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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16日至18日，前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祭吊仪式在天津英租界举行。位于盛茂道的黎元洪宅邸大门敞开，前来致吊的北洋故老与京津各界名人络绎不绝，不仅有徐世昌、曹锟、王士珍、靳云鹏等前北洋总统、总理致祭，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新朝勋贵的名字，也出现在花圈、挽联落款上。天津市政府还下令各机关、学校降半旗致悼，可谓备极哀荣。7月17日，前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出现在黎元洪宅前，亲自祭吊这位多年亦敌亦友的袍泽故旧，津门小报以“积年恩怨，一笔冰消”之类的标题做特别报道。
黎元洪病逝于1928年6月3日，正处在时代交替的节点。他去世的第二天，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国家元首、“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死于日本人的暗杀。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6月10日，驻守天津的北洋军改旗易帜，打出“国民革命军天津临时保卫司令部”的招牌。
聚居在天津租界的前北洋高官议论纷纷，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是还会翻身上台的下野高官，而是彻彻底底的退休“老干部”了。
大总统的置业首选
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是北京，北洋高官的置业首选却是相邻不远的天津，更准确说是天津租界。
北洋高官看中天津租界良好的社会治安、自成一体的法治空间、西方化的教育环境，以及稳定的房产价值，纷纷前来买地建楼，安置家眷。在任时，他们经常在周末乘坐京津铁路快车到天津探亲或者游玩，下野后更是选择在方便舒适的租界居住，真正“衣锦还乡”者少之又少。
英租界是天津各租界中的“总统之选”。北洋政府7位国家元首当中，有4位选择在英租界置业。盛茂道上除了黎元洪宅邸外，还有“贿选总统”曹锟的宅邸，里面住着他和元配、三姨太。当然，曹锟本就是天津人，自然不止一套房产，他的四姨太便住在同属英租界的达克拉道“泉山公馆”内。
祖籍天津的文人大总统徐世昌，同样在英租界牛津道、咪哆士道也有两处大宅。徐世昌口头上不忘他出生地河南辉县的水竹村，吟诗作对、挥毫泼墨，都署名“水竹村人”，但从1922年卸任大总统到去世，17年间徐世昌没有离开过天津一步。以奉天为基地的大元帅张作霖，同样在英租界香港道买了两处房产，用做第三、第五两房姨太太的居所。
除此之外，奥匈帝国租界里也有两位总统的产业。租界内金汤二马路南侧，有一座华丽雅致的白色三层小楼，是北洋政府第一位大总统袁世凯的宅邸。马路对面有一座更为低调的两层楼宇，则是第三位大总统冯国璋的花园洋房。天津人将两座宅邸的关系称之为“左右冯袁”。
国家元首如此，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和省长们自然也对在天津租界购置房产趋之若鹜。天津距离北京近在咫尺，下野高官在租界坐津望京，或是窥探复出机会，或是坐等时局变化，随时可以准备出山再搏一把。即便心灰意冷，无意于军政，也可以靠着天津良好的金融服务安心做生意，赚个盆丰钵满。
黎元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袁世凯称帝失败病死后，顺理成章以副总统接任大总统，但在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落入下风，经历1917年戏剧般的“张勋复辟”后黯然下台，遁入天津租界过起寓公生活。
5年后，1922年6月，直系军阀领袖曹锟挟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之余威，将试图在直奉皖三系之间搞平衡的文人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将黎元洪从天津英租界迎入北京总统府。但仅仅一年后，曹锟完成了修改宪法和国会选举等一系列程序，要把自己正式选为大总统。失去了利用价值的黎元洪被迫签署辞职书，再度回到天津。
自此之后，黎元洪放弃军政野望，安心于下野现实，把自己转型成了“再创业”的投资家。不得不说，在这方面他比当总统更有天赋。据不完全统计，到黎元洪去世前，他共投资各类银行、企业70多家，金额超过300万元。投资对象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票煤矿公司、汉口第一纺织公司、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等著名企业，还有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样的金融机构，以及拍摄了第一部《红楼梦》电影的孔雀电影公司。
在租界发财的北洋高官大有人在。前江西督军陈光远带兵打仗颇为蹩脚，经商牟利却颇为灵通。他下野后在天津买地皮、炒黄金、开当铺、放贷款，狠狠赚了几笔。据说，陈光远拥有的地皮是天津第一，因此落下个“天津督军”的绰号。
同样生活在租界，后半生相对落魄的北洋高官也大有人在。曹锟下野到津寓居后手头颇为拮据。特别是一同生活的三姨太陈寒蕊四处追讨放在他人处的财物而不得，时常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更令曹锟苦恼不已。
