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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的乡土社会及其文化正在不同方面迎合或抗衡着城市化、现代化，在乡土急剧解构的社会中，乡土文学应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底层写作”在近几年逐渐繁荣，或者说“新左翼文学”思潮{1} 正在兴起，这也许预示当下文学已经进入生活现场，乡土社会及其文化应该被更多地关注，乡土文学对此应该有更多切身的表达。但我们看到近来的“底层写作”作家的创作姿态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在消费语境下热衷于用血淋淋的苦难生活展现这一变动中的乡土中国。与此同时，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走红的作家高晓声，可以发现，作为出身农民、贴近农村20多年的一代作家，高晓声对于乡土社会及其文化有过深刻的发现与表达，这使得高晓声的乡土意识呈现为：由底层民众意识与精英意识纠结合成的自我意识、深刻的哲学意识。这其中突出体现了高晓声乡土意识价值的是底层民众意识、自我意识、批判意识、哲学意识，高晓声的这些乡土意识包含着诸多值得肯定的内容，对当下文学现状有着较多值得深思的意义。
一、高晓声的乡土意识
中国20世纪后20年经济结构“突变”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结构的“突转”，对出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乡土社会以及个人生活情境巨大转变的高晓声而言，具有更复杂深远的影响。从狭义的范畴来看，乡土意识就是指作家思想与意识深处对乡土世界的客观认识及其反映。由于“意识”要对客观世界的“突变”与“突转”作出反应，乡土小说家的“乡土意识”必然随着这种经济和文化结构的转变产生更复杂的内容。在这样的语境下解读高晓声这样一个作家及小说文本，可以发现高晓声的“乡土意识”有着不同的内容。
高晓声早年即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20世纪50年代作为主要参加者发动的“探求者”文学事件反映了作家对周围文学环境的清醒认识，一定程度上是作家自我意识的自觉表达。高晓声的“自我意识”表现之一就是“底层民众意识”。而高晓声通过描写乡土社会的变化实现了自我身份从乡村农民到城市知识精英的转变。书写陈奂生一举成名后，高晓声宣称自己是农民，在为农民说话，而实质上高晓声已经借写作完全脱离农民，转而为城市知识分子，这种主体身份演变可以发现，高晓声的乡土意识逐渐形成为精英意识与底层民众意识背反下双重统一的自我意识。
高晓声曾与农民患难与共生活22年，亲历或见识过乡村权力对农民的各种不当管制。当高晓声从底层民众视角创作乡土小说时，乡村权力对乡土民众的高度控制就出现在作家文本中。在其小说文本中，不顾实际情况竭力反对修沼气到随着上级指令力推修沼气的大队书记、鼓动陈奂生跑供销的厂长、送田的村主任、推动陈奂生系列故事发展的官员吴楚等，都在高晓声笔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官僚、自私、贪婪、可恶与虚伪的面孔。这种权力批判中，高晓声以生动的形象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的实际运作情况，展示了权力在“文化大革命”高度集权体制下的人治情况，也在对权力的批判中挖掘了浓厚专制文化背景下乡村底层民众的集体自我迷失。高晓声对权力进行的是知识分子审视性的批判，高晓声权力批判的独特之处是知识分子的审视中有着底层民众生活积累起来的情感关怀，这种情感关怀源于高晓声22年的底层农村生活，这也是高晓声权力批判的主要资源。从底层民众与知识分子两种角度来审视和批判中国社会体制中的权力，看待农民的精神文化，恰恰是独特的审视角度。
高晓声进城做了专业作家后，曾表露出个人生活并不十分如意，生活在得意与失意之间不断转换。同时身体上多年的老肺病也对高晓声的创作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高晓声对人生等重大问题从哲学角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思考，其结晶就是《飞磨》、《鱼钓》、《钱包》等具有生活哲理的民间故事小说。这些小说来自民间故事，具有乡土特色，同时又蕴涵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显示高晓声乡土意识的独特之处。高晓声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具有丰厚的民间哲理资源，同时作家在对民间故事的加工中也有许多自身经历的思索，这使得高晓声的哲学意识既具有民间性，也将丰厚的个人体验升华了。这种哲学意识是自然中有着必然，提升了高晓声的小说层次，丰富了乡土小说的主题。哲学是人性的深层洞见，在陈奂生系列小说中，同样可以发现高晓声以自己多年的生活积淀，对人性深处的窥视。陈奂生这个人物形象既狡黠又忠厚，既庄严又显得可笑。《陈奂生转业》中陈奂生对“出力流汗拖板车却没有报酬”，“不出力气却赚大钱”的不安与思索显出人生的悖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阶段，陈奂生形象充满了诸多人生困惑，显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这也是高晓声哲学意识的自然显现。
