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高考虽然已经过去了43年多，但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我是1963年7月结束了在潞安中学（现改晋东南幼儿师范）学业后参加高考的。那时已经度过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由于在1962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被压缩的高等学校并没有恢复，故高考竞争异常激烈。在1962年的“调整”中，不仅许多院校“下马”被撤销、合并（全省师范专科学校仅留晋南师专一所，医学专科学校仅留晋东南医专一所），而且保留学校的招生规模也有所压缩，因此这年的高考升学率很低。长治地区不少县的高中“推了光头”，连我所就读的地区“重点”高中潞安中学文科也未能幸免，竟无一人考上。面对如此严峻的高考形势，我们每个63届高中毕业生，都感到升学的巨大压力。当时学校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仍按部就班上课，没有提前分科加班加点，寒假照常放假，没有复习补课赶进度。对于我们毕业学生来说，只能来年碰运气了。
　　第二年4月初，毕业考试结束后学校进行了文理分科，我报了文科。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重理轻文的60年代，学理科很吃香，对考生颇具诱惑力。我们班50多名同学绝大多数报了理科。我之所以选择文科，是因为我的数理基础差，成绩不理想，如果报考理科，升学肯定无望。而报考文科对我来说倒是有一定优势。我记忆力强，善于背记，从小喜欢语文，对历史、政治也感兴趣，有一定基础。当时文科又不考数学、地理。
　　文理分科后，大家便进入紧张的高考复习。全校近200名学生，3个理科班，1个文科班。与理科班火爆的情景相比，文科班就很冷清，偌大的教室里只有20来个学生。任课老师也没有进行重新组合和特别的加强，基本上还是原来的。历史课的复习辅导老师是60多岁的郭老师，初师学历；语文课是关老师，军人出身；只有政治老师张丁仪是北师大政治系毕业，他和外语老师龙良坤是正儿八经的本科生。张老师课讲得好，善待学生。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特别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一次学校进行的摸底考试过后，他认为我这个在班上学习并不突出的学生也能考上大学。这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多么大的鼓励和鞭策！
　　我们那时的高考复习谈不上什么系统性，也缺乏科学的指导，没有像现在这样进行过大量的“练兵训练”和“模拟考试”，全靠自己在学习中摸索，只是历史老师给我们补了一下世界历史。因为当时学校高中阶段未开历史课。语文老师只讲了几篇文言文，布置了一些翻译练习。政治课那时还没有完整的教材体系，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苏论战是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因此，除了教材，复习中我们还补充学习了《分歧从何而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文章和小册子。
　　那时的高考试题类型较为单一，主要是问答题、论述题、名词解释一类，考试内容大部分出自课本。所以，我们的高考复习主要是复习课本知识，背历史、政治，背俄语单词和课文。至于作文，谁也不做什么更多的准备和练习，全靠自己平时的写作基础和积累，到时临场发挥。只有语文基础知识考题完全出自课外——让翻译一篇没有任何注释的课外文言短文，考查考生文言阅读能力。如果平时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不积累一定数量的文言实词，不掌握一些必要的文言虚词知识，缺乏应变能力，是很难做出来的。而我们平时的学习，存在着严重的偏科现象，精力全放在数理化学习上，课外时间完全被数理化作业所挤占，即使语文学习也只是看看课文内容，根本不作基础训练。因此，阅读面窄，解决问题的能力差。所以，文言阅读和翻译正是我们学习的薄弱环节和考试的难点。但是，如果不突破文言文翻译这一关，就无法应对高考。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临时抱佛脚，找来一些文言文进行阅读和翻译，但总感到缺乏针对性。高考究竟考何种类型的文言文，除了一本语文课本，没有任何可借鉴的资料，心里没底。一天，我穿过学校大礼堂时不经意看到后墙上不知谁贴出的几页油印的文言文短文，记得上面有苏轼的《日喻》、柳宗元的《哀溺文》，还有《梦溪笔谈·杂志二》等文言短文。这些文言文内容简短，便于掌握，其中不少就是往年的高考文言文试题。我看后如获至宝，便抄录下来，进行阅读翻译。除此之外，我还特别看了一些清代写鬼的笔记小说，如《阅微草堂笔记》等。因为当时正提倡破除迷信，发扬不怕鬼精神，故而我想以此应对高考文言文在这方面出题。正是通过这样的临时突击，我才初步理清了一些人称代词等虚词的用法，掌握了像“辄、或、善、咸、道、衢”等常用实词的意义。
　　6月的校园花红柳绿。此时，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气氛越来越浓。来自全国招生学校的招生广告和宣传材料贴满校园，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吸引着每个渴望升学的学子。与此同时，填报志愿和体检工作也陆续展开。当时可供填报的学校和专业还不少，但我还是选择了师范类专业，并且把自己的升学定格在像晋东南师专（现山西师大）这样在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三类学校上。随着考期的日益临近，我们的复习更紧张了。教室里、树荫下、花池旁、马路边到处都是同学们熟悉的身影，到处都是朗朗的背书声。夜晚，教室里灯火通明，同学们加班加点进行着最后的冲刺，老师也在对我们进行着考前的复习辅导。
