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增长”阶段，城市更新已成为东部城市的常态性工作。经历了00年代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特色的破坏，今天，城市的更新要关注历史遗存的保护，要确保公共设施的补缺和落地，要增加公共空间的供给等，已成为共识。
　　对城市更新作用的认识，已不再停留在面貌更新，设施更新等表象上，而是进一步看到了城市更新对城市历史文化承传和城市空间品质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因为历史遗存的保护，不但可以避免城市的千城一面，使城市更富特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历史遗产的巧妙再利用，可以在现代再生产的空间中植入历史，从而提升新空间的品质和价值。
　　这些认识反应在了政府对城市更新的管控上。在初始阶段的旧改政策，如深圳在2005年出台的城中村规划管理规定，把改造地块需要无偿提供的公益性设施的占地比例作为规划管控的重要内容；在近来则增加了旧改在历史保护方面的要求，如广州去年开始要求所有的“三旧改造”项目必须要有历史建筑的普查作为基础。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推进，现在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城市更新，如何助推城市经济转型？最近，仔细地研究了伦敦的案例，颇受启发。
　　城市的经济转型，无非就是产业价值链的上移或者产业结构的调整两个路向。价值链上移会指向科技、研发等技术创新的发展；而产业结构调整则会指向金融等专业创新服务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科技创新活动衍生出了硅谷等大都市外围地区的创新带；但是，专业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则指向了城市中心区，因为这类产业首先会依托奥登伯格的“第三场所”而存在：城市中心区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画廊和咖啡馆等等“第三场所”便成为了这类产业发展的沃土；其次，这类企业的成长一方面会追寻波特的“竞争优势”而产生聚集分布。于是，城市中心区便在新经济的孕育和发展中起到引领的作用。
　　看到了城市中心区对城市产业转型中的关键性作用，那么，我们在目前城市中心地区大量进行的城市更新活动，目标就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设施的改善、空间品质的提升阶段，还要把新兴产业的培育作为城市更新的目标。过去，我们常常把“大事件”或者大工程作为城市更新的触媒，因为这些“大事件”不但能够改善更新地区的“硬”环境（设施），还能改善其“软”环境（形象），但是，如果以新兴产业的培育作为目标的话，这些“设施”和“形象”的改善都还不足够，还需要注入能够引导关联行业“衍生”的“内容”。如伦敦近年十分成功的国王火车站的更新改造，不但通过高铁、地铁建设提高了可达性，通过历史建筑的巧妙利用提升了空间品质，还注入了新办的伦敦艺术大学。面向新兴产业培育的城市更新，触媒不但要“硬”和“软”，还要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