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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谐”之为理想
建设和谐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构想，惟其源自历史的与现实的深邃眼光，在历经坎坷曲折饱受磨难酸辛的中国人心灵与意识当中，已经形成巨大的思想与精神的凝聚力，成为一种人文共识，召唤、推动并深化、升华着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地迈向新的、更高层次的实践水准。毋宁说，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明进化路上的一个史无前例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化大事变。这一“变”，说明了在20世纪百年奋斗当中经受了肉体的煎熬与灵魂的洗礼的全体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通向真正光明灿烂的“人国”（鲁迅语）理想的正确方向与康庄大道，从此将摆脱整体的蒙昧状态，理直气壮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语），开始全新的人生。
但是，在将理想化为现实的努力当中，道路并不平坦，也不会平坦。一马平川的如花的原野，在地球上从来没有过，在赤县神州则更是没有过。人类文明与中国文明的进化与发展之路，从来都是在风雨如磬的严峻岁月之中，被无数先觉者用鲜血与生命铺就，被无数后继者用汗水与泪水浇铸出来的。诚如鲁迅所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毫无疑问，以“和谐”为新的旗帜的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同样是这样的一条“生命的路”；它既是对旧路的否定与扬弃，又是对新路的憧憬与构筑。尽管如此，同过去一样，“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我们今天之所以选择了用“和谐”来代替过去曾经合理过但又逐渐被扭曲、被异化了的“斗争”的口号，试图重新建构一种更人性化、更人文化的现代哲学，以指导和规范我们业已更新或正在更新的社会实践，应当说，它之所以更加科学与民主，正是仰赖于这样一种生命的哲学—— 一切哲学的核心、精髓、灵魂与根基——才得以实现的。正是这种人性化、人文化、科学与民主，决定了我们目下“和谐”理想之光明与美好的内涵和底质，也给予我们在追求这一理想时，怀抱“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信念以充分的理由。于是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宣告：“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昨日之死，是今日之生的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铺垫，我们因此可以坚信：“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热风·生命的路》）。事实上，当“和谐”的理想成为我们内心热切的渴求时，这新路，就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向着远方延伸了。
当然，新路之成形与坚实化、稳固化，与旧路之改造、更新并最终被取代，均须待以时日，而且可能是不短的时日。一劳永逸的懒汉与莽夫式思维早已过时，也应当被消除；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心理模式之弊害，必须被认清、被正视；一窝蜂、一刀切的大轰大嗡式行为之应当改过与摒弃，也是没有疑问的：如果回归理性的话，相信这些都无须讨论，自会是一目了然的共识。特别是，在我们高唱“和谐”之歌、高擎“和谐”之旗时，有一个基础性的环节，是不能够被忽略的，那就是：什么是我们在建立“人国”时所需要的“和谐”，不可以不首先弄清楚；否则，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都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不能够再回返旧路。
“和谐”之为理想，“小”而言之，乃人性之本能，“人之初，性本善”，至少是最初的人文真理吧？“大”而言之，乃人类之天性，“大同”作为理想，难道不是“天下”通则么？然而，在人性的迁延、成长和人类的进化、发展路途上，围绕着“和谐”的追求，小小的一个“地球村”里，古今中外，演出过多少令人百感交集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啼笑皆非的感慨？从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来看，其形形色色，林林总总，无论发生于何时何地，起因于何缘何故，九九归一，不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温饱、发展么？但为什么，我们总是欲求“和谐”而不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主宰历史的人们，无不高悬人类幸福的理想，于人于已，相号召，相砥砺，孜孜以求，坚持不懈，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而现在，当我们以极其庄严肃穆神圣热烈的情怀，再一次（！）宣誓要为“和谐”而奋斗时，我们是否已对以往的足印，进行过清醒而深刻的辨析？是否已在自己的大脑与心灵中，赋予了这一“和谐”理想，以更为新鲜、明确、高远和纯净的内涵？
二、“和谐”之与文艺
