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其他美国名刊，更具全球视野的《纽约书评》一向较多地
　　关注中国事务。新主编布鲁玛就任后，由于自身的东方学背景，
　　也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可以预见的是，
　　《纽约书评》关于中国的文章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54年前的一天，小说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与道布尔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芭芭拉·爱泼斯坦在纽约的哥伦布街不期而遇，于是约了饭。当晚，哈德威克带上诗人丈夫罗伯特·洛厄尔，来到同住西六十七街的芭芭拉和贾森·爱泼斯坦夫妇家串门。正是这顿即兴的晚餐，催生出一份享誉全球的知识分子名刊。
　　席间，两对夫妇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仍在进行中的纽约印刷工人大罢工，《纽约时报》及《时报书评》已被迫停刊，知识分子突然断了精神食粮，出版社也没地方刊登图书广告，积攒下了大笔的营销预算。贾森·爱泼斯坦不无揶揄地说，这样也好，总算告别了《时报书评》带来的沮丧，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哈德威克在《哈泼斯》杂志上痛斥《时报书评》充满了“千篇一律的赞扬和模糊无力的异议，风格阙如，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不投入，没热情，无性格，也不反常，总之就是没有文采。”由于严肃书评的衰落，“一本书生下来便掉进了蜜罐”。
　　“我们四人看到了罢工带来的天赐良机：创办一份莉齐（指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想要的那种书评媒体，不然就永远别再抱怨。”贾森·爱泼斯坦在50年后回忆，“机会——其实是责任——已经摆在了面前，我们没有视而不见。”
　　《纽约书评》就此创刊，宗旨很清楚，就是“莉齐想要的那种书评媒体”。四君子从《哈泼斯》挖来罗伯特·西尔弗斯（正是他向哈德威克约了那篇名作《书评的衰落》），与芭芭拉·爱泼斯坦担任联合主编。1963年2月1日创刊号上的45位作者不仅大名鼎鼎，文风亦极具个性。以乔纳森·米勒评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新作《马人》为例，文章第一句话写道：“这是一部糟糕的小说，却被某些很好的特色恼人地玷污了。”
　　1998年，大作家诺曼·梅勒在《纽约书评》刊出长文，评论汤姆·沃尔夫厚达750页的新作《完美的人》：“阅读此作，甚至可以说，这就像和一个三百磅重的女人做爱。一旦她到了上面，房事就结束了。不是坠入爱河，就是窒息身亡。所以你读啊，抓啊，你甚至在这堆叠的素材/肉体的某些地方发现了乐趣。可你一直在抵抗——你拼命抵抗！——不肯让三百磅把你压服。”
　　另一位大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也就《完美的人》写了书评，刊于《纽约客》杂志，题为《好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Awriiiiighhhhhhhhht！），但毕竟不像梅勒那样，用活色生香的文字将读者带进一个泰山压卵、气若游丝的境地。
　　不间断的批评
　　西尔弗斯与爱泼斯坦同为主编，但各有分工，前者长于政治和历史，后者偏重文学和文化。《纽约书评》关心政治，放眼世界，珍重文化，拒斥油滑、媚俗的形象很快赢得了知识阶层的厚爱。
　　如果细看《纽约书评》的刊头（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人人都能注意到“书”字（of Books）被有意缩小了字号。的确，如西尔弗斯所说，该刊每期都会发表两三篇不是书评的评论，以进一步拓展本已十分宽泛的主题。
　　“此前当然有过伟大的杂志，尤其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西尔弗斯编过一段时间的《巴黎评论》。”爱尔兰作家和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说，“但《纽约书评》是个独一无二的现象：不留余地的知识分子化，政治上的激进，以高调的纽约风尚表现出的与众不同，以及对文明价值的全身心投入。”

　　创刊54年来，《纽约书评》总是及时地参与、甚至发动对最紧要议题的争论。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和大卫·泰代斯基在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五十年辩论》（The 50 Year Argument ）中，回溯了《纽约书评》历史上的多次重大论争：埃德蒙·威尔逊就俄文翻译与纳博科夫辩论，爱德华·赛义德就东方主义与伯纳德·刘易斯辩论，诺曼·梅勒就妇女解放与戈尔·维达尔辩论，戈尔·维达尔则就任何事情与整个世界辩论。
　　旅美荷兰作家和东方学家伊恩·布鲁玛曾赞扬西尔弗斯在紧要关头往往表现出色。例如，布什发动反恐战争之初，《纽约书评》便抱以怀疑的态度，而当时即便《纽约时报》这样的自由派媒体，也不敢这样发声，唯恐被人说成不够爱国。
　　《纽约书评》的怀疑态度在越战期间表现得格外鲜明。诺姆·乔姆斯基曾在该刊写下名言：“知识分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相，揭露谎言。”玛丽·麦卡锡1967年发回报道，公然声称：“我坦白我在2月初去越南就是要寻找损害美国利益的素材，我找到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希特勒的御用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到了美国，准备以摄影家的身份东山再起，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苏珊·桑塔格以“道德上的迫切”发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将里芬施塔尔新拍的非洲土著摄影集与她30年代用纪录片为纳粹效命时的政治美学联系在一起，直言她对健美人体和生命活力的迷人呈现暗藏着对秩序、暴力和奴役的渴望。
