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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卢卡奇克服物化的研究将“中介”概念的能动作用凸显出来。“中介”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蕴藏着黑格尔哲学的能动秘密。通过研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自我意识的过渡，能够发现“中介”的能动性来源于被黑格尔扬弃掉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正是立足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上，实现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超越，这是马克思哲学的能动关键。
关键词：能动性;中介;辩证法;对象性活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050-05
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理性哲学的悖谬入手，试图揭露克服物化现象和理性哲学的奥秘。这奥秘的关键便在“中介”概念中，但它却在学界对卢卡奇历史、总体、阶级意识等概念的青睐下，略显黯淡。其实，卢卡奇在文中就明确表示过：“历史上可能达到的高度并不靠直接既定的东西（及其规律）的笔直发展所能达到的，而是要靠通过形形色色的中介，意识到社会的总体才能达到的[1]175。”对卢卡奇而言，“中介”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卢卡奇建构起以历史概念为基础的、以总体性范畴为中心的历史辩证法，其中直接性和中介的辩证关系恰是对“总体性的展开和说明”;卢卡奇找到消灭物化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手中的武器就是中介范畴”[2]252。
将“中介”概念作为论证的核心恰是卢卡奇向黑格尔取经的结果。如王南教授所言：“卢卡奇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方面’时，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过分借重，而这种借重绝不是没有代价的。”[3]5-11虽然卢卡奇试图对这一概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但依旧难以消除夹杂其中的黑格尔意味。因此，要想继续追问“中介”概念的能动作用，就不得不进入黑格尔的辩证法。
卢卡奇的建构虽然最终难逃黑格尔式的思辨窠臼，甚至较黑格尔进一步导向了主观主义、神秘主义，但却让我们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蕴藏建构能动哲学的宝藏。黑格尔辩证法中究竟藏有哪些合理的、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东西？马克思哲学的能动性又当以什么为抓手开始建构呢？这恰是本文要追问的。
一、探寻克服物化之路：“中介”概念的凸显
卢卡奇主张实践和理论相统一的总体性思想，空前地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与资产阶级的理性哲学的困境看作同质的，从而沿着理性哲学不断发展扬弃的道路，寻得了克服资本主义物化的道路。这不仅使得物化研究更具深度，更展现了重现马克思主义能动性的努力。
1.物化现象与理性哲学的悖谬是同质的
卢卡奇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的物化现象，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与资产阶级理性哲学的悖谬是同质的，这是资产阶级局限性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分别显现。
在经济领域中，他援引韦伯的观点，认为商品结构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1]149，这种抹杀人与人关系的“幽灵般的对象性”[1]149主要源于生产的合理性。其次，在政治领域，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经济领域物化的加剧，“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地沉浸入人人的意识里”[1]161。最终，合理的计算原则不依赖于个人的“任性”[1]166，也将政治生活放置在计算出的规律牢笼中。
作为时代精神浓缩的近代批判哲学也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1]183。作为物化结构的哲学浓缩，能够在本质上显现出物化结构的问题。众所周知，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的转向，这个重要的转向使得哲学问题归为物质和主体两大阵营的对立，从而进一步演化成卢卡奇所谓的“两个大的乍看起来是相互完全独立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问题组”，它们便是作为主体的我们何以认识世界的问题和整体的问题、认识的本质对象的问题[1]188。
卢卡奇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将“形式和内容的逻辑对立推到了极点”[1]194，从而陷入了二元论的架构难以逃脱。究其根本，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是将既定事实看作不溶于理性的物自体，不能认识更不能改变。物自体标识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这将资本主义的物化推演到了极致。
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实际上包含了资产阶级哲学的物化，因此德国古典哲學不断克服理性的二律背反的道路能够为我们找寻克服物化的方法提供重要帮助。
2.物化的克服与哲学能动性的彰显
如上文所述，理性哲学的二律背反是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浓缩体现，那么在德国古典哲学试图克服二律背反的理论努力里，或许就藏着克服二律背反也即克服物化现象的钥匙。因此卢卡奇梳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路径，恰是为了寻得这把钥匙。
康德的伟大和局限恰恰都体现在他的“物自体”概念上，他为思维设定了不可逾越的“安全范围”[1]198，标识着人类思维的内在局限，使得思维面对物自体时，只能空留叹息。但他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他没有试图“掩盖问题的不可解决，而是坦率地、不折不扣地突出了问题的不可解决”[1]215。但这种“不可解决性”与人类内在的形而上冲动相悖，仿佛为人类的理性冲动判了死刑，我们当然不甘于此。于是在思维上难以克服的问题被抛向了实践领域，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消极自由表明他已经“把理论上（直观上）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看作是从实践上可以克服的”;同样，费希特也将“实践、行为、活动作为全部同一哲学的方法论中心”[1]200。因此，实践的原则变成了克服理性二律背反的出路，但是这是否就标志着理性哲学悖谬的克服呢？显然没有，这种实践方向的退缩，“并没能解决理论上已被论证了的二律背反，而是相反，使其永恒化了”[1]214。