文艺的本质，是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或者说，真善美作为文艺活动中永恒的与终极的人文理想，是文艺活动之得以体现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及其生命的根本特质的唯一的存在理由。而其文化的凝结形态即其“结晶体”，即是和谐，具体地说，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古今中外的一切文艺活动，无不缘此而发生，以此为旨归；既如此，则可以认定：凡违反和悖逆这一“规则”的，均非文艺，哪怕它在形式或表象上看像是“文艺活动”。这实际上等于说，“和谐”之与文艺，是天然共体的，“和谐”的向往与追求，乃是文艺活动的生命基因与根本要素，文艺活动中的一切操作，其根本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谐的理想。
作为中国文艺之肇始的古代神话、传说、寓言、童话等等，首先体现出来的是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向往；作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源头的诗经与楚辞，继而反映出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的渴求。同世界上的所有其他民族一样，这样的向往与渴求，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族的和人类的共同的文化传统，绵延不绝，经久不衰，坚韧而执着地体现出“人”作为高级的、理性的生命，对于幸福美好的人间生活之强烈、热切的理想。然而作为人类物质与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之总和的文化，因其是人的创造物，来自现实，推动现实，同时又制约和规范现实，反过来塑造并改变人本身，而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历史状貌。即以对和谐理想的向往而论，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设定当中，我们所可以继承的遗产，或所依恃的尺度，就远非一端而恰恰是“多元”的。别的且不多说，仅以构成中华民族之传统文化的“三教”而论，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中的“和谐”理想，其间差异，又岂在咫尺之内！而这些理想反映在文艺对之的追求当中，又岂能不一言难尽！那么，当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释伽牟尼乃至神秀、慧能们（还远不止此）纷纷将其所烹制的文化大餐摆上桌面以飨现代国人之际，我们究竟该将其中的哪一盘菜，作为满足我们“和谐”需求的美味佳肴，来大口大口地吞咽呢？何况，众所周知，事情还远非如此简单。
但这同时也有力地说明，文艺应当在其一切形式与内容的运作当中，坚定地选择对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和谐理想的追求，此乃其安身立命亦即真正有益于人本身的生存、温饱、发展或曰“世道人心”的第一原则；但同时，又必须在这种追求当中，坚定地选择健康的、正确的、先进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尺度，此乃其安身之命亦即真正有益于人本身的生存、温饱、发展或曰“世道人心”的第二原则。否则，我们就将违背自己良好的初衷，悖逆以至远离我们的“和谐”追求本身，无法创造出以“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语）为最高境界的美好社会，无法实现“致人性于全”（鲁迅语）的人文理想。
对此，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记取的，正像中国整个20世纪中的情形一样，仍然是五四先觉和先驱者尤其是鲁迅的文化与文学实践所提供的经验与启示。在我看来，他们在当时所提出和设定的价值理想与价值尺度，仍然是我们今天积极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并创造出无愧于新世纪的文艺繁荣时所必不可少的文化指南。
即以鲁迅而言，他在整整一百年前其青年时代所提出的“立人”思想，因其第一，切中了中国数千年传统社会之不和谐实质的要害，第二，抓住了西方近代社会于其发展进步中所暴露出来的弊害，第三，透见了人类文明进化路途中之所以多有曲折坎坷的关键，因而第四，洞悉了人类创造自己幸福家园所必须真正着力的根本，而应当成为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并提出新的“和谐”理想，高举这一旗帜并切实付诸实践时的理念核心和精神纲领。同时，他此后所一再重申与强调的文化卓识与文艺真知，至少其中的主体和重要部分，也远远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观察、思考文艺与和谐关系并给之以正确定位以促进其健康发展的思想利器。
文艺作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领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语），自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新文艺的先觉和先驱者们，对之寄予过多少热切的希望，又为此作出过多么艰辛的努力呵！他们的业绩与英明，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被有力地肯定，在20世纪90年代却又被有意无意地抹煞了的话，那么，时至21世纪之初，当文艺被一部分“伪士”刻意地“去功能化”之后致使其发生质变、异化而在实际被否定、丢弃了的今天，难道还不应当给予“重估”么？是的，也恰恰是在今天，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渴望和期盼“和谐”，然而，当“瞒和骗的文艺”（鲁迅语）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时，“和谐”来到了吗？
三、“和谐”之在当下
