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即便没有得到充分解释也至少耳熟能详的概念。通常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备如下特征：卓越的科研产出、优秀的文化、一流的设备以及超越国界的声誉。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这类院校在一个或多个盈利或非盈利机构每年发布的排名榜中名次靠前。对许多政府教育部长和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来说，跻身排名榜前列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证据。确实如此吗？我不是要否定当前排名指标的实用性与有益性。问题在于，它们仅仅代表了对什么是卓越大学，什么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谓“旗舰大学”的狭隘理解。而且，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追逐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大学的组织行为和方式，也不能帮助它们更好地服务社会，或在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上更有效率。本文试图倡导的“旗舰大学”是一个更加兼容的理念——它同时适用于公立院校和一些私立院校；它可以取代或补充，甚至改变政府部门和大学在追逐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时的观念、行为和目标。当然，它也没有忽视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科研产出这一卓越的国际标准之上。但是，“旗舰大学”以服务国家和地区为本，且这种模式的特征与责任不会使大学陷入排名困境。事实上，本文的目的是用“旗舰大学”这一概念来弱化排名，将大学的关注点由过去单一地注重研究扩大到重视适切性和责任上来。旗舰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或者正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它们有更广泛的公认目标。对于那些引领本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大学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确立使命，并最终在赋予其生命和目标的社会中有意义地扩大其社会功用。本文探究的旗舰大学轮廓要点包括它的主要使命、文化和运行特点，以及建设路径。
关键词：旗舰大学；研究型大学；大学治理；排名；世界一流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3-0004-19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即便没有得到充分解释也至少耳熟能详的概念。通常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备如下特征：卓越的科研产出、优秀的文化、一流的设备以及超越国界的声誉。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这类院校在一个或多个盈利或非盈利机构每年发布的排名榜中名次靠前。对许多政府部长和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来说，跻身排名榜前列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证据。确实如此吗？最近的世界大学排名局限于一些狭隘的数据和声望分值。引文索引偏向于理工科，以及同行评议的期刊（主要是美国、欧洲的英语期刊），并且青睐在大学声誉、诺贝尔得奖数目，以及其它的标志学术地位的调查中排名靠前的大学。并非说这些指标无用或者不能提供信息。但政府部门过于信奉不切实际或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经济流动需求不起作用的范式则徒劳无益，其目标仅仅是通过建立能影响学校领导者和教师的行为问责制，最终提高其主管的大学在某种排名榜中的地位。某些指标确实有益，激励了某些内部质量薄弱、问责政策和实践不足的国立大学系统重塑内部文化，但是它也会诱导大学领导者之间的竞争。而且，毋庸置疑，它正推动院系行为走向一个暧昧的全球竞争模式，而不是为他们所服务的国家争取利益最大化。
我试图倡导的“旗舰大学”是一个更加兼容的理念——它同时适用于公立院校和一些私立院校；它可以取代或补充，甚至改变政府部门和大学在追逐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时的观念、行为和目标。当然，它也没有忽视强调科研产出的国际化卓越标准。但是，旗舰大学以服务国家和地区为本，且这种模式的特征与责任不会使大学陷入排名困境。事实上，本文的目的是用“旗舰大学”这一概念来弱化排名，将大学的关注点由过去单一地注重研究扩大到重视与国家和地区的适切性和责任上来。旗舰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或者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它们有更广泛的公认目标。
长期以来，政府和各部门试图通过林林总总的问责方案和建设标准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来塑造大学的使命和活动。现在，我们需要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大学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和雄厚的财政能力去建立或者维持一种自我提升的内部文化和基于证据的管理。对于那些引领本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大学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确立使命，并最终在赋予其生命和目标的社会中有意义地扩大其社会功用。本文探究的旗舰大学轮廓要点包括它的使命、文化以及运行特点，并探讨可能实现的建设过程。
一、排名榜怎样界定世界一流大学
全球大学排名的产生与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赞美及对该地位的迷恋直接关联。作为引导未来学生的消费指南而出现的美国高校联合商业排名开创了排名模式，2004年的“全球大学排名”即是依据相似规则生成。随着政府部门日益强调将大学作为发展经济的一条路径，以及国家内部评选顶尖研究型大学的需要，大学排行榜作为评估本国大学在全球市场中地位的量化信息来源迅速得到认可。
大学管理者和学者也认可“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术语，并热衷于排名。这就从根本上强化了某种范式，即专注于一系列狭隘的活动，主要是国际认可的科研成果。在我看来，大学排名既非一无是处，也非完美无缺——无论是商业企业或高校智囊团制定的全球大学排名，或者是政府借助此类机构创建的国内排名方案。如果你认为排名的方法不恰当、存有偏见、影响力过大，那么就为那些在排行榜（例如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上成绩表现不佳的大学创造出更多大学排名提供了理由。
由于不满俄罗斯大学排名靠后，俄罗斯联邦创建了自己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并将莫斯科国立大学置于第五位，刚好在哈佛和剑桥大学之前。惊愕于法国大学及欧洲大学排名总体比英美大学糟糕的情况，欧洲委员会支持创立一个更加客观且有利于欧洲大学的排名系统（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英国高校的位置都比其它世界大学排名要好，是巧合吗？）。欧盟委员会创建《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或者大学多维度排名），其主要目的是为未来的学生提供消费指南。
像汤姆森路透集团这样的商业企业也企图在排名市场中占据更大份额，将视野聚焦于学生感兴趣的领域，即对申请和注册学校信息的需求。这是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美国首先开辟的意义重大且有利可图的市场。汤姆森路透集团的“全球院校概览”项目计划从大学多元使命描述大学轮廓，作为消费者和政府了解大学的一个工具。数据来源包括：《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采用的汤姆森路透社年度学术声誉调查结果、大学提供的数据以及来自科学网的文献计量数据。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存在着偏见，因而开始搜寻一种替代模型。如U21国际联盟试图对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表现而非单个院校进行排名。这一尝试虽然并未宣称能找到“一个最佳系统”，但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背景的重要性，包括高等教育相对投资率及研究成果数量与国家人口之间的关系（Williams et al，2013）。由于U21排名在其它全球大学排名使用的变量（如引文分析）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变量，比如“连通性”（在线交互情况分析及类似与全球联系的证据），使得排名结果体现了与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不同的质量和效率观。按照U21的排名标准，居于世界前五的国家是：美国、瑞典、瑞士、加拿大、丹麦。 《U21国家排名榜》是一种受欢迎的可供选择的排名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大学表现的微观视角。然而，《泰晤士报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所提供的全球大学排行在影响政府和院校行为上显然更具市场优势。单个院校的排名制度不会过于复杂，因而成为了难以被替代的“问责”工具。
当前的大学排名制度存在的一些其它问题对于本次讨论很重要。除了方法上可疑之外，全球排名为绝大部分有抱负的大学设定了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几乎所有被广泛认可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中，排名前10位甚至排名前25位的大学过去10年很少变化，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变化。在当前引用频次高的排名中出现了一个一致的大学群落。本文的目的不是对各种排名的偏见和不足进行没完没了的讨论，但英美两国在学术期刊上的主导地位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人们对期刊以及引文影响力的高度重视反映了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优势，也是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在学术界主导地位的体现。随着英语在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的课堂和研究出版物中的应用，英语国家在期刊出版上的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但是很显然，英语国家的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的优势及稳定性，在近期甚至长远都会得以保持。
假定世界一流大学是一所跻身于被广泛认可的排行榜前50甚至是前100位的大学，那么这是一个零和游戏，类似于在钟形曲线上排列大学。然而，许多政府和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追逐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当前的排名可以及时地破解大学取得一流大学地位的时刻。
欧洲各国政府抱怨在全球大学排行榜前50名中欧洲大学数量太少，其中一些国家正（试图）花钱解决这个问题。那些可能失败的政府有一种感觉，或谓之欧盟所谓的“欧洲悖论”的观念，即“尽管欧洲具有必备的知识和科研能力，但是他们未能将其转化以创新和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增长”（van der Wende，2009）。
为了鼓励大学更多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排名，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推出了一项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竞争，即在104所高校中挑选10所最具潜力成为精英大学的院校——这项精英计划初步预算是19亿欧元。在法国，前任总统萨科齐发起、现任总统奥朗德跟进拓展了旨在提升国立大学研究产出的类似项目。尽管政府计划三年内将政府一般性支出经费削减500亿欧元，奥朗德总统依然承诺斥资20亿欧元建立新的地方大学研究中心作为第二批“精英计划”活动之一（Marshall，2014）。
以下项目也助长了排名的热潮：中国计划建设20所在科研产出和声望上能与麻省理工学院匹敌的一流大学；非洲尼日利亚希望到2020年能有20所世界一流大学；斯里兰卡则希望至少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日本教育部的目标是：（除了东京大学之外）建设30所世界一流大学，其中5所进入前30位，且至少有1所能够进入前十。
俄罗斯政府的期望稍微理性一些。2013年，俄政府宣布：到2020年，俄罗斯至少要有5所研究型大学进入前100名。政府确定纳入计划的大学名单（像德国和其它国家一样），为它们提供特殊的财政补贴。除了莫斯科国立大学之外，进入这项计划的大学还包括：托木斯克理工大学、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工程物理学院、莫斯科钢铁合金学院以及国家信息技术、机械和光学研究大学。
然而，只要竞争的标准还是呈钟形曲线分布的大学排名，雄心就不可能超前于现实。随着排名竞争白热化，一些地区的大学为了在排名游戏中取得优势而采取投机行为，比如引进关键人物，有时甚至只在政府排名时临时聘用这些教师（这在英国是熟知的做法）；操纵数据；或者录取分数更高的国际学生（美国的做法）。有证据显示，美国高校生师比正变得不可靠——生师比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的重要指标。此外，另有一些投机行为，如通过向某些排名机构支付一定报酬，提高大学在其排名系统中的地位。
国际和国内排名系统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激发了如何取得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问题及建议。尽管出现了各种相关的咨询机构，甚至以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主题的两年一次的会议，但是没有任何机构像世界银行一样不遗余力地倡导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和合理建设路径。那么，该用什么来界定世界一流大学？根据世界银行和其它机构的表述，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备三个宽泛但重要的特征：优秀师生高度密集、丰富的资源、运行良好且有较高自治水平的治理机构。
事实上，对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这些条件重要但不充分。虽然世界一流大学范式影响了政府部门预算分配和“卓越”计划，影响了新近的院校认证制度及各种问责需求，当然也影响了院校的行为，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范式的缺陷。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受一系列倾向性的结果变量（通常指：偏重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引文索引+科研收入+诺贝尔或者其它国际公认的研究奖项+声誉调查）所驱动的模型，且其实现途径变幻莫测。更重要的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拥护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大学采用何种组织行为和方式来帮助它们更好地服务社会，或是在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上更有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观众是排名不好的大学及其国家部门管理人员；当然，世界一流大学模式的鼓吹者并不能从那些高效的研究型大学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且这些人大多是窥探研究型大学工作的局外人。他们审视某些科研成果，并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建议，为帮助大学实现排名提升添砖加瓦，他们并不试图破译院校文化和组织行为。
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模型的初始支持者也认识到其不足之处，并担心它带来出人意料的影响。发表于2006年的一篇论文对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中肯。亨利·莱文和他的合作者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主观性质意味着院校将忙于应对那些声誉评估考虑的、显而易见的维度。在这方面，科研活动、出版物、引文和教师奖项都是高度可见、可测量的指标，然而教育过程的质量却是隐形、不易测量的。最近，Marijk van der Wend已提出希望将教学质量列入排名指标。此外，最近两位“一流大学”拥护者Philip Altbach和 Jamil Salmi，提出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不同路径”，警示过分疯狂的国家行为和对排名的狭隘偏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以某种形式满足地区和国家需要。当然，何为地区和国家需要，两位的文章中并没有清晰陈述。 通过为一些特殊项目拨款诱导大学提高科研产出和引文索引量的部长们，也应该注意那些研究“大学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机构得出的一个结论：对大多数没有一所高排名大学的国家来说，创建一所新大学而非对已有大学进行改革和投资才是拥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快途径。
尽管抱怨和警告的言论无处不在，但事实上，排名和问责制度总会以某种形式存在。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正经历向绩效拨款和大规模重组（包括院校合并）转型（van der Wende，2014； Estermann et al，2013）。对于关心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与效率的部长们而言，排名以某种形式提供了各种改革效果的国际公认的证据；同时，排名也驱动着大学的行为及那些渴望拥有一些或至少一所国立大学位列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前列的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
部分由排名焦虑驱动，许多“卓越”计划正对国立大学的资源和文化产生积极影响。基于竞争的卓越计划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大学和教师的行为与改革。更多资金、更多竞争，这些都能带来积极影响。然而，正如在这里所讨论的一样，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可能及应当怎样”，需要一个能容纳更广泛的创造性见解的空间。实际上，我们渴望一个可替代的或者修正的概念模式。在此模式下，大学排名制度及其有时狭隘的思维方式和它所诱导的竞争游戏，是否至少能在一批领先的国立大学中得以改善？
二、旗舰理念的起源和现代修正
“公立旗舰大学”概念与美国19世纪中期高等教育系统的早期发展有关。它受英国寄宿制学院和强调独立研究及研究生教育的洪堡模式的混合影响。学术研究反过来支持和影响教学，形成一个更强大的学术共同体。
美国公立大学在模式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融入欧洲传统，另一方面又通过促进区域和全州的社会经济的流动和发展而寻求与社会的适切性。正是后者使旗舰大学模型更加实用，更积极地参与社会。19世纪中后期出现在中西部和西部各州的公立大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国公立大学模式，并为后来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大众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拓性努力打下了基础——这一系统主要由政府财政支持。这一美国历史上的公立大学模式呈现出如下特质：
a.入学权：创办面向不同经济、社会和地理背景的公民的公立大学，这种理念与过去只面向某些宗派社区和社会阶层的私立学院和大学形成鲜明对比。如同19世纪一位著名的倡导者所言，旗舰公立大学应该“面向普通人提供不普通的教育”。
b.参与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这些大学是综合性院校，专业覆盖传统文理学科和一些与地方和区域经济直接相关的项目。在农业和工程等领域开展教学和研究，同时设立远程教育项目，为农民和地方企业提供服务，这些都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流动。
c.领导力：公立大学也有责任作为标杆来帮助州教育系统其它部分的发展——从基础教育和第二级教育到其它公立高等学校。在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有责任建立自己的教育系统，最初投入最多的是“普通学校”（即今天的小学）和师范学院，但不投资中学。州旗舰大学成为帮助公立高中发展的核心力量，部分出于帮助学生进入大学的自身利益，部分出于提高受教育者比例的职责使命。
海军司令或其参谋主要通过旗舰或者是先导航船协调海军演习，“旗舰”一词出自此处，并被借用来描绘19世纪后期出现的美国大学。随着美国各州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成，大多数州认定一所大学处于领导地位，最终用“旗舰”这一术语来指代。