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应运而生，他将历史看作实体，试图利用历史的生成和发展实现思维和现实的统一。黑格尔认为，历史实际上不过是思维的运动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我们本身的创造，现实不再是僵硬、遥远的物自体，而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是精神的运动。而精神的运动何以可能呢？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表示：“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前述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4]216。而这个“否定的东西”，便是运动的“中介”即引导概念向前的真正动力，是黑格尔哲学得以能动的关键，也是卢卡奇要在黑格尔哲学中求取的“真经”。 卢卡奇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是“全部的总体都包含在每一个被辩证地、正确地把握的环节之中”[1]155。无产阶级能够将辩证的方法作为历史的方法，从而在自身中发现主体-客体的同一，因此无产阶级便是这“创世的‘我们’”[1]155。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能够使其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并拥有改变这一现实的力量。
而无产阶级能够超越直接现实性的关键便是“中介”范畴，这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处于一个现实世界，他们所能意识到的直接现实性并无二致，但“使赤裸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性的特殊中介范畴……是根本不同的”[1]237。同时，想要超越直接性的现实也只能“靠通过形形色色的中介，意识到社会的总体才能达到的，是要靠明确地渴望要实现发展的辩证倾向才能达到的”[1]275。
二、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灵魂的“中介”概念
1.厘清研究进路
张世英先生主编的《黑格尔辞典》中给出了“中介”的六种解释，其中明确了“中介”内涵的是“指达到真理或结论的发展过程，亦即对开端或直接的东西的否定过程”[5]74。中介或称作否定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是黑格尔哲学运动轨迹中重要一环。邓晓芒老师曾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归结为一个公式，一个运动的三段式：作为开端的第一个是直接的、抽象的、肯定的、自在的东西;第二个则是第一个的“中介”，是否定的、自为的东西，这个“中介”是“特殊的生命和运动最内在的源泉”，它才是“辩证法的灵魂”;而第三个便是我们常说的否定之否定，它是前两个环节的统一[6]160。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多次给出“中介”概念的界定，并阐述其在辩证运动中的作用。例如，在《逻辑学》中，在直接性和中介的论述中，他讲到“中介是一种相互关系，因而含有否定”[4]72，这种否定的关系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4]38。而这种辩证运动体现在黑格尔哲学各个环节的过渡中，这些“环节都是以他物为中介而过渡的”[4]94。黑格尔的逻辑学便“将那个片面的直接性作为一个有了中介的直接性来说明，在这里，有被建立为存在，而这个有的中介物，也被建立为根据”[4]90。
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便是精神的运动过程，其中“中介”是运动得以可能的关键。黑格尔“中介”概念十分复杂，这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若想要贴近地、真切地把握这一概念，就必须跟随黑格尔的哲学运动，品味“中介”在运动过程中的作用，并对这一能动性来源的关键概念不断追问、推敲。但是想要重现黑格尔的全部哲学运动，无疑是难以实现的。贺麟先生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早就指明了这一困难性，即便只在精神现象学中每个阶段又可以细化为不同的阶段，其中“黑格尔自己也有分辨得不够清楚的地方，而且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有的重，有的轻，也很不平衡。而且他描写这一意识形态到另一意识形态的过渡也多矫揉造作的地方”[7]28。
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的研究又当如何展开呢？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寻找黑格尔的精神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通过重现这一片段中“中介”概念的作用，追问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这才是真正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露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8]316是《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仿佛一个“天衣无缝”[6]164的圆圈，难以捉摸，十分艰涩又神秘，但这一切并非自开始时就是这样的，“它可以在《精神现象学》中，在哲学家本人的意识经验中得到具体的把握”[6]163。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将《精神现象学》视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开始，便为走出黑格尔哲学的迷宫找到了真正的出口。而《精神现象学》的秘密又在何处呢？笔者认为它恰恰也在《精神现象学》的开端，在意识（对象意识）转向自我意识的运动过程中，因为这里正是黑格尔将感性确定性扬弃开始神秘之旅的开端。故而本文将跟随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起，回顾感性确定性向自我意识的运动历程，着眼于中介概念在其中的作用并反思这一运动何以可能。
2.“意识”转向“自我意识”的“中介”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是从感性确定性开始的，所谓感性确定性就是我们最初的、最直接的知识，因此它拥有最具体的内容，也最丰富、最真实。在这种确定性中，意识就是纯粹的自我;而对象便是“這一个”对象，黑格尔认为“这种确定性所提供的也可以说是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7]117。
这种“抽象”和“贫乏”在对对象层面和自我层面的继续追问中便能发现。首先，在对象层面，感性确定性阶段的对象是“这一个”具体的、直接的事物，那么“什么是这一个”呢？我们一般会用时间和空间两种对象的存在形式来限定对象，因此“这一个”的存在形式便是“这时”和“这里”。假设想要将“这时”的本真意谓真实地保持下来，我们便将其写下来，就在这个瞬间“这时”的本真意谓却丢失了。黑格尔举例说，假设我们写下的是“这时是黑夜”，“黑夜”的意谓却已消失不复了，所以被保持的“乃是一个一般的否定的东西”[7]120，是一个间接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被保持恰恰因为它的否定性。因此，“我们没有真正地说出我们在感性确定性中所意谓的东西”，而我们想要意谓的“‘这一个’因而又表明自身为中介了的单纯性或普遍性”[7]120。“这里”的情况与此相同，当我们试图“指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对原初的感性确定性的否定了。同时，在主体层面，我们也将经历和对象同样的辩证法历程。
所以在这个阶段，感性确定性经历到的真理不在直接性的对象和自我中，它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直接性的东西，而是否定性和间接性的东西，不再是我们意谓的存在，而是抽象的、普遍的存在。因而，我们便走出了感性确定性，到了知觉阶段。
