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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山东临沂女孩徐玉玉在2016年高考录取后，接到以助学金为名义的诈骗电话，被骗走9900元学费，伤心昏厥，抢救无效离世。在媒体推动下，徐玉玉案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在舆论场的热度非同一般。8月29日案件告破，6名嫌犯全部落网，而围绕此案的反思远没有结束。本期辑选网民文章，对个人信息保护、诈骗犯罪追查整治、监管部门如何作为等焦点问题作出进一步探讨。
徐玉玉案，不能只算经济账
黄淮平原上绝大部分农村女孩的命运——早早辍学、早早打工、早早结婚生子。即使有才华天赋，也没有绽放的机会。徐玉玉本来看到了亮光。在高考大省山东，她以568分的成绩（高出一本线30分）考入了南京邮电大学。命运之门已经打开，她却倒在了门前。
正是这种极大的悲剧性，让徐玉玉之死有极强的溢出效应，这不再是一个花季少女的悲剧，不再是一个农村家庭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
电话诈骗猖獗，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那些个响一声就挂的电话，那些个以假乱真的“银行短信”，谁没有收到过？诈骗多，但又破案难，甚至立案都不容易。除了涉及公安、通信、银行多部门这个客观因素外，诈骗犯效率高、成本低，而警方的效率偏低，没有形成跨区域管理平台，也是个大问题。业内人士、飞象网总裁项立刚说：按警方属地管理的原则，山东临沂警方想要破案的话，“去广东、广西，花费的成本早就超过被骗的9000多元了”。但是，就徐玉玉案来讲，我们不能总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所谓的“政治”，不就是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吗？
说到这，笔者想起国家在实施追捕外逃贪官的“天网行动”，中央纪委说得好：外逃腐败分子带走的大量资金，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决不能让他们肆意挥霍，要千方百计尽早追回来，为国家和人民挽回损失。即使赃款糟蹋得差不多了，也得把人弄回来，依照党纪国法给予严惩，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难道对电信诈骗，乃至对所有的犯罪，不都应该这样吗？一个社会，如果作恶可以活得很好，如果违法可以逍遥，最终一定会溃败。对徐玉玉之死，必须不惜代价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并追究泄露个人信息人员的责任。这不是9900元的事情，这是一条人命，这是一个社会信心的问题。我们不想再谨慎如鼠一般活着，不想再摊上只能自认倒霉。我们等待正义昭彰。
（微信公众号“精读党报”）
不要等到舆论沸腾再作为
“徐玉玉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愤怒、唾骂，都显得愤愤不平，对诈骗分子还有泄露学生信息者，都希望公安能深入调查，查出罪犯给公众做一个交代。而公安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抓获罪犯，我是要给点赞的。但类似的案件有多少，大多数都是不了了之，这就是怪现象。如果说出现小范围无可查处，民众是可以谅解，但如果大多数无法查实，那么就是体现出不作为了。
对许多被骗的人来讲，都是怀着一种能追回来固然好，追不回来的就当花钱卖一个教训的心态报警，一般最后也都石沉大海。按古训是“吃一堑，长一智”。正是这也破不了，那也破不了，让骗子变得更加疯狂、更加猖獗。但这个事件告诉我们，要想捉拿罪犯，唯有把事件闹大，才会有人去追查。如果不是这次徐玉玉被骗突然离世引起媒体的关注，又有谁会去关注一个被骗一万元的女生呢？
目前社会上的很多问题都是民不举官不究。事不闹大，没有人当一回事。只有闹大了，才会受到重视，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从近期的徐玉玉被骗，还有女教师患癌被开除等事件中可以看到。她们死了之后，才会得到重视，当舆论沸腾的时候，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何近期民众碰到问题喜欢到网上喊冤，有的通过炒作的方式，通过网络新媒体来为自己申冤。
现今诈骗罪犯落网了，相信过不了多久，出卖信息的人也会露出水面来，因为一起诈骗案，不是偶然发生，往往会形成一条利益链。这些利益链的存在，让犯罪分子无孔不入。可以说徐玉玉被骗离世一案成为了一个典型，也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标志，但对年轻的徐玉玉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