二、高晓声乡土意识的当下思考
1.“底层民众意识”是文学意义承担的重要姿态。近来底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底层问题的探讨出现许多可以深思的角度，其中之一是作家如何表述底层。由于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也导致了底层在文化上受教育机会少,在社会话语场中缺少话语权，就是说,底层没有能力表述自己,即使通过各种努力,使他们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因为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他们的声音也很难被人听见。在中国21世纪头个十年末的今天，现代化不断催生众多的中产以及大批富裕阶层，贫困的西部以及广大农民与城市中产的差距越来越大，陷入更深的底层之中。作家的经济状况普遍好转，呈现出中产化的特征。此时作家何以与如何去表述社会最没有话语权的底层？
高晓声的底层表述是成功的典范，他的表述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时代的良知。真正要表述出底层的声音，写出饱含底层血泪欢笑的声音和话语，作家必须介入真正的底层生活，在底层沉伏下来，以底层民众的视角来观照底层，这样的底层表述才能是真正的底层话语。
高晓声经历过20多年卑微的底层生活，当他在苏南农村劳动时，“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疗饥驱饿。他拿掉了三根肋骨,重活不能做,便捞鱼摸虾,编箩筐,做小买卖等等。——提到他当年卖鱼虾时怎么用破草帽遮着脸,改鲁迅的诗句为‘破帽遮颜坐闹市’。又说起他的双手当年因为编箩筐,皮硬得很少有弄破手的时候。闲谈中还提起过他怎么育蘑菇和挖沼气池,这些事后来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②。正是这样的底层生活，高晓声形成了自己的底层视角，高晓声深深体味着底层民众的悲喜苦乐，对底层的民众究竟需要什么，他已了然于心。正如他的表述：“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我自己想的，也就是农民想的了。这共同的思想感情，是长期的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毫不勉强的自然物。”③他写作的思维中始终有一个乡村底层民众的身份和意识，所以才会有这么丰富鲜活的形象站立在新时期文学之林。
当前底层写作出现了众多的文本，这些文本大多与大众文化和消费语境有关。诸多写底层的小说热衷于编故事，把底层写得悲惨而鲜血淋漓，呈现出“底层叙事”就是“悲惨叙事”的趋向。高晓声对现实既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又不把丑恶本质化，不从意识形态上看，从学理上说这反映了文学的本质。因为人总要有所希望的，要活得好一些，文学应该让人读后有所希望，而不是觉得人生就是悲剧。高晓声说：“对生活中丑恶的东西，我基本上采取回避的态度，但不是掩盖矛盾。要做到既回避而又不掩盖矛盾，我的做法是把丑恶的东西包起来放在一边，首先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然后再用针在纸包上戳几个洞，使人闻到它的臭气。但是不宜完全敞开，暴露无遗，否则会给人以过于丑恶的形象，没有积极作用。”④高晓声的底层写作姿态是十分恰当而深刻的，创造的人物形象陈奂生、李顺大是有性格缺陷的，但他不将其推到绝境上，而是在叙事中给予适当的释放空间。李顺大自新中国成立就有“造房”的梦想，因此总是有一种希望的。李顺大也绝不跟“四人帮”走，反而唱起“希奇歌”以示反抗。当下的底层写作大多是“没有希望”的写作。从政治话语解读，与新农村建设相违背，从人性上讲则是作家的失责。作家应该具有批判性，应该揭露现实的阴暗面。但是作家是灵魂的“摆渡人”， 作家的文本中总应该对人性有所建设，总要完善人的灵魂。正如高晓声所言，“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飨渡客”，“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⑤
当下底层写作多是从西方后现代叙事学来，主要是消解宏大叙事，把生活偶然化，把偶然行为当作人生的全部。当下的底层写作把苦难写得无边无际，认为底层是不可逾越的，这是另一种两点论，本能地把社会分成两类人。生活中也许会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文学不是照抄生活，文学应该对生活有所纠正、修改和有所指向。如果说反映生活本质，这些“底层写作”反映的则是生活的“偶然”，在结构中策应了强势的消费话语。在当下背景下来看，高晓声的底层姿态愈益显出其文学史价值。