如果仅仅只从话语层面来看，也许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不盼望“和谐”；因为，正如“改革”、“开放”、“发展”、“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等主流与流行话语一样，“和谐”以及由之衍生和“意会”而来的口号，正以其铺天盖地之势而大行其道。不能否认其中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包含着并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真诚的渴望，而且因此，我们在自己的文化操作中，也依此而做了不少切实有效的努力。但是，指出并承认这一事实，都并不能掩盖如今已人人皆知的另一面事实，即：在“和谐”口号响亮、“和谐”旗帜高扬的世相背后，真实的景象，其实（至少“有时候”）并不令人乐观，“咸与‘和谐’”的背后未必真的和谐。
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应当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切实遵行的社会。马克思之所以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理想社会的第一和最高的尺度，就因为在一个和谐——幸福、美好、光明、健康的社会里，自由是第一义的，它既符合人性的渴求，也是人的身心健康的保证。而且，自由是专制的天敌：正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中专制作为第一罪恶凶残地扼杀过各民族人民的基本生存与幸福的严酷事实，使得觉醒了的人们对之尤为珍惜；而自由，既是平等与博爱的保障，又以平等与博爱为前提。就此而言，只有当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共识的时候，这个社会之不断地趋向于“和谐”，才是可期待并最终将成为现实的。这同时也是一百年前鲁迅提出“立人”思想并指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希望中国这个数千年来的“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的核心要义之所在；而五四先觉与先驱者们之所以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掀起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意亦在于此；同时，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运动，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前驱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其根本宗旨，亦无不在此。那么，当历史经历过那么多的腥风血雨、艰难曲折，而胜利地走到今天——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业绩被举世公认，并因此而满怀信心地提出构建全新的“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之际，在“与时俱进”的努力中矢志于促进社会“和谐”的文艺，难道不应该坚守并更加高扬业已被历史所肯定并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文化信念和文化立场么？
然而，除了一小部分早已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之外，很多时候情形并非如此。
应当看到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我国社会与文化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此而言，我们称之为“转型”——它是“必然”的，因此也是“合理”的；但同时，至少我个人认为，它还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在“转型”的实践与借口下，我们以“解构”为由，消解、颠覆，或是否定、丢弃了许多好的东西，尤其是在文化层面，这种消解、颠覆或否定、丢弃，简直是“败家子”式的，而且至今，似乎人们都还并不为此而感到痛心。我们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化中许多优秀的遗产，不是作为财富，宝贵之，珍惜之，继承之，光大之，而是相反，视之为累赘、包袱、绊脚石、拦路虎，或遗忘，或漠视，或排斥，或铲除，一味地追“新”厌“旧”、取劣舍优、用粗去精、爱浅憎深，将垃圾、泡沫做成“大餐”，却对高雅、纯净的文化产品和精神追求，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借用“后现代”和“大众”的名义，追逐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狂欢”，用阿Q主义的惯伎，逃避对现实人生的积极正视，明明是对良知、正义、责任感、使命感的放弃，却以所谓“让文艺回到文艺本身”的漂亮说辞，实施“去功能化”，将健康的、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文化理想、文化信念、文化追求抛到九霄云外，还美其名曰：这就是“和谐”。
有心人与明眼人都能于当下泛滥一时的低俗文化狂潮中，看出其“娱乐至死”的底蕴。然而，不仅仅只是文化掮客、文化小贩、文化市侩们，在当下这种低俗文化的“大海”中，自由沉浮，恣意嬉戏；问题更在于，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极具至少是颇具人文情怀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也早就以其“识时务”的“生存智慧”或“生存策略”，为着自己卑下的生存本能以及随之而膨胀起来的物质欲望和相应的“精神”欲望，而纷纷“转向”，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捡拾起自己早先与大家一样所不屑的文化沉渣，精心制作其既不厌精又不厌细的“娱乐”拼盘，并以此博取只具有辛辣讽刺意义的“时代精英”的美名，既以自欺自炫，又以欺人欺世，从而制造出斑驳陆离的“和谐”骗局。
四、“和谐”之以实现
