论、哲学阐释学、女性主义、新闻传播学、口译、翻译教学、文学变译、文化变译、诗歌翻译、实用文体翻译、旅游翻译、影视翻译、广告翻译、新闻翻译、菜单翻译等各个角度探讨变译理论的特点及应用，对变译的忠实性、规定性、译者主体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同时，对变译理论的质疑之声一直不断，除了在学术会议上的反对声音（“全译还没学好，学什么变译!”外，还有多位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有徐朝友的《“变译理论”的两大问题》一文，对此黄忠廉予以了回应和解释。此外王克友反对将编译、变译、阐释等归结为翻译，认为应严格分开。方梦之则认为“变译理论”将本来分散的译文形式串成了有机的整体。
总的来说，变译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三个特定、一对范畴、七种手段、变与化等。三特定是指变译的定义：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一对范畴指全译与变译。七种手段即指变译定义提到的七种。变化观是结合变译理论与钱钟书“化”的理念研究出来的“变”与“化”的共存观，包括以变通为核心的变译观和以转化为核心的全译观。
二、变译理论与建立中国特色译论
在中国译坛，一直不乏反思中外译论关系的观点。从上文中青年学者对变译理论的研究现状也可以看出：国外译论充斥。但凡进行研究，往往首先要从国外搬来一个理论，拿来一个主义。至于其是否完全有道理、是否适合汉语翻译的实际、研究是否有意义，则一概不论。有鉴于此，不断有学者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对此，有很多学者予以回应：外国译论不是引介的太多，而是太少。笔者认为，中国特色译论与西方译论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但应该有重点的转移。应该给中国学者提出自己的译论提供土壤，而变译理论即是这样的植根于汉语翻译实践、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研究。
事实上，关注科技翻译的变译理论填补了一大空白，因为文学、学术翻译外其他题材的翻译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廖七一），有也多停留在技巧和文字的经验总结层面，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而变译理论是中国译论发展新迈出的一大步。从佛经翻译的“案本求信”、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传神”、钱钟书的“化境”说、张今的“真善美”、刘重德的“信达切”、许渊冲的“优化论”（竞赛论）等，中国译论硕果累累。不过从历史来看，中国译论的成果以经验居多，系统、完整的理论性贡献乏善可陈。
自董秋斯50年代时提出建立中国的翻译学以来，理论成果层出不穷。除大量围绕“信达雅”展开的深入研究外，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和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是中国译论在系统理论层面上最重大的两项研究成果。二者虽然都有缺陷，但通过详细的研究论证，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西方翻译理论异彩纷呈并被大量译介到中国的同时，这两本著作也绽放出了中国特色译论的奇葩。其实，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杨自俭在中国译论的构建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基本都为论文形式）。
三、范式转换视角下的变译理论
译界的主流观点是翻译理论在20世纪之后先后发生了文艺学派到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及哲学模式和其他。以此为参照系对变译理论作评价，它便因无法归入一类而不入流了。甚至科学翻译也根本未被纳入翻译理论主流中。这时中国译论界文学翻译研究和非文学翻译研究之间比例失衡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一书统计，20余年间的2万多篇翻译论文中有关文学翻译的占一半，专著占近30%。比例远高于其他方面。
但对于范式转换这一说法，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了反思。认为应注意范式转换（paradigmturn）与视角转换（shiftingviewpoint）的区别。
事实上，经历了20世纪几次大的范式转换后，如今新的范式的大转换已不可期，但視角转换则应该百花齐放，而且已经进入了这样的群芳争艳的阶段。变译理论即为其中一朵。
四、总结
变译理论力求转变译者的思路，脱去枷锁来跳舞。对上个世纪以来人们“忠实第一、求全责备”的翻译标准提出了反思。变译理论就如同作文考试中的诗歌，但远未达到“诗歌除外”的高度--作文写作，诗歌除外的原因一来是不好评判，难以制定明确的评判标准，二来是不能保证作者的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完全发挥出来。因此作文考试要注上“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变译理论与此很类似。变译的好坏也不易评判，不容易制定操作性强的明确标准，而且受材料领域等因素影响，译者的能力也不一定能完全发挥，因此在翻译实践中，翻译考试中，变译并不是参考答案之一。但翻译中的变译还达不到写作中的诗歌除外那个高度———“变译除外”都不用写在试卷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变译是除外的。
变译理论是对传统译论的一种解构，指出五四之前的翻译活动大部分都属于变译。五四之后，开眼看世界的国人大增，英文水平高的人也大量增加，人们开始追求全译，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变译理论的核心在于解构全译理论的主流地位，质疑其合理性，具体地说是解构“信”“、忠实”、“等值”“、等效”。变译可谓译界的火柴与菜刀：烧掉全译的霸主地位，砍掉全译黑社会的老大。它认为，21世纪信息量剧增的现状要求我们回归变译，再一味追求全译已不现实，因为全译难以应对多种翻译需求。
但总的来说，变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这种解构更多的是一种思路上的贡献，而不可能成为译论的主流。对于变译研究成为与全译平等甚至高于全译（时代的要求）这种倡议，不可能实现。不过，这并不是说变译没有发展前途。变译在成为传统译论的补充这方面有极强的意义，填补了一大空白。变译理论若将自己放在全译理论的参照下，将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和响应。不能将变译放在与全译完全相对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胡庚申“.变译”与“简译”：重复词语的口译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1989(4).