2.“自我意识”强化作家的权力批判立场，也是文学力量的主要来源。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肇始于“五四”文化启蒙，因此，启蒙成为影响了一个多世纪的有较强统摄力的文化价值模式。这一文化价值模式曾被无数知识分子们所信仰，对它的坚守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特征。作为一个极富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高晓声和一大批作家一样，承接了这一传统。但是高晓声的承接角度是在自我意识强化之上的权力批判意识。高晓声与其他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高晓声22年的“底层生活”，这种底层生活带给高晓声更多的是“底层民众意识”与“精英意识”的多重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两种自我意识与生活经历相同一，进而对生活作出审美化的思考。“‘自我’和‘非自我’同一时，所谓‘自我’并非‘实用的自我’而是‘观赏的自我’，——所谓‘同一’并非以‘实用的自我’与‘非自我’的物体相同一，而是以‘观赏的自我’与‘非自我’的形象相同一。”⑥ 高晓声对民众生活的感触之深、思考之多，主要是自我与非自我同一之下对民众的启蒙和思考，这实质上已经演变为对基于底层、精英两种角度的自我意识之上的对权力的批判。
新时期以高晓声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多是鲁迅开创的文学启蒙精神的继承者,在精神内质上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从这一意义上讲,高晓声在当代文学甚至在整个20世纪的文学中显现出典范价值,在对“五四”文学传统继承上,高晓声所持的立场并不是新开拓的,但经过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后,能够坚持“作为底层”立场进行启蒙批判的知识分子,高晓声可能是极少的作家之一。高晓声的启蒙批判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主要是曾经“作为底层”的生活状态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构成了紧张的精神焦虑关系，这种精神焦虑从鲁迅开始，持续地存在于整个世纪,但由于高晓声独特的底层生活经历，因此与鲁迅有着不同的特质。
采取何种视角与身份来表达自己，与作家生活经历有关，也与时代话语有关。高晓声有着22年与农民患难与共的生活经历，从底层民众视角来创作乡土小说时，乡村权力对乡土民众集权下的人治和专制就出现在作家的文本中。高晓声在农村作为农民生活的时间是中国行政权力最集中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时的乡村基层权力对乡土民众的控制较严，而这种控制又是在平等民主的外衣下，于是就显得十分荒诞。因此高晓声在写作中始终立足民间立场进行持续不断的思考，这种思考是有坚实的民众基石的，这种基石之一是“底层民众意识”。
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态度是复杂的,这与民间本身具有的复杂形态有关。按照陈思和的民间理论,他认为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它的内部构成精芜杂糅,既富含着原始的生命力,又是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启蒙知识分子首先注意的就是它所隐含的负面因素,这也是一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保持清醒思考的知识者所能做出的首要反应。知识分子与民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民间对知识分子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以丰富的精神滋养着知识分子的灵魂。正如高晓声,蛰居农村这样一个大的“民间”背景下“化为”农民22年，这是他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灾难,但也正是这段经历决定了他小说创作中的总体精神导向。在这22年里,苏南的一个小村镇成了他认识人生、认识农民、认识中国乡村的一个窗口,准确地说,他对中国农村与农民的认识是从这里开始的,作为一个基本的生命体验,它融贯于高晓声的整个小说创作中。
3.“批判意识”将拓展乡土小说的价值空间。乡土小说应该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乡土小说不仅要反映地方色彩，对蒙昧的乡土生活给予自高临下的俯视，乡土文学应该在自身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对制约乡土社会及其文化健康正常发展的外来制约力（包括权力、媒介以及其他各种非健康状态的现代性因素）进行深刻的审视与批判。20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大体沿袭着鲁迅与沈从文的两条写作模式，鲁迅式居高临下的启蒙性批判被奉为乡土小说的经典，沈从文回归精神家园的乡土小说创作模式也被视为乡土小说的诗意家园。而从乡土小说本身而言，因该服从于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形成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这就要求乡土小说应该具有自身的修整调理机制，可以在乡土社会以及乡土文化范围内作出自我调整。这就要求乡土文学应该在自我批判与审视的基础上来对侵入乡土社会与文化的外来制约力作出自己的判断，并进而作出自己的批判。
