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旬刊：中国高校基金会现状如何？
　　谢维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2009年对我国高校基金会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在所调查的1154所高校中，只有98所高校成立了基金会。高校基金会成立的时间普遍较短，除少数的几个高校在上世纪90年代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外，大部分高校基金会都是在2000年以后才成立。而在我国2300多所高校中，未成立教育基金会或没有专门负责募捐的机构的高校占了绝大多数。相比国外高校基金会上百年的历史，我国高校基金会在制度建设和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上明显落后。
　　《教育》旬刊：高校募捐有何不足？
　　谢维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富裕阶层及其财富总量越来越大，但国内公民的捐赠意识普遍还不强，政策的、法律的措施比较欠乏。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募捐活动，高校基金会如何适应自身的特殊性，把握基金会的运作规律，创新基金会工作方法，这些都还在不断地探索之中。美、英等发达国家高校募捐的经验却难以照搬到国内。
　　国内已经设立教育基金会的高校不到高校总数的5%，设立发展部或其他类似部门统筹全校募捐工作的高校更在少数。由此导致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学校教育基金会、校友会或董事会等都在募捐，学院乃至个人也在筹款，互相之间没有沟通和协调，往往造成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内高校校长一般不会直接参与募捐活动，领导班子对募捐活动往往持无所谓的态度，因此对募捐活动的投入也十分有限。高校募捐活动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是：非常态行为，被动，方法单一，缺乏活力，效果差。
　　高校基金会通常是非公募基金会，筹款的对象一般是校友以及有相关关系的企业，募捐渠道少；同时，高校基金会是风险规避型投资者，较少进行资金市场运作；即便进入资金市场，也只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方式，收益率也必然较低。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少数高校基金会能募集到亿元以上的资金以外，大部分高校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仍较小，捐赠收入尚未成为大学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投资方式的研究不够，缺少有经验的专业人才，一些高校基金会的资金增值只来源于银行存款利息，使得高校基金会资金增值困难。
　　《教育》旬刊：高校募捐难的原因是什么？
　　谢维和：中国的高校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国家的财政收入，募集社会资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实践证明，募集社会资金对于高校发展和人才培养具有很现实的意义。高校要募捐很重要的一个倚靠就是校友会，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高校要做得其实很简单，无非两件事：一是让自己培养的学生有能力捐款，二是让自己的学生自愿捐款。
　　这两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这要求高校能够培养出大量的人才，他们毕业了能在社会中创造大量的财富。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很多学校做得都不够。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了都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都难，怎么还能要求他们给你捐款呢？你如何对待你的学生，学生将来就怎么对你。高校募捐前提是学生自愿，他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报母校。高校需要让学生觉得是学校改变了自己的一生，这样他才会心甘情愿捐款。如果一个学校的教育基金连自己的学生都不愿意捐款的话，又怎么能做到让别的企业和企业家捐款呢？
　　美国学校牛就牛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来感恩。如果你毕业后收入低、欠的教育贷款还不起怎么办？许多名校（特别是法学院等）的做法是：全免。理由大致有两条：第一，在我们这么优异的地方毕业后，你放弃高薪而从事低薪的公益事业，那就算我们学校为社会做贡献了。第二，如果你真没有技能拿到高薪工作，那一定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对你说“对不起”还来不及，怎么会追着向你要钱呢？中国的高校要是一天到晚和学生算培养费、惩罚不能按期还贷的学生，又有什么资格来向自己的学生募捐呢？
　　《教育》旬刊：怎么改变现状？
　　谢维和：短期内改变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是不现实的，单从高校教育基金运作来说就是要选择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各种方式，扩大非公募基金的筹资范围和渠道。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模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基金会的社会筹资能力。如香港大学基金会与电影公司合拍《色戒》，募集了一大笔捐赠资金，这就是该校基金进行灵活筹资的典范。
　　谢维和，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