徐玉玉被骗案神速破案是值得赞赏的，但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是警察的职责所在。我更希望今后类似的案件，不要等到引起舆论沸腾了才去解决；在平日里，更应该去打击。不要把诈骗看成是小事，它关系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诚信问题。如果当我们的生活周围处处都充满着欺诈和谎言，纵算给你戴着“幸福”的高帽，如果人们感觉不到，又有何用呢？
（和讯博客，天涯海角客）
电信诈骗之祸揭示社会痛点
当大家高高兴兴上学之时，山东临沂罗庄高都街道中坦社区的18岁女孩徐玉玉却因大学学费被骗而含恨离世。不是这孩子没有防范意识，而是我们社会这职业骗术是如此之高；你在那里等待国家的帮助，它竟然就主动上门了。要知道电信诈骗可不是今年才开始的呀，而是经过多年法律制裁而仍存在的毒瘤。只是前些年的诈骗主要针对的是老年人，而现在竟然与时俱进到大学生这个群体了。
电信诈骗之祸在今天的社会是如此惨烈。仅公开的2016年上半年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就达28.7万起，造成老百姓损失80余亿元。根据公安部打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以看出，电信诈骗竟然还有专业班子，不仅会在不同的地区制造出自己特色的诈骗途径与形式，竟然还形成了专门对内地的在境外诈骗集团。有时诈骗者竟然能通过改号软件而变成公检法的正式号码，这些冰冷的号码通过诈骗者的手直接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利刃。更不能容忍的是，这些巨额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徐玉玉”的痛不欲生，因为这些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往往是社会最贫困的群体，被骗走的常常是救命的钱、上学的钱、养家糊口的钱。当这些钱就这么落入电信诈骗的陷阱后，自然也就是家破人亡或妻离子散。
一个花季女孩的悲愤之死是我们社会的危险体现，因为它也是无奈、无力和无助的残酷现实展现。更重要的是当诈骗成为专门班子后，上当受骗者却只能是一个个的个体独立应付，这种力量的不对称，正是造就诈骗者屡屡得逞，甚至形成黑色产业的原因。试想如果不是骗子知道徐玉玉需要助学金，她能如此轻易上当受骗吗？如果没有法律的打壓与清理，最后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
对比当今世界，今天的社会应该是相当风平浪静的。然而为何展现在老百姓面前的却是迷失和迷茫，这不是老百姓丢失了自己心灵的钥匙，而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钥匙丢了。徐玉玉之死引起高层注意，这诈骗案不是很快就告破了吗？这说明，控制老百姓生活环境安全的钥匙就在某些职能部门手中，他们创造履行职能的主动就能叫老百姓放心而自由公平地生活；他们如果松懈职能，则老百姓就会步履维艰。
（凤凰网，汪华斌）
该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了
以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代价，若不能换来制度性的某些变革，不是这样的代价太廉价，就是人命贬值得太厉害。生命贬值，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也有悖于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所以，徐玉玉之死，不该仅仅满足于侦破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在于由此成为社会改良的契机。
警惕诈骗的提醒确实必要，但被动地警惕总有失灵的时候。一个再具有警惕心的人，也有栽跟头的时候。那些涉事不深的孩子，或者社会接触面不多的成年人，被诈骗的概率自然更高。
我们在为徐玉玉鸣不平时，更该设身处地为自己考虑一下：我们的个人信息有没有泄露过，如果泄露了是自己泄密的还是被人给悄悄卖了？如果大家都来思考这个事情，就该意识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也该考虑我们是否需要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了。国家安全的信息，相关的法律早颁布了。谁敢动国家安全信息的奶酪，谁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那么，公民个人的信息是不是也需要类似的防火墙？没有这样的防火墙，每个人就像在公共澡堂里洗澡，如此透明的个人信息，就连原始社会的居民也未必这么慷慨。起码，树叶遮体，在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流行了吧。