当对象和自我都不再是直接的确定性，变为共相的时候，意识就到了知觉阶段。在这一阶段，对象和自我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共相，这是被知觉意识到的，“作为原则的共相是知觉的本质”[7]128，而知觉阶段的起点便是这样的“共相”。知觉里的“这一个”是作为共相或者性质存在着的“这一个”，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媒介，是“被表明为众多成分之单纯的集合体这里和现在”[7]130。简言之，所有的特质都独立的、不受对方束缚的存在于简单的“这里”。联结这些单纯共相的便是“又”，“这个又就是那个纯粹共相自身，或者是那把它们那样互不相干地连在一起的媒介——事物一般。”[7]130 因此，从感性确定性阶段得到的单纯的“共相”，便又被联结它们的媒介即“又”或称“事物一般”取代了。至此，在知觉的过程中发生了如下运动：第一，事物是无差别的被动的共性，是被“又”联系的结合;第二，事物是单纯的否定性即“又”本身，是单一的事物一般;第三，事物是前两个环节的联系“通过持存物的媒介，向众多差别照射的那个个别性的光点”[7]130，黑格尔进一步表示“只有当这种直接统一与那些纯粹主要环节的联系完成，才达到事物”[7]132。
在知觉里，将“事物”作为它的对象意识，即知觉的意识，这要求知觉只接受对象，由此得到的便是知觉的真理。这个时候对象是真理、共相而意识还是非主要的东西，因此，会产生错觉。由此，意识便明确了，意识的知觉的性质不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认识，因而意识便超出了对象性的真实，回返到意识自身。因此，上文在知觉阶段的“正题”阶段，作为共相的是“又”;而在知觉的运动中，“我们”的反思才真正是事物环节的“共同的媒介”，“我们就保持住事物的自我等同性，以及作为单一体的真理性”[7]135。
至此，知觉将对象看作普遍的、一般的共相，进而在事物的矛盾概念中构成对象本质的规定性也被扬弃了，而新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共性在此出现，意识便开始真正进入知性阶段。
意识的运动并未停止，目前仍然作为外在观察者的我们的追问也不能停止，继续追问事物是什么便会发现事物的矛盾，它既是作为一个共相的事物也是包含着具体的感性特质的物，这便构成事物的矛盾，这种矛盾即康德所谓的“现象”与“物自体”的矛盾[9]80。继续追问，事物究竟是“现象”还是“物自体”呢？康德的进路是退守到“现象”的领域，追问我们的认识能力。而黑格尔为解决这个矛盾也引出了“力”的概念。他认为“力”和“规律”是知性阶段的两个特点，“知性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就是着眼于力，着眼于抽象概念‘力和力的表现’。”[9]82
“力”可以理解为知性的统摄能力。上文知觉阶段的“合题”便是被设定的独立的成分能够过渡到它们的统一性;同时又能够从这种统一性过渡为复多的独立成分，“这种运动过程就叫作力”[7]144。力是属于知性的概念，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作为质料的诸多环节借以持存的共同媒介”[7]145，另一种便是“力本身”[7]146，这两种力存在双重差异：首先，在内容上一个是诸多质料的媒介而另一个是返回自身的力;其次，在形式上一个是被引诱的被动的力，另一个事实能动的引诱的力。而这两个方面并非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处在过渡到彼此的反面的运动环节中，这恰恰是被意识觉察到的。
因此，力便表现为对自身的扬弃运动，而在这种扬弃中力的真理乃是力的概念或思想。因为现实的诸环节的力“它们的实体性和它们的运动不停顿地一起冲向一个无差别的统一性中”[7]149，也即冲向力的观念。可见，力的实现便意味着实在性的真正消失，而力的实现即力的观念便是知性的真理。力便是知性是世界与物自体世界之间的媒介，而“力之发展了的存在……就被称为现象”[7]150。从现象界向超感官世界的主要环节便是“否定或中介过程”，是共相中的“普遍的差别”，普遍差别是不稳定的现象界图像;而规律才是现象的真理，知性的世界便是一个静止的规律王国，是“超感官世界”[7]155，这就是知性的真理。
但是知性只是一种认识论的静观，它坚持着对象的静止的、死板的、僵硬的统一，这只不过是知性的“同语反复”[7]160。但当知性发现它的第二条规律即“纯粹差别”的规律时，新的矛盾便产生了。纯粹差别的規律即现象界中的差别不过是自身扬弃，这些差别不是对立的反而相互吸引，这一规律在力的运动中表现为“绝对的过渡和纯粹的转化”[7]161。由此，知性又从那个静止的规律王国到了“第二个超感官世界”[7]162，它作为第一个超感官世界的颠倒，实际上是消除了对立，在这个世界中差别不再是实体性的差别。至此，现象界的一切环节和过程就都被吸到了内在世界中。
当这种无限性概念成了意识的对象，意识便是扬弃了差别的意识，是自为的自我意识。简言之，我把自己和本身区别开来，设定为差别性，但我又直接意识到这种差别是我划分的差别，因此便没有了差别。至此“这个遮蔽着内在世界的帘幕因而就撤销了”[7]169，我们由此进入了自我意识。
行文至此，经历了艰涩困难的历程，这正好说明从意识向自我意识的运动并非一蹴而就地、单刀直入地实现的，这是意识本身历经曲折的结果，要洞察意识的运动历程，极大的耐心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意识-自我意识的运动历程显现，我们的用意乃是跟随黑格尔感受意识能动的运动，追问这一运动轨迹的动力究竟什么？不难看出意识在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自我意识的运动过程中，真实的运动都发生在否定的中介中，正如我们最初交代的那样，它是辩证法的灵魂。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否定实际上来自上一环节包含的内在矛盾，不是对上一环节的简单超越，而是“扬弃”，是否定也是保存[7]129。我们还是要继续追问，既然能动的真正秘密都隐秘的包含在否定的上一环节，那最终促成这一运动（否定）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我们最终将追溯到最初的起点即感性确定性，这也恰恰是本文选取感性确定性-自我意识运动的另一重要原因，因为它作为现象学运动的开端，蕴含着我们要找寻的原初的、真正的动力。但对此根源性的动力，黑格尔却吝于解释，甚至有意遮蔽，只留下只言片语，供人寻味。
3.被遮蔽的生存论诱因
黑格尔在现象学的感性确定性阶段，实际以人的感性活动作为开端，然而他自始至终对这一开端都抱有否定性的态度，他将人的感性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混为一谈，并因此将其否定掉了。他认为人的感性活动“吃饭”和“饮酒”这样的实践活动，是动物也“深深懂得”的。人的感性活动与动物的“吃”并无二致。这显然是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贬低式解读，正是这种抹杀态度，使得黑格尔的哲学的最根本的动力被遮蔽了。
邓晓芒先生在《思辨的张力》中找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生存论诱因，并将其强调出来，笔者认为这对去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将其从精神性的逻辑运动中解救出来，是至关重要的。生存论即种种色色的对象处于辩证的运动中，这“辩证的进展只能从思维的内在本性中去寻找其根源，最终只能从现实的生命活动中去找根据……即生命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矛盾”[6]38。黑格尔在现象学意识-自我意识的最后阶段提及：“这个单纯的无限性或绝对概念可以叫作生命的单纯本质、世界的灵魂、普遍的血脉”[7]165-166;在自我意识的运动中也曾这样表述：“它们就像一种直接的意愿或自然冲动，冲动得到了满足，满足自身又成了一个新冲动”[7]300。可见，黑格尔虽然试图用逻辑罩住精神的运动，却无法避免地在谈及意识何以拥有前进动力的时候，追溯到生命的本真的、直接的动力。黑格尔将人的感性活动与动物性的生命冲动混淆了，所以在超越动物性的时候，也超越了现实的人，故而扬弃掉了辩证法的真正动力。 遗憾的是，卢卡奇因为过分倚重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也并未将被遮蔽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解救出来。卢卡奇主张的主-客体统一原则实际上就是“按照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原则去构造体系，以费希特的自我原则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转换为一种‘大我’（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阶级意识）”[2]331。他并未真正发扬出无产阶级的现实活动，而是将克服物化寄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寄托于精神的觉醒。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却是一针见血地抓住了黑格尔对感性对象性活动、对现实的人、对此岸世界的遮蔽与颠倒，蕴藏着真正克服黑格尔哲学，建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关键。