[2]赵俊华.古文变译推敲[J].东吴教学,1989(6).
[3]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5]黄忠廉.翻译变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田传茂.加强变译理论的研究和宣传[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
关键词：变译理论；科学翻译；范式
一、变译理论体系及其研究状况
“变译”一词早有翻译学者使用，但所指并非黄忠廉所说的理论体系。胡庚申是在论述英语即席口译时如何处理汉语口语中常见的词语重复现象时提出“变译”的，与“简译”相对，同时提出的还有“省译” 、“对译”等术语。赵俊华在探讨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的问题时也用到了“变译”这个词，是作为“引变翻译”的缩略语使用的。
作为系统理论的变译理论，其提出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目前也还在发展完善中。主要见于黄忠廉的论文及著作。该理论的提出，首先是来源于翻译实践，具体说就是科技翻译实践（国外信息开发），同时与文化转向及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的黄忠廉教授无疑属于“青年翻译理论家”，这使他既有新的视野（除苏联外的更多外国译论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又有旺盛的创新能力。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黄忠廉曾做过大量的科技翻译工作（国外信息开发），这使他可以从非文学翻译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理论问题，而非文学翻译。
最早是在1999年的几篇论文中，黄忠廉呼吁重视变译的研究。在几次翻译研究会上（如1997年北外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2001年青岛全国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03年武汉全国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研讨会等）介绍了自己的理论构想，受到了杨自俭等老一辈学者的鼓励（当然也有很多反对意见）。之后出版了《翻译变体研究》一书，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使用“变译”这一术语。之后在2002年，黄忠廉集中发表了大量论文，在各个外语类核心刊物上明确提出变译理论并大力推介。该年还出版了《变译理论》一书。此后黄忠廉对于变译理论的思考和完善补充一直没有停止，并于近年总结提炼出了“翻译变化论”的观点。
同时，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对变译理论的研究也大量增加。从关联理论、功能翻译理论、描写学派、目的论、信息论、语言适应论、哲学阐释学、女性主义、新闻传播学、口译、翻译教学、文学变译、文化变译、诗歌翻译、实用文体翻译、旅游翻译、影视翻译、广告翻译、新闻翻译、菜单翻译等各个角度探讨变译理论的特点及应用，对变译的忠实性、规定性、译者主体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同时，对变译理论的质疑之声一直不断，除了在学术会议上的反对声音（“全译还没学好，学什么变译!”外，还有多位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有徐朝友的《“变译理论”的两大问题》一文，对此黄忠廉予以了回应和解释。此外王克友反对将编译、变译、阐释等归结为翻译，认为应严格分开。方梦之则认为“变译理论”将本来分散的译文形式串成了有机的整体。
总的来说，变译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三个特定、一对范畴、七种手段、变与化等。三特定是指变译的定义：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一对范畴指全译与变译。七种手段即指变译定义提到的七种。变化观是结合变译理论与钱钟书“化”的理念研究出来的“变”与“化”的共存观，包括以变通为核心的变译观和以转化为核心的全译观。
二、变译理论与建立中国特色译论
在中国译坛，一直不乏反思中外译论关系的观点。从上文中青年学者对变译理论的研究现状也可以看出：国外译论充斥。但凡进行研究，往往首先要从国外搬来一个理论，拿来一个主义。至于其是否完全有道理、是否适合汉语翻译的实际、研究是否有意义，则一概不论。有鉴于此，不断有学者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对此，有很多学者予以回应：外国译论不是引介的太多，而是太少。笔者认为，中国特色译论与西方译论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但应该有重点的转移。应该给中国学者提出自己的译论提供土壤，而变译理论即是这样的植根于汉语翻译实践、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研究。