在美国人口最初定居的东部沿海地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处于优势地位，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滞后，很少有旗舰大学产生。然而，在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各州纷纷创造机会，建立公立大学并扩大适龄青年入学比例。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前，州都负有组织和协调其教育系统的责任。美国不像其它国家，联邦教育部没有掌管全国教育系统的职权，但是中央对旗舰大学模型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1862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中，美国国会通过了林肯总统签署的一项法案：《赠地大学法案》。根据该法案，联邦将其所拥有的西部地区的广袤土地赠予各州，各州出售土地所得用于建立新大学或支持已有大学，尤其用于支持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益的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
尽管没有排除“古典课程”、军事训练和其它科学领域的学习，但赠地目的在于“推动工人阶级的通识和实用教育，适应未来职业的发展，按照各州立法的相应规定传授与农业和机械有关的知识。”
诚然，主要的公立大学指导和支持州内其它教育机构的历史作用已经减弱了，但我认为这种理念对于其他国家仍有重要的启示——尤其发展中国家和那些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剧烈改革和急速扩张的国家。
也许是受美国的影响，“旗舰大学”这一概念相继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场合。从二战后到1960年代，韩国政府在8个省、两个直辖市分别建立了“旗舰国立大学”。在韩国独立后的建设时期及朝鲜战争期间，这些大学绝大多数是由现存规模较小的地区性大学合并而成。如今，这10所大学都有医学院和公共服务组织，而且它们像亚洲其它政府指定的国立大学一样拥有竞争最激烈的入学考试。但是旗舰大学的应有特征在韩国并不清晰。事实上，1968年以后旗舰大学这一术语在韩国大体就消失了。
一些欧洲国家（尤其匈牙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旗舰”这一概念，并尝试用这一术语将一些大学与其它大学区分开。但是，挑选出一个或多个现存高校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本身是政治和组织上的挑战。尤其对那些大学拥有强大政治力量、要求平等享有公共拨款的国家系统而言，这种行为基本上阻止了改革。目标分化的需要，以及给予少数研究型大学充足资金使其重点发展，这些在部长们和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那里获得广泛共识。然而，无论是像匈牙利那样由政府直接指令，还是由大学在竞争资源过程中间接形成的一系列重点大学，要实现这一策略都不容易。
也许参考了本论文的早期版本，奥斯陆大学的一个新项目采用了这个一般性概念去探究一些欧洲大学是怎样为了更多参与经济发展，融入社会而适应部门和商业的需求。在挪威研究委员会资助的这一项目中，研究者声称：“‘旗舰大学’是坐落在国家最大城市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且旗舰大学一般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大学。” 这一研究项目旨在探究在11所北欧大学内现存院系的各种活动和目标——实质是基于案例，使用归纳法定义模型特征。
目前，开普敦大学高等教育转型中心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为支持8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学的发展采集数据，其中便用了旗舰的概念来描述这些大学的活力，以及面临的目标和挑战（Bunting et al， 2013）。项目题为“非洲高等教育研究与利益代言网络”（HERANA），最初旨在通过合作模式，采集大学间的比较数据，描述旗舰理念即顶尖国立大学追求院校发展所需要考量的学术核心变量（如师生比、获得博士学位教师比例）及变量之间的关联——我本人也认同这一项目目标，并与这个项目有所交集。在后文中我会再讨论“学术核心”这一概念。
对于强调适切性的旗舰大学模式，我们需要探讨它的内涵，而不是简单地将一系列现有活动重新整合然后赋予新名称。这种模式和目标体现在院校文化中，它最好能够获得政府支持，尽管这不一定能实现；强调适切性的旗舰大学模式提供了一个建设研究型大学或者巩固已有的研究型大学地位的路径和政策方针，但还不足以理解真正卓有成效的大学生态系统及大学的更重大使命。
三、作为替代准则的国家和地区责任及适切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排名在顶端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公立大学，并不是围绕当前各种世界大学排名通常采用的“科研生产率”或“声誉调查”这类狭隘的量化指标而建立的。虽然大学也许会受这些排名的影响，但是他们获得国内和国际地位的途径是扎根于更大的社会经济目标和实践中。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国家政策，更重要的是院校实践，应该把重点放在怎样支持和建设几所拥有以下目标的旗舰大学：
a.它们一般是强调为地区和国家服务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不排除理工科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大学，但后者契合旗舰大学模式的能力有限。
b.招生选择性程度很高，但广泛覆盖一个国家各社会经济阶层和民族（种族）人口，同时招收优秀的国际学生。
c.所有学科都以某种形式广泛参与区域/国家经济发展和公众服务。
d.不仅为他们所服务的本地区与国家培养和输送卓越领袖，而且也加强与更广泛的国际世界的交流。
e.院校享有充分自治和充足的公众资助，从而保证其成为知识生产和观点创新的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
f.着重建立“基于证据的管理的内部文化”，逐步建设院校自我改进的质量保障系统。这些都不是仅靠政府政策和指令能实现的。
通过强调与地方和国家的适切，以及从政府和私营部门获得支持，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且富有成效的大学产生了。这是卓越的美国旗舰大学的发展历史，它们从未刻意迎合过排名指标。
但这不意味着大学不应该实施国际化战略，例如邀请诺贝尔获奖者、吸引学术精英回国、提供更多用英语授课的课程并吸引国际学生和教师，或关注全球问题的富有活力的研究与学位项目。但是这些大学应该主要服务于区域和国家需要，除非他们能从国家背景中独立出来或者完全虚拟化。全球化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然而，我们的公立大学以重要方式保持着与其所处的地理、文化环境和社会紧密相连，社会也迫切需要借助大学来改进生活品质。
这类服务于区域和国家需要的大学，反过来也具有全球影响力。他们的目标包括：提高个体能力、维持和创新知识、创建富有成效的教学和科研环境、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繁荣的社会，以及批评社会。全世界许多其它类型的大学也具备这些特征，然而它们对旗舰大学有特殊的意义。列出这些一般的责任只是抛砖引玉，更大、更难的问题是阐述旗舰大学理念的基本内涵或者实现旗舰理念的途径。对国家（州）和大学来说，逻辑顺序是：大学首先要服务于地区（国家）的需要，然后再争取大学的全球影响力。建设旗舰大学别无其它捷径——尽管一些政府部门显然相信外部或者有针对性的诱导的作用。
那么，从机构的哪些特点、价值和实践活动可以判断其为旗舰大学？下面我将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四、旗舰大学模型剖析
我将试图勾画一个初始的旗舰大学模型轮廓，目的是围绕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即教学、研究、知识生产、公共服务来定义旗舰大学的特征和活动。由于我勾画的这个轮廓主要反映了美国一些旗舰大学的发展历史与当前使命，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我关于公立大学的目标与影响的历史研究的观点，因此，可能存在某些偏见。
很显然，不同国家及其大学采用不同运行方式，凸显其本土文化、政治、期望以及他们服务的社会经济的现实状况。接下来要论述的主题也不是特别强调旗舰大学存在或者出现的环境条件——这是大多数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献和争论关注的焦点。这里的目的不是要生成一个单一模板或清单，而是罗列大学与其必须参与和影响的社会环境发生适切的过程中表现的一系列特点和实践——其它大学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拓展或者实现本土化改造。进一步说，旗舰大学理念，并非而且不可能全盘否定排名和全球标准，或者否定参与国际竞争的雄心。旗舰大学模型与过于偏爱科研生产力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兼容的，但该模型把目标提升到大学的灵魂和文化了。
旗舰大学的存在与成熟基于几个关键假设：
a.使命分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要求高校使命分化，包括数量有限的研究型大学，其中一些可能成为旗舰大学。
b.旗舰精神。旗舰大学根据政府指令或自愿支持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流动与发展，培养未来的社会和商业领袖，理解并支持教育系统其它部分。他们也拥有或追求一种自我改进的文化，最好的大学总是希望不断完善，尽其所能地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旗舰大学追求这种精神需要有来自国家政府的政治、财政、政策的支持，符合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管理原则，并能满足学生、家长、商业利益、地方和国家政府等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尽管这里倡导的旗舰大学模式强调内部文化和行为，但是政府仍在各个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例如：通过资金资助引导大学回应劳动力市场需求，满足人类福祉；在部分大学采用物质激励科研和创新；在高等教育规划和国家与区域经济政策发展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c.广泛的专业设置。旗舰大学必须或希望覆盖全部学科，包括一些专业领域如工程、法律、医学、教育（包括教师教育）和社会福利。
d.一个发展充分的“学术核心”。大学只有在资金充足，并具备一些核心特征例如可控的师生比、足够比例的博士学位教师、足够数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足够高的毕业率和科研生产力时，才能实现旗舰大学模型的上述价值观。
开普敦高等教育转型中心通过研究和分析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学，在2011年首次概括了学术核心概念（Cloete et al，2011； Bunting et al， 2013）。高等教育转型中心提出的旗舰大学学术核心基准考虑的是非洲大学的发展需求，但为所有通常位于发展中国家、处于成熟早期的大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框架。学术核心包括输入和输出变量，体现大学通过知识生产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能力。接下来，我将陈述高等教育转型中心提出的学术核心变量，并予以适当补充。
输入指标：
拥有博士学位的学术人员比例。至少40%的稳定教职人员应该有博士学位，而且至少25%的稳定（全职）教师应该具有高级职称（正高、副高或相当职务）。一个前提条件是资深教师的性别比例——由单一性别或宗教或者种族完全主导的大学可能是低效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分化，不利于旗舰模式的实现——这个主题本文将在后面做阐述。
生师比。全日制本科生与研究生（满课业学生）数与责任教师数之比不应超过25：1。在美国一流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中，通常生师比目标在16：1左右。
研究生入学人数。研究型大学需要在研究生数和本科生数之间保持一个健康的平衡，即硕士生和博士生比例至少占20%，最好是接近30%。
教师人均科研经费。研究需要来自政府、大学或者第三方的资助，例如企业或者国外捐赠；旗舰大学拥有平衡的资金来源资助教师研究活动。
平衡的招生比例。尽管每所大学的历史目标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需求可能不同，然而通常的目标是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学生比例维持在30%到40%。
输出指标：
毕业率。高等教育转型中心针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几所顶尖非洲大学的分析报告指出，对旗舰大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旗舰大学）而言，重要的产出指标是：博士毕业生数，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数。报告的作者还有一个想法，即通过既定年份博士学位授予数来确定高级终身教职数。二者比例应该是每个高级终身教职对应0.15个博士毕业生。许多人口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硕士学位产出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博士学位产出则无疑对扩大合格且卓有成效的教师队伍意义重大。
知识生产。同样地，通过所有的终身教职发表的出版物数量来计算该校高级终身教职的数量，每个高级终身教职至少每年发表一篇科研论文。
这些简单的示例提供了学术核心优势的一个指标，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或者是拥有博士学位（接受过研究方法训练，熟练掌握指导学生技能）教师少的大学。最重要的是，本科生和研究生比例、终身教职教师比例、毕业率和研究产出（这里主要指学术论文）这些一般性评估结果都维持着健康的平衡。“非洲高等教育研究与利益代言网络”课题观察到另一个重要概念，即除了工作条件之外，对学术人员给予适当的激励和期待的至关重要性，这个概念将在下面的文章中反复提到。
e.院校推动的质量保障。尽管教育部能够对大学学术项目和活动的质量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然而一流大学最终需要充分自治才能产生追求质量和卓越的内部文化和动因，其中包括基于业绩的学术人事政策。如果存在一个所谓高效大学的指标，那就是教师的质量，教师履行职责的能力，以及大学对教师才能、职责和表现的持续期待，这些都由同行评议和终身教职后评审制度所驱动。高效大学的第二项指标是学生的质量，主要是学生在学习和其他活动上的投入。
f.一个附加的假设：由政府政策或计划诱导全部或者一批国立大学提高质量与表现，这一行为本身反映了对大学追求卓越和全球竞争力的能力的怀疑，且通常理由充分。但是政府部门应当仅视这类政府要求和整齐划一的政策（例如促进学术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建设高水平旗舰大学的初级阶段，下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应当是给予院校充分自治，支持院校培育自我改进的质量文化。
旗舰大学同时关注他们在全球范围的互动和影响（包括期刊索引）以及他们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流动的责任和影响力。他们也在意排名，排名从本质上是鼓励他们成为所谓“宇宙大学”（例如其研究和质量目标不局限于本地而是更直接地满足整个社会需求）的一份子，但是他们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其对所处社会的重要作用上。
图1将旗舰大学的特征根据外部责任和内部运行按照四个区域予以划分。其基本观点是：在一个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系统背景下，旗舰大学有一系列目标，共享好经验，其形成也有其内在逻辑和基本条件。一般而言，逻辑顺序是从更广阔的外部环境，到大学的使命和目标，最后是支持目标实现的组织管理机构。换句话说，我在这里的目的是帮助总结共性，并为一些大学已经做的、或者打算做的事情提供一些指导和范例，但是重点仍在评价与自我改进的内部文化和过程。
I. 旗舰大学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
1.旗舰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如上所述，旗舰大学的理念如同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一样，都假设国家高等教育系统需要不断增强的高校使命分化。大多数国家和州都意识到，建立面向所有人、满足所有需求的高质量高等教育系统既不经济，也不可能，甚至大多数国家希望公立和私立院校能够处于一个统一的网络中。实际上，一部分大学居于领袖地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流动提供高质量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帮助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社会经济的灵活性。但是一个国家的“旗舰大学”的数量可能不同，数目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人口密度、社会经济的需求和财政资源。其最重要的标识包括科研生产力这类传统的质量指标，以及在整个区域的影响力、商业和公共事务领袖的培养。 2.界定服务领域。大多数公立大学招收指定地区生源，一般不收国际学生。但是他们对自身在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也很模糊。对“公共服务领域”宽泛、明确的界定（不排除更大区域或者国际活动）将为引导和鼓励大学活动，以及评估他们的有效性提供重要框架。
3.选择性招生。受制于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和服务地区，旗舰大学的招生主要面向国家或地区的优秀学生。但是这并不排除招收优秀的留学生，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专业学位学生。本科阶段的招生标准往往是通过国家政策制定并通过单一考试来选拔。因此，旗舰大学需要更灵活的招生政策来选拔才智卓越的学生，并适当考虑不同家庭经济背景、地区的学生及偏才学生的比例（见13节旗舰大学的“四个基本自由”）。
II. 旗舰大学核心使命——教学与研究
4.第一学历（本科）教育目标。旗舰大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本科生提供教育，提高其创造力和学识，使其掌握高级技能。不同的大学在追求这些目标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包括学生入学时的水平、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与学习有关的文化传统。除此之外，受有限资源影响的生师比难以保证学生支持项目的开展（例如本科生导师制度和咨询服务）。但是所有旗舰大学的教育目标在创造一个“促进学生投入学习”的环境上是相似的。
5.研究生教育。旗舰大学对于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有着特殊的责任，他们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反映这个目标：研究生占全校招生人数的30%到50%，这其中包括一系列博士学位和专业学位项目。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学位授予数量及其质量保证措施。此外，旗舰大学不仅需要设立和发展旨在教育和培养未来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的项目，而且也需要培养直接服务于所在国家和更大区域的专业人才。虽然专业硕士和博士项目与学位没有被引入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概念，但我认为它们都是旗舰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旗舰大学应当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综合性大学。
6.科研。教师高水平的研究产出能力是旗舰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与教学责任一样重要。研究的目标包括：发现（没有直接应用价值、商业价值的基础研究）；整合（通过跨学科或学科内跨领域，或领域内的纵向研究整合信息）；社会参与（专业知识及其应用为同行共享和评价）；教与学（教学过程的系统研究，它不同于纯粹教学之处在于它允许公众分享、应用和评价）。
7.国际交流。所有的旗舰大学应该有与各种国际交流形式适切的目标与项目——从招生和学生支持，到课程与研究活动。然而活动领域与重点将取决于地理位置、语言、政策考量、国家政策（如旅游签证的发放）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需要的“人才引进”和“人才环流”。本文稍后将概述一个更广阔的国际交流类型。
虽然这里提供的旗舰模型的重点在区域和国家责任与适切性上，但是，正如最近“拉美国家”进行的国际性投入的研究提到的：“国际交流不仅是一种趋势，对于任何个人、研究团体或者国家而言，它几乎是一项强制性的实践……”学生互换与其他形式的跨境体验以及与日俱增的联合培养项目都成为了研究型大学的常见活动。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由于学术研究的分权性质以及教师的自治，大多数大学对于投入国际化活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策略。在追求国际化投入的趋势下，院校通常需要更多关注交流的质量和国际交流如何去适应机构的使命，而不是仅仅关注交流活动和达成协议的数量。
III. 旗舰大学和公共服务/经济活动投入