　　桑塔格早在浪迹巴黎期間便与西尔弗斯结识，后来成了《纽约书评》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从创刊号上关于法国作家西蒙娜·韦伊的书评开始，到她2004年底去世，桑塔格共为该刊撰文57篇，其中包括《论摄影》（1973）、《作为隐喻的疾病》（1978）在内的多篇名作。这些文章后来都另行出版了单行本，成为20世纪美国文化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
　　《纽约书评》鼓励作者撰写长文，让形式服从于主题和深度，五十年来发表书评一万篇，散文七千篇、信函四千封、诗歌六百五十首和报告文学二百篇，作者队伍中还包括WH·奥登、索尔·贝娄、威廉·斯蒂伦、欧文·豪、以赛亚·柏林、杜鲁门·卡波特、瓦斯拉夫·哈韦尔、JM·库切、林培瑞、让-保尔·萨特、琼·迪迪翁、德里克·沃尔科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VS·奈保尔、罗纳德·德沃金、谢默斯·希尼、蒂莫西·加顿·阿什和托尼·朱特等。 　　“我们都认为，”贾森·爱泼斯坦说，“书籍就是不间断的批评，是文明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我们想办一份与其宗旨相配的书评杂志，让我们欣赏的作者有这样一个地方，用充足的篇幅，来为像他们和我们这样的读者写作。”
　　布鲁玛将带来什么
　　自创刊之日起，芭芭拉·爱泼斯坦和罗伯托·西尔弗斯便一直担任《纽约书评》主编。爱泼斯坦于2006年6月、西尔弗斯于今年3月先后去世后，《纽约书评》终于任命伊恩·布鲁玛为该刊54年历史上的第二代和第三位主编。
　　65岁的布鲁玛生于荷兰海牙，曾在莱顿大学著名的中文系学习中国文学，后赴日本求学，还在唐十郎的状况剧场和麿赤儿的舞踏团大骆驼舰里做过演员，现任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被视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捍衛者。
　　2008年，布鲁玛获得了声名显赫的伊拉斯谟奖，为他颁奖的是奥兰治亲王威廉-亚历山大（现荷兰国王）。
　　他是《纽约书评》的老作者了，为该刊撰稿的时间长逾30年，与爱泼斯坦和西尔弗斯保持着密切交往，熟悉《纽约书评》的风格和取向，因此，他出任主编是个相对平稳的选择。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布鲁玛说，他肯定会引入年轻一代的作家，“不是拿走老作家们的阵地，而是逐渐接纳年轻的作家，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远景。”
　　相较其他美国名刊，更具全球视野的《纽约书评》一向较多地关注中国事务。布鲁玛就任后，由于自身的东方学背景，也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可以预见的是，《纽约书评》关于中国的文章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事实上，就在今年6月19日的《纽约客》杂志上，布鲁玛发表了一篇长达6页的文章，以《与龙共舞》为题，评论近期在美国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并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今年夏天出版的新作《必有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称为一系列坏书中“最坏的一部……尽管也是影响最大的”。
　　布鲁玛所著《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面具下的日本人》《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罪孽的报应：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和《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已见中译本，但他兼具新闻调查和政治随笔特色的重要著作《阿姆斯特丹的谋杀：特奥·凡·高之死和宽容之限》（Murder in Amsterdam： The Death of Theo Van Gogh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和他关于中国的多部著作不在其中。他甚至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小说《爱中国的人》（The China Lover），主人公是生于伪满洲国的日本演员山口淑子，即李香兰或雪莉·山口。
　　至于执掌《纽约书评》后的工作风格，我们也看不出布鲁玛会主动推行过于激进的改变。事实上，在2014年的纪录片《五十年辩论》中，他对西尔弗斯一人主事且事必躬亲的风格颇为赞赏。
　　“很多杂志的问题在于它们往往由编委会来编辑，”以作者身份出镜的布鲁玛说，“你会得到这样的反馈：‘嗯，感觉这个开头放到最后更好。’然后他们回过头来又说：‘嗯，我们开了个会，我们认为也许我们不要这个开头也行。’这种事情过于频繁地发生，就会对你产生抑制，因为你下一次写东西的时候，就会开始预测他们要干什么。你说：‘嗯，我是要这么写的，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会答复说：嗯，我们觉得……’鲍勃（西尔弗斯）从来不这么干。因为就他一个人。就一个主编，而你信任他。他也信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