段祺瑞则是另一种情况。他在北洋政府时期长期担任国务总理，在大总统与总理间的“府院之争”中从来都是胜利者，下野后却比同僚们更寒酸。1926年4月，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旋即被黎元洪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段祺瑞偿还1918年向他借的7万元大洋。这官司打了两年，段祺瑞也没能把钱还上，直到黎元洪去世后不了了之。
野心家和血债主的安全区
国民政府在1928年宣布定都南京，北京从首都降为北平特别市，随着中央政府机关搬离，市面顿时萧条了不少，反而衬托出天津更加繁荣。1930年，张学良借着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的功劳入主平津。他把总部设在北平，却更留恋天津的繁华市街和夜生活，他最喜欢出没在天津巨商、怡和洋行华人大班梁炎卿家中。直到90岁时，张学良还对梁炎卿的九女儿念念不忘，对来访者说起“我特别喜欢他的九小姐”。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发，东三省沦陷于日本人之手。民族危亡的局面震动了全中国，在天津却显出一些不一样的面貌。在天津，除了北洋高官外，还有另一个群体因为类似的原因选择在租界聚居，他们便是前清宗室和遗老遗少。1926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以及庆亲王载振、前总管太监“小德张”张恒泰，都是租界居民。溥仪先后居住在日租界宫岛街的晚清陆军第8镇统制官张彪宅邸“张园”，和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宅邸“静园”，圈子不离租界主流。 对北洋高官，尤其是其中犹在壮年、不甘心下野的一批人而言，天津租界同样是谋划行动的安全区。国民党的“蓝衣社”特工虽然活跃，也不敢在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下放肆开展制裁行动，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便是一个显著例子。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张敬尧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支持和怂恿下，试图在平津地区组织武装、发动暴动。结果抵达北平后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工刺死在六国饭店。
同样因为离开租界遇刺的，还有两位最初没有选择退居天津租界的大军阀——原“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和原“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1931年“九·一八”之后，张宗昌、孙传芳相继迁到天津居住。1932年9月，张宗昌受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邀请前往济南拜访，事毕返回天津时，在火车站遭人开枪射杀。行凶者名叫郑继成，是北伐战争期间被张宗昌下令枪毙的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将领郑金声之子。不过，最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将郑继成特赦释放。
孙传芳的名声要比“狗肉将军”张宗昌好一些。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多次游说孙传芳为其张目，充当“华北自治领袖”，都吃了闭门羹。
即便如此，孙传芳依然遭遇了暗杀。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天津佛教居士林被人开枪打死，当场血溅佛堂。这一次的行凶者施剑翘，是北洋时代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之女，行凶原因同样是复仇。施剑翘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同样被特赦释放。
这件事情让北洋“老干部”们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也更加相信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才能使他们安全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但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迎接他们的将是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结局。
面对侵略者的拒与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9日一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本军队之手。只有租界内还保持着相对平静。
攻占了平津的日本人，需要利用有名望的中国官员组织傀儡政权，替他们维持地方统治。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正好为日本人提供了丰富的后备人选。而日本人的军事胜利和政治鼓动，也让部分北洋下野官僚政治野心死灰复燃。