8.投入学术和公共服务。旗舰大学师生员工通过正式的项目和奖励机制以各种形式推动着公共服务的发展。这种“拓展”形式非常重要，它对地方和区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它是旗舰大学优先服务当地的一种直接证明。
a.社区志愿服务。大多数大学中的师生员工非正式地（以个人名义）参与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但是旗舰大学应该建立起正式的机制，比如“社区服务中心”，用来鉴别志愿者工作，建立大学社团与这些志愿者工作机会的联系。
b.学生的公民服务学习。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参与那些支持公共服务的学习机会（包括课程要求和课程学分）。通过这种实践教育形式，将学生参与满足人类和社会需求的活动与有意识设计的、提升学生学习与发展水平的结构化的学习机会结合在一起。
c.教师从事政策研究。旗舰大学探索鼓励教师参与那些能同时满足院校使命和目标及社区需求的与学术相关的工作途径。这本质上是一项将社区问题研究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议程，这种研究对教师而言是有价值的。在这种定义下的社区包括校外公众，这一过程是服务于公共福祉的合作过程的组成部分。
9.区域经济活动投入。这是旗舰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旗舰大学从社会获得资金支持的重要理由和服务社会的关键证明。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个使大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知识产权）保持适切性的途径。
a.劳动力需求。当旗舰大学致力于为国家、甚至全球劳动力市场培养人才时，他们必须有意识地支持区域经济。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常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通过公共服务、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以及教师兼职活动来支持当地的劳动市场，满足企业与政府的需求。尤其是公共服务和研究活动，可作为实习机会，它不仅有助于引导学生的职业兴趣，而且也能服务于当地的经济；二是教育和培训有时针对特定职业生涯，例如工程、法律、医学，但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需要具备的高级技能，比如写作和分析能力。
b.技术转移。有效的技术转移不仅与教师开展的研究（和支持其研究工作的国家/地区系统）有关，也与校园的组织管理及学校与私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有关。在技术转移中的主要步骤有：公开发明、保存和管理记录、评估和营销、专利诉讼、谈判和起草许可证协议、有效许可证管理。大学技术转移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即公开、取得专利；专利和许可证的授权和执行。其中，需要政府政策支持的有：
一是技术转移的目标。尽管从专利和许可证以及与大学相关的企业获得的大量而稳定的收入往往是旗舰大学的目标，然而现实却极少如此。将大学的发明投入市场并保护其免于侵权的成本可能高昂，更重要的是，技术转移有益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教职工和学生与本地和区域工商界进行互动，这是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人才流动的主要途径。需要注意的是，专利和许可活动及大学衍生企业的数量不一定是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最重要的证据。也许最重要的是，大学和商业部门之间的信息流通，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经常被认为是提升企业环境活力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一个稳定的政府，以及企业和大学运行的法律框架，也对高校战略性地提升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重要影响。 二是组织与支持。大多数主要大学拥有权力和效力不等的技术转让部门。大学一般先建立一个集中的校园办公室，联络教师评估观点和创意的价值，在专利和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为教师提供协助，并帮助教师联络风险资本和潜在的合作伙伴。科技项目多的大学则倾向于安排专职人员从事不同学科技术转让服务工作。
三是知识产权所有权规则。随着大学科研人员与大学、研究资金提供方（通常是政府部门）分享知识产权和收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关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国家和高校层面通常有政策可循。知识产权所有权的结构和比例可能存在校际差异，但是驱动法则是发明者与大学可以从促进学术成果和发明进入市场及推动企业发展中获取一定利益。
10.终身学习与合作推广。大学拓展研究知识的重要策略是为特定领域提供服务，提供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非正式教育项目和服务 （一些大学服务领域明确），参与重要的经济发展活动。这曾是美国旗舰大学的一项重要使命，服务重点在农业、食物、住房与家庭、环境、社区经济发展。尽管这类活动遍布世界各地，但是活动的组织和资助很少像在旗舰大学那样受到重视。
11.与学校的关系。旗舰模型中另一个关键概念是在指定服务领域对学校的间接和直接的影响和支持。这包括：
a.制定课程标准。通过它的录取标准（如必修课程）或者其它形式，如制定或参与制定国家/地区课程标准，或者通过合作推广的特殊科目如数学、作文，旗舰大学可以而且应该对学校发展、特别是对中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b.教师培训。旗舰大学的职能中还应当包括选拔性的教师培训项目。这种项目规模不需要很大，但是它能够为教师教育设定标准。许多旗舰大学曾经独自或者联合其他大学建立了“实验学校”，采用创造性的课程理念，并提供特别的培训机会。这些活动也能反映旗舰大学所服务社会的社会经济现实。
c.校长培训。作为旗舰大学支持当地学校的重要举措之一，同时也是旗舰大学提供中学后教育的途径，许多旗舰大学为在职和未来的中小学校长尤其是中学校长开设专门的研究生教育项目。
d.扩大学校和学生的服务范围。旗舰大学的师生员工应该通过正式的项目为其服务区域的学生提供参观机会，并向他们介绍大学生活。
12.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联系。旗舰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某些服务领域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协作与相互支持。不可否认，这个特点违背了一些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的政治文化，即每所研究型大学都被国家视为孤岛，与时而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其它大学的运行及福祉无所交集。旗舰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形式包括：
a.课程协调与衔接。在某些情况下，旗舰大学与兄弟高校联合设置学士学位和专业学位项目。而且双元高等教育系统，旗舰大学能够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提供获取学位的路径。
b.转学项目。通过正规的项目为学生从一所大学入学后再转学到旗舰大学提供方便。
c.联合社区服务工作。旗舰大学应该在扩大低收入者及其它弱势群体获得基础教育的机会上发挥领袖作用，并展开合作。包括：为中学生介绍大学入学条件（不限于旗舰大学）的信息和个人联系方式，在旗舰大学和其它高校设置项目为目标生源提供校园参观机会，暗示其未来有望在一个支持性学术环境中获得学位。
IV. 旗舰大学——管理与质量
13.大学自治。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与管理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发生转变，一般趋势是：大学决策的自治水平有所提高，对大学问责要求越来越多。然而，大学管理上的国家和文化差异仍然存在，有些大学的管理和组织依然深受计划经济传统的影响。尽管如此，一般而言，旗舰大学应当拥有关于学术自由的庭审判例中概括的“四个基本的自由”。
a.选择生源的权利——在一般性的国家和区域政策框架下自主选择生源；
b.选择教学内容的权利；
c.选择教学方式的权利；
d.聘用教师的权利。
14.管理。尽管总的来说，旗舰大学在资金使用、学术决策和大学行政人员自主管理上拥有了更多自由，然而受政府及其部门制约的大学自治水平仍然参差不齐。若没有在预算管理（例如将部分或者全部的分配资金用于校内特定需要）和人事决策（如教师职位的聘任及变动）等事务上的高度自治，自诩的旗舰大学无力跻身一流大学的竞争，也难以履行自身使命。对于旗舰大学而言，仅有（受法律保障、受政府制约的）高水平的大学自治还不够，还必须有能够保证院校决策基于各部门之间清晰的权力清单以及分权规则的治理和管理结构：
a.董事会。美国所有的旗舰大学和世界上大多数顶尖研究型大学都有董事会。董事会是大学服务的社会集团的成员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且一般拥有独立于国家其它部门和政府的充分自治权。
b.行政领导。在许多国家，校长（或者称为校长，副校长，学监等等）的作用已经极端弱化了，大多数要么是象征性职位，要么是暂时遴选出来但没有实权的位置。同时，那些大包大揽、通常霸道的政府部门权威及国家政府制定的条条框框阻碍董事会掌握任何实权。目前，这种状况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在发生变化。政府通过正式的政策法规为大学校长创造包括预算管理和行政管理上的更大自治权。顶尖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的角色分工是紧张和混乱的来源。正如迈克尔·夏托克在一篇关于英国大学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大学“执行”领导的兴起“牺牲了大学管理部门的传统组成”，可能“使学术力量边缘化”，造成“大学学术活力和独特性的丧失”（Shattock，2013）。然而，在大部分欧陆国家包括法国和拉美国家在内的大学领导者、董事会、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更加戏剧化。在这些地方，更大的大学自治权和新的问责制度要求大学重新调整各部分关系，提升实质性地管理大学各项活动和产出的能力。在重新界定关系和权力的过程中，最具挑战的问题也许是厘清教师的作用。大多数大学从未在正式的政策中清楚地界定教师的作用，而是继续遵循前例，这类大学领导层往往力量薄弱。 c.教师和分权管理。教师在学术管理中的角色因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而异，但都与大学的长远质量和表现相关。随着学术领袖例如校长权威的上升，需要清晰界定教师的作用，尤其涉及到大学的学术活动，例如专业与课程，学术发展及（拥有自主权的院校的）招生政策时。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有一个正式的教师代表机构（“教师评议会”或者类似机构）实施自我管理，且在一些特定领域拥有主要决策权（如与学术项目相关的决策）、参与决策权（如教师聘任）及咨询权（如与学术项目有关的主要预算决策）。
加州大学的共同治理政策表述最清晰，它界定了教师代表机构——学术评议会享有的一系列权力。董事会赋予学术评议会的权力包括：
（a）招生条件决定权。
（b）确定学位授予条件的权力和课程监督权。教师评议会有责任监控教育项目及其组成部分的质量，确保学生按量按质完成这些项目方能获得学位。
（c）教师聘用的权力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教师评议会对加州大学参与授课、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及从事科研的教师的质量负有监督管理权。教师评议会按照统一标准对教师进行评估，旨在让每个分校保持一定的卓越水平。其次，为了保证教师的质量，教师评议会也对影响高质量教师的聘任和留任的教师福利问题进行监控管理。
（d）在大学预算方面的建议权保证了教师评议会的预算分配能更好地改进大学学术项目质量活动。
（e）教师评议会有权就学科的案例召开听证会，敦促教师按《教师行为准则》及其他大学政策中规定的行为标准履行责任。
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就有效的分权管理模式而言，仅对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权限进行清晰界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学术界共同分担和相互尊重的文化。在“北欧大学（赫尔辛基、哥本哈根、奥斯陆、隆德，乌普萨拉）分权管理性质变迁的研究”中， Bjorn Stensaker和Agnete Vab?注意到：尽管大多数大学都强调领导和治理能力， 其中大部分举措“忽略了管理变革中的文化和符号层面”（Stensaker & Vab，2013）。在那些正在经历大的权力变更和教师作用变化的大学中，创造这样的文化氛围很难，且需要时日。
15.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原则是旗舰大学成功的关键。其涵义可以表述为：
教师自由决定教的内容、教的方式，选择研究的主题以及发布研究成果。保证教师不会因自由言论和以私人或公民身份集会结社而受到惩罚。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自由声明。还有许多其它类似声明，包括最近美国大学联盟、中国首批九所985大学（C9）联盟、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及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联合发布的旨在阐释“现代研究型大学十大特征”的《合肥宣言》。《宣言》指出，对当前理解的通过在鼓励公开询问和持续质疑，超越功利和短见，自由发展能改变未来社会、帮助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理解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研究文化之中，开展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创造和传播知识，教师有责任地践行学术自由原则。
类似的权利应该扩展到学生，比如言论自由。然而，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而言，在所有团体中，关于言论——包括“仇恨言论”或不同形式的煽动性言论，总存在某种形式的限制，不能忽视旗舰大学所处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每所大学都应有一些关于学术自由的正式声明，包括某个基本共识，即教职工的聘任和晋升不应经过政治考验。
16.质量与评价。任何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国家，都在不断努力追求质量和问责。然而，旗舰大学的标志是内部驱动的院校质量改进，即形成持续自我改进的文化，将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目标与教师及学术共同体其他成员遵守的规则和行为联系起来。
Jean-Claude Thoenig 和Catherine Paradeise在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两个顶级研究型大学时注意到某种组织文化的核心作用，即把工作重点放在是吸引和激励有才华的教师，分学科进行科研成果评价。这种组织文化具备称为“评价要点”的两个互相关联的特征：
（1）独特性、才能、创新是评估学术质量的最终准绳，常规的同行评价过程是“对特殊问题的平常处置”。
（2）构筑强大共同体身份的是院校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进程，而非这样那样的质量。一个常规且有意义的同行评议过程是学术质量的基石，包括终身教职后评价和专业评估。Thoenig 和 Paradeise评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聘任方式及其所暗含的期望，第一种方式曾经盛行全球但是当前正在衰落，它表明了一种需要避免的学术文化：极端的情形是，质量管理即便不是完全没有，但至少被忽略，院校通过官僚程序检查教师是否履行合约以及表现如何。例如，教师不得不遵守的唯一规定是列出其年度或者学期教学、科研及服务活动，并上报某些行政办公室归档。质量表现不会接受真正的学术评价，也不会被引入任何重要程序。此外，在对每位教师进行评估时，资历等客观条件占据更大比重。在这种极端情形下，无人关注质量。另一种极端情形是，学术质量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贯穿每位学者整个学术生涯的集体狂热。管理者浏览每一份报告，教师表现事无巨细都按大学共同体共享的标准予以评价。教师表现的评价尤其是对教师科研水平的评价，不仅对教师个人重要，而且对整个学术共同体而言都很重要。
接下来笔者将简要描绘一个常规的评价系统的运作过程，即如何确定对教师的期待，推动教师围绕旗舰大学核心职能开展广泛的创造性活动。
a.教师的聘用与晋升（终身教职后评审）。如上所述，旗舰大学的教师需要清楚地知道大学对他们的期望以指导其行为。而且，教师评价应当基于一个常规的（通常两三年一次）如上所述有意义的同行评议而非类似公务员系统的资历标准。我们需要认识到，教师科研兴趣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不会一成不变；事实上教师发展应当围绕创造性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合理行为去设计。以下提供的是加州大学的一个标准范例： 教学。高质量的教学是教师聘任、发展或晋升的基本条件，教师需要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履行教学职能的能力和勤勉程度。在评判一名候选人的教学水平时，同行评审应当考虑以下几点：候选人对学科领域的驾驭能力；在学科领域持续发展的能力；组织材料清晰、有逻辑地表达能力；唤醒学生发现本学科与其它知识领域之关联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性以及理性思考的能力；学习和教学的精神与热情；激发学生好奇心的能力；鼓励高标准，激励学习水平高的学生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影响教学与学生的个人品质；对学生进行引导，管理和提出建议时，所采用的技巧和提供帮助的程度；创建一个开放的，能够鼓励所有学生发展的学术环境，包括能够促进弱势群体取得进步的特殊策略。综上所述，委员会应当考虑对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教师要求的差异，并且在恰当参考其履行教学职责状况的前提下判断候选人的总体表现。
科研和创造性工作。候选人的效率和创造性体现在其研究成果，或原创性的建筑或工程设计等类似成果上。这些成果的水平应当仔细考量评估，而不仅仅只是列举出来。并且应当有证据证明候选人持续高效地从事着高质量、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如果可能，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也应当接受评估。当侯选人提供的是联合发表的研究成果时，部门的负责人应当清楚说明候选人在共同努力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此外，应该注意到表演艺术领域的特殊合作形式，因为从此类合作形式的成果中难以分辨合作者的作用。
专业技能与活动。有些专业学院的特定职位，例如：建筑学、工商管理、牙科、工程、法律、医学等领域，要求履职者拥有适合这些领域的特殊技能，这些特殊技能应当作为入职或是升职的标准。应当认真审查候选人的专业技能，以证明其在该领域的成就及领导能力，及其在推动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以解决专业问题进程中的贡献，包括推动候选人领域内弱势群体专业发展的行为。
高校和公共服务。教师在大学管理以及大学政策的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对于能证明自己具备管理能力，能在教师管理活动及院系和大学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卓越高效作用的学者应予以认可。教师为社区、州和国家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在专业领域提供的服务，还是以非专家的身份参与的公共服务，只要是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了工作，这些工作都应作为晋升的证据。高校教师提升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质量的活动就属于此列。同样地，通过服务于师生委员会为学生争取福利、担任学生组织顾问，以及教师通过参与师生的招聘招生、保持和指导促进学生群体多样化和机会平等，也都应当作为晋升证据。
b.伦理标准及利益冲突政策。教职员工越来越多地参与校外活动，通常是公共服务，这些服务部分为有偿服务。大学需要制定政策确保其教职员工在时间投入和所提供服务如教学和指导学生上遵守其承诺。同时，大学教师还必须避免参与那些由于涉及到经济利益而可能影响其在大学的正常职责或研究者的公正判断的顾问活动和资助研究。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或许已有关于伦理行为的一般政策，但是大学自身应该有一套政策及实施这些政策的方式。以下是加利福利亚大学政策中的一个例子，它反映了州政府的政策：大学教职员工应当对大学及大学的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职能投入基本的职业忠诚。校外服务不能影响其履行大学职责。校外从事的专业活动，个人经济利益或者从第三方受益，这些都可能在大学使命和私人利益之间产生实际或者可能的冲突。校外活动涉及到特定的专业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大学教职员工最好将利益或责任冲突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并将这些冲突公开。不管怎样，大学教职员工应当采取适当步骤，包括在问题不清楚时咨询相关人员，以避免利益冲突及此类问题。