我们需要、呼唤、憧憬、追求“和谐”；但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是以人为本的和谐。
以人为本是指，一切发展的要义，都在于人的发展，在于为人的发展营造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自由的、舒畅的，并且不断地通向更加幸福、更加光明的境地的成长环境。它所给予人的快乐，是以其身心皆健康为前提的快乐，这种快乐，只有在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真正和谐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而且，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和谐的关系，决不能是以人的退守、规避、自我压抑、自我麻醉为内容的。人应当有清醒的自我认知，他不应该也没权利在处理其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关系时，自我膨胀，为所欲为：这样，他也注定得不到和谐；但是，人也应当有充分的主体情怀，他不应该也没权利在处理其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关系时，自我萎缩，当为不为。也许，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人的自由发展”和鲁迅所说“首在立人”的本义？当一个人——社会中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的尊重，而其精神则得以充分张扬的时候，人之为人，才真正切合了其题中之义。因此，一个社会，一个以“和谐”作为自身的终级理想的社会，如果它真的是为了这一目标而矢志于并不懈地致力于这一前进的、光明的事业的话，其一切文艺活动，就应当是为此而展开、而繁荣的。那么，凡是有悖于这一“立人”宗旨的“文艺”，就都不是真的文艺，或者说，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不是“人的文艺”——就此而言，周作人当年为“新文学”而制定的“人的文学”的纲领，无疑到了今天，仍然足以给我们以深刻而隽永的启迪，尽管他自己，遗憾得很，因为并未将此纲领贯穿于自己人生活动的始终，而陷入了无可挽回的悲剧的泥沼。然而这也正好说明，“立人”作为中国新文化当之无愧的第一巨人鲁迅所提出来的中华民族之借以获得振兴与重生的历史使命，其进程的确至为曲折，其完成的确殊不容易。而当下，当我们由于种种缘故而于“不意”之中，重新陷入某种文化迷途，从而欲求“和谐”而又不知道究竟何为“和谐”以及我们所求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和谐”和该怎样去追求“和谐”的时候，“重估”的重温五四先觉与先驱者们的业绩、建树与实践及其经验，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意思是说，关于“和谐”，有几点毫无疑义，即：1.在今天，我们所提出的“和谐”构想，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2.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为此所做的努力，其心可感，其情可敬，也有其成功之处；3.但是，其中的浮躁、肤浅、糊涂与迷误，也是显目的事实，不可以不正视；4.为此，有必要进行切实的文化反思，并发扬光大五四的文化传统。
鸦片战争以来，五四以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化、文学、文艺走到今天，殊为不易，这中间的艰难曲折，包括失败，包括教训，在我看来，当然应当铭记，应当反思，但是，毋宁说作为必要的代价，在令我们深感沉痛之余，的确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不应当以更积极的态度“向前看”的。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我更看重这些东西背后，我们的前人——中国近代的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的文化先觉与先驱者，以其忠贞无私的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所创造的堪称盖世无双的极其卓越极其辉煌的文化业绩；尤其是当我们在1980年代，在历史场面的“重演”中，又一次亲身感受、体验或领略了“五四精神”、“五四传统”、“五四风范”的文化创造的伟力之后，这种将其与同样伟大的先秦时代并称，视为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所惠赐于子孙万代的福祉的认识，至少于我个人，是尤为深切永不动摇的。惟其如此，在我们身处21世纪初叶，回顾1990年代以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面对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重审我们过去并且力图以继往开来的姿态作出“新”的文化选择之际，我感到，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坚守我们既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但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既往的尤其是五四所创造所积淀的思想、精神和文化资源，并且理所当然地以之为百年、千年、万年大计。也许可以说，正是五四，第一次在中国悠久而辉煌的文明史、进化史上，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高瞻远瞩地书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真正开始了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历史新进程；而“和谐”社会之构建，不能不以之作为总的纲领。