　　7月10日是高考开始的日子。晋东南地区中部几个县的高考考点集中设在晋东南师专（当时已撤销）。我是乘坐学校的马车提前两天到达考点的。7月10日上午考作文。考前，全体考生集合在师专主楼前，由师专文教部的领导（主考）给我们作简短的考前动员，并宣布了考场纪律和注意事项。全体考生屏息静气地听着，会场上鸦雀无声，紧张的气氛就像战斗即将打响的一刹那。解散后，所有考生便迅速朝设在教学楼上的考场走去。刚上二楼考场门口，清脆的铃声拉响，心情紧张得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走进考场，试卷已经发下来了，整整齐齐反扣在每个考生的座位上。我坐下来翻过一看，“1963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试卷”一行醒目的大字赫然在目，作文题（1）唱《国际歌》想起的；（2）“五一”劳动节纪事（任选一题）。试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下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心紧张得怦怦直跳，汗水马上从额头上流了下来。我准备写（1）题。《国际歌》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我根本没想到高考作文会在这上面命题，一时不知如何下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还迟迟没有动笔。这时，我想起了老师说过的怯场应急办法，深呼吸3次，及时调整了心态，情绪稍微安静后，便进行审题构思，开始写起来。我夹叙夹议，先写了《国际歌》鼓舞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又阐述了《国际歌》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和原则，最后针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逆流，提出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为实现英特耐雄奈尔而奋斗。提前十分钟我把题做完，自我感觉良好。下午考政治，全是老师早已指出、我们早已背写熟的问题，很快就做出了。
　　第二天上午考历史，40分的填空题我全部准确无误地填上了，几个大题也做得较满意。然而下午考语文基础的文言文翻译，一个生字拦住，我怎么也做不出来，几乎使我的考试前功尽弃。那篇文言的题目是《薛谭学讴》，说的是薛谭向秦青学唱歌，还没有学到秦青的本领，便自以为已经学好，于是向秦青告别回家。秦青在郊外设宴为薛谭饯行。在宴席上，他按着节拍唱起歌来，歌声阻止了行云，振动了树木。薛谭这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学好，要求留下来继续学。这个故事教育人们学习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就是这样一篇短文，由于我根本就没见过这个“讴”字，尽管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也还是揣摸不出“学讴”是做什么，没有从“抚节悲歌”中悟出歌就是讴，因而也就无法理解整篇短文的意思。我急得满头大汗，双手直打颤。安静的考场内墙上的挂钟走得格外响，时间已经过去40分钟，我还未做出来，监考老师也为我着急，在我跟前转来转去。但我不肯放弃，最后只好胡乱翻译一通。幸亏我还做了后面的文言断句和一词多义两道题，才没有交白卷。下了考场，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考试的失利使我悲观失望，灰心丧气。想到自己高考可能落榜，将来前途未卜，心里不禁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又总是盼望得到最后的录取结果。过了一个多月，大概是8月下旬的一天，我冒着酷热盛暑，带上母亲做的糠干粮，步行70多里到母校打听高考的消息。走进学校大门，只见对面黑板上鲜红的大红纸上写着考入首都高校和天津大学的8名同学的名字。据同学们说全校一共考了24人，其中21名已知道具体是谁，只有3人不知是谁。想到3人中有我的可能几乎为零，第二天我便抱着绝望的心情从学校返回家中。回家后没几天，正当我感受到升学无望，苦闷彷徨之时，一天傍晚，突然收到学校托人辗转送来的录取通知书。我被晋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录取了！我兴奋得彻夜未眠。尽管我考的不是什么名校，但总算圆了我的大学梦。在当时升学率极低的高考竞争中，经过拼搏后，我总算有了一个继续深造的高一级学校，也算是一个幸运者。
　　进入师专后，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第二年，我们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山西师范学院。毕业后，我一直从事教学和教研工作，虽然一生清贫，但无怨无悔。如果不是高考，我的历史也许将会重写。
　　 （责编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