c.专业评估。专业评估保证学术的卓越标准，指导院系提供制订未来发展规划。在全球的许多地区，专业评估，像终身教职后评估一样都是新概念。当前，越来越多的教育主管部门对专业评价和认证的形式提出要求。但是，要实现院校自我改进和基于证据的管理，最有效的途径是内部的、院校驱动的评价过程。唯有这个过程能够真实地评估出被评院系（例如历史系、物理系或是某个学院）的优势与弱势。
有效的专业评估旨在评价院系的师生员工的投入。伯克利的专业评估模式类似其他顶尖公立大学，是对某个系、学院或者专业进行评估。包括如下过程：
·学术评议会下设的专业评估委员会，由院校研究办公室提供人员支持，协调和监督评估过程。
·每个院系或专业进行自评，评估专业发展、专业的目标与资源、专业面临的关键挑战及机遇。院系和专业所需要的数据都由规划与分析办公室提供。
·一个慎重选出的外部委员会，在采访师生员工和审阅由院校研究办公室提供的相关评审文档后撰写一份报告。被评专业可以回应外部委员会的报告和由学术评议会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撰写的报告。随后，所有评估报告提交学术评议会，等待专业评估委员会和执行副校长（简称EVC，伯克利主管学术事务的校领导）回复。
·最后，被评估专业将获得一封评估结果信件，其中针对部门、系主任及主要负责人提出改进建议。学术评议会报告将在评估后分发到各部门。
·执行副校长签署的评估结果鉴定信正式转发到被评单位，专业评估结束。此时，所有的评审报告和结果鉴定信都成为公开记录。
·被评单位必须根据专业评估的结果采取整改措施。评估结果鉴定信中列出了改进行动的时间表。被评单位最好在呈报给系主任的年度教师岗位调整申请中汇报整改措施，除非在总结会议上对此已有商议。系主任则要在其年度全职教师岗位需求报告上对被评单位改进状况进行评价。院校研究办公室负责维护这些专业所采取的整改行动信息的数据库。
17.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全世界多数大学正从完全或主要依赖（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融资模式，转向寻求一系列更广泛的财政资源。旗舰大学是否应该有混合的资金来源或保持各种资金来源的平衡？答案取决于它们所处的国家（州）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大学对国家部门资金的依赖程度，同时也与大学所提供的项目和活动有关。 例如在美国，州政府是大学运转经费的主要来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皆如此。20世纪50年代，公立大学运转经费的70%以上来自州政府。然而今天，以伯克利分校为例，大学的预算只有12%来自州政府资助，其他的大部分则主要来自学杂费、研究基金与合同经费、专利以及捐赠。这种现状一方面反映了州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大幅减少（经济衰退加速了这一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研究型大学活动多样性的增长这一全球趋势。关键在于，尽管旗舰大学通常都在扩充其资金渠道，它们依然承担着对本地区和（或）国家的社会经济责任。与此同时，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保证了资金的稳定，而资金稳定常常可以带来更多院校自治。
18.院校研究能力。所有的大学都需要尽力实现基于证据的决策。院校研究对院校应对日益增长的管理责任、寻求自我改进十分重要。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大学都很少有政策和策略去推动院校数据的采集并雇佣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为大学管理和领导的效率和创新提供信息支持和数据分析。政府部门不断发展的问责方案对信息的需求增长，会刺激大学院校研究能力的提升。各种全球和国内大学排名工作也促进院校建设和维护数据库，并制订战略提升论文索引次数和其它产出指标。
然而，仍有许多研究型大学缺乏院校研究的能力，大学领导层不理解在各级管理中有组织地改进管理水平和采用基于信息的决策的重要作用和潜在好处。旗舰大学需要关注自身的数据和分析需求，包括内部问责工作如专业评估，而不是简单地回应外部要求。我在这里提出三个普适、简略但有用的内部目标：首先，院校报告和管理政策分析，院校数据的采集与维护；其二，战略规划、招生与财务管理；其三，学习效果评估、专业评估、内外部问责报告、院校认证及院校有效性评估。与此同时，所有大学至少应该聘用和支持一个专业的院校研究人员，寻求与地区内或国内其他兄弟院校联合建立主要基于院校研究需求的网络，逐步建立本领域专业人员队伍。这对于领衔的研究型大学例如旗舰大学尤其重要。许多大学仅仅只是由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教师临时充任院校研究人员，这些大学有时缺乏拥有足够自治权的核心管理层来领导院校战略规划。这些大学中的院校研究通常都以科研项目为基础，没有充分考虑数据覆盖面和本校的数据分析需求。尽管教师与专业的院校研究人员有必要互相交流，而且，一些教师可能愿意作为全职的、专业的院校研究人员，但是，大学应当区分这两类人员的职责。
信息就是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大学的院校研究能力很有限。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大部分大学都采用分权的内部决策体制，外部问责需求直到最近才偶尔出现。尽管院校的组织模式可能存在差异，包括受政府部门要求影响的院校研究工作重点也不同，然而，我觉得所有的大学都应该设立集中的院校研究办公室。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在院校决策和资源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院校各级管理层的院校研究能力会逐渐增强。
19.国际合作与联盟。虽然旗舰大学应该主要服务于地区和国家需要，但是它们也必须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师、项目、大学进行合作。通过国际合作，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活动水平可以得到提升。大学也可以从比较的视角学习其它大学的经验，建设一些特别的项目夯实院校战略。
本文假设，公立大学的活动以及社会和经济需求，存在显著的政策趋同；由此推论，通过展现和参与那些与其使命最契合的活动，大学和国家部门能够从彼此获益，并最终改进自身表现。事实上，国际合作和联合活动可能促进变革。与此同时，无论是旗舰大学还是其他的普通大学，为了不偏离自身使命，都应该重视国际性活动的投入。可以说，有些大学已经签署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协议和项目，而且大学有时似乎重视参与这些活动的数量甚于这些活动的价值及大学投入的成本。这些成本不仅指资金投入，也指教师时间。我在这里不是要抑制试验和阻止冒险。只是在大学参与国际性活动上，我们还处于注重量的积累和国家支持多种形式尝试的早期阶段，例如建立分校。
理查德·埃德尔斯坦和我曾撰文提出分析大学国际化活动、参与学术项目的行动和逻辑分类法。这种分类法使用了活动群、参与模式以及院校逻辑的概念，目的在于为学者和院校提供一个框架，便于他们更好地评估和了解促进院校参与国际化活动的力量。行动与逻辑的分类法被概念化为一系列参与模式，这些参与模式分为七类活动群，包括：个别教师的首创精神；院校成员管理；激励流动的措施；课程与教育变革；院校跨境活动参与；网络建设；校园文化，大学精神和大学领导。我们提出和描述了九种院校逻辑，作为解释大学对全球化环境的认识以及证明其制订的策略、政策、行动的正当性的可能变量。
五、国家背景和其他变量
我意欲提出旗舰大学模型作为可能替代世界一流大学范式的一种概念方法，后者意义含糊但却主导着当前国际讨论、学术会议和期刊论文的话语。我在这里显然更野心勃勃：我支持少数院校的精神和院校文化，这些旗舰大学或自我认定或得到国家甚至地方政府正式认可，扎根于国家和区域的适切性，得到内部问责活动和行为的支持。
最好的大学是那些总在不断改进的大学，与那些追求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顶尖位置的华丽政策重心不同，旗舰大学追求的不仅仅是研究上的进步，它强调包括教学和公共服务在内的更广阔的责任，并且拥有支持质量与卓越的内部机制。
与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论争相似，国家和地区的背景或者环境变量影响着院校争取和维持旗舰大学头衔。这些变量至少包括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
a.高等教育体系建立的历史。在建设高等教育系统方面，每个国家的历史差别显著，这些反过来约束和影响高等教育的改革。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如果国家政治文化在传统上一直支持一批高校在资金分配上的均等和使命的同一化，那么任何试图在现存的通常政治地位较高的大学内部分化使命的努力，将阻碍大学获得政府认定的旗舰大学头衔和政府财政资助。然而，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一流大学（往往包含旗舰大学模型的成分，包括覆盖多学科的专业、强调公共服务的文化和项目）可能会自诩为旗舰大学，并使用这种术语帮助塑造院校文化，为院校与教育主管部门和公众的对话定性。 b.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的州（国家）尤其需要宣称或实际具有旗舰大学精神的大学，这类州或国家的人口增长通常伴随人口多元化程度的上升，包括移民人口的增长。大学通常面临扩招和扩大资金投入的需求，当然也不总是如此。稳定或者下降的人口数量和经济状况使得旗舰大学的生存更加困难，但也可能使大学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模型的某个方面，例如：公共服务、技术转让和区域经济发展。
c.性别、种族和阶层歧视。与人口统计学有关的变量包括性别、种族和阶层歧视的政策和文化实践活动。所有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即人们不是根据其实际或潜在的学习能力而是基于社会偏见被分化或隔离。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由于性别的歧视，妇女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严重的正式或非正式歧视从根本上阻碍任何国家实现旗舰大学的目标或获得世界一流大学地位。
d.民主传统和稳定的政府。强大的民主传统和公众对政府能力和公开程度的广泛信任，以及多元、发展的经济为多样化高等教育系统和旗舰模型提供了基础。无效或高度集权的寡头政治极大地限制大学投身旗舰大学理念或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能力。同时，一些具有强烈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也有部门在持续不断地追求问责制度和资助模式的重大变革，使大学处在一种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需要不断努力以适应外部需求，而无法专注于内部驱动的质量保障机制和服务于地区和国家需要的战略。
e.生源供给系统的质量。通往大学的路径，包括普及中等教育的质量，是实现旗舰大学主要目标之一——促进平等入学和社会经济流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几乎所有的大学，包括排名靠前的精英大学或者自诩质量最高的大学，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他们具有帮助塑造和影响国家教育系统的潜力。如同在旗舰大学模型中所描述的，大学能够通过参与系列的活动去塑造课程和未来学生的经验，并投身所有学生的教育，为地方学校系统提供推广服务。
f.开放的社会。那些充斥着各种极端歧视以及缺乏充分言论自由和公认的学术自由标准的社会不可能产生真正卓越的大学，包括旗舰大学范式。大学学者和领导者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予以阐述，并且试图在那些政府对信息和某些特定骚乱控制严密的国家改进大学处境。
g.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无论旗舰大学与否，一所大学的质量和成就都是由教师的质量和品行决定的。由此可以推出大学质量和卓越的其它标志，包括越来越多参与全球学位市场竞争的高质量毕业生。但是，许多因素使得招聘和留住高质量教师的过程变得困难。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通常缺少博士学位项目和同时接受了教学和研究训练的博士毕业生。那些在海外接受了优质教育并且具有了相应的学历文凭和能力的教师流动性更强，一旦遇到海外提供的更好选择，他们很难不流动。
高等教育转型中心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概括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学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不足、教师需求日盛但输送途径薄弱，以及教师自主研究的时间和资金资助不足等。师生员工的全球流动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大学可采用的吸引和留住顶尖学者的策略，受到教师基本生活的条件问题、薪酬、教学工作量，以及大学本身的目标感和活力影响，差异巨大。旗舰大学模式重视院校价值、教师期望及教师在院校管理中的恰当作用，然而，动荡的政府，部门政策的持续变动，以及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歧视，或者学术自由的缺失，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大学吸引和留住一批有抱负有才智的教职员工。
h.大学的管理和治理能力。大部分的旗舰大学模式关注的是院校运行方面的问题，包括适度的大学自治水平，教师与管理人员在管理中的作用，教师的期望与晋升过程，与学术自由相关的政策等等。然而，也有与大学的管理和治理能力相关的一些其它因素，包括大学领导团队的质量，教师对大学领导团队的尊重，以及领导层对重大政策创新和资源分配问题进行商议并达成共识的能力。那些不停地回应政府指令——包括资源分配的途径和方式的大学，或是那些大学层面的改革和资源再分配对院系影响不大的高度分权的院校，都不利于大学成熟和拓展其服务社会的能力。
除了上述环境变量影响顶尖大学的形成，旗舰大学模型面临的困难还比比皆是。不可否认，解释旗舰大学的理念只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困难部分源于它从未被充分描述和界定过，即使是在美国也是如此。为了探究和检验其优劣，下文概括了一系列关于旗舰大学模型及其适用性的问题，并部分予以解答。
1.旗舰模型在发达国家或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同样适用？本文描述的旗舰大学模型对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例如西班牙或希腊）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但是旗舰大学对国家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扩张和塑造其高等教育系统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通常包括了各类大学组成的高等学校体系，有时还包括一些高产的研究机构，例如德国和法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法国国家科研院”。这些研究机构的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与公立大学不同，这意味着政府认定的、或野心勃勃的旗舰大学在塑造国家教育系统方面的领导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政治上也很难实现。然而，上文概括的区域和国家的显著相关性、学科专业的广度以及大学的政策和活动，对于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仍然有适用性，只是要根据当地政治环境和资金来源稍作调整。
发展中国家为旗舰大学提供了施展其积极影响和帮助塑造国家教育系统的更大空间。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有更多的机会去建设学术项目及为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提供拓展服务。但是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面临资金、培训、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的挑战。后者尤其困扰着非洲国家。比较生活成本而言较低的薪酬水平推动教师寻找其他收入来源——通常是在其它院校兼职。行政组织不健全，共同治理形式不完备，大学领导层经验不足，这些因素有时也会导致有才能的教师在大学之外的机构和研究所寻求资金和从事研究活动。另一个与国家背景相关的变量是：一些院校所处的文化环境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学的外部环境，例如，尤其是在教师的薪水购买力相当低的地区，富裕学生则可能为了获得更好的分数而向任课教师行贿。这些状况都不利于大学发育为旗舰大学，哪怕那些大学在国家排名系统中极为靠前。 世界上有些地区依然存在严格的制度和习俗，阻碍女性获得高等教育或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平等竞争的能力。一些国家的政策和现实限制着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所有的这些变量使得旗舰大学的理念和实践几乎无法实现。
在发展中国家和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追逐旗舰大学模式的大学也面临着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问题，而且它们培养的人才也许会在发达国家的更活跃的经济体或大学就业，这种“人才流失”的威胁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是政策关注的焦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优质的人才大量从南半球向北半球的转移。理想状况是：随着大学师生、研究者和商业人员在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流动增速，“人才流动”最终取代“人才流失”。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地区例如欧洲都是这种情况。许多发展中国家设立项目吸引杰出学者，主要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引进的这些人才通常曾是该国公民。旗舰大学模型包括其特征与行为的描述，有助于院校吸引人才，拥有旗舰大学理念让大学对杰出人才更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面临着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的问题，如中国、西班牙、甚至美国。这种供需失衡部分反映出经济结构的状况。例如，在中国，吸纳高级人才的服务产业和其它经济部门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比起其它产业部门来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较小。在西班牙也存在着类似的挑战，而且全球经济的低迷趋势以及复苏缓慢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加剧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但是，美国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流动的经验是：大多数州政府都试图在高级人才需求大量增长之前就提供充足的高等教育机会，最终为长期经济增长助力。我觉得这一历史经验对今天来说仍然重要。
2.许多国家建立的“国立大学”本质上是否是旗舰大学？许多大学具有旗舰大学某些方面的特征，但是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广泛的学术项目（许多一流大学的主要学科集中在科技领域）、或公共服务责任，以及内部管理能力和制定政策的能力，或者在这些方面都有所缺欠，这类大学都不属于旗舰大学的范畴。与此同时，国立大学或者在国家中具有影响力和声誉的一系列大学，是最有可能成为旗舰大学的。它们中的一部分为了获得政府拨款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模式的追逐者。
3.旗舰模型是否需要政府的认定和资助？如同上文的描绘，旗舰大学模型在帮助指导那些认可公共目标的价值，愿意修订或摒弃世界一流大学范式的、相对成熟或非常成熟的大学可能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一个越来越得到认可的观念是：大学使命日益分化意味着大学之间不一定相似，即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成员，大学承担的使命各异。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只是这一共识的某个方面，更常见的是大学在使命分化中所做的努力，例如英国对研究基金经费制度的修订。最终，理想的改革路径是：通过政府设计的竞争，授予一批大学旗舰头衔，并以此来矫正管理部门和一些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狂热。自发产生、自我认可的旗舰大学也是一条可能的路径，甚至是阻力最小的路径，但是在没有额外的运转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要实现旗舰大学模式的扩张，道路则更加漫长。不管怎样，对一些大学来说，宣称自己是旗舰大学也不失为一种吸引政府部门和其它基金的策略或者学术规划。
4.私立大学能否成为国家旗舰大学？旗舰大学理念扎根于公立大学，公立大学的首要责任在于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经济流动和经济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其它地区也越来越如此。然而许多私立大学，包括一些天主教大学，也充满旗舰大学模式的元素，期望拥有前面提到的一些或全部特征。
旗舰大学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强调院校的文化、行为、内部问责机制，以及最大可能对其所服务的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在这项探索性的工作中，我没有试图归纳测量或评估旗舰大学建设成效的特定方案——这是大多数政府部门喜欢的。我们无疑可以设立与目前所有现存的效果模式相似的评估旗舰大学成就的某些框架。可是，这些框架只能有助于我们部分地理解一所卓越大学给世界带来的财富和成本。