否则，无论我们有多么好的初衷、多么美的设想、多么缜密的规划、多么巨大的热忱，都无法保证我们不迷失方向。而文艺，将一如“既往”，为着“和谐”的理想，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建设和谐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构想，惟其源自历史的与现实的深邃眼光，在历经坎坷曲折饱受磨难酸辛的中国人心灵与意识当中，已经形成巨大的思想与精神的凝聚力，成为一种人文共识，召唤、推动并深化、升华着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地迈向新的、更高层次的实践水准。毋宁说，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明进化路上的一个史无前例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化大事变。这一“变”，说明了在20世纪百年奋斗当中经受了肉体的煎熬与灵魂的洗礼的全体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通向真正光明灿烂的“人国”（鲁迅语）理想的正确方向与康庄大道，从此将摆脱整体的蒙昧状态，理直气壮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语），开始全新的人生。
但是，在将理想化为现实的努力当中，道路并不平坦，也不会平坦。一马平川的如花的原野，在地球上从来没有过，在赤县神州则更是没有过。人类文明与中国文明的进化与发展之路，从来都是在风雨如磬的严峻岁月之中，被无数先觉者用鲜血与生命铺就，被无数后继者用汗水与泪水浇铸出来的。诚如鲁迅所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毫无疑问，以“和谐”为新的旗帜的中国当代的历史进程，同样是这样的一条“生命的路”；它既是对旧路的否定与扬弃，又是对新路的憧憬与构筑。尽管如此，同过去一样，“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我们今天之所以选择了用“和谐”来代替过去曾经合理过但又逐渐被扭曲、被异化了的“斗争”的口号，试图重新建构一种更人性化、更人文化的现代哲学，以指导和规范我们业已更新或正在更新的社会实践，应当说，它之所以更加科学与民主，正是仰赖于这样一种生命的哲学—— 一切哲学的核心、精髓、灵魂与根基——才得以实现的。正是这种人性化、人文化、科学与民主，决定了我们目下“和谐”理想之光明与美好的内涵和底质，也给予我们在追求这一理想时，怀抱“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信念以充分的理由。于是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宣告：“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昨日之死，是今日之生的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铺垫，我们因此可以坚信：“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热风·生命的路》）。事实上，当“和谐”的理想成为我们内心热切的渴求时，这新路，就已经在我们的脚下向着远方延伸了。
当然，新路之成形与坚实化、稳固化，与旧路之改造、更新并最终被取代，均须待以时日，而且可能是不短的时日。一劳永逸的懒汉与莽夫式思维早已过时，也应当被消除；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心理模式之弊害，必须被认清、被正视；一窝蜂、一刀切的大轰大嗡式行为之应当改过与摒弃，也是没有疑问的：如果回归理性的话，相信这些都无须讨论，自会是一目了然的共识。特别是，在我们高唱“和谐”之歌、高擎“和谐”之旗时，有一个基础性的环节，是不能够被忽略的，那就是：什么是我们在建立“人国”时所需要的“和谐”，不可以不首先弄清楚；否则，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都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不能够再回返旧路。
“和谐”之为理想，“小”而言之，乃人性之本能，“人之初，性本善”，至少是最初的人文真理吧？“大”而言之，乃人类之天性，“大同”作为理想，难道不是“天下”通则么？然而，在人性的迁延、成长和人类的进化、发展路途上，围绕着“和谐”的追求，小小的一个“地球村”里，古今中外，演出过多少令人百感交集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啼笑皆非的感慨？从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来看，其形形色色，林林总总，无论发生于何时何地，起因于何缘何故，九九归一，不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温饱、发展么？但为什么，我们总是欲求“和谐”而不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主宰历史的人们，无不高悬人类幸福的理想，于人于已，相号召，相砥砺，孜孜以求，坚持不懈，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而现在，当我们以极其庄严肃穆神圣热烈的情怀，再一次（！）宣誓要为“和谐”而奋斗时，我们是否已对以往的足印，进行过清醒而深刻的辨析？是否已在自己的大脑与心灵中，赋予了这一“和谐”理想，以更为新鲜、明确、高远和纯净的内涵？
二、“和谐”之与文艺
文艺的本质，是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或者说，真善美作为文艺活动中永恒的与终极的人文理想，是文艺活动之得以体现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及其生命的根本特质的唯一的存在理由。而其文化的凝结形态即其“结晶体”，即是和谐，具体地说，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古今中外的一切文艺活动，无不缘此而发生，以此为旨归；既如此，则可以认定：凡违反和悖逆这一“规则”的，均非文艺，哪怕它在形式或表象上看像是“文艺活动”。这实际上等于说，“和谐”之与文艺，是天然共体的，“和谐”的向往与追求，乃是文艺活动的生命基因与根本要素，文艺活动中的一切操作，其根本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谐的理想。