事实上，关注科技翻译的变译理论填补了一大空白，因为文学、学术翻译外其他题材的翻译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廖七一），有也多停留在技巧和文字的经验总结层面，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而变译理论是中国译论发展新迈出的一大步。从佛经翻译的“案本求信”、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传神”、钱钟书的“化境”说、张今的“真善美”、刘重德的“信达切”、许渊冲的“优化论”（竞赛论）等，中国译论硕果累累。不过从历史来看，中国译论的成果以经验居多，系统、完整的理论性贡献乏善可陈。
自董秋斯50年代时提出建立中国的翻译学以来，理论成果层出不穷。除大量围绕“信达雅”展开的深入研究外，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和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是中国译论在系统理论层面上最重大的两项研究成果。二者虽然都有缺陷，但通过详细的研究论证，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西方翻译理论异彩纷呈并被大量译介到中国的同时，这两本著作也绽放出了中国特色译论的奇葩。其实，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杨自俭在中国译论的构建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基本都为论文形式）。
三、范式转换视角下的变译理论
译界的主流观点是翻译理论在20世纪之后先后发生了文艺学派到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及哲学模式和其他。以此为参照系对变译理论作评价，它便因无法归入一类而不入流了。甚至科学翻译也根本未被纳入翻译理论主流中。这时中国译论界文学翻译研究和非文学翻译研究之间比例失衡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一书统计，20余年间的2万多篇翻译论文中有关文学翻译的占一半，专著占近30%。比例远高于其他方面。
但对于范式转换这一说法，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了反思。认为应注意范式转换（paradigmturn）与视角转换（shiftingviewpoint）的区别。
事实上，经历了20世纪几次大的范式转换后，如今新的范式的大转换已不可期，但視角转换则应该百花齐放，而且已经进入了这样的群芳争艳的阶段。变译理论即为其中一朵。
四、总结
变译理论力求转变译者的思路，脱去枷锁来跳舞。对上个世纪以来人们“忠实第一、求全责备”的翻译标准提出了反思。变译理论就如同作文考试中的诗歌，但远未达到“诗歌除外”的高度--作文写作，诗歌除外的原因一来是不好评判，难以制定明确的评判标准，二来是不能保证作者的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完全发挥出来。因此作文考试要注上“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变译理论与此很类似。变译的好坏也不易评判，不容易制定操作性强的明确标准，而且受材料领域等因素影响，译者的能力也不一定能完全发挥，因此在翻译实践中，翻译考试中，变译并不是参考答案之一。但翻译中的变译还达不到写作中的诗歌除外那个高度———“变译除外”都不用写在试卷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变译是除外的。
变译理论是对传统译论的一种解构，指出五四之前的翻译活动大部分都属于变译。五四之后，开眼看世界的国人大增，英文水平高的人也大量增加，人们开始追求全译，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变译理论的核心在于解构全译理论的主流地位，质疑其合理性，具体地说是解构“信”“、忠实”、“等值”“、等效”。变译可谓译界的火柴与菜刀：烧掉全译的霸主地位，砍掉全译黑社会的老大。它认为，21世纪信息量剧增的现状要求我们回归变译，再一味追求全译已不现实，因为全译难以应对多种翻译需求。
但总的来说，变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这种解构更多的是一种思路上的贡献，而不可能成为译论的主流。对于变译研究成为与全译平等甚至高于全译（时代的要求）这种倡议，不可能实现。不过，这并不是说变译没有发展前途。变译在成为传统译论的补充这方面有极强的意义，填补了一大空白。变译理论若将自己放在全译理论的参照下，将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和响应。不能将变译放在与全译完全相对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胡庚申“.变译”与“简译”：重复词语的口译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1989(4).
[2]赵俊华.古文变译推敲[J].东吴教学,1989(6).
[3]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5]黄忠廉.翻译变化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田传茂.加强变译理论的研究和宣传[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