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几次大的变法都发生在社会危机之时，以批判现实和革除积弊为己任，积极推动政治法律的改革，其目的无非是要恢复君仁、臣忠、民安、天下一统的社会状态。这种高扬变革的精神，力倡革新的思想，最终是对以人本主义、君主主义等为目标的儒家法制思想的复归，实质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权变而已。
　　关键词唐宋变法思想渊源变与不变
　　作者简介：胡登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唐宋时期的变法，最具影响的是唐中期王叔文、柳宗元推行的“永贞革新”，以及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这些变法充满了“变革天下之弊法”的通变思想，又未走出儒家正统思想之道义。
　　一、因时而变
　　变法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总是有现实基础，产生于社会需要。这三次大的变法都发生在封建统治出现危机之时。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帝国由鼎盛开始滑向崩溃之际，即中唐时代。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引发安史之乱、建中之乱。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现象已达“无法收拾之地步：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①吏治腐败、赋税繁重，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中唐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北宋时期，“不抑兼并”、“不定田产”的政策使大官僚、大地主竞相兼并农民土地，造成“势管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②的局面，广大农民无法生存，起义连绵不断。同时，东北部的契丹（辽）和党项（夏）贵族，不断对北宋王朝进行侵扰和掠夺，统治者屈辱求和，每年送给辽、西夏大量金银和绢帛。统治阶级把这些巨额赔款都转嫁到人民身上，形成了“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③的状况。封建统治的腐朽，农民反抗的加剧，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一批锐意革新的政治改革家深刻认识到，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进行变法改革，于是出现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二、应势而变
　　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变法者首先要求改革，变革不合时宜之法律、制度。柳宗元在《论时令》里提出要变革过时的政策制度，以切合实际。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总结当时社会形势时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纵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王安石认为，“视时势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敝法。”他们这些倡导变革的思想源远流长。一是深厚的哲学思想。《易传》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迁流之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化的大历程。《易传》更认为惟有变化宇宙可以不穷而久，《系辞下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上篇》），宇宙是逝逝不已的无穷历程。汉初贾谊论万物之变化云：“万物变化，固亡休息。翰流而迁，或推而还。行气转续，变化而嬗，沕穆亡间，胡可胜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服鸟赋》）二是先前的革新思想。商鞅说:“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张，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商君书·更法》）。《吕氏春秋》载“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韩非子》也主张变更旧制，运用历史进化的观点和事例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道理。汉代淮南王刘安也有应时而变的思想，他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淮南子·汜论训》）。即认为变更旧法，制定新律是国家兴盛的动力，而“法古”、“循旧”会导致国家灭亡。
　　三、变不离宗
　　唐宋变法发生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相对稳定时期，中国的法律思想从唐朝时也趋于定型，儒家法律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完全稳定并长期延续，唐宋的变法思想也未超出这个范围。儒家思想首先将天下置于个人和国家之上。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④在儒家那里，国与天下是有区别的。儒家的“天下”一词含有“人民”“民心”“道德”之意，体现了儒家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和博大情怀，这也是其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范仲淹及其他改革者无一不是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去推动改革。民本思想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儒家比较关心民瘼，认为富国必先富民、立国应先利民，反对不教而驱民上战场，不教而向民施刑杀。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论君道时强调“保民而亡”“为民父母”。对于吏民关系的认识柳宗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指出：“夫为吏者，人役也。”认为人民是官吏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大胆地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论断。范仲淹提出“损上益下”的观点，力倡寓富于民，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儒家王道政治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坚持天下统一，反对分裂割据。但他们往往把大一统同尊君权联系在一起。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的“定于一”、“兴仁政而王”、“保民而王”，荀子的“隆一而治”、“一天下，财万物”等等，都是如此。永贞革新力主中央集权，削藩镇，反对分封割據，强调任人唯贤，否定任人唯亲，呼吁合理征赋，谴责横征暴敛，以求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维护唐王朝的稳定。王安石推行兵将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目的也是为了增强军事、提振国力，巩固大宋江山，进而实现宋王朝一统天下的局面。
　　四、执中权变
　　唐宋变法这种变与不变的思想实质是对儒家“执中权变”思想的贯彻，即在坚持仁礼道义下的灵活变通。执中权变就是如何处理“经”与“权”的关系问题。所谓“经”，即在通常情况下所应遵循的不变常法或原则；所谓“权”即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变通方法，即根据实际灵活地实行常法或原则，通权达变。自孔子始，儒家—般都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反对权变。《论语·子罕》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如此重视权变，因为权变恰是实现仁义的途径，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荀子在论礼法的损益时说，礼义是“百王之无变”的“道贯”，礼法须“与时迁徙，与世偃仰”。自汉以后，儒家提到“经权”问题时，大多以“反经合道”而概言之。董仲舒曰：“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⑤。柳宗元提出经权合一的思想：“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⑥；“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王安石用“辨义行权”来概括二者的辩证关系，“义”通过“明辨”而确立，先“辨义”而后“行权”，“行权”以明确的“义”作为指导。唐宋的改革者正是在新的情势下联系实际，对儒家思想经世致用，极力推动革新，变更不合理的法律、制度，以达到儒家所要求的社会秩序、社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