作为中国文艺之肇始的古代神话、传说、寓言、童话等等，首先体现出来的是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向往；作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源头的诗经与楚辞，继而反映出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的渴求。同世界上的所有其他民族一样，这样的向往与渴求，理所当然地成为民族的和人类的共同的文化传统，绵延不绝，经久不衰，坚韧而执着地体现出“人”作为高级的、理性的生命，对于幸福美好的人间生活之强烈、热切的理想。然而作为人类物质与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之总和的文化，因其是人的创造物，来自现实，推动现实，同时又制约和规范现实，反过来塑造并改变人本身，而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历史状貌。即以对和谐理想的向往而论，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设定当中，我们所可以继承的遗产，或所依恃的尺度，就远非一端而恰恰是“多元”的。别的且不多说，仅以构成中华民族之传统文化的“三教”而论，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中的“和谐”理想，其间差异，又岂在咫尺之内！而这些理想反映在文艺对之的追求当中，又岂能不一言难尽！那么，当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释伽牟尼乃至神秀、慧能们（还远不止此）纷纷将其所烹制的文化大餐摆上桌面以飨现代国人之际，我们究竟该将其中的哪一盘菜，作为满足我们“和谐”需求的美味佳肴，来大口大口地吞咽呢？何况，众所周知，事情还远非如此简单。
但这同时也有力地说明，文艺应当在其一切形式与内容的运作当中，坚定地选择对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和谐理想的追求，此乃其安身立命亦即真正有益于人本身的生存、温饱、发展或曰“世道人心”的第一原则；但同时，又必须在这种追求当中，坚定地选择健康的、正确的、先进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尺度，此乃其安身之命亦即真正有益于人本身的生存、温饱、发展或曰“世道人心”的第二原则。否则，我们就将违背自己良好的初衷，悖逆以至远离我们的“和谐”追求本身，无法创造出以“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语）为最高境界的美好社会，无法实现“致人性于全”（鲁迅语）的人文理想。
对此，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记取的，正像中国整个20世纪中的情形一样，仍然是五四先觉和先驱者尤其是鲁迅的文化与文学实践所提供的经验与启示。在我看来，他们在当时所提出和设定的价值理想与价值尺度，仍然是我们今天积极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并创造出无愧于新世纪的文艺繁荣时所必不可少的文化指南。
即以鲁迅而言，他在整整一百年前其青年时代所提出的“立人”思想，因其第一，切中了中国数千年传统社会之不和谐实质的要害，第二，抓住了西方近代社会于其发展进步中所暴露出来的弊害，第三，透见了人类文明进化路途中之所以多有曲折坎坷的关键，因而第四，洞悉了人类创造自己幸福家园所必须真正着力的根本，而应当成为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并提出新的“和谐”理想，高举这一旗帜并切实付诸实践时的理念核心和精神纲领。同时，他此后所一再重申与强调的文化卓识与文艺真知，至少其中的主体和重要部分，也远远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观察、思考文艺与和谐关系并给之以正确定位以促进其健康发展的思想利器。
文艺作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领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语），自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新文艺的先觉和先驱者们，对之寄予过多少热切的希望，又为此作出过多么艰辛的努力呵！他们的业绩与英明，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被有力地肯定，在20世纪90年代却又被有意无意地抹煞了的话，那么，时至21世纪之初，当文艺被一部分“伪士”刻意地“去功能化”之后致使其发生质变、异化而在实际被否定、丢弃了的今天，难道还不应当给予“重估”么？是的，也恰恰是在今天，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渴望和期盼“和谐”，然而，当“瞒和骗的文艺”（鲁迅语）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时，“和谐”来到了吗？
三、“和谐”之在当下
如果仅仅只从话语层面来看，也许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不盼望“和谐”；因为，正如“改革”、“开放”、“发展”、“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等主流与流行话语一样，“和谐”以及由之衍生和“意会”而来的口号，正以其铺天盖地之势而大行其道。不能否认其中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包含着并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真诚的渴望，而且因此，我们在自己的文化操作中，也依此而做了不少切实有效的努力。但是，指出并承认这一事实，都并不能掩盖如今已人人皆知的另一面事实，即：在“和谐”口号响亮、“和谐”旗帜高扬的世相背后，真实的景象，其实（至少“有时候”）并不令人乐观，“咸与‘和谐’”的背后未必真的和谐。