三、马克思哲学的能动抓手：感性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黑格尔用思辨的结构代替感性现实的活动，揭露了黑格尔对人的感性活动的遮蔽实际上是对人的能动实践的异化。只有从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出发，才能真正拯救黑格尔哲学的最后成果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8]320。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被黑格尔扬弃掉的恰恰是人的本质。黑格尔所谓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不过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也就是，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的“异化”是人的本质与抽象思维的对立，而不是人的本质与它自身的对立，这种“异化”是黑格尔要扬弃的。但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应该被扬弃的“否定”“中介”，被他看作抽象思维的“异化”却是人的真正本质，这就意味着意识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历险中，走得越远，离人的本质越远。这是因为黑格尔错误地理解了人的本质，他将人的本质力量理解为精神的本质，只有思辨的、逻辑的精神才是人的本质。
因此，黑格尔也错误地理解了历史，他试图用抽象的思辨历程取代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犯了颠倒性错误。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为历史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然而这恰恰是异化的“历史”，“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8]316黑格尔试图将“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8]318都消除掉，实际上得到的只是抽象的、绝对的精神运动史。
但这并非意味着黑格尔哲学毫无可取之处，马克思公正地指出黑格尔《现象学》的唯一成果，就是辩证法。黑格尔的伟大之处便在于他真正将人的活动看作了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8]319。人的本质力量并非在被异化了的对象性中，而在“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8]322中。
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在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双重超越后才得到的。费尔巴哈虽然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8]314，但是他却机械地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仅仅看作了哲学与它自身的矛盾，是与感性确定性的存在直接对立的。因此他没有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是活动性的、运动着的人的本质（虽然黑格尔错误解读了人的本质），黑格尔对异化的扬弃正是试图用能动的方式消灭人本质的异化，重现人的能动的本质力量。
马克思采用了一个极易被误解的概念来描述这一批判性的超越，他认为只有“彻底的自然主义”才能够发现人的本质力量，必须澄清的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8]324它认识到人是直接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现实的人是能动和受动的结合，一方面人具有能动的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也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受到自然制约和限制的存在物。不同于黑格尔试图将所有外在的对象纳入自我意识，马克思坦然承认人的受动方面，人所能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在人之外的，而这些外在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8]324。
至此，马克思经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最终找到了他自己哲学的能动关键，那便是感性对象性活动，这揭示了人的能动与受动相统一的本质。对这一重要概念的研究，当然不应止于此，然而如何利用这个重要范畴建构马克思完整的辩证法体系，不是本文的论证任务。本文通过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能动方面的张扬，追溯至黑格尔的辩证法能动关键即“中介”，又通过对黑格尔精神运动的把握发现“中介”背后更关键的动力实际上便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这与马克思的判断是一致的。本文旨在揭示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发现不是天才性的顿悟，而是马克思历经艰难曲折的道路得到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能动抓手;紧紧抓住这一范畴是后续一切建构工作、不可逾越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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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邓晓芒.邓晓芒讲黑格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Searching for the Active Key of Marxist Philosophy
——Taking Lukacs’ Way of Overcoming Materialization as a Clue
