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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是积极的,我们应该更有信心!”这是辛颖看到《完善促进消赞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后的第一反应。他是海亮教育集团(以下简称海亮教育)的董事长。
2018年10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上述实施方案,提出要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的市场准入,在教育培训领域,强调要抓紧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实施条例。
在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看来,民办教育发展的大势不可逆。“民办教育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已经成为国家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吴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艰难起步
早在2400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就开始兴办私学。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民办教育。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全部收归公有。直到1982年,《宪法》确定了民办教育的合法性,民办教育才重新获得了发展机会。
“政策放开之后,首先出现的不是学校,而是一些针对成人的学习班和函授班。民办教育真正开始成规模发展,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辛颖回忆道。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颁布,强调“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
“这极大鼓舞了社会各界振兴教育的热情,现在许多老牌民办学校都是在那一时期创立的。”吴华说。
海亮教育集团便是其中之一。
据辛颖介绍,1995年,海亮教育创始人冯海良是浙江诸暨市铜业公司的当家人。当时冯海良受朋友之托,帮其寻找一所好学校,却发现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加之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于是他便投资创立了海亮外国语学校。
同一时期,程淮也与朋友一起成立了北京幸福泉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后又创办幸福泉幼儿园(以下简称幸福泉)。
刚刚创立的海亮外国语学校发展困难重重,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生源不足。
“当时为了吸引学生就读,什么方法都尝试,甚至推出了试读的方法,学生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学。”辛颖说。
事实上,当时许多民办学校都步履维艰。那时中国民办教育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办学积淀、办学规模、办学层次,还是政府信任、资源获取、社会认可度等都无法与公办学校相比,甚至无法与公办教育站在同一个竞争平台上。
“但当时民办教育作为公办教育的补充,已经开始为民众提供选择性的教育。这也是民办教育最重要的属性。”吴华强调。
民办学校占比超三成
1997年7月,《社會力量办学条例》出台。
“这是我国第一次把民办教育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为民办教育发展设置了基本框架。”吴华说。
此后,“法制化”成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关键词。
2002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法律《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颁布。
“民促法的出台意味着民办教育的法律框架基本构建。这让民办教育获得了与公办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也为民办教育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吴华评论道。
“法制化”促进了中国民办教育的大发展。
据辛颖介绍,2002年之后,海亮教育的发展进人决车道。那一年,海亮教育正式开始集团化办学,并发力国际教育。“这一方面是因为海亮教育自身积累和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是民促法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辛颖表示。
幸福泉也在那一时期获得了飞速发展。幸福泉创始人程淮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在2008年前后,幸福泉从最初的几十家迅速扩张到200余家,“那几年整个民办教育发展都比较快,我们也经常在学前教育杂志、百度上做广告推广。”
教育部《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691万所,在校生131576万人。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分别增长为149万所和407831万人。
照此计算,十年间,中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增加了799万所,增长率达到1156%,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超过11%;同期民办学校在校生增加了276255万人,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
教育部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76万所,占全国学校总数的比例为3457%;招生172186万人,比上年增加8163万人,增长498%;在校生达512047万人,比上年增加29510万人,增长612%。民办教育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
“这说明民办教育极大地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我们在调研中也了解到,目前全国600多个设区城市中,除了北京、上海等优质教育资源密集的城市,绝大多数城市最好的初中都是民办初中。”吴华补充道。
民办教育的发展也极大地节约了政府教育资金。据吴华透露,目前中国超过17万民办学校的发展,使政府每年节约财政资金超过5000亿元,占整个公共财政资金的七分之一左右。
公办保基本,民办供选择
民办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供选择”的属性日益彰显。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高品质、个性化、有特色的教育成为新的教育需求。“这也是民办教育发展的基础和空间所在。”北京汇佳教育机构董事长王志泽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在王志泽看来,公办教育的体质特征要求其首先要讲究公平,要能够保证为国民提供公平、均衡的基本教育。“公办学校没有必要品牌化、个性化,而是应该将市场空间交给民办学校,由其提供个性化、选择星教育。”王志泽说。
无论如何,民办学校必须办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建立高质量的特色教育体系一直是幸福泉的生命线。”程淮说。
为了实现个性化教育,幸福泉开发了被称为EGD系统的个性化教育工具,通过评估、指导、发展,来促进儿童的个性化发展。其中,根据0-6岁儿童成长的一股规律,评估体系设置了1080个发展指标。每个孩子入园后首先要进行发展评估,然后由系统给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平时活动中,老师要按照发展指标对每个孩子进行观察,并将结果输入EGD系统。一个月后,系统会根据儿童的发展给出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幼儿园每个月都有一个解决方案,每个孩子有10个发展目标,有5种教学和游戏方式。”程淮说。更重要的是,幸福泉要求老师能根据对儿童的观察、根据偶发事件随机实施个性化教育。
为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幸福泉还研发出了QEOSA的方法论,即提出问题、开始探索、进行优化和展示,然后付诸实践。在幼儿园的日常活动中,幸福泉鼓励孩子就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和困难提出问题,甚至为此建立了问题库。如有的孩子就提出了空调为什么不能灭蚊,最终孩子们在老师的帮助下,经过探索、优化,发明了灭蚊空调,并在国际发明展上获得了金奖。
“这几年,幸福泉有100多个孩子申请了国家专利,76个获得专利的孩子被中国发明家协会授予小小会员荣誉称号。”程淮告诉本刊记者。
“分类管理”如何管
民办教育的发展并不是没有问题。
辛颖对本刊记者坦言,资本进入之后,民办学校的辦学规模会急速扩张,一些学校难免会在这一过程中只注重规模、效率和盈利,而忽略管理和办学品质。“尽管这类学校最终会被市场淘汰,但在这个过程中仍会给社会和行业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此外,在教育资产证券化背景下,一些民办教育机构依靠“加盟制”迅速做大,“但这往往会导致管理、师资、课程等方面跟不上,甚至会因为管理不到位不到边而引发严重问题。”辛颖说。一个例子是,靠“加盟制”迅速扩张的某幼儿园品牌便在2017年11月曝出侵害儿童的丑闻,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目前。各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认为国家对民办学校实施分列管理意味着“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办学”。但具体该如何实施,成为关键。
目前已出台的文件中,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只能选择创办非营利学校。而学前、高中和大学阶段,虽可选择营利性,但因未来形势不明朗,同时营利性学校用地、税收等会增加,从而导致办学成本增加,此类因素难免令办学者顾虑重重。
选择创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就意味着不得进行学校的结余分配,学校终止时不得要求财产权利。
“无论是全国人大在2002年制定‘民促法’时的调研,还是我2010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对一万名以上的举办者所作的调研都表明,95%以上的办学者在办学的同时也想赚点钱。这就出现了制度与预期的冲突,这将成为一个长期挑战。”吴华说。
此外,现存的1776万所民办学校选择走那条路,财产如何处置也是问题。尽管“民促法”修订案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具体细则并未明确。
“目前22个已经出台的地方实施意见中,对财产处置问题大都语焉不详。这也是分类管理提出近两年却仍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吴华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