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怨是一个古老的词，《史记》中就有“积怨畜祸”的说法。民间过去也常言：冤不可极、怨不可积。积怨的危害可谓妇孺皆知。孟子很早就把民众是否有积怨，看作衡量执政者是否有道的一个标准，《孟子》中有这样的语录：“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意思是：以使民众舒适的原则去役使他们，民众即使劳苦，也不生怨恨；在使民众能生活得好的原则下杀了人，那人即使被杀，也不会怨恨杀他的人。
　　社会积怨首先意味着一种可能，它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也可能危及社会秩序。一旦这种可能转变成现实，社会积怨就演化为了社会危机。社会积怨是社会危机的潜伏与酝酿状态，而社会危机则是社会积怨的爆发，它的最坏结果就是社会动乱。所以社会积怨，既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威胁，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我们多把社会积怨，仅看作是民众的一种态度，或某种心理选择，这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根源，其实在于社会制度本身。每逢社会制度面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变化，无法适应或自我调整时，社会积怨就会大量产生。亨廷顿有个观点，认为现代化进程会天然地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增长虽在以某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福利，但同时在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对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更是如此。由于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由社会挫折感导致的社会积怨也更为普遍。
　　有一些社会积怨比较容易解决，它是制度规范层面的。比如高房价、就业难或环境污染引发的积怨，地方政府与民夺利或执法不公引起的积怨，这些社会积怨只要加快规范社会制度，就可能得以缓解。还有一类社会积怨，是由社会及政治结构所导致的，有一些深层的或历史性的原因，体现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一类积怨化解起来就比较困难，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面很广。比如民族或宗教问题、社会阶层分化引起的积怨。
　　如果我们不注意辨析，把这两类社会积怨混为一谈，就可能延缓前一类积怨的解决。前一类社会积怨，开始只是想规范制度，假如迟迟没有解决的希望，就可能深化为对整个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怀疑、对执政者核心价值的追问，这就成了一种价值取向上的积怨。价值型积怨，化解起来就非常困难，这时政府无论怎么做，都难以取得对方的理解或信任。当价值型积怨普遍到一定程度，便会激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最后导致狂飙突进式的社会运动。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
　　此外，社会积怨也会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各种利益集团、政治派别，也都在有意识地操纵社会积怨，或以社会积怨作为法码，来达成他们的政治或利益目标。由于对社会积怨的不断刺激，政治人物也因焦虑感而放大了对社会积怨的感受。
　　当下社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只有辨析清楚了复杂而广泛的社会积怨，才可能减少社会动荡的机率，真的做到能洞察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