高晓声的批判视角长期以来被视为沿袭了鲁迅的启蒙式批判视角，但从乡土文化角度来看，高晓声“作为农民”在农村生活20多年，其思想意识中的底层民众意识使其对制约乡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外来制约权力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种批判意识形成了高晓声乡土意识中独特的价值，使得高晓声可以从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角度进行不同角度的审视，这种审视和批判使得高晓声小说的价值空间得到了拓展。高晓声小说中的陈奂生如果没有各种权力在其间左右和出场，很难想象陈奂生的性格特征又怎么会那么形象而有力。从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角度审视陈奂生形象，可以明确看到内外互动下的批判。
当下乡土文学空间正在缩小，缩小的表现之一就是文学批判的逐渐衰弱，乡土文学或是拘泥于自我的小圈子游戏，或是关起门来按照新闻报道想象式写作，缺乏高晓声那种透过乡土社会与文化的犀利的批判眼光。当下的乡土文学作家不仅被市场左右，而且被自己的生活空间所左右，他们不能够深入和体会乡土的真正生活，这样乡土文学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逼仄。
4.“哲学意识”将深化乡土小说的哲理意蕴，推动新乡土小说的孕育。哲学是人类反观自身命运与价值的一种参照。保尔·拉法格说:“哲学是人的特点,是人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工匠而已。”⑦ 所以,小说家在作品中表达哲学意识,并在哲学意识指引下进行艺术创作也就成为自然。哲学意识作为渗透于文学创作各个环节的重要因子,理应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的各个方面。作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如果不深思熟虑,对作品进行充分而深刻的把握,就很难使作品获得不朽的艺术生命。文学中的哲学意识不是简单加塞进去，“不是把哲学知识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中，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一般态度”⑧。这样，致力于哲理探求的作品所表达出来的审美价值会更深刻,艺术生命也更持久。深刻的创作意识需要作家突破对事件的表层把握,深入内部,进而实现对哲学意义的把握与整理。“哲学或者说思想意识的内容，在恰当的语境里似乎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因为它进一步证实了集中重要的艺术价值，即作品的复杂性与连贯性。”⑨ 客观而言,许多作品的成功和伟大之处就在于作家有意地运用了哲学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乡土小说创作由随社会变迁被动向前推进转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哲学和美学层次的探索。新时期乡土小说 “除了‘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以外，首先，它恢复了‘鲁迅风’式的悲剧美学特征；其次是历史的使然，它的‘哲学文化’意念在不断强化，反映大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描写的焦点与理论的眩惑”⑩。从美学角度讲,新时期乡土小说不再像以往的乡土小说那样,只把乡土风俗描写当作一种调味品或添加剂,一种体现地域色彩和浓化生活气息的手段、方法,或仅只是为故事的发生、发展和人物的活动提供一个环境背景或场所,而是从根本观念上直接把乡土风俗对象化、目的化,如实地把它看做一种文化形态。
与此同时，高晓声的乡土小说中也开始渗透着强烈的哲学意识，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钱包》、《鱼钓》、《飞磨》、《买卖》等篇。这些篇章“总体上表明作家对‘陈家村’人的思考向着超时空的‘抽象’倾斜，表明作者的审美触角向着‘哲理’延伸”{11}。这些作品是显性的具有哲学意境，主题关注得与失，得到的同时也是失去，从哲理意蕴上极富解读思考的意境和韵味。这些故事的主体特征依然是乡土层面的，都是民间故事为主，关涉的是乡里民间的传说，具有独特的乡土民间趣味。正是在乡土趣味中，高晓声把对乡土及民众意识的思考上升到哲学层面。