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应当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切实遵行的社会。马克思之所以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理想社会的第一和最高的尺度，就因为在一个和谐——幸福、美好、光明、健康的社会里，自由是第一义的，它既符合人性的渴求，也是人的身心健康的保证。而且，自由是专制的天敌：正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中专制作为第一罪恶凶残地扼杀过各民族人民的基本生存与幸福的严酷事实，使得觉醒了的人们对之尤为珍惜；而自由，既是平等与博爱的保障，又以平等与博爱为前提。就此而言，只有当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共识的时候，这个社会之不断地趋向于“和谐”，才是可期待并最终将成为现实的。这同时也是一百年前鲁迅提出“立人”思想并指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希望中国这个数千年来的“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坟·文化偏至论》）的核心要义之所在；而五四先觉与先驱者们之所以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掀起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意亦在于此；同时，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运动，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前驱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其根本宗旨，亦无不在此。那么，当历史经历过那么多的腥风血雨、艰难曲折，而胜利地走到今天——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业绩被举世公认，并因此而满怀信心地提出构建全新的“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之际，在“与时俱进”的努力中矢志于促进社会“和谐”的文艺，难道不应该坚守并更加高扬业已被历史所肯定并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文化信念和文化立场么？
然而，除了一小部分早已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之外，很多时候情形并非如此。
应当看到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我国社会与文化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就此而言，我们称之为“转型”——它是“必然”的，因此也是“合理”的；但同时，至少我个人认为，它还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在“转型”的实践与借口下，我们以“解构”为由，消解、颠覆，或是否定、丢弃了许多好的东西，尤其是在文化层面，这种消解、颠覆或否定、丢弃，简直是“败家子”式的，而且至今，似乎人们都还并不为此而感到痛心。我们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化中许多优秀的遗产，不是作为财富，宝贵之，珍惜之，继承之，光大之，而是相反，视之为累赘、包袱、绊脚石、拦路虎，或遗忘，或漠视，或排斥，或铲除，一味地追“新”厌“旧”、取劣舍优、用粗去精、爱浅憎深，将垃圾、泡沫做成“大餐”，却对高雅、纯净的文化产品和精神追求，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借用“后现代”和“大众”的名义，追逐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狂欢”，用阿Q主义的惯伎，逃避对现实人生的积极正视，明明是对良知、正义、责任感、使命感的放弃，却以所谓“让文艺回到文艺本身”的漂亮说辞，实施“去功能化”，将健康的、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文化理想、文化信念、文化追求抛到九霄云外，还美其名曰：这就是“和谐”。
有心人与明眼人都能于当下泛滥一时的低俗文化狂潮中，看出其“娱乐至死”的底蕴。然而，不仅仅只是文化掮客、文化小贩、文化市侩们，在当下这种低俗文化的“大海”中，自由沉浮，恣意嬉戏；问题更在于，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极具至少是颇具人文情怀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也早就以其“识时务”的“生存智慧”或“生存策略”，为着自己卑下的生存本能以及随之而膨胀起来的物质欲望和相应的“精神”欲望，而纷纷“转向”，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捡拾起自己早先与大家一样所不屑的文化沉渣，精心制作其既不厌精又不厌细的“娱乐”拼盘，并以此博取只具有辛辣讽刺意义的“时代精英”的美名，既以自欺自炫，又以欺人欺世，从而制造出斑驳陆离的“和谐”骗局。
四、“和谐”之以实现
我们需要、呼唤、憧憬、追求“和谐”；但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是以人为本的和谐。