1937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这个伪政权打出了“新民主义”的口号，但“国旗”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国歌”是北洋政府时代的《卿云歌》，连政府各部门长官的职衔也是北洋式的“总长”。
翻开伪临时政府创建者的名单一看，果然都是北洋下野高官。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总长王克敏在北洋时期当过财政总长，议政委員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当过财政总长，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当过司法总长；赈济、治安、法制、实业4位总长和北平、天津2位特别市市长当中，有2位前代理总理、3位总长和1位督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从天津租界中请出来的。
选择与日本人合流的北洋高官毕竟是少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就开始劝说留在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领袖人物南下，避免被日本人利用。段祺瑞首先响应号召，于1933年1月迁居上海。出于加强政治影响的考虑，国民政府还曾准备委任段祺瑞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未及落实，段祺瑞于1936年11月病逝。
留在北平的北洋高官领袖中，也有许多人拒绝了日本人的诱惑。伪临时政府的治安总长齐燮元曾是曹锟一手提拔的直系大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是曹锟贿选总统时的得力谋臣，两人多次替日本人劝说曹锟加入伪临时政府，都被他轰了出去。当时曹锟的经济状况已经颇为紧张，甚至要靠卖掉部分房产维持生活，但其管家的四姨太刘凤伟仍然赞同曹锟的决定，“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希望说服的另一位北洋高官领袖是吴佩孚。“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中将、大迫通贞少将多次前往劝说吴佩孚加盟临时政府，或者在武汉组建新的政权，都遭到后者拒绝。
1938年5月15日，曹锟因肺炎病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拔牙引发败血症死亡，坊间传言是日本特务唆使医生将其暗杀。国民政府为了表彰两位身处沦陷区的前北洋领袖，同时为了号召其他北洋高官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与日方合作，给予曹锟、吴佩孚极高的身后待遇，为二人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拨发国葬费用，并举行追悼会致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包括天津租界在内的各国在华租界。此时，寓居在租界内的北洋高官已经所剩不多，知名者更是寥寥无几。王克敏、齐燮元等战时投敌者或被处决，或者瘐死狱中。
“北洋退休干部”这一群体，和他们所依附的天津租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并烟消云散了。
黎元洪病逝于1928年6月3日，正处在时代交替的节点。他去世的第二天，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国家元首、“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死于日本人的暗杀。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6月10日，驻守天津的北洋军改旗易帜，打出“国民革命军天津临时保卫司令部”的招牌。
聚居在天津租界的前北洋高官议论纷纷，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是还会翻身上台的下野高官，而是彻彻底底的退休“老干部”了。
大总统的置业首选
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是北京，北洋高官的置业首选却是相邻不远的天津，更准确说是天津租界。
北洋高官看中天津租界良好的社会治安、自成一体的法治空间、西方化的教育环境，以及稳定的房产价值，纷纷前来买地建楼，安置家眷。在任时，他们经常在周末乘坐京津铁路快车到天津探亲或者游玩，下野后更是选择在方便舒适的租界居住，真正“衣锦还乡”者少之又少。
英租界是天津各租界中的“总统之选”。北洋政府7位国家元首当中，有4位选择在英租界置业。盛茂道上除了黎元洪宅邸外，还有“贿选总统”曹锟的宅邸，里面住着他和元配、三姨太。当然，曹锟本就是天津人，自然不止一套房产，他的四姨太便住在同属英租界的达克拉道“泉山公馆”内。
祖籍天津的文人大总统徐世昌，同样在英租界牛津道、咪哆士道也有两处大宅。徐世昌口头上不忘他出生地河南辉县的水竹村，吟诗作对、挥毫泼墨，都署名“水竹村人”，但从1922年卸任大总统到去世，17年间徐世昌没有离开过天津一步。以奉天为基地的大元帅张作霖，同样在英租界香港道买了两处房产，用做第三、第五两房姨太太的居所。
除此之外，奥匈帝国租界里也有两位总统的产业。租界内金汤二马路南侧，有一座华丽雅致的白色三层小楼，是北洋政府第一位大总统袁世凯的宅邸。马路对面有一座更为低调的两层楼宇，则是第三位大总统冯国璋的花园洋房。天津人将两座宅邸的关系称之为“左右冯袁”。