DOU Ziq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Lukacs’ research on overcoming materialization highlights the dynamic role of the concept of “intermediary”. As the key of Hegelian dialectics， “intermediary” contains the active secret of Hegelian philosophy. By studying Hegel’s transition from consciousness to self-consciousness in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we can find that the initiative of “intermediary” comes from the emotional activities abandoned by Hegel. It is on the basis of perceptual and objective activities that Marx realized the transcendence of Hegel and Feuerbach， which is the dynamic key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Activeness， Intermediation， Dialectics， Objectivity Activities
关键词：能动性;中介;辩证法;对象性活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050-05
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理性哲学的悖谬入手，试图揭露克服物化现象和理性哲学的奥秘。这奥秘的关键便在“中介”概念中，但它却在学界对卢卡奇历史、总体、阶级意识等概念的青睐下，略显黯淡。其实，卢卡奇在文中就明确表示过：“历史上可能达到的高度并不靠直接既定的东西（及其规律）的笔直发展所能达到的，而是要靠通过形形色色的中介，意识到社会的总体才能达到的[1]175。”对卢卡奇而言，“中介”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卢卡奇建构起以历史概念为基础的、以总体性范畴为中心的历史辩证法，其中直接性和中介的辩证关系恰是对“总体性的展开和说明”;卢卡奇找到消灭物化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手中的武器就是中介范畴”[2]252。
将“中介”概念作为论证的核心恰是卢卡奇向黑格尔取经的结果。如王南教授所言：“卢卡奇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方面’时，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过分借重，而这种借重绝不是没有代价的。”[3]5-11虽然卢卡奇试图对这一概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但依旧难以消除夹杂其中的黑格尔意味。因此，要想继续追问“中介”概念的能动作用，就不得不进入黑格尔的辩证法。
卢卡奇的建构虽然最终难逃黑格尔式的思辨窠臼，甚至较黑格尔进一步导向了主观主义、神秘主义，但却让我们发现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蕴藏建构能动哲学的宝藏。黑格尔辩证法中究竟藏有哪些合理的、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东西？马克思哲学的能动性又当以什么为抓手开始建构呢？这恰是本文要追问的。
一、探寻克服物化之路：“中介”概念的凸显
卢卡奇主张实践和理论相统一的总体性思想，空前地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与资产阶级的理性哲学的困境看作同质的，从而沿着理性哲学不断发展扬弃的道路，寻得了克服资本主义物化的道路。这不仅使得物化研究更具深度，更展现了重现马克思主义能动性的努力。
1.物化现象与理性哲学的悖谬是同质的
卢卡奇探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的物化现象，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与资产阶级理性哲学的悖谬是同质的，这是资产阶级局限性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分别显现。
在经济领域中，他援引韦伯的观点，认为商品结构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1]149，这种抹杀人与人关系的“幽灵般的对象性”[1]149主要源于生产的合理性。其次，在政治领域，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经济领域物化的加剧，“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地沉浸入人人的意识里”[1]161。最终，合理的计算原则不依赖于个人的“任性”[1]166，也将政治生活放置在计算出的规律牢笼中。
作为时代精神浓缩的近代批判哲学也是从意识的物化结构中产生出来的[1]183。作为物化结构的哲学浓缩，能够在本质上显现出物化结构的问题。众所周知，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的转向，这个重要的转向使得哲学问题归为物质和主体两大阵营的对立，从而进一步演化成卢卡奇所谓的“两个大的乍看起来是相互完全独立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问题组”，它们便是作为主体的我们何以认识世界的问题和整体的问题、认识的本质对象的问题[1]188。
卢卡奇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将“形式和内容的逻辑对立推到了极点”[1]194，从而陷入了二元论的架构难以逃脱。究其根本，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是将既定事实看作不溶于理性的物自体，不能认识更不能改变。物自体标识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这将资本主义的物化推演到了极致。
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实际上包含了资产阶级哲学的物化，因此德国古典哲學不断克服理性的二律背反的道路能够为我们找寻克服物化的方法提供重要帮助。
2.物化的克服与哲学能动性的彰显
如上文所述，理性哲学的二律背反是资本主义物化社会的浓缩体现，那么在德国古典哲学试图克服二律背反的理论努力里，或许就藏着克服二律背反也即克服物化现象的钥匙。因此卢卡奇梳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路径，恰是为了寻得这把钥匙。
康德的伟大和局限恰恰都体现在他的“物自体”概念上，他为思维设定了不可逾越的“安全范围”[1]198，标识着人类思维的内在局限，使得思维面对物自体时，只能空留叹息。但他的伟大之处也正是他没有试图“掩盖问题的不可解决，而是坦率地、不折不扣地突出了问题的不可解决”[1]215。但这种“不可解决性”与人类内在的形而上冲动相悖，仿佛为人类的理性冲动判了死刑，我们当然不甘于此。于是在思维上难以克服的问题被抛向了实践领域，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消极自由表明他已经“把理论上（直观上）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看作是从实践上可以克服的”;同样，费希特也将“实践、行为、活动作为全部同一哲学的方法论中心”[1]200。因此，实践的原则变成了克服理性二律背反的出路，但是这是否就标志着理性哲学悖谬的克服呢？显然没有，这种实践方向的退缩，“并没能解决理论上已被论证了的二律背反，而是相反，使其永恒化了”[1]214。
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应运而生，他将历史看作实体，试图利用历史的生成和发展实现思维和现实的统一。黑格尔认为，历史实际上不过是思维的运动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我们本身的创造，现实不再是僵硬、遥远的物自体，而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是精神的运动。而精神的运动何以可能呢？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表示：“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前述的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4]216。而这个“否定的东西”，便是运动的“中介”即引导概念向前的真正动力，是黑格尔哲学得以能动的关键，也是卢卡奇要在黑格尔哲学中求取的“真经”。 卢卡奇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是“全部的总体都包含在每一个被辩证地、正确地把握的环节之中”[1]155。无产阶级能够将辩证的方法作为历史的方法，从而在自身中发现主体-客体的同一，因此无产阶级便是这“创世的‘我们’”[1]155。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能够使其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并拥有改变这一现实的力量。