尽管如此，本文的重点在于表明我认为正确的观点，即：在理解卓越大学内涵和它们应有的愿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迄今为止，世界一流大学的荣誉是影响政府政策（不全是坏影响）和大学行为（不全是坏行为）的推动力。在我看来，“世界一流大学”同时也是对卓越大学涵义极其狭隘的理解，甚至是阻碍重要的国立大学履行其现实使命的限制力量。
本文提出的旗舰大学模型及其解释只是适用于某些大学的补充性描述，而且是大一统的模式。尽管政府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在影响和塑造大学的行为和任务时有合理的需求，但是旗舰大学模型可以为一些大学解释和寻求更重要的地位，为大学建立更强大的自我改进的内部文化，以及最终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流动做出更大贡献提供一条路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大学需要立足本校实际来诠释旗舰大学模型的概念，并明确坚定地表达出来。
（本文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与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合作项目“全球化的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成果，由约翰·奥布雷·道格拉斯博士2015年5月14日发表于中心在线出版物《Research & Occasional Paper Series》上，后收录到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2016年版道格拉斯博士新著《新生旗舰大学：从全球排行到国家相关性的范式转型》。翻译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正文有细微删减，参考文献略。）
关键词：旗舰大学；研究型大学；大学治理；排名；世界一流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3-0004-19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即便没有得到充分解释也至少耳熟能详的概念。通常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备如下特征：卓越的科研产出、优秀的文化、一流的设备以及超越国界的声誉。但是最重要的也许是，这类院校在一个或多个盈利或非盈利机构每年发布的排名榜中名次靠前。对许多政府部长和全世界大多数大学来说，跻身排名榜前列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证据。确实如此吗？最近的世界大学排名局限于一些狭隘的数据和声望分值。引文索引偏向于理工科，以及同行评议的期刊（主要是美国、欧洲的英语期刊），并且青睐在大学声誉、诺贝尔得奖数目，以及其它的标志学术地位的调查中排名靠前的大学。并非说这些指标无用或者不能提供信息。但政府部门过于信奉不切实际或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经济流动需求不起作用的范式则徒劳无益，其目标仅仅是通过建立能影响学校领导者和教师的行为问责制，最终提高其主管的大学在某种排名榜中的地位。某些指标确实有益，激励了某些内部质量薄弱、问责政策和实践不足的国立大学系统重塑内部文化，但是它也会诱导大学领导者之间的竞争。而且，毋庸置疑，它正推动院系行为走向一个暧昧的全球竞争模式，而不是为他们所服务的国家争取利益最大化。
我试图倡导的“旗舰大学”是一个更加兼容的理念——它同时适用于公立院校和一些私立院校；它可以取代或补充，甚至改变政府部门和大学在追逐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时的观念、行为和目标。当然，它也没有忽视强调科研产出的国际化卓越标准。但是，旗舰大学以服务国家和地区为本，且这种模式的特征与责任不会使大学陷入排名困境。事实上，本文的目的是用“旗舰大学”这一概念来弱化排名，将大学的关注点由过去单一地注重研究扩大到重视与国家和地区的适切性和责任上来。旗舰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或者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它们有更广泛的公认目标。
长期以来，政府和各部门试图通过林林总总的问责方案和建设标准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要求来塑造大学的使命和活动。现在，我们需要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大学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和雄厚的财政能力去建立或者维持一种自我提升的内部文化和基于证据的管理。对于那些引领本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大学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确立使命，并最终在赋予其生命和目标的社会中有意义地扩大其社会功用。本文探究的旗舰大学轮廓要点包括它的使命、文化以及运行特点，并探讨可能实现的建设过程。
一、排名榜怎样界定世界一流大学
全球大学排名的产生与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赞美及对该地位的迷恋直接关联。作为引导未来学生的消费指南而出现的美国高校联合商业排名开创了排名模式，2004年的“全球大学排名”即是依据相似规则生成。随着政府部门日益强调将大学作为发展经济的一条路径，以及国家内部评选顶尖研究型大学的需要，大学排行榜作为评估本国大学在全球市场中地位的量化信息来源迅速得到认可。
大学管理者和学者也认可“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术语，并热衷于排名。这就从根本上强化了某种范式，即专注于一系列狭隘的活动，主要是国际认可的科研成果。在我看来，大学排名既非一无是处，也非完美无缺——无论是商业企业或高校智囊团制定的全球大学排名，或者是政府借助此类机构创建的国内排名方案。如果你认为排名的方法不恰当、存有偏见、影响力过大，那么就为那些在排行榜（例如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上成绩表现不佳的大学创造出更多大学排名提供了理由。
由于不满俄罗斯大学排名靠后，俄罗斯联邦创建了自己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并将莫斯科国立大学置于第五位，刚好在哈佛和剑桥大学之前。惊愕于法国大学及欧洲大学排名总体比英美大学糟糕的情况，欧洲委员会支持创立一个更加客观且有利于欧洲大学的排名系统（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英国高校的位置都比其它世界大学排名要好，是巧合吗？）。欧盟委员会创建《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或者大学多维度排名），其主要目的是为未来的学生提供消费指南。
像汤姆森路透集团这样的商业企业也企图在排名市场中占据更大份额，将视野聚焦于学生感兴趣的领域，即对申请和注册学校信息的需求。这是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美国首先开辟的意义重大且有利可图的市场。汤姆森路透集团的“全球院校概览”项目计划从大学多元使命描述大学轮廓，作为消费者和政府了解大学的一个工具。数据来源包括：《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采用的汤姆森路透社年度学术声誉调查结果、大学提供的数据以及来自科学网的文献计量数据。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存在着偏见，因而开始搜寻一种替代模型。如U21国际联盟试图对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表现而非单个院校进行排名。这一尝试虽然并未宣称能找到“一个最佳系统”，但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背景的重要性，包括高等教育相对投资率及研究成果数量与国家人口之间的关系（Williams et al，2013）。由于U21排名在其它全球大学排名使用的变量（如引文分析）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变量，比如“连通性”（在线交互情况分析及类似与全球联系的证据），使得排名结果体现了与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不同的质量和效率观。按照U21的排名标准，居于世界前五的国家是：美国、瑞典、瑞士、加拿大、丹麦。 《U21国家排名榜》是一种受欢迎的可供选择的排名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大学表现的微观视角。然而，《泰晤士报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所提供的全球大学排行在影响政府和院校行为上显然更具市场优势。单个院校的排名制度不会过于复杂，因而成为了难以被替代的“问责”工具。
当前的大学排名制度存在的一些其它问题对于本次讨论很重要。除了方法上可疑之外，全球排名为绝大部分有抱负的大学设定了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几乎所有被广泛认可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中，排名前10位甚至排名前25位的大学过去10年很少变化，未来也不太可能发生变化。在当前引用频次高的排名中出现了一个一致的大学群落。本文的目的不是对各种排名的偏见和不足进行没完没了的讨论，但英美两国在学术期刊上的主导地位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人们对期刊以及引文影响力的高度重视反映了研究型大学的历史优势，也是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在学术界主导地位的体现。随着英语在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的课堂和研究出版物中的应用，英语国家在期刊出版上的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但是很显然，英语国家的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的优势及稳定性，在近期甚至长远都会得以保持。
假定世界一流大学是一所跻身于被广泛认可的排行榜前50甚至是前100位的大学，那么这是一个零和游戏，类似于在钟形曲线上排列大学。然而，许多政府和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追逐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当前的排名可以及时地破解大学取得一流大学地位的时刻。
欧洲各国政府抱怨在全球大学排行榜前50名中欧洲大学数量太少，其中一些国家正（试图）花钱解决这个问题。那些可能失败的政府有一种感觉，或谓之欧盟所谓的“欧洲悖论”的观念，即“尽管欧洲具有必备的知识和科研能力，但是他们未能将其转化以创新和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增长”（van der Wende，2009）。
为了鼓励大学更多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排名，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推出了一项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竞争，即在104所高校中挑选10所最具潜力成为精英大学的院校——这项精英计划初步预算是19亿欧元。在法国，前任总统萨科齐发起、现任总统奥朗德跟进拓展了旨在提升国立大学研究产出的类似项目。尽管政府计划三年内将政府一般性支出经费削减500亿欧元，奥朗德总统依然承诺斥资20亿欧元建立新的地方大学研究中心作为第二批“精英计划”活动之一（Marshall，2014）。
以下项目也助长了排名的热潮：中国计划建设20所在科研产出和声望上能与麻省理工学院匹敌的一流大学；非洲尼日利亚希望到2020年能有20所世界一流大学；斯里兰卡则希望至少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日本教育部的目标是：（除了东京大学之外）建设30所世界一流大学，其中5所进入前30位，且至少有1所能够进入前十。
俄罗斯政府的期望稍微理性一些。2013年，俄政府宣布：到2020年，俄罗斯至少要有5所研究型大学进入前100名。政府确定纳入计划的大学名单（像德国和其它国家一样），为它们提供特殊的财政补贴。除了莫斯科国立大学之外，进入这项计划的大学还包括：托木斯克理工大学、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工程物理学院、莫斯科钢铁合金学院以及国家信息技术、机械和光学研究大学。
然而，只要竞争的标准还是呈钟形曲线分布的大学排名，雄心就不可能超前于现实。随着排名竞争白热化，一些地区的大学为了在排名游戏中取得优势而采取投机行为，比如引进关键人物，有时甚至只在政府排名时临时聘用这些教师（这在英国是熟知的做法）；操纵数据；或者录取分数更高的国际学生（美国的做法）。有证据显示，美国高校生师比正变得不可靠——生师比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的重要指标。此外，另有一些投机行为，如通过向某些排名机构支付一定报酬，提高大学在其排名系统中的地位。
国际和国内排名系统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激发了如何取得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问题及建议。尽管出现了各种相关的咨询机构，甚至以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主题的两年一次的会议，但是没有任何机构像世界银行一样不遗余力地倡导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和合理建设路径。那么，该用什么来界定世界一流大学？根据世界银行和其它机构的表述，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备三个宽泛但重要的特征：优秀师生高度密集、丰富的资源、运行良好且有较高自治水平的治理机构。
事实上，对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这些条件重要但不充分。虽然世界一流大学范式影响了政府部门预算分配和“卓越”计划，影响了新近的院校认证制度及各种问责需求，当然也影响了院校的行为，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范式的缺陷。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受一系列倾向性的结果变量（通常指：偏重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引文索引+科研收入+诺贝尔或者其它国际公认的研究奖项+声誉调查）所驱动的模型，且其实现途径变幻莫测。更重要的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拥护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大学采用何种组织行为和方式来帮助它们更好地服务社会，或是在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上更有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观众是排名不好的大学及其国家部门管理人员；当然，世界一流大学模式的鼓吹者并不能从那些高效的研究型大学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且这些人大多是窥探研究型大学工作的局外人。他们审视某些科研成果，并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建议，为帮助大学实现排名提升添砖加瓦，他们并不试图破译院校文化和组织行为。
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模型的初始支持者也认识到其不足之处，并担心它带来出人意料的影响。发表于2006年的一篇论文对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中肯。亨利·莱文和他的合作者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主观性质意味着院校将忙于应对那些声誉评估考虑的、显而易见的维度。在这方面，科研活动、出版物、引文和教师奖项都是高度可见、可测量的指标，然而教育过程的质量却是隐形、不易测量的。最近，Marijk van der Wend已提出希望将教学质量列入排名指标。此外，最近两位“一流大学”拥护者Philip Altbach和 Jamil Salmi，提出达成世界一流大学的“不同路径”，警示过分疯狂的国家行为和对排名的狭隘偏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以某种形式满足地区和国家需要。当然，何为地区和国家需要，两位的文章中并没有清晰陈述。 通过为一些特殊项目拨款诱导大学提高科研产出和引文索引量的部长们，也应该注意那些研究“大学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机构得出的一个结论：对大多数没有一所高排名大学的国家来说，创建一所新大学而非对已有大学进行改革和投资才是拥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快途径。
尽管抱怨和警告的言论无处不在，但事实上，排名和问责制度总会以某种形式存在。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正经历向绩效拨款和大规模重组（包括院校合并）转型（van der Wende，2014； Estermann et al，2013）。对于关心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与效率的部长们而言，排名以某种形式提供了各种改革效果的国际公认的证据；同时，排名也驱动着大学的行为及那些渴望拥有一些或至少一所国立大学位列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前列的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
部分由排名焦虑驱动，许多“卓越”计划正对国立大学的资源和文化产生积极影响。基于竞争的卓越计划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大学和教师的行为与改革。更多资金、更多竞争，这些都能带来积极影响。然而，正如在这里所讨论的一样，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可能及应当怎样”，需要一个能容纳更广泛的创造性见解的空间。实际上，我们渴望一个可替代的或者修正的概念模式。在此模式下，大学排名制度及其有时狭隘的思维方式和它所诱导的竞争游戏，是否至少能在一批领先的国立大学中得以改善？
二、旗舰理念的起源和现代修正
“公立旗舰大学”概念与美国19世纪中期高等教育系统的早期发展有关。它受英国寄宿制学院和强调独立研究及研究生教育的洪堡模式的混合影响。学术研究反过来支持和影响教学，形成一个更强大的学术共同体。
美国公立大学在模式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融入欧洲传统，另一方面又通过促进区域和全州的社会经济的流动和发展而寻求与社会的适切性。正是后者使旗舰大学模型更加实用，更积极地参与社会。19世纪中后期出现在中西部和西部各州的公立大学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国公立大学模式，并为后来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大众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拓性努力打下了基础——这一系统主要由政府财政支持。这一美国历史上的公立大学模式呈现出如下特质：
a.入学权：创办面向不同经济、社会和地理背景的公民的公立大学，这种理念与过去只面向某些宗派社区和社会阶层的私立学院和大学形成鲜明对比。如同19世纪一位著名的倡导者所言，旗舰公立大学应该“面向普通人提供不普通的教育”。
b.参与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这些大学是综合性院校，专业覆盖传统文理学科和一些与地方和区域经济直接相关的项目。在农业和工程等领域开展教学和研究，同时设立远程教育项目，为农民和地方企业提供服务，这些都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流动。
c.领导力：公立大学也有责任作为标杆来帮助州教育系统其它部分的发展——从基础教育和第二级教育到其它公立高等学校。在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有责任建立自己的教育系统，最初投入最多的是“普通学校”（即今天的小学）和师范学院，但不投资中学。州旗舰大学成为帮助公立高中发展的核心力量，部分出于帮助学生进入大学的自身利益，部分出于提高受教育者比例的职责使命。
海军司令或其参谋主要通过旗舰或者是先导航船协调海军演习，“旗舰”一词出自此处，并被借用来描绘19世纪后期出现的美国大学。随着美国各州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成，大多数州认定一所大学处于领导地位，最终用“旗舰”这一术语来指代。
在美国人口最初定居的东部沿海地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处于优势地位，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滞后，很少有旗舰大学产生。然而，在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各州纷纷创造机会，建立公立大学并扩大适龄青年入学比例。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前，州都负有组织和协调其教育系统的责任。美国不像其它国家，联邦教育部没有掌管全国教育系统的职权，但是中央对旗舰大学模型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1862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中，美国国会通过了林肯总统签署的一项法案：《赠地大学法案》。根据该法案，联邦将其所拥有的西部地区的广袤土地赠予各州，各州出售土地所得用于建立新大学或支持已有大学，尤其用于支持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益的专业人才培养和研究。