国家元首如此，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和省长们自然也对在天津租界购置房产趋之若鹜。天津距离北京近在咫尺，下野高官在租界坐津望京，或是窥探复出机会，或是坐等时局变化，随时可以准备出山再搏一把。即便心灰意冷，无意于军政，也可以靠着天津良好的金融服务安心做生意，赚个盆丰钵满。
黎元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袁世凯称帝失败病死后，顺理成章以副总统接任大总统，但在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落入下风，经历1917年戏剧般的“张勋复辟”后黯然下台，遁入天津租界过起寓公生活。
5年后，1922年6月，直系军阀领袖曹锟挟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之余威，将试图在直奉皖三系之间搞平衡的文人大总统徐世昌赶下台，将黎元洪从天津英租界迎入北京总统府。但仅仅一年后，曹锟完成了修改宪法和国会选举等一系列程序，要把自己正式选为大总统。失去了利用价值的黎元洪被迫签署辞职书，再度回到天津。
自此之后，黎元洪放弃军政野望，安心于下野现实，把自己转型成了“再创业”的投资家。不得不说，在这方面他比当总统更有天赋。据不完全统计，到黎元洪去世前，他共投资各类银行、企业70多家，金额超过300万元。投资对象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票煤矿公司、汉口第一纺织公司、南阳兄弟烟草公司等著名企业，还有北京证券交易所这样的金融机构，以及拍摄了第一部《红楼梦》电影的孔雀电影公司。
在租界发财的北洋高官大有人在。前江西督军陈光远带兵打仗颇为蹩脚，经商牟利却颇为灵通。他下野后在天津买地皮、炒黄金、开当铺、放贷款，狠狠赚了几笔。据说，陈光远拥有的地皮是天津第一，因此落下个“天津督军”的绰号。
同样生活在租界，后半生相对落魄的北洋高官也大有人在。曹锟下野到津寓居后手头颇为拮据。特别是一同生活的三姨太陈寒蕊四处追讨放在他人处的财物而不得，时常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更令曹锟苦恼不已。
段祺瑞则是另一种情况。他在北洋政府时期长期担任国务总理，在大总统与总理间的“府院之争”中从来都是胜利者，下野后却比同僚们更寒酸。1926年4月，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旋即被黎元洪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段祺瑞偿还1918年向他借的7万元大洋。这官司打了两年，段祺瑞也没能把钱还上，直到黎元洪去世后不了了之。
野心家和血债主的安全区
国民政府在1928年宣布定都南京，北京从首都降为北平特别市，随着中央政府机关搬离，市面顿时萧条了不少，反而衬托出天津更加繁荣。1930年，张学良借着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介石的功劳入主平津。他把总部设在北平，却更留恋天津的繁华市街和夜生活，他最喜欢出没在天津巨商、怡和洋行华人大班梁炎卿家中。直到90岁时，张学良还对梁炎卿的九女儿念念不忘，对来访者说起“我特别喜欢他的九小姐”。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发，东三省沦陷于日本人之手。民族危亡的局面震动了全中国，在天津却显出一些不一样的面貌。在天津，除了北洋高官外，还有另一个群体因为类似的原因选择在租界聚居，他们便是前清宗室和遗老遗少。1926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以及庆亲王载振、前总管太监“小德张”张恒泰，都是租界居民。溥仪先后居住在日租界宫岛街的晚清陆军第8镇统制官张彪宅邸“张园”，和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宅邸“静园”，圈子不离租界主流。 对北洋高官，尤其是其中犹在壮年、不甘心下野的一批人而言，天津租界同样是谋划行动的安全区。国民党的“蓝衣社”特工虽然活跃，也不敢在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下放肆开展制裁行动，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便是一个显著例子。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张敬尧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支持和怂恿下，试图在平津地区组织武装、发动暴动。结果抵达北平后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工刺死在六国饭店。
同样因为离开租界遇刺的，还有两位最初没有选择退居天津租界的大军阀——原“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和原“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1931年“九·一八”之后，张宗昌、孙传芳相继迁到天津居住。1932年9月，张宗昌受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邀请前往济南拜访，事毕返回天津时，在火车站遭人开枪射杀。行凶者名叫郑继成，是北伐战争期间被张宗昌下令枪毙的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将领郑金声之子。不过，最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将郑继成特赦释放。