而无产阶级能够超越直接现实性的关键便是“中介”范畴，这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处于一个现实世界，他们所能意识到的直接现实性并无二致，但“使赤裸的直接现实性对两个阶级说来能成为真正的客观现实性的特殊中介范畴……是根本不同的”[1]237。同时，想要超越直接性的现实也只能“靠通过形形色色的中介，意识到社会的总体才能达到的，是要靠明确地渴望要实现发展的辩证倾向才能达到的”[1]275。
二、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灵魂的“中介”概念
1.厘清研究进路
张世英先生主编的《黑格尔辞典》中给出了“中介”的六种解释，其中明确了“中介”内涵的是“指达到真理或结论的发展过程，亦即对开端或直接的东西的否定过程”[5]74。中介或称作否定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是黑格尔哲学运动轨迹中重要一环。邓晓芒老师曾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归结为一个公式，一个运动的三段式：作为开端的第一个是直接的、抽象的、肯定的、自在的东西;第二个则是第一个的“中介”，是否定的、自为的东西，这个“中介”是“特殊的生命和运动最内在的源泉”，它才是“辩证法的灵魂”;而第三个便是我们常说的否定之否定，它是前两个环节的统一[6]160。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多次给出“中介”概念的界定，并阐述其在辩证运动中的作用。例如，在《逻辑学》中，在直接性和中介的论述中，他讲到“中介是一种相互关系，因而含有否定”[4]72，这种否定的关系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4]38。而这种辩证运动体现在黑格尔哲学各个环节的过渡中，这些“环节都是以他物为中介而过渡的”[4]94。黑格尔的逻辑学便“将那个片面的直接性作为一个有了中介的直接性来说明，在这里，有被建立为存在，而这个有的中介物，也被建立为根据”[4]90。
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便是精神的运动过程，其中“中介”是运动得以可能的关键。黑格尔“中介”概念十分复杂，这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若想要贴近地、真切地把握这一概念，就必须跟随黑格尔的哲学运动，品味“中介”在运动过程中的作用，并对这一能动性来源的关键概念不断追问、推敲。但是想要重现黑格尔的全部哲学运动，无疑是难以实现的。贺麟先生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早就指明了这一困难性，即便只在精神现象学中每个阶段又可以细化为不同的阶段，其中“黑格尔自己也有分辨得不够清楚的地方，而且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有的重，有的轻，也很不平衡。而且他描写这一意识形态到另一意识形态的过渡也多矫揉造作的地方”[7]28。
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的研究又当如何展开呢？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寻找黑格尔的精神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通过重现这一片段中“中介”概念的作用，追问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这才是真正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露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8]316是《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仿佛一个“天衣无缝”[6]164的圆圈，难以捉摸，十分艰涩又神秘，但这一切并非自开始时就是这样的，“它可以在《精神现象学》中，在哲学家本人的意识经验中得到具体的把握”[6]163。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将《精神现象学》视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开始，便为走出黑格尔哲学的迷宫找到了真正的出口。而《精神现象学》的秘密又在何处呢？笔者认为它恰恰也在《精神现象学》的开端，在意识（对象意识）转向自我意识的运动过程中，因为这里正是黑格尔将感性确定性扬弃开始神秘之旅的开端。故而本文将跟随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起，回顾感性确定性向自我意识的运动历程，着眼于中介概念在其中的作用并反思这一运动何以可能。
2.“意识”转向“自我意识”的“中介”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是从感性确定性开始的，所谓感性确定性就是我们最初的、最直接的知识，因此它拥有最具体的内容，也最丰富、最真实。在这种确定性中，意识就是纯粹的自我;而对象便是“這一个”对象，黑格尔认为“这种确定性所提供的也可以说是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7]117。
这种“抽象”和“贫乏”在对对象层面和自我层面的继续追问中便能发现。首先，在对象层面，感性确定性阶段的对象是“这一个”具体的、直接的事物，那么“什么是这一个”呢？我们一般会用时间和空间两种对象的存在形式来限定对象，因此“这一个”的存在形式便是“这时”和“这里”。假设想要将“这时”的本真意谓真实地保持下来，我们便将其写下来，就在这个瞬间“这时”的本真意谓却丢失了。黑格尔举例说，假设我们写下的是“这时是黑夜”，“黑夜”的意谓却已消失不复了，所以被保持的“乃是一个一般的否定的东西”[7]120，是一个间接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被保持恰恰因为它的否定性。因此，“我们没有真正地说出我们在感性确定性中所意谓的东西”，而我们想要意谓的“‘这一个’因而又表明自身为中介了的单纯性或普遍性”[7]120。“这里”的情况与此相同，当我们试图“指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对原初的感性确定性的否定了。同时，在主体层面，我们也将经历和对象同样的辩证法历程。
所以在这个阶段，感性确定性经历到的真理不在直接性的对象和自我中，它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直接性的东西，而是否定性和间接性的东西，不再是我们意谓的存在，而是抽象的、普遍的存在。因而，我们便走出了感性确定性，到了知觉阶段。
当对象和自我都不再是直接的确定性，变为共相的时候，意识就到了知觉阶段。在这一阶段，对象和自我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共相，这是被知觉意识到的，“作为原则的共相是知觉的本质”[7]128，而知觉阶段的起点便是这样的“共相”。知觉里的“这一个”是作为共相或者性质存在着的“这一个”，是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媒介，是“被表明为众多成分之单纯的集合体这里和现在”[7]130。简言之，所有的特质都独立的、不受对方束缚的存在于简单的“这里”。联结这些单纯共相的便是“又”，“这个又就是那个纯粹共相自身，或者是那把它们那样互不相干地连在一起的媒介——事物一般。”[7]130 因此，从感性确定性阶段得到的单纯的“共相”，便又被联结它们的媒介即“又”或称“事物一般”取代了。至此，在知觉的过程中发生了如下运动：第一，事物是无差别的被动的共性，是被“又”联系的结合;第二，事物是单纯的否定性即“又”本身，是单一的事物一般;第三，事物是前两个环节的联系“通过持存物的媒介，向众多差别照射的那个个别性的光点”[7]130，黑格尔进一步表示“只有当这种直接统一与那些纯粹主要环节的联系完成，才达到事物”[7]132。