尽管没有排除“古典课程”、军事训练和其它科学领域的学习，但赠地目的在于“推动工人阶级的通识和实用教育，适应未来职业的发展，按照各州立法的相应规定传授与农业和机械有关的知识。”
诚然，主要的公立大学指导和支持州内其它教育机构的历史作用已经减弱了，但我认为这种理念对于其他国家仍有重要的启示——尤其发展中国家和那些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剧烈改革和急速扩张的国家。
也许是受美国的影响，“旗舰大学”这一概念相继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场合。从二战后到1960年代，韩国政府在8个省、两个直辖市分别建立了“旗舰国立大学”。在韩国独立后的建设时期及朝鲜战争期间，这些大学绝大多数是由现存规模较小的地区性大学合并而成。如今，这10所大学都有医学院和公共服务组织，而且它们像亚洲其它政府指定的国立大学一样拥有竞争最激烈的入学考试。但是旗舰大学的应有特征在韩国并不清晰。事实上，1968年以后旗舰大学这一术语在韩国大体就消失了。
一些欧洲国家（尤其匈牙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旗舰”这一概念，并尝试用这一术语将一些大学与其它大学区分开。但是，挑选出一个或多个现存高校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本身是政治和组织上的挑战。尤其对那些大学拥有强大政治力量、要求平等享有公共拨款的国家系统而言，这种行为基本上阻止了改革。目标分化的需要，以及给予少数研究型大学充足资金使其重点发展，这些在部长们和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那里获得广泛共识。然而，无论是像匈牙利那样由政府直接指令，还是由大学在竞争资源过程中间接形成的一系列重点大学，要实现这一策略都不容易。
也许参考了本论文的早期版本，奥斯陆大学的一个新项目采用了这个一般性概念去探究一些欧洲大学是怎样为了更多参与经济发展，融入社会而适应部门和商业的需求。在挪威研究委员会资助的这一项目中，研究者声称：“‘旗舰大学’是坐落在国家最大城市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且旗舰大学一般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大学。” 这一研究项目旨在探究在11所北欧大学内现存院系的各种活动和目标——实质是基于案例，使用归纳法定义模型特征。
目前，开普敦大学高等教育转型中心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为支持8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学的发展采集数据，其中便用了旗舰的概念来描述这些大学的活力，以及面临的目标和挑战（Bunting et al， 2013）。项目题为“非洲高等教育研究与利益代言网络”（HERANA），最初旨在通过合作模式，采集大学间的比较数据，描述旗舰理念即顶尖国立大学追求院校发展所需要考量的学术核心变量（如师生比、获得博士学位教师比例）及变量之间的关联——我本人也认同这一项目目标，并与这个项目有所交集。在后文中我会再讨论“学术核心”这一概念。
对于强调适切性的旗舰大学模式，我们需要探讨它的内涵，而不是简单地将一系列现有活动重新整合然后赋予新名称。这种模式和目标体现在院校文化中，它最好能够获得政府支持，尽管这不一定能实现；强调适切性的旗舰大学模式提供了一个建设研究型大学或者巩固已有的研究型大学地位的路径和政策方针，但还不足以理解真正卓有成效的大学生态系统及大学的更重大使命。
三、作为替代准则的国家和地区责任及适切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排名在顶端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公立大学，并不是围绕当前各种世界大学排名通常采用的“科研生产率”或“声誉调查”这类狭隘的量化指标而建立的。虽然大学也许会受这些排名的影响，但是他们获得国内和国际地位的途径是扎根于更大的社会经济目标和实践中。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国家政策，更重要的是院校实践，应该把重点放在怎样支持和建设几所拥有以下目标的旗舰大学：
a.它们一般是强调为地区和国家服务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不排除理工科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大学，但后者契合旗舰大学模式的能力有限。
b.招生选择性程度很高，但广泛覆盖一个国家各社会经济阶层和民族（种族）人口，同时招收优秀的国际学生。
c.所有学科都以某种形式广泛参与区域/国家经济发展和公众服务。
d.不仅为他们所服务的本地区与国家培养和输送卓越领袖，而且也加强与更广泛的国际世界的交流。
e.院校享有充分自治和充足的公众资助，从而保证其成为知识生产和观点创新的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
f.着重建立“基于证据的管理的内部文化”，逐步建设院校自我改进的质量保障系统。这些都不是仅靠政府政策和指令能实现的。
通过强调与地方和国家的适切，以及从政府和私营部门获得支持，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且富有成效的大学产生了。这是卓越的美国旗舰大学的发展历史，它们从未刻意迎合过排名指标。
但这不意味着大学不应该实施国际化战略，例如邀请诺贝尔获奖者、吸引学术精英回国、提供更多用英语授课的课程并吸引国际学生和教师，或关注全球问题的富有活力的研究与学位项目。但是这些大学应该主要服务于区域和国家需要，除非他们能从国家背景中独立出来或者完全虚拟化。全球化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然而，我们的公立大学以重要方式保持着与其所处的地理、文化环境和社会紧密相连，社会也迫切需要借助大学来改进生活品质。
这类服务于区域和国家需要的大学，反过来也具有全球影响力。他们的目标包括：提高个体能力、维持和创新知识、创建富有成效的教学和科研环境、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繁荣的社会，以及批评社会。全世界许多其它类型的大学也具备这些特征，然而它们对旗舰大学有特殊的意义。列出这些一般的责任只是抛砖引玉，更大、更难的问题是阐述旗舰大学理念的基本内涵或者实现旗舰理念的途径。对国家（州）和大学来说，逻辑顺序是：大学首先要服务于地区（国家）的需要，然后再争取大学的全球影响力。建设旗舰大学别无其它捷径——尽管一些政府部门显然相信外部或者有针对性的诱导的作用。
那么，从机构的哪些特点、价值和实践活动可以判断其为旗舰大学？下面我将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四、旗舰大学模型剖析
我将试图勾画一个初始的旗舰大学模型轮廓，目的是围绕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即教学、研究、知识生产、公共服务来定义旗舰大学的特征和活动。由于我勾画的这个轮廓主要反映了美国一些旗舰大学的发展历史与当前使命，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我关于公立大学的目标与影响的历史研究的观点，因此，可能存在某些偏见。
很显然，不同国家及其大学采用不同运行方式，凸显其本土文化、政治、期望以及他们服务的社会经济的现实状况。接下来要论述的主题也不是特别强调旗舰大学存在或者出现的环境条件——这是大多数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献和争论关注的焦点。这里的目的不是要生成一个单一模板或清单，而是罗列大学与其必须参与和影响的社会环境发生适切的过程中表现的一系列特点和实践——其它大学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拓展或者实现本土化改造。进一步说，旗舰大学理念，并非而且不可能全盘否定排名和全球标准，或者否定参与国际竞争的雄心。旗舰大学模型与过于偏爱科研生产力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兼容的，但该模型把目标提升到大学的灵魂和文化了。
旗舰大学的存在与成熟基于几个关键假设：
a.使命分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要求高校使命分化，包括数量有限的研究型大学，其中一些可能成为旗舰大学。
b.旗舰精神。旗舰大学根据政府指令或自愿支持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流动与发展，培养未来的社会和商业领袖，理解并支持教育系统其它部分。他们也拥有或追求一种自我改进的文化，最好的大学总是希望不断完善，尽其所能地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旗舰大学追求这种精神需要有来自国家政府的政治、财政、政策的支持，符合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管理原则，并能满足学生、家长、商业利益、地方和国家政府等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尽管这里倡导的旗舰大学模式强调内部文化和行为，但是政府仍在各个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例如：通过资金资助引导大学回应劳动力市场需求，满足人类福祉；在部分大学采用物质激励科研和创新；在高等教育规划和国家与区域经济政策发展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c.广泛的专业设置。旗舰大学必须或希望覆盖全部学科，包括一些专业领域如工程、法律、医学、教育（包括教师教育）和社会福利。
d.一个发展充分的“学术核心”。大学只有在资金充足，并具备一些核心特征例如可控的师生比、足够比例的博士学位教师、足够数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足够高的毕业率和科研生产力时，才能实现旗舰大学模型的上述价值观。
开普敦高等教育转型中心通过研究和分析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学，在2011年首次概括了学术核心概念（Cloete et al，2011； Bunting et al， 2013）。高等教育转型中心提出的旗舰大学学术核心基准考虑的是非洲大学的发展需求，但为所有通常位于发展中国家、处于成熟早期的大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框架。学术核心包括输入和输出变量，体现大学通过知识生产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能力。接下来，我将陈述高等教育转型中心提出的学术核心变量，并予以适当补充。
输入指标：
拥有博士学位的学术人员比例。至少40%的稳定教职人员应该有博士学位，而且至少25%的稳定（全职）教师应该具有高级职称（正高、副高或相当职务）。一个前提条件是资深教师的性别比例——由单一性别或宗教或者种族完全主导的大学可能是低效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分化，不利于旗舰模式的实现——这个主题本文将在后面做阐述。
生师比。全日制本科生与研究生（满课业学生）数与责任教师数之比不应超过25：1。在美国一流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中，通常生师比目标在16：1左右。
研究生入学人数。研究型大学需要在研究生数和本科生数之间保持一个健康的平衡，即硕士生和博士生比例至少占20%，最好是接近30%。
教师人均科研经费。研究需要来自政府、大学或者第三方的资助，例如企业或者国外捐赠；旗舰大学拥有平衡的资金来源资助教师研究活动。
平衡的招生比例。尽管每所大学的历史目标及它所服务的社会需求可能不同，然而通常的目标是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学生比例维持在30%到40%。
输出指标：
毕业率。高等教育转型中心针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几所顶尖非洲大学的分析报告指出，对旗舰大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旗舰大学）而言，重要的产出指标是：博士毕业生数，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数。报告的作者还有一个想法，即通过既定年份博士学位授予数来确定高级终身教职数。二者比例应该是每个高级终身教职对应0.15个博士毕业生。许多人口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硕士学位产出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博士学位产出则无疑对扩大合格且卓有成效的教师队伍意义重大。
知识生产。同样地，通过所有的终身教职发表的出版物数量来计算该校高级终身教职的数量，每个高级终身教职至少每年发表一篇科研论文。
这些简单的示例提供了学术核心优势的一个指标，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或者是拥有博士学位（接受过研究方法训练，熟练掌握指导学生技能）教师少的大学。最重要的是，本科生和研究生比例、终身教职教师比例、毕业率和研究产出（这里主要指学术论文）这些一般性评估结果都维持着健康的平衡。“非洲高等教育研究与利益代言网络”课题观察到另一个重要概念，即除了工作条件之外，对学术人员给予适当的激励和期待的至关重要性，这个概念将在下面的文章中反复提到。
e.院校推动的质量保障。尽管教育部能够对大学学术项目和活动的质量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然而一流大学最终需要充分自治才能产生追求质量和卓越的内部文化和动因，其中包括基于业绩的学术人事政策。如果存在一个所谓高效大学的指标，那就是教师的质量，教师履行职责的能力，以及大学对教师才能、职责和表现的持续期待，这些都由同行评议和终身教职后评审制度所驱动。高效大学的第二项指标是学生的质量，主要是学生在学习和其他活动上的投入。
f.一个附加的假设：由政府政策或计划诱导全部或者一批国立大学提高质量与表现，这一行为本身反映了对大学追求卓越和全球竞争力的能力的怀疑，且通常理由充分。但是政府部门应当仅视这类政府要求和整齐划一的政策（例如促进学术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建设高水平旗舰大学的初级阶段，下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应当是给予院校充分自治，支持院校培育自我改进的质量文化。
旗舰大学同时关注他们在全球范围的互动和影响（包括期刊索引）以及他们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流动的责任和影响力。他们也在意排名，排名从本质上是鼓励他们成为所谓“宇宙大学”（例如其研究和质量目标不局限于本地而是更直接地满足整个社会需求）的一份子，但是他们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其对所处社会的重要作用上。
图1将旗舰大学的特征根据外部责任和内部运行按照四个区域予以划分。其基本观点是：在一个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系统背景下，旗舰大学有一系列目标，共享好经验，其形成也有其内在逻辑和基本条件。一般而言，逻辑顺序是从更广阔的外部环境，到大学的使命和目标，最后是支持目标实现的组织管理机构。换句话说，我在这里的目的是帮助总结共性，并为一些大学已经做的、或者打算做的事情提供一些指导和范例，但是重点仍在评价与自我改进的内部文化和过程。
I. 旗舰大学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
1.旗舰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如上所述，旗舰大学的理念如同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一样，都假设国家高等教育系统需要不断增强的高校使命分化。大多数国家和州都意识到，建立面向所有人、满足所有需求的高质量高等教育系统既不经济，也不可能，甚至大多数国家希望公立和私立院校能够处于一个统一的网络中。实际上，一部分大学居于领袖地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流动提供高质量的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帮助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社会经济的灵活性。但是一个国家的“旗舰大学”的数量可能不同，数目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人口密度、社会经济的需求和财政资源。其最重要的标识包括科研生产力这类传统的质量指标，以及在整个区域的影响力、商业和公共事务领袖的培养。 2.界定服务领域。大多数公立大学招收指定地区生源，一般不收国际学生。但是他们对自身在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也很模糊。对“公共服务领域”宽泛、明确的界定（不排除更大区域或者国际活动）将为引导和鼓励大学活动，以及评估他们的有效性提供重要框架。
3.选择性招生。受制于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和服务地区，旗舰大学的招生主要面向国家或地区的优秀学生。但是这并不排除招收优秀的留学生，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专业学位学生。本科阶段的招生标准往往是通过国家政策制定并通过单一考试来选拔。因此，旗舰大学需要更灵活的招生政策来选拔才智卓越的学生，并适当考虑不同家庭经济背景、地区的学生及偏才学生的比例（见13节旗舰大学的“四个基本自由”）。
II. 旗舰大学核心使命——教学与研究
4.第一学历（本科）教育目标。旗舰大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本科生提供教育，提高其创造力和学识，使其掌握高级技能。不同的大学在追求这些目标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包括学生入学时的水平、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与学习有关的文化传统。除此之外，受有限资源影响的生师比难以保证学生支持项目的开展（例如本科生导师制度和咨询服务）。但是所有旗舰大学的教育目标在创造一个“促进学生投入学习”的环境上是相似的。
5.研究生教育。旗舰大学对于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有着特殊的责任，他们必须有一定比例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反映这个目标：研究生占全校招生人数的30%到50%，这其中包括一系列博士学位和专业学位项目。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学位授予数量及其质量保证措施。此外，旗舰大学不仅需要设立和发展旨在教育和培养未来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的项目，而且也需要培养直接服务于所在国家和更大区域的专业人才。虽然专业硕士和博士项目与学位没有被引入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概念，但我认为它们都是旗舰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旗舰大学应当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综合性大学。
6.科研。教师高水平的研究产出能力是旗舰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与教学责任一样重要。研究的目标包括：发现（没有直接应用价值、商业价值的基础研究）；整合（通过跨学科或学科内跨领域，或领域内的纵向研究整合信息）；社会参与（专业知识及其应用为同行共享和评价）；教与学（教学过程的系统研究，它不同于纯粹教学之处在于它允许公众分享、应用和评价）。
7.国际交流。所有的旗舰大学应该有与各种国际交流形式适切的目标与项目——从招生和学生支持，到课程与研究活动。然而活动领域与重点将取决于地理位置、语言、政策考量、国家政策（如旅游签证的发放）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需要的“人才引进”和“人才环流”。本文稍后将概述一个更广阔的国际交流类型。
虽然这里提供的旗舰模型的重点在区域和国家责任与适切性上，但是，正如最近“拉美国家”进行的国际性投入的研究提到的：“国际交流不仅是一种趋势，对于任何个人、研究团体或者国家而言，它几乎是一项强制性的实践……”学生互换与其他形式的跨境体验以及与日俱增的联合培养项目都成为了研究型大学的常见活动。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由于学术研究的分权性质以及教师的自治，大多数大学对于投入国际化活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策略。在追求国际化投入的趋势下，院校通常需要更多关注交流的质量和国际交流如何去适应机构的使命，而不是仅仅关注交流活动和达成协议的数量。
III. 旗舰大学和公共服务/经济活动投入
8.投入学术和公共服务。旗舰大学师生员工通过正式的项目和奖励机制以各种形式推动着公共服务的发展。这种“拓展”形式非常重要，它对地方和区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它是旗舰大学优先服务当地的一种直接证明。
a.社区志愿服务。大多数大学中的师生员工非正式地（以个人名义）参与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但是旗舰大学应该建立起正式的机制，比如“社区服务中心”，用来鉴别志愿者工作，建立大学社团与这些志愿者工作机会的联系。
b.学生的公民服务学习。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参与那些支持公共服务的学习机会（包括课程要求和课程学分）。通过这种实践教育形式，将学生参与满足人类和社会需求的活动与有意识设计的、提升学生学习与发展水平的结构化的学习机会结合在一起。
c.教师从事政策研究。旗舰大学探索鼓励教师参与那些能同时满足院校使命和目标及社区需求的与学术相关的工作途径。这本质上是一项将社区问题研究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议程，这种研究对教师而言是有价值的。在这种定义下的社区包括校外公众，这一过程是服务于公共福祉的合作过程的组成部分。