孙传芳的名声要比“狗肉将军”张宗昌好一些。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多次游说孙传芳为其张目，充当“华北自治领袖”，都吃了闭门羹。
即便如此，孙传芳依然遭遇了暗杀。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在天津佛教居士林被人开枪打死，当场血溅佛堂。这一次的行凶者施剑翘，是北洋时代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之女，行凶原因同样是复仇。施剑翘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同样被特赦释放。
这件事情让北洋“老干部”们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也更加相信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才能使他们安全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但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迎接他们的将是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结局。
面对侵略者的拒与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9日一天之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本军队之手。只有租界内还保持着相对平静。
攻占了平津的日本人，需要利用有名望的中国官员组织傀儡政权，替他们维持地方统治。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正好为日本人提供了丰富的后备人选。而日本人的军事胜利和政治鼓动，也让部分北洋下野官僚政治野心死灰复燃。
1937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这个伪政权打出了“新民主义”的口号，但“国旗”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国歌”是北洋政府时代的《卿云歌》，连政府各部门长官的职衔也是北洋式的“总长”。
翻开伪临时政府创建者的名单一看，果然都是北洋下野高官。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总长王克敏在北洋时期当过财政总长，议政委員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当过财政总长，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当过司法总长；赈济、治安、法制、实业4位总长和北平、天津2位特别市市长当中，有2位前代理总理、3位总长和1位督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从天津租界中请出来的。
选择与日本人合流的北洋高官毕竟是少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就开始劝说留在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领袖人物南下，避免被日本人利用。段祺瑞首先响应号召，于1933年1月迁居上海。出于加强政治影响的考虑，国民政府还曾准备委任段祺瑞为国民政府委员，但未及落实，段祺瑞于1936年11月病逝。
留在北平的北洋高官领袖中，也有许多人拒绝了日本人的诱惑。伪临时政府的治安总长齐燮元曾是曹锟一手提拔的直系大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是曹锟贿选总统时的得力谋臣，两人多次替日本人劝说曹锟加入伪临时政府，都被他轰了出去。当时曹锟的经济状况已经颇为紧张，甚至要靠卖掉部分房产维持生活，但其管家的四姨太刘凤伟仍然赞同曹锟的决定，“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希望说服的另一位北洋高官领袖是吴佩孚。“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中将、大迫通贞少将多次前往劝说吴佩孚加盟临时政府，或者在武汉组建新的政权，都遭到后者拒绝。
1938年5月15日，曹锟因肺炎病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拔牙引发败血症死亡，坊间传言是日本特务唆使医生将其暗杀。国民政府为了表彰两位身处沦陷区的前北洋领袖，同时为了号召其他北洋高官坚持民族气节，拒绝与日方合作，给予曹锟、吴佩孚极高的身后待遇，为二人追赠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拨发国葬费用，并举行追悼会致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包括天津租界在内的各国在华租界。此时，寓居在租界内的北洋高官已经所剩不多，知名者更是寥寥无几。王克敏、齐燮元等战时投敌者或被处决，或者瘐死狱中。
“北洋退休干部”这一群体，和他们所依附的天津租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并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