在知觉里，将“事物”作为它的对象意识，即知觉的意识，这要求知觉只接受对象，由此得到的便是知觉的真理。这个时候对象是真理、共相而意识还是非主要的东西，因此，会产生错觉。由此，意识便明确了，意识的知觉的性质不是一个简单的纯粹的认识，因而意识便超出了对象性的真实，回返到意识自身。因此，上文在知觉阶段的“正题”阶段，作为共相的是“又”;而在知觉的运动中，“我们”的反思才真正是事物环节的“共同的媒介”，“我们就保持住事物的自我等同性，以及作为单一体的真理性”[7]135。
至此，知觉将对象看作普遍的、一般的共相，进而在事物的矛盾概念中构成对象本质的规定性也被扬弃了，而新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共性在此出现，意识便开始真正进入知性阶段。
意识的运动并未停止，目前仍然作为外在观察者的我们的追问也不能停止，继续追问事物是什么便会发现事物的矛盾，它既是作为一个共相的事物也是包含着具体的感性特质的物，这便构成事物的矛盾，这种矛盾即康德所谓的“现象”与“物自体”的矛盾[9]80。继续追问，事物究竟是“现象”还是“物自体”呢？康德的进路是退守到“现象”的领域，追问我们的认识能力。而黑格尔为解决这个矛盾也引出了“力”的概念。他认为“力”和“规律”是知性阶段的两个特点，“知性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就是着眼于力，着眼于抽象概念‘力和力的表现’。”[9]82
“力”可以理解为知性的统摄能力。上文知觉阶段的“合题”便是被设定的独立的成分能够过渡到它们的统一性;同时又能够从这种统一性过渡为复多的独立成分，“这种运动过程就叫作力”[7]144。力是属于知性的概念，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作为质料的诸多环节借以持存的共同媒介”[7]145，另一种便是“力本身”[7]146，这两种力存在双重差异：首先，在内容上一个是诸多质料的媒介而另一个是返回自身的力;其次，在形式上一个是被引诱的被动的力，另一个事实能动的引诱的力。而这两个方面并非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处在过渡到彼此的反面的运动环节中，这恰恰是被意识觉察到的。
因此，力便表现为对自身的扬弃运动，而在这种扬弃中力的真理乃是力的概念或思想。因为现实的诸环节的力“它们的实体性和它们的运动不停顿地一起冲向一个无差别的统一性中”[7]149，也即冲向力的观念。可见，力的实现便意味着实在性的真正消失，而力的实现即力的观念便是知性的真理。力便是知性是世界与物自体世界之间的媒介，而“力之发展了的存在……就被称为现象”[7]150。从现象界向超感官世界的主要环节便是“否定或中介过程”，是共相中的“普遍的差别”，普遍差别是不稳定的现象界图像;而规律才是现象的真理，知性的世界便是一个静止的规律王国，是“超感官世界”[7]155，这就是知性的真理。
但是知性只是一种认识论的静观，它坚持着对象的静止的、死板的、僵硬的统一，这只不过是知性的“同语反复”[7]160。但当知性发现它的第二条规律即“纯粹差别”的规律时，新的矛盾便产生了。纯粹差别的規律即现象界中的差别不过是自身扬弃，这些差别不是对立的反而相互吸引，这一规律在力的运动中表现为“绝对的过渡和纯粹的转化”[7]161。由此，知性又从那个静止的规律王国到了“第二个超感官世界”[7]162，它作为第一个超感官世界的颠倒，实际上是消除了对立，在这个世界中差别不再是实体性的差别。至此，现象界的一切环节和过程就都被吸到了内在世界中。
当这种无限性概念成了意识的对象，意识便是扬弃了差别的意识，是自为的自我意识。简言之，我把自己和本身区别开来，设定为差别性，但我又直接意识到这种差别是我划分的差别，因此便没有了差别。至此“这个遮蔽着内在世界的帘幕因而就撤销了”[7]169，我们由此进入了自我意识。
行文至此，经历了艰涩困难的历程，这正好说明从意识向自我意识的运动并非一蹴而就地、单刀直入地实现的，这是意识本身历经曲折的结果，要洞察意识的运动历程，极大的耐心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意识-自我意识的运动历程显现，我们的用意乃是跟随黑格尔感受意识能动的运动，追问这一运动轨迹的动力究竟什么？不难看出意识在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自我意识的运动过程中，真实的运动都发生在否定的中介中，正如我们最初交代的那样，它是辩证法的灵魂。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否定实际上来自上一环节包含的内在矛盾，不是对上一环节的简单超越，而是“扬弃”，是否定也是保存[7]129。我们还是要继续追问，既然能动的真正秘密都隐秘的包含在否定的上一环节，那最终促成这一运动（否定）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我们最终将追溯到最初的起点即感性确定性，这也恰恰是本文选取感性确定性-自我意识运动的另一重要原因，因为它作为现象学运动的开端，蕴含着我们要找寻的原初的、真正的动力。但对此根源性的动力，黑格尔却吝于解释，甚至有意遮蔽，只留下只言片语，供人寻味。
3.被遮蔽的生存论诱因
黑格尔在现象学的感性确定性阶段，实际以人的感性活动作为开端，然而他自始至终对这一开端都抱有否定性的态度，他将人的感性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混为一谈，并因此将其否定掉了。他认为人的感性活动“吃饭”和“饮酒”这样的实践活动，是动物也“深深懂得”的。人的感性活动与动物的“吃”并无二致。这显然是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贬低式解读，正是这种抹杀态度，使得黑格尔的哲学的最根本的动力被遮蔽了。
邓晓芒先生在《思辨的张力》中找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生存论诱因，并将其强调出来，笔者认为这对去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将其从精神性的逻辑运动中解救出来，是至关重要的。生存论即种种色色的对象处于辩证的运动中，这“辩证的进展只能从思维的内在本性中去寻找其根源，最终只能从现实的生命活动中去找根据……即生命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矛盾”[6]38。黑格尔在现象学意识-自我意识的最后阶段提及：“这个单纯的无限性或绝对概念可以叫作生命的单纯本质、世界的灵魂、普遍的血脉”[7]165-166;在自我意识的运动中也曾这样表述：“它们就像一种直接的意愿或自然冲动，冲动得到了满足，满足自身又成了一个新冲动”[7]300。可见，黑格尔虽然试图用逻辑罩住精神的运动，却无法避免地在谈及意识何以拥有前进动力的时候，追溯到生命的本真的、直接的动力。黑格尔将人的感性活动与动物性的生命冲动混淆了，所以在超越动物性的时候，也超越了现实的人，故而扬弃掉了辩证法的真正动力。 遗憾的是，卢卡奇因为过分倚重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也并未将被遮蔽的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解救出来。卢卡奇主张的主-客体统一原则实际上就是“按照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原则去构造体系，以费希特的自我原则把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转换为一种‘大我’（无产阶级）的主观精神（阶级意识）”[2]331。他并未真正发扬出无产阶级的现实活动，而是将克服物化寄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寄托于精神的觉醒。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却是一针见血地抓住了黑格尔对感性对象性活动、对现实的人、对此岸世界的遮蔽与颠倒，蕴藏着真正克服黑格尔哲学，建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关键。