对于社会问题，我们不必过于苛刻，也不必过于失望，只要针对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寻找对策，减少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就足够了。就个人信息被保护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局部的实践而无普遍性的成文法。这样的遗憾，是到了该弥补的时候了。
（和讯博客，刘海明）
徐玉玉案，不能只算经济账
黄淮平原上绝大部分农村女孩的命运——早早辍学、早早打工、早早结婚生子。即使有才华天赋，也没有绽放的机会。徐玉玉本来看到了亮光。在高考大省山东，她以568分的成绩（高出一本线30分）考入了南京邮电大学。命运之门已经打开，她却倒在了门前。
正是这种极大的悲剧性，让徐玉玉之死有极强的溢出效应，这不再是一个花季少女的悲剧，不再是一个农村家庭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
电话诈骗猖獗，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那些个响一声就挂的电话，那些个以假乱真的“银行短信”，谁没有收到过？诈骗多，但又破案难，甚至立案都不容易。除了涉及公安、通信、银行多部门这个客观因素外，诈骗犯效率高、成本低，而警方的效率偏低，没有形成跨区域管理平台，也是个大问题。业内人士、飞象网总裁项立刚说：按警方属地管理的原则，山东临沂警方想要破案的话，“去广东、广西，花费的成本早就超过被骗的9000多元了”。但是，就徐玉玉案来讲，我们不能总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所谓的“政治”，不就是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吗？
说到这，笔者想起国家在实施追捕外逃贪官的“天网行动”，中央纪委说得好：外逃腐败分子带走的大量资金，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决不能让他们肆意挥霍，要千方百计尽早追回来，为国家和人民挽回损失。即使赃款糟蹋得差不多了，也得把人弄回来，依照党纪国法给予严惩，给人民群众一个交代。
难道对电信诈骗，乃至对所有的犯罪，不都应该这样吗？一个社会，如果作恶可以活得很好，如果违法可以逍遥，最终一定会溃败。对徐玉玉之死，必须不惜代价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并追究泄露个人信息人员的责任。这不是9900元的事情，这是一条人命，这是一个社会信心的问题。我们不想再谨慎如鼠一般活着，不想再摊上只能自认倒霉。我们等待正义昭彰。
（微信公众号“精读党报”）
不要等到舆论沸腾再作为
“徐玉玉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愤怒、唾骂，都显得愤愤不平，对诈骗分子还有泄露学生信息者，都希望公安能深入调查，查出罪犯给公众做一个交代。而公安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抓获罪犯，我是要给点赞的。但类似的案件有多少，大多数都是不了了之，这就是怪现象。如果说出现小范围无可查处，民众是可以谅解，但如果大多数无法查实，那么就是体现出不作为了。
对许多被骗的人来讲，都是怀着一种能追回来固然好，追不回来的就当花钱卖一个教训的心态报警，一般最后也都石沉大海。按古训是“吃一堑，长一智”。正是这也破不了，那也破不了，让骗子变得更加疯狂、更加猖獗。但这个事件告诉我们，要想捉拿罪犯，唯有把事件闹大，才会有人去追查。如果不是这次徐玉玉被骗突然离世引起媒体的关注，又有谁会去关注一个被骗一万元的女生呢？
目前社会上的很多问题都是民不举官不究。事不闹大，没有人当一回事。只有闹大了，才会受到重视，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从近期的徐玉玉被骗，还有女教师患癌被开除等事件中可以看到。她们死了之后，才会得到重视，当舆论沸腾的时候，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何近期民众碰到问题喜欢到网上喊冤，有的通过炒作的方式，通过网络新媒体来为自己申冤。
现今诈骗罪犯落网了，相信过不了多久，出卖信息的人也会露出水面来，因为一起诈骗案，不是偶然发生，往往会形成一条利益链。这些利益链的存在，让犯罪分子无孔不入。可以说徐玉玉被骗离世一案成为了一个典型，也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标志，但对年轻的徐玉玉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
徐玉玉被骗案神速破案是值得赞赏的，但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是警察的职责所在。我更希望今后类似的案件，不要等到引起舆论沸腾了才去解决；在平日里，更应该去打击。不要把诈骗看成是小事，它关系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诚信问题。如果当我们的生活周围处处都充满着欺诈和谎言，纵算给你戴着“幸福”的高帽，如果人们感觉不到，又有何用呢？
（和讯博客，天涯海角客）