9.区域经济活动投入。这是旗舰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旗舰大学从社会获得资金支持的重要理由和服务社会的关键证明。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个使大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知识产权）保持适切性的途径。
a.劳动力需求。当旗舰大学致力于为国家、甚至全球劳动力市场培养人才时，他们必须有意识地支持区域经济。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常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通过公共服务、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以及教师兼职活动来支持当地的劳动市场，满足企业与政府的需求。尤其是公共服务和研究活动，可作为实习机会，它不仅有助于引导学生的职业兴趣，而且也能服务于当地的经济；二是教育和培训有时针对特定职业生涯，例如工程、法律、医学，但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需要具备的高级技能，比如写作和分析能力。
b.技术转移。有效的技术转移不仅与教师开展的研究（和支持其研究工作的国家/地区系统）有关，也与校园的组织管理及学校与私营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有关。在技术转移中的主要步骤有：公开发明、保存和管理记录、评估和营销、专利诉讼、谈判和起草许可证协议、有效许可证管理。大学技术转移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即公开、取得专利；专利和许可证的授权和执行。其中，需要政府政策支持的有：
一是技术转移的目标。尽管从专利和许可证以及与大学相关的企业获得的大量而稳定的收入往往是旗舰大学的目标，然而现实却极少如此。将大学的发明投入市场并保护其免于侵权的成本可能高昂，更重要的是，技术转移有益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教职工和学生与本地和区域工商界进行互动，这是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人才流动的主要途径。需要注意的是，专利和许可活动及大学衍生企业的数量不一定是大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最重要的证据。也许最重要的是，大学和商业部门之间的信息流通，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经常被认为是提升企业环境活力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一个稳定的政府，以及企业和大学运行的法律框架，也对高校战略性地提升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重要影响。 二是组织与支持。大多数主要大学拥有权力和效力不等的技术转让部门。大学一般先建立一个集中的校园办公室，联络教师评估观点和创意的价值，在专利和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为教师提供协助，并帮助教师联络风险资本和潜在的合作伙伴。科技项目多的大学则倾向于安排专职人员从事不同学科技术转让服务工作。
三是知识产权所有权规则。随着大学科研人员与大学、研究资金提供方（通常是政府部门）分享知识产权和收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关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国家和高校层面通常有政策可循。知识产权所有权的结构和比例可能存在校际差异，但是驱动法则是发明者与大学可以从促进学术成果和发明进入市场及推动企业发展中获取一定利益。
10.终身学习与合作推广。大学拓展研究知识的重要策略是为特定领域提供服务，提供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非正式教育项目和服务 （一些大学服务领域明确），参与重要的经济发展活动。这曾是美国旗舰大学的一项重要使命，服务重点在农业、食物、住房与家庭、环境、社区经济发展。尽管这类活动遍布世界各地，但是活动的组织和资助很少像在旗舰大学那样受到重视。
11.与学校的关系。旗舰模型中另一个关键概念是在指定服务领域对学校的间接和直接的影响和支持。这包括：
a.制定课程标准。通过它的录取标准（如必修课程）或者其它形式，如制定或参与制定国家/地区课程标准，或者通过合作推广的特殊科目如数学、作文，旗舰大学可以而且应该对学校发展、特别是对中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b.教师培训。旗舰大学的职能中还应当包括选拔性的教师培训项目。这种项目规模不需要很大，但是它能够为教师教育设定标准。许多旗舰大学曾经独自或者联合其他大学建立了“实验学校”，采用创造性的课程理念，并提供特别的培训机会。这些活动也能反映旗舰大学所服务社会的社会经济现实。
c.校长培训。作为旗舰大学支持当地学校的重要举措之一，同时也是旗舰大学提供中学后教育的途径，许多旗舰大学为在职和未来的中小学校长尤其是中学校长开设专门的研究生教育项目。
d.扩大学校和学生的服务范围。旗舰大学的师生员工应该通过正式的项目为其服务区域的学生提供参观机会，并向他们介绍大学生活。
12.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联系。旗舰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在某些服务领域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协作与相互支持。不可否认，这个特点违背了一些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的政治文化，即每所研究型大学都被国家视为孤岛，与时而作为其竞争对手的其它大学的运行及福祉无所交集。旗舰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形式包括：
a.课程协调与衔接。在某些情况下，旗舰大学与兄弟高校联合设置学士学位和专业学位项目。而且双元高等教育系统，旗舰大学能够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提供获取学位的路径。
b.转学项目。通过正规的项目为学生从一所大学入学后再转学到旗舰大学提供方便。
c.联合社区服务工作。旗舰大学应该在扩大低收入者及其它弱势群体获得基础教育的机会上发挥领袖作用，并展开合作。包括：为中学生介绍大学入学条件（不限于旗舰大学）的信息和个人联系方式，在旗舰大学和其它高校设置项目为目标生源提供校园参观机会，暗示其未来有望在一个支持性学术环境中获得学位。
IV. 旗舰大学——管理与质量
13.大学自治。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与管理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发生转变，一般趋势是：大学决策的自治水平有所提高，对大学问责要求越来越多。然而，大学管理上的国家和文化差异仍然存在，有些大学的管理和组织依然深受计划经济传统的影响。尽管如此，一般而言，旗舰大学应当拥有关于学术自由的庭审判例中概括的“四个基本的自由”。
a.选择生源的权利——在一般性的国家和区域政策框架下自主选择生源；
b.选择教学内容的权利；
c.选择教学方式的权利；
d.聘用教师的权利。
14.管理。尽管总的来说，旗舰大学在资金使用、学术决策和大学行政人员自主管理上拥有了更多自由，然而受政府及其部门制约的大学自治水平仍然参差不齐。若没有在预算管理（例如将部分或者全部的分配资金用于校内特定需要）和人事决策（如教师职位的聘任及变动）等事务上的高度自治，自诩的旗舰大学无力跻身一流大学的竞争，也难以履行自身使命。对于旗舰大学而言，仅有（受法律保障、受政府制约的）高水平的大学自治还不够，还必须有能够保证院校决策基于各部门之间清晰的权力清单以及分权规则的治理和管理结构：
a.董事会。美国所有的旗舰大学和世界上大多数顶尖研究型大学都有董事会。董事会是大学服务的社会集团的成员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且一般拥有独立于国家其它部门和政府的充分自治权。
b.行政领导。在许多国家，校长（或者称为校长，副校长，学监等等）的作用已经极端弱化了，大多数要么是象征性职位，要么是暂时遴选出来但没有实权的位置。同时，那些大包大揽、通常霸道的政府部门权威及国家政府制定的条条框框阻碍董事会掌握任何实权。目前，这种状况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正在发生变化。政府通过正式的政策法规为大学校长创造包括预算管理和行政管理上的更大自治权。顶尖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的角色分工是紧张和混乱的来源。正如迈克尔·夏托克在一篇关于英国大学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大学“执行”领导的兴起“牺牲了大学管理部门的传统组成”，可能“使学术力量边缘化”，造成“大学学术活力和独特性的丧失”（Shattock，2013）。然而，在大部分欧陆国家包括法国和拉美国家在内的大学领导者、董事会、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更加戏剧化。在这些地方，更大的大学自治权和新的问责制度要求大学重新调整各部分关系，提升实质性地管理大学各项活动和产出的能力。在重新界定关系和权力的过程中，最具挑战的问题也许是厘清教师的作用。大多数大学从未在正式的政策中清楚地界定教师的作用，而是继续遵循前例，这类大学领导层往往力量薄弱。 c.教师和分权管理。教师在学术管理中的角色因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而异，但都与大学的长远质量和表现相关。随着学术领袖例如校长权威的上升，需要清晰界定教师的作用，尤其涉及到大学的学术活动，例如专业与课程，学术发展及（拥有自主权的院校的）招生政策时。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有一个正式的教师代表机构（“教师评议会”或者类似机构）实施自我管理，且在一些特定领域拥有主要决策权（如与学术项目相关的决策）、参与决策权（如教师聘任）及咨询权（如与学术项目有关的主要预算决策）。
加州大学的共同治理政策表述最清晰，它界定了教师代表机构——学术评议会享有的一系列权力。董事会赋予学术评议会的权力包括：
（a）招生条件决定权。
（b）确定学位授予条件的权力和课程监督权。教师评议会有责任监控教育项目及其组成部分的质量，确保学生按量按质完成这些项目方能获得学位。
（c）教师聘用的权力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教师评议会对加州大学参与授课、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及从事科研的教师的质量负有监督管理权。教师评议会按照统一标准对教师进行评估，旨在让每个分校保持一定的卓越水平。其次，为了保证教师的质量，教师评议会也对影响高质量教师的聘任和留任的教师福利问题进行监控管理。
（d）在大学预算方面的建议权保证了教师评议会的预算分配能更好地改进大学学术项目质量活动。
（e）教师评议会有权就学科的案例召开听证会，敦促教师按《教师行为准则》及其他大学政策中规定的行为标准履行责任。
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就有效的分权管理模式而言，仅对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权限进行清晰界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学术界共同分担和相互尊重的文化。在“北欧大学（赫尔辛基、哥本哈根、奥斯陆、隆德，乌普萨拉）分权管理性质变迁的研究”中， Bjorn Stensaker和Agnete Vab?注意到：尽管大多数大学都强调领导和治理能力， 其中大部分举措“忽略了管理变革中的文化和符号层面”（Stensaker & Vab，2013）。在那些正在经历大的权力变更和教师作用变化的大学中，创造这样的文化氛围很难，且需要时日。
15.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原则是旗舰大学成功的关键。其涵义可以表述为：
教师自由决定教的内容、教的方式，选择研究的主题以及发布研究成果。保证教师不会因自由言论和以私人或公民身份集会结社而受到惩罚。
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自由声明。还有许多其它类似声明，包括最近美国大学联盟、中国首批九所985大学（C9）联盟、澳大利亚八校联盟及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联合发布的旨在阐释“现代研究型大学十大特征”的《合肥宣言》。《宣言》指出，对当前理解的通过在鼓励公开询问和持续质疑，超越功利和短见，自由发展能改变未来社会、帮助理解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理解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研究文化之中，开展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创造和传播知识，教师有责任地践行学术自由原则。
类似的权利应该扩展到学生，比如言论自由。然而，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而言，在所有团体中，关于言论——包括“仇恨言论”或不同形式的煽动性言论，总存在某种形式的限制，不能忽视旗舰大学所处的文化和政治环境。每所大学都应有一些关于学术自由的正式声明，包括某个基本共识，即教职工的聘任和晋升不应经过政治考验。
16.质量与评价。任何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国家，都在不断努力追求质量和问责。然而，旗舰大学的标志是内部驱动的院校质量改进，即形成持续自我改进的文化，将教学、科研和公共服务目标与教师及学术共同体其他成员遵守的规则和行为联系起来。
Jean-Claude Thoenig 和Catherine Paradeise在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两个顶级研究型大学时注意到某种组织文化的核心作用，即把工作重点放在是吸引和激励有才华的教师，分学科进行科研成果评价。这种组织文化具备称为“评价要点”的两个互相关联的特征：
（1）独特性、才能、创新是评估学术质量的最终准绳，常规的同行评价过程是“对特殊问题的平常处置”。
（2）构筑强大共同体身份的是院校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进程，而非这样那样的质量。一个常规且有意义的同行评议过程是学术质量的基石，包括终身教职后评价和专业评估。Thoenig 和 Paradeise评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聘任方式及其所暗含的期望，第一种方式曾经盛行全球但是当前正在衰落，它表明了一种需要避免的学术文化：极端的情形是，质量管理即便不是完全没有，但至少被忽略，院校通过官僚程序检查教师是否履行合约以及表现如何。例如，教师不得不遵守的唯一规定是列出其年度或者学期教学、科研及服务活动，并上报某些行政办公室归档。质量表现不会接受真正的学术评价，也不会被引入任何重要程序。此外，在对每位教师进行评估时，资历等客观条件占据更大比重。在这种极端情形下，无人关注质量。另一种极端情形是，学术质量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贯穿每位学者整个学术生涯的集体狂热。管理者浏览每一份报告，教师表现事无巨细都按大学共同体共享的标准予以评价。教师表现的评价尤其是对教师科研水平的评价，不仅对教师个人重要，而且对整个学术共同体而言都很重要。
接下来笔者将简要描绘一个常规的评价系统的运作过程，即如何确定对教师的期待，推动教师围绕旗舰大学核心职能开展广泛的创造性活动。
a.教师的聘用与晋升（终身教职后评审）。如上所述，旗舰大学的教师需要清楚地知道大学对他们的期望以指导其行为。而且，教师评价应当基于一个常规的（通常两三年一次）如上所述有意义的同行评议而非类似公务员系统的资历标准。我们需要认识到，教师科研兴趣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不会一成不变；事实上教师发展应当围绕创造性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合理行为去设计。以下提供的是加州大学的一个标准范例： 教学。高质量的教学是教师聘任、发展或晋升的基本条件，教师需要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履行教学职能的能力和勤勉程度。在评判一名候选人的教学水平时，同行评审应当考虑以下几点：候选人对学科领域的驾驭能力；在学科领域持续发展的能力；组织材料清晰、有逻辑地表达能力；唤醒学生发现本学科与其它知识领域之关联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性以及理性思考的能力；学习和教学的精神与热情；激发学生好奇心的能力；鼓励高标准，激励学习水平高的学生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影响教学与学生的个人品质；对学生进行引导，管理和提出建议时，所采用的技巧和提供帮助的程度；创建一个开放的，能够鼓励所有学生发展的学术环境，包括能够促进弱势群体取得进步的特殊策略。综上所述，委员会应当考虑对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教师要求的差异，并且在恰当参考其履行教学职责状况的前提下判断候选人的总体表现。
科研和创造性工作。候选人的效率和创造性体现在其研究成果，或原创性的建筑或工程设计等类似成果上。这些成果的水平应当仔细考量评估，而不仅仅只是列举出来。并且应当有证据证明候选人持续高效地从事着高质量、有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如果可能，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也应当接受评估。当侯选人提供的是联合发表的研究成果时，部门的负责人应当清楚说明候选人在共同努力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此外，应该注意到表演艺术领域的特殊合作形式，因为从此类合作形式的成果中难以分辨合作者的作用。
专业技能与活动。有些专业学院的特定职位，例如：建筑学、工商管理、牙科、工程、法律、医学等领域，要求履职者拥有适合这些领域的特殊技能，这些特殊技能应当作为入职或是升职的标准。应当认真审查候选人的专业技能，以证明其在该领域的成就及领导能力，及其在推动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以解决专业问题进程中的贡献，包括推动候选人领域内弱势群体专业发展的行为。
高校和公共服务。教师在大学管理以及大学政策的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对于能证明自己具备管理能力，能在教师管理活动及院系和大学政策制订过程中发挥卓越高效作用的学者应予以认可。教师为社区、州和国家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在专业领域提供的服务，还是以非专家的身份参与的公共服务，只要是高水平、高质量地完成了工作，这些工作都应作为晋升的证据。高校教师提升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质量的活动就属于此列。同样地，通过服务于师生委员会为学生争取福利、担任学生组织顾问，以及教师通过参与师生的招聘招生、保持和指导促进学生群体多样化和机会平等，也都应当作为晋升证据。
b.伦理标准及利益冲突政策。教职员工越来越多地参与校外活动，通常是公共服务，这些服务部分为有偿服务。大学需要制定政策确保其教职员工在时间投入和所提供服务如教学和指导学生上遵守其承诺。同时，大学教师还必须避免参与那些由于涉及到经济利益而可能影响其在大学的正常职责或研究者的公正判断的顾问活动和资助研究。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或许已有关于伦理行为的一般政策，但是大学自身应该有一套政策及实施这些政策的方式。以下是加利福利亚大学政策中的一个例子，它反映了州政府的政策：大学教职员工应当对大学及大学的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职能投入基本的职业忠诚。校外服务不能影响其履行大学职责。校外从事的专业活动，个人经济利益或者从第三方受益，这些都可能在大学使命和私人利益之间产生实际或者可能的冲突。校外活动涉及到特定的专业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大学教职员工最好将利益或责任冲突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并将这些冲突公开。不管怎样，大学教职员工应当采取适当步骤，包括在问题不清楚时咨询相关人员，以避免利益冲突及此类问题。
c.专业评估。专业评估保证学术的卓越标准，指导院系提供制订未来发展规划。在全球的许多地区，专业评估，像终身教职后评估一样都是新概念。当前，越来越多的教育主管部门对专业评价和认证的形式提出要求。但是，要实现院校自我改进和基于证据的管理，最有效的途径是内部的、院校驱动的评价过程。唯有这个过程能够真实地评估出被评院系（例如历史系、物理系或是某个学院）的优势与弱势。
有效的专业评估旨在评价院系的师生员工的投入。伯克利的专业评估模式类似其他顶尖公立大学，是对某个系、学院或者专业进行评估。包括如下过程：
·学术评议会下设的专业评估委员会，由院校研究办公室提供人员支持，协调和监督评估过程。
·每个院系或专业进行自评，评估专业发展、专业的目标与资源、专业面临的关键挑战及机遇。院系和专业所需要的数据都由规划与分析办公室提供。
·一个慎重选出的外部委员会，在采访师生员工和审阅由院校研究办公室提供的相关评审文档后撰写一份报告。被评专业可以回应外部委员会的报告和由学术评议会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撰写的报告。随后，所有评估报告提交学术评议会，等待专业评估委员会和执行副校长（简称EVC，伯克利主管学术事务的校领导）回复。
·最后，被评估专业将获得一封评估结果信件，其中针对部门、系主任及主要负责人提出改进建议。学术评议会报告将在评估后分发到各部门。
·执行副校长签署的评估结果鉴定信正式转发到被评单位，专业评估结束。此时，所有的评审报告和结果鉴定信都成为公开记录。
·被评单位必须根据专业评估的结果采取整改措施。评估结果鉴定信中列出了改进行动的时间表。被评单位最好在呈报给系主任的年度教师岗位调整申请中汇报整改措施，除非在总结会议上对此已有商议。系主任则要在其年度全职教师岗位需求报告上对被评单位改进状况进行评价。院校研究办公室负责维护这些专业所采取的整改行动信息的数据库。