三、马克思哲学的能动抓手：感性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黑格尔用思辨的结构代替感性现实的活动，揭露了黑格尔对人的感性活动的遮蔽实际上是对人的能动实践的异化。只有从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出发，才能真正拯救黑格尔哲学的最后成果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8]320。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被黑格尔扬弃掉的恰恰是人的本质。黑格尔所谓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不过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也就是，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的“异化”是人的本质与抽象思维的对立，而不是人的本质与它自身的对立，这种“异化”是黑格尔要扬弃的。但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应该被扬弃的“否定”“中介”，被他看作抽象思维的“异化”却是人的真正本质，这就意味着意识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历险中，走得越远，离人的本质越远。这是因为黑格尔错误地理解了人的本质，他将人的本质力量理解为精神的本质，只有思辨的、逻辑的精神才是人的本质。
因此，黑格尔也错误地理解了历史，他试图用抽象的思辨历程取代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犯了颠倒性错误。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为历史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然而这恰恰是异化的“历史”，“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8]316黑格尔试图将“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8]318都消除掉，实际上得到的只是抽象的、绝对的精神运动史。
但这并非意味着黑格尔哲学毫无可取之处，马克思公正地指出黑格尔《现象学》的唯一成果，就是辩证法。黑格尔的伟大之处便在于他真正将人的活动看作了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8]319。人的本质力量并非在被异化了的对象性中，而在“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8]322中。
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在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双重超越后才得到的。费尔巴哈虽然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8]314，但是他却机械地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仅仅看作了哲学与它自身的矛盾，是与感性确定性的存在直接对立的。因此他没有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是活动性的、运动着的人的本质（虽然黑格尔错误解读了人的本质），黑格尔对异化的扬弃正是试图用能动的方式消灭人本质的异化，重现人的能动的本质力量。
马克思采用了一个极易被误解的概念来描述这一批判性的超越，他认为只有“彻底的自然主义”才能够发现人的本质力量，必须澄清的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8]324它认识到人是直接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现实的人是能动和受动的结合，一方面人具有能动的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也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受到自然制约和限制的存在物。不同于黑格尔试图将所有外在的对象纳入自我意识，马克思坦然承认人的受动方面，人所能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在人之外的，而这些外在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8]324。
至此，马克思经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最终找到了他自己哲学的能动关键，那便是感性对象性活动，这揭示了人的能动与受动相统一的本质。对这一重要概念的研究，当然不应止于此，然而如何利用这个重要范畴建构马克思完整的辩证法体系，不是本文的论证任务。本文通过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能动方面的张扬，追溯至黑格尔的辩证法能动关键即“中介”，又通过对黑格尔精神运动的把握发现“中介”背后更关键的动力实际上便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这与马克思的判断是一致的。本文旨在揭示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发现不是天才性的顿悟，而是马克思历经艰难曲折的道路得到的，是马克思哲学的能动抓手;紧紧抓住这一范畴是后续一切建构工作、不可逾越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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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ng for the Active Key of Marxist Philosophy
——Taking Lukacs’ Way of Overcoming Materialization as a Clue
DOU Ziqi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Lukacs’ research on overcoming materialization highlights the dynamic role of the concept of “intermediary”. As the key of Hegelian dialectics， “intermediary” contains the active secret of Hegelian philosophy. By studying Hegel’s transition from consciousness to self-consciousness in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we can find that the initiative of “intermediary” comes from the emotional activities abandoned by Hegel. It is on the basis of perceptual and objective activities that Marx realized the transcendence of Hegel and Feuerbach， which is the dynamic key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 words： Activeness， Intermediation， Dialectics， Objectivity Activ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