电信诈骗之祸揭示社会痛点
当大家高高兴兴上学之时，山东临沂罗庄高都街道中坦社区的18岁女孩徐玉玉却因大学学费被骗而含恨离世。不是这孩子没有防范意识，而是我们社会这职业骗术是如此之高；你在那里等待国家的帮助，它竟然就主动上门了。要知道电信诈骗可不是今年才开始的呀，而是经过多年法律制裁而仍存在的毒瘤。只是前些年的诈骗主要针对的是老年人，而现在竟然与时俱进到大学生这个群体了。
电信诈骗之祸在今天的社会是如此惨烈。仅公开的2016年上半年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就达28.7万起，造成老百姓损失80余亿元。根据公安部打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以看出，电信诈骗竟然还有专业班子，不仅会在不同的地区制造出自己特色的诈骗途径与形式，竟然还形成了专门对内地的在境外诈骗集团。有时诈骗者竟然能通过改号软件而变成公检法的正式号码，这些冰冷的号码通过诈骗者的手直接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利刃。更不能容忍的是，这些巨额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徐玉玉”的痛不欲生，因为这些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往往是社会最贫困的群体，被骗走的常常是救命的钱、上学的钱、养家糊口的钱。当这些钱就这么落入电信诈骗的陷阱后，自然也就是家破人亡或妻离子散。
一个花季女孩的悲愤之死是我们社会的危险体现，因为它也是无奈、无力和无助的残酷现实展现。更重要的是当诈骗成为专门班子后，上当受骗者却只能是一个个的个体独立应付，这种力量的不对称，正是造就诈骗者屡屡得逞，甚至形成黑色产业的原因。试想如果不是骗子知道徐玉玉需要助学金，她能如此轻易上当受骗吗？如果没有法律的打壓与清理，最后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
对比当今世界，今天的社会应该是相当风平浪静的。然而为何展现在老百姓面前的却是迷失和迷茫，这不是老百姓丢失了自己心灵的钥匙，而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钥匙丢了。徐玉玉之死引起高层注意，这诈骗案不是很快就告破了吗？这说明，控制老百姓生活环境安全的钥匙就在某些职能部门手中，他们创造履行职能的主动就能叫老百姓放心而自由公平地生活；他们如果松懈职能，则老百姓就会步履维艰。
（凤凰网，汪华斌）
该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了
以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代价，若不能换来制度性的某些变革，不是这样的代价太廉价，就是人命贬值得太厉害。生命贬值，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也有悖于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所以，徐玉玉之死，不该仅仅满足于侦破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在于由此成为社会改良的契机。
警惕诈骗的提醒确实必要，但被动地警惕总有失灵的时候。一个再具有警惕心的人，也有栽跟头的时候。那些涉事不深的孩子，或者社会接触面不多的成年人，被诈骗的概率自然更高。
我们在为徐玉玉鸣不平时，更该设身处地为自己考虑一下：我们的个人信息有没有泄露过，如果泄露了是自己泄密的还是被人给悄悄卖了？如果大家都来思考这个事情，就该意识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也该考虑我们是否需要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了。国家安全的信息，相关的法律早颁布了。谁敢动国家安全信息的奶酪，谁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那么，公民个人的信息是不是也需要类似的防火墙？没有这样的防火墙，每个人就像在公共澡堂里洗澡，如此透明的个人信息，就连原始社会的居民也未必这么慷慨。起码，树叶遮体，在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流行了吧。
对于社会问题，我们不必过于苛刻，也不必过于失望，只要针对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寻找对策，减少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就足够了。就个人信息被保护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局部的实践而无普遍性的成文法。这样的遗憾，是到了该弥补的时候了。
（和讯博客，刘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