作家除了在作品中对哲学意识进行充分传达之外,还可以通过不同方法使读者也产生相应的哲学思考,这是作家在创作中进行哲学意识建构的另一途径。文学文本的要义是提供真切的生活体验,使读者将诸种人生感受上升为形而上的哲学意识。因此,乡土文学与哲学的关联是可能的，而且“文学可以看作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12}。准确理解哲学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于乡土文学创作活动中，可以使乡土文学与哲学形成良性结合,会在更深层面上形成中国乡土思想的发展史，也将提高乡土文学创作的质量。高晓声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笔下的诸多人物形象无不带有哲学解读的意蕴，这些人物形象身上也极富着人生思考意义，对乡土乃至民族心灵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哲学或者说思想意识的内容，在恰当的语境里似乎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因为它进一步证实了重要的艺术价值，即作品的复杂性与连贯性。”{13} 通过哲学意识，可以发掘出乡土小说新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乡土小说作家多从精神家园和启蒙批判角度切入乡土，主要是构筑一个乡土田园和揭露类似国民性的民族伤疤。这种理想或者批判是传统乡土意识的主要内容，而高晓声从人的生存境况和人性的高度来看待和书写了乡土，把哲学意识深刻锲入了乡土小说中，体现了乡土小说可以达到的新高度。
“作家要以流动着的当代意识和哲学意识作同步的鸟瞰，就会创造出更为璀璨的乡土小说之花。”{14} 乡土小说中着眼当下生活的哲学意识是乡土小说新生的契机，也是乡土小说面对乡土与城市互相进退之间最富强力的新生剂。高晓声乡土意识中的哲学意识为乡土小说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得高晓声的乡土世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也为当下新乡土小说的孕育提供了新的契机。
注释
①何言宏：《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②陆文夫：《又送高晓声》，《收获》1999第5期。
③高晓声：《高晓声文集》（散文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页。
④高晓声：《创作谈》，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第86页。
{5}高晓声：《摆渡》，《青春》1979年第2期。
⑥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⑦[法]保尔·拉法格著，罗大冈译：《拉法格文论集·左拉的< 金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58页。
⑧⑨{12}{13}[美]韦勒克、[美]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第138页、第123页、第138页。
⑩{14}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第275页。
{11}黄毓璜：《高晓声文集·序》，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处）
一、高晓声的乡土意识
中国20世纪后20年经济结构“突变”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结构的“突转”，对出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乡土社会以及个人生活情境巨大转变的高晓声而言，具有更复杂深远的影响。从狭义的范畴来看，乡土意识就是指作家思想与意识深处对乡土世界的客观认识及其反映。由于“意识”要对客观世界的“突变”与“突转”作出反应，乡土小说家的“乡土意识”必然随着这种经济和文化结构的转变产生更复杂的内容。在这样的语境下解读高晓声这样一个作家及小说文本，可以发现高晓声的“乡土意识”有着不同的内容。
高晓声早年即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20世纪50年代作为主要参加者发动的“探求者”文学事件反映了作家对周围文学环境的清醒认识，一定程度上是作家自我意识的自觉表达。高晓声的“自我意识”表现之一就是“底层民众意识”。而高晓声通过描写乡土社会的变化实现了自我身份从乡村农民到城市知识精英的转变。书写陈奂生一举成名后，高晓声宣称自己是农民，在为农民说话，而实质上高晓声已经借写作完全脱离农民，转而为城市知识分子，这种主体身份演变可以发现，高晓声的乡土意识逐渐形成为精英意识与底层民众意识背反下双重统一的自我意识。
高晓声曾与农民患难与共生活22年，亲历或见识过乡村权力对农民的各种不当管制。当高晓声从底层民众视角创作乡土小说时，乡村权力对乡土民众的高度控制就出现在作家文本中。在其小说文本中，不顾实际情况竭力反对修沼气到随着上级指令力推修沼气的大队书记、鼓动陈奂生跑供销的厂长、送田的村主任、推动陈奂生系列故事发展的官员吴楚等，都在高晓声笔下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官僚、自私、贪婪、可恶与虚伪的面孔。这种权力批判中，高晓声以生动的形象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的实际运作情况，展示了权力在“文化大革命”高度集权体制下的人治情况，也在对权力的批判中挖掘了浓厚专制文化背景下乡村底层民众的集体自我迷失。高晓声对权力进行的是知识分子审视性的批判，高晓声权力批判的独特之处是知识分子的审视中有着底层民众生活积累起来的情感关怀，这种情感关怀源于高晓声22年的底层农村生活，这也是高晓声权力批判的主要资源。从底层民众与知识分子两种角度来审视和批判中国社会体制中的权力，看待农民的精神文化，恰恰是独特的审视角度。