以人为本是指，一切发展的要义，都在于人的发展，在于为人的发展营造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自由的、舒畅的，并且不断地通向更加幸福、更加光明的境地的成长环境。它所给予人的快乐，是以其身心皆健康为前提的快乐，这种快乐，只有在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真正和谐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而且，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和谐的关系，决不能是以人的退守、规避、自我压抑、自我麻醉为内容的。人应当有清醒的自我认知，他不应该也没权利在处理其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关系时，自我膨胀，为所欲为：这样，他也注定得不到和谐；但是，人也应当有充分的主体情怀，他不应该也没权利在处理其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关系时，自我萎缩，当为不为。也许，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人的自由发展”和鲁迅所说“首在立人”的本义？当一个人——社会中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的尊重，而其精神则得以充分张扬的时候，人之为人，才真正切合了其题中之义。因此，一个社会，一个以“和谐”作为自身的终级理想的社会，如果它真的是为了这一目标而矢志于并不懈地致力于这一前进的、光明的事业的话，其一切文艺活动，就应当是为此而展开、而繁荣的。那么，凡是有悖于这一“立人”宗旨的“文艺”，就都不是真的文艺，或者说，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不是“人的文艺”——就此而言，周作人当年为“新文学”而制定的“人的文学”的纲领，无疑到了今天，仍然足以给我们以深刻而隽永的启迪，尽管他自己，遗憾得很，因为并未将此纲领贯穿于自己人生活动的始终，而陷入了无可挽回的悲剧的泥沼。然而这也正好说明，“立人”作为中国新文化当之无愧的第一巨人鲁迅所提出来的中华民族之借以获得振兴与重生的历史使命，其进程的确至为曲折，其完成的确殊不容易。而当下，当我们由于种种缘故而于“不意”之中，重新陷入某种文化迷途，从而欲求“和谐”而又不知道究竟何为“和谐”以及我们所求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和谐”和该怎样去追求“和谐”的时候，“重估”的重温五四先觉与先驱者们的业绩、建树与实践及其经验，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必要的。
我的意思是说，关于“和谐”，有几点毫无疑义，即：1.在今天，我们所提出的“和谐”构想，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2.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为此所做的努力，其心可感，其情可敬，也有其成功之处；3.但是，其中的浮躁、肤浅、糊涂与迷误，也是显目的事实，不可以不正视；4.为此，有必要进行切实的文化反思，并发扬光大五四的文化传统。
鸦片战争以来，五四以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化、文学、文艺走到今天，殊为不易，这中间的艰难曲折，包括失败，包括教训，在我看来，当然应当铭记，应当反思，但是，毋宁说作为必要的代价，在令我们深感沉痛之余，的确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也不是不应当以更积极的态度“向前看”的。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我更看重这些东西背后，我们的前人——中国近代的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的文化先觉与先驱者，以其忠贞无私的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所创造的堪称盖世无双的极其卓越极其辉煌的文化业绩；尤其是当我们在1980年代，在历史场面的“重演”中，又一次亲身感受、体验或领略了“五四精神”、“五四传统”、“五四风范”的文化创造的伟力之后，这种将其与同样伟大的先秦时代并称，视为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所惠赐于子孙万代的福祉的认识，至少于我个人，是尤为深切永不动摇的。惟其如此，在我们身处21世纪初叶，回顾1990年代以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面对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重审我们过去并且力图以继往开来的姿态作出“新”的文化选择之际，我感到，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坚守我们既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但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既往的尤其是五四所创造所积淀的思想、精神和文化资源，并且理所当然地以之为百年、千年、万年大计。也许可以说，正是五四，第一次在中国悠久而辉煌的文明史、进化史上，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斩钉截铁、高瞻远瞩地书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真正开始了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历史新进程；而“和谐”社会之构建，不能不以之作为总的纲领。否则，无论我们有多么好的初衷、多么美的设想、多么缜密的规划、多么巨大的热忱，都无法保证我们不迷失方向。而文艺，将一如“既往”，为着“和谐”的理想，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