17.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全世界多数大学正从完全或主要依赖（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融资模式，转向寻求一系列更广泛的财政资源。旗舰大学是否应该有混合的资金来源或保持各种资金来源的平衡？答案取决于它们所处的国家（州）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大学对国家部门资金的依赖程度，同时也与大学所提供的项目和活动有关。 例如在美国，州政府是大学运转经费的主要来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皆如此。20世纪50年代，公立大学运转经费的70%以上来自州政府。然而今天，以伯克利分校为例，大学的预算只有12%来自州政府资助，其他的大部分则主要来自学杂费、研究基金与合同经费、专利以及捐赠。这种现状一方面反映了州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大幅减少（经济衰退加速了这一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研究型大学活动多样性的增长这一全球趋势。关键在于，尽管旗舰大学通常都在扩充其资金渠道，它们依然承担着对本地区和（或）国家的社会经济责任。与此同时，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保证了资金的稳定，而资金稳定常常可以带来更多院校自治。
18.院校研究能力。所有的大学都需要尽力实现基于证据的决策。院校研究对院校应对日益增长的管理责任、寻求自我改进十分重要。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大学都很少有政策和策略去推动院校数据的采集并雇佣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为大学管理和领导的效率和创新提供信息支持和数据分析。政府部门不断发展的问责方案对信息的需求增长，会刺激大学院校研究能力的提升。各种全球和国内大学排名工作也促进院校建设和维护数据库，并制订战略提升论文索引次数和其它产出指标。
然而，仍有许多研究型大学缺乏院校研究的能力，大学领导层不理解在各级管理中有组织地改进管理水平和采用基于信息的决策的重要作用和潜在好处。旗舰大学需要关注自身的数据和分析需求，包括内部问责工作如专业评估，而不是简单地回应外部要求。我在这里提出三个普适、简略但有用的内部目标：首先，院校报告和管理政策分析，院校数据的采集与维护；其二，战略规划、招生与财务管理；其三，学习效果评估、专业评估、内外部问责报告、院校认证及院校有效性评估。与此同时，所有大学至少应该聘用和支持一个专业的院校研究人员，寻求与地区内或国内其他兄弟院校联合建立主要基于院校研究需求的网络，逐步建立本领域专业人员队伍。这对于领衔的研究型大学例如旗舰大学尤其重要。许多大学仅仅只是由没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教师临时充任院校研究人员，这些大学有时缺乏拥有足够自治权的核心管理层来领导院校战略规划。这些大学中的院校研究通常都以科研项目为基础，没有充分考虑数据覆盖面和本校的数据分析需求。尽管教师与专业的院校研究人员有必要互相交流，而且，一些教师可能愿意作为全职的、专业的院校研究人员，但是，大学应当区分这两类人员的职责。
信息就是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大学的院校研究能力很有限。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大部分大学都采用分权的内部决策体制，外部问责需求直到最近才偶尔出现。尽管院校的组织模式可能存在差异，包括受政府部门要求影响的院校研究工作重点也不同，然而，我觉得所有的大学都应该设立集中的院校研究办公室。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在院校决策和资源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院校各级管理层的院校研究能力会逐渐增强。
19.国际合作与联盟。虽然旗舰大学应该主要服务于地区和国家需要，但是它们也必须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师、项目、大学进行合作。通过国际合作，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活动水平可以得到提升。大学也可以从比较的视角学习其它大学的经验，建设一些特别的项目夯实院校战略。
本文假设，公立大学的活动以及社会和经济需求，存在显著的政策趋同；由此推论，通过展现和参与那些与其使命最契合的活动，大学和国家部门能够从彼此获益，并最终改进自身表现。事实上，国际合作和联合活动可能促进变革。与此同时，无论是旗舰大学还是其他的普通大学，为了不偏离自身使命，都应该重视国际性活动的投入。可以说，有些大学已经签署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协议和项目，而且大学有时似乎重视参与这些活动的数量甚于这些活动的价值及大学投入的成本。这些成本不仅指资金投入，也指教师时间。我在这里不是要抑制试验和阻止冒险。只是在大学参与国际性活动上，我们还处于注重量的积累和国家支持多种形式尝试的早期阶段，例如建立分校。
理查德·埃德尔斯坦和我曾撰文提出分析大学国际化活动、参与学术项目的行动和逻辑分类法。这种分类法使用了活动群、参与模式以及院校逻辑的概念，目的在于为学者和院校提供一个框架，便于他们更好地评估和了解促进院校参与国际化活动的力量。行动与逻辑的分类法被概念化为一系列参与模式，这些参与模式分为七类活动群，包括：个别教师的首创精神；院校成员管理；激励流动的措施；课程与教育变革；院校跨境活动参与；网络建设；校园文化，大学精神和大学领导。我们提出和描述了九种院校逻辑，作为解释大学对全球化环境的认识以及证明其制订的策略、政策、行动的正当性的可能变量。
五、国家背景和其他变量
我意欲提出旗舰大学模型作为可能替代世界一流大学范式的一种概念方法，后者意义含糊但却主导着当前国际讨论、学术会议和期刊论文的话语。我在这里显然更野心勃勃：我支持少数院校的精神和院校文化，这些旗舰大学或自我认定或得到国家甚至地方政府正式认可，扎根于国家和区域的适切性，得到内部问责活动和行为的支持。
最好的大学是那些总在不断改进的大学，与那些追求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顶尖位置的华丽政策重心不同，旗舰大学追求的不仅仅是研究上的进步，它强调包括教学和公共服务在内的更广阔的责任，并且拥有支持质量与卓越的内部机制。
与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论争相似，国家和地区的背景或者环境变量影响着院校争取和维持旗舰大学头衔。这些变量至少包括以下互相关联的方面：
a.高等教育体系建立的历史。在建设高等教育系统方面，每个国家的历史差别显著，这些反过来约束和影响高等教育的改革。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如果国家政治文化在传统上一直支持一批高校在资金分配上的均等和使命的同一化，那么任何试图在现存的通常政治地位较高的大学内部分化使命的努力，将阻碍大学获得政府认定的旗舰大学头衔和政府财政资助。然而，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一流大学（往往包含旗舰大学模型的成分，包括覆盖多学科的专业、强调公共服务的文化和项目）可能会自诩为旗舰大学，并使用这种术语帮助塑造院校文化，为院校与教育主管部门和公众的对话定性。 b.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的州（国家）尤其需要宣称或实际具有旗舰大学精神的大学，这类州或国家的人口增长通常伴随人口多元化程度的上升，包括移民人口的增长。大学通常面临扩招和扩大资金投入的需求，当然也不总是如此。稳定或者下降的人口数量和经济状况使得旗舰大学的生存更加困难，但也可能使大学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模型的某个方面，例如：公共服务、技术转让和区域经济发展。
c.性别、种族和阶层歧视。与人口统计学有关的变量包括性别、种族和阶层歧视的政策和文化实践活动。所有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即人们不是根据其实际或潜在的学习能力而是基于社会偏见被分化或隔离。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由于性别的歧视，妇女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严重的正式或非正式歧视从根本上阻碍任何国家实现旗舰大学的目标或获得世界一流大学地位。
d.民主传统和稳定的政府。强大的民主传统和公众对政府能力和公开程度的广泛信任，以及多元、发展的经济为多样化高等教育系统和旗舰模型提供了基础。无效或高度集权的寡头政治极大地限制大学投身旗舰大学理念或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能力。同时，一些具有强烈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也有部门在持续不断地追求问责制度和资助模式的重大变革，使大学处在一种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需要不断努力以适应外部需求，而无法专注于内部驱动的质量保障机制和服务于地区和国家需要的战略。
e.生源供给系统的质量。通往大学的路径，包括普及中等教育的质量，是实现旗舰大学主要目标之一——促进平等入学和社会经济流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几乎所有的大学，包括排名靠前的精英大学或者自诩质量最高的大学，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他们具有帮助塑造和影响国家教育系统的潜力。如同在旗舰大学模型中所描述的，大学能够通过参与系列的活动去塑造课程和未来学生的经验，并投身所有学生的教育，为地方学校系统提供推广服务。
f.开放的社会。那些充斥着各种极端歧视以及缺乏充分言论自由和公认的学术自由标准的社会不可能产生真正卓越的大学，包括旗舰大学范式。大学学者和领导者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予以阐述，并且试图在那些政府对信息和某些特定骚乱控制严密的国家改进大学处境。
g.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无论旗舰大学与否，一所大学的质量和成就都是由教师的质量和品行决定的。由此可以推出大学质量和卓越的其它标志，包括越来越多参与全球学位市场竞争的高质量毕业生。但是，许多因素使得招聘和留住高质量教师的过程变得困难。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通常缺少博士学位项目和同时接受了教学和研究训练的博士毕业生。那些在海外接受了优质教育并且具有了相应的学历文凭和能力的教师流动性更强，一旦遇到海外提供的更好选择，他们很难不流动。
高等教育转型中心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概括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学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不足、教师需求日盛但输送途径薄弱，以及教师自主研究的时间和资金资助不足等。师生员工的全球流动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大学可采用的吸引和留住顶尖学者的策略，受到教师基本生活的条件问题、薪酬、教学工作量，以及大学本身的目标感和活力影响，差异巨大。旗舰大学模式重视院校价值、教师期望及教师在院校管理中的恰当作用，然而，动荡的政府，部门政策的持续变动，以及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歧视，或者学术自由的缺失，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大学吸引和留住一批有抱负有才智的教职员工。
h.大学的管理和治理能力。大部分的旗舰大学模式关注的是院校运行方面的问题，包括适度的大学自治水平，教师与管理人员在管理中的作用，教师的期望与晋升过程，与学术自由相关的政策等等。然而，也有与大学的管理和治理能力相关的一些其它因素，包括大学领导团队的质量，教师对大学领导团队的尊重，以及领导层对重大政策创新和资源分配问题进行商议并达成共识的能力。那些不停地回应政府指令——包括资源分配的途径和方式的大学，或是那些大学层面的改革和资源再分配对院系影响不大的高度分权的院校，都不利于大学成熟和拓展其服务社会的能力。
除了上述环境变量影响顶尖大学的形成，旗舰大学模型面临的困难还比比皆是。不可否认，解释旗舰大学的理念只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困难部分源于它从未被充分描述和界定过，即使是在美国也是如此。为了探究和检验其优劣，下文概括了一系列关于旗舰大学模型及其适用性的问题，并部分予以解答。
1.旗舰模型在发达国家或转型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是否同样适用？本文描述的旗舰大学模型对发达国家与转型国家（例如西班牙或希腊）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但是旗舰大学对国家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扩张和塑造其高等教育系统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通常包括了各类大学组成的高等学校体系，有时还包括一些高产的研究机构，例如德国和法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法国国家科研院”。这些研究机构的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与公立大学不同，这意味着政府认定的、或野心勃勃的旗舰大学在塑造国家教育系统方面的领导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政治上也很难实现。然而，上文概括的区域和国家的显著相关性、学科专业的广度以及大学的政策和活动，对于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仍然有适用性，只是要根据当地政治环境和资金来源稍作调整。
发展中国家为旗舰大学提供了施展其积极影响和帮助塑造国家教育系统的更大空间。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有更多的机会去建设学术项目及为企业和当地政府机构提供拓展服务。但是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面临资金、培训、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的挑战。后者尤其困扰着非洲国家。比较生活成本而言较低的薪酬水平推动教师寻找其他收入来源——通常是在其它院校兼职。行政组织不健全，共同治理形式不完备，大学领导层经验不足，这些因素有时也会导致有才能的教师在大学之外的机构和研究所寻求资金和从事研究活动。另一个与国家背景相关的变量是：一些院校所处的文化环境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学的外部环境，例如，尤其是在教师的薪水购买力相当低的地区，富裕学生则可能为了获得更好的分数而向任课教师行贿。这些状况都不利于大学发育为旗舰大学，哪怕那些大学在国家排名系统中极为靠前。 世界上有些地区依然存在严格的制度和习俗，阻碍女性获得高等教育或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平等竞争的能力。一些国家的政策和现实限制着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所有的这些变量使得旗舰大学的理念和实践几乎无法实现。
在发展中国家和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追逐旗舰大学模式的大学也面临着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问题，而且它们培养的人才也许会在发达国家的更活跃的经济体或大学就业，这种“人才流失”的威胁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是政策关注的焦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优质的人才大量从南半球向北半球的转移。理想状况是：随着大学师生、研究者和商业人员在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流动增速，“人才流动”最终取代“人才流失”。大多数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地区例如欧洲都是这种情况。许多发展中国家设立项目吸引杰出学者，主要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引进的这些人才通常曾是该国公民。旗舰大学模型包括其特征与行为的描述，有助于院校吸引人才，拥有旗舰大学理念让大学对杰出人才更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面临着为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的问题，如中国、西班牙、甚至美国。这种供需失衡部分反映出经济结构的状况。例如，在中国，吸纳高级人才的服务产业和其它经济部门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比起其它产业部门来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较小。在西班牙也存在着类似的挑战，而且全球经济的低迷趋势以及复苏缓慢的经济活动进一步加剧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但是，美国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流动的经验是：大多数州政府都试图在高级人才需求大量增长之前就提供充足的高等教育机会，最终为长期经济增长助力。我觉得这一历史经验对今天来说仍然重要。
2.许多国家建立的“国立大学”本质上是否是旗舰大学？许多大学具有旗舰大学某些方面的特征，但是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广泛的学术项目（许多一流大学的主要学科集中在科技领域）、或公共服务责任，以及内部管理能力和制定政策的能力，或者在这些方面都有所缺欠，这类大学都不属于旗舰大学的范畴。与此同时，国立大学或者在国家中具有影响力和声誉的一系列大学，是最有可能成为旗舰大学的。它们中的一部分为了获得政府拨款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模式的追逐者。
3.旗舰模型是否需要政府的认定和资助？如同上文的描绘，旗舰大学模型在帮助指导那些认可公共目标的价值，愿意修订或摒弃世界一流大学范式的、相对成熟或非常成熟的大学可能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一个越来越得到认可的观念是：大学使命日益分化意味着大学之间不一定相似，即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成员，大学承担的使命各异。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只是这一共识的某个方面，更常见的是大学在使命分化中所做的努力，例如英国对研究基金经费制度的修订。最终，理想的改革路径是：通过政府设计的竞争，授予一批大学旗舰头衔，并以此来矫正管理部门和一些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狂热。自发产生、自我认可的旗舰大学也是一条可能的路径，甚至是阻力最小的路径，但是在没有额外的运转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要实现旗舰大学模式的扩张，道路则更加漫长。不管怎样，对一些大学来说，宣称自己是旗舰大学也不失为一种吸引政府部门和其它基金的策略或者学术规划。
4.私立大学能否成为国家旗舰大学？旗舰大学理念扎根于公立大学，公立大学的首要责任在于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经济流动和经济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其它地区也越来越如此。然而许多私立大学，包括一些天主教大学，也充满旗舰大学模式的元素，期望拥有前面提到的一些或全部特征。
旗舰大学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强调院校的文化、行为、内部问责机制，以及最大可能对其所服务的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在这项探索性的工作中，我没有试图归纳测量或评估旗舰大学建设成效的特定方案——这是大多数政府部门喜欢的。我们无疑可以设立与目前所有现存的效果模式相似的评估旗舰大学成就的某些框架。可是，这些框架只能有助于我们部分地理解一所卓越大学给世界带来的财富和成本。
尽管如此，本文的重点在于表明我认为正确的观点，即：在理解卓越大学内涵和它们应有的愿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空间。迄今为止，世界一流大学的荣誉是影响政府政策（不全是坏影响）和大学行为（不全是坏行为）的推动力。在我看来，“世界一流大学”同时也是对卓越大学涵义极其狭隘的理解，甚至是阻碍重要的国立大学履行其现实使命的限制力量。
本文提出的旗舰大学模型及其解释只是适用于某些大学的补充性描述，而且是大一统的模式。尽管政府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在影响和塑造大学的行为和任务时有合理的需求，但是旗舰大学模型可以为一些大学解释和寻求更重要的地位，为大学建立更强大的自我改进的内部文化，以及最终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流动做出更大贡献提供一条路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大学需要立足本校实际来诠释旗舰大学模型的概念，并明确坚定地表达出来。
（本文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与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合作项目“全球化的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成果，由约翰·奥布雷·道格拉斯博士2015年5月14日发表于中心在线出版物《Research & Occasional Paper Series》上，后收录到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2016年版道格拉斯博士新著《新生旗舰大学：从全球排行到国家相关性的范式转型》。翻译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正文有细微删减，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