高晓声进城做了专业作家后，曾表露出个人生活并不十分如意，生活在得意与失意之间不断转换。同时身体上多年的老肺病也对高晓声的创作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高晓声对人生等重大问题从哲学角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思考，其结晶就是《飞磨》、《鱼钓》、《钱包》等具有生活哲理的民间故事小说。这些小说来自民间故事，具有乡土特色，同时又蕴涵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显示高晓声乡土意识的独特之处。高晓声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具有丰厚的民间哲理资源，同时作家在对民间故事的加工中也有许多自身经历的思索，这使得高晓声的哲学意识既具有民间性，也将丰厚的个人体验升华了。这种哲学意识是自然中有着必然，提升了高晓声的小说层次，丰富了乡土小说的主题。哲学是人性的深层洞见，在陈奂生系列小说中，同样可以发现高晓声以自己多年的生活积淀，对人性深处的窥视。陈奂生这个人物形象既狡黠又忠厚，既庄严又显得可笑。《陈奂生转业》中陈奂生对“出力流汗拖板车却没有报酬”，“不出力气却赚大钱”的不安与思索显出人生的悖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阶段，陈奂生形象充满了诸多人生困惑，显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这也是高晓声哲学意识的自然显现。
二、高晓声乡土意识的当下思考
1.“底层民众意识”是文学意义承担的重要姿态。近来底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底层问题的探讨出现许多可以深思的角度，其中之一是作家如何表述底层。由于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也导致了底层在文化上受教育机会少,在社会话语场中缺少话语权，就是说,底层没有能力表述自己,即使通过各种努力,使他们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因为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他们的声音也很难被人听见。在中国21世纪头个十年末的今天，现代化不断催生众多的中产以及大批富裕阶层，贫困的西部以及广大农民与城市中产的差距越来越大，陷入更深的底层之中。作家的经济状况普遍好转，呈现出中产化的特征。此时作家何以与如何去表述社会最没有话语权的底层？
高晓声的底层表述是成功的典范，他的表述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时代的良知。真正要表述出底层的声音，写出饱含底层血泪欢笑的声音和话语，作家必须介入真正的底层生活，在底层沉伏下来，以底层民众的视角来观照底层，这样的底层表述才能是真正的底层话语。
高晓声经历过20多年卑微的底层生活，当他在苏南农村劳动时，“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疗饥驱饿。他拿掉了三根肋骨,重活不能做,便捞鱼摸虾,编箩筐,做小买卖等等。——提到他当年卖鱼虾时怎么用破草帽遮着脸,改鲁迅的诗句为‘破帽遮颜坐闹市’。又说起他的双手当年因为编箩筐,皮硬得很少有弄破手的时候。闲谈中还提起过他怎么育蘑菇和挖沼气池,这些事后来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②。正是这样的底层生活，高晓声形成了自己的底层视角，高晓声深深体味着底层民众的悲喜苦乐，对底层的民众究竟需要什么，他已了然于心。正如他的表述：“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我自己想的，也就是农民想的了。这共同的思想感情，是长期的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产生的毫不勉强的自然物。”③他写作的思维中始终有一个乡村底层民众的身份和意识，所以才会有这么丰富鲜活的形象站立在新时期文学之林。
当前底层写作出现了众多的文本，这些文本大多与大众文化和消费语境有关。诸多写底层的小说热衷于编故事，把底层写得悲惨而鲜血淋漓，呈现出“底层叙事”就是“悲惨叙事”的趋向。高晓声对现实既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又不把丑恶本质化，不从意识形态上看，从学理上说这反映了文学的本质。因为人总要有所希望的，要活得好一些，文学应该让人读后有所希望，而不是觉得人生就是悲剧。高晓声说：“对生活中丑恶的东西，我基本上采取回避的态度，但不是掩盖矛盾。要做到既回避而又不掩盖矛盾，我的做法是把丑恶的东西包起来放在一边，首先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然后再用针在纸包上戳几个洞，使人闻到它的臭气。但是不宜完全敞开，暴露无遗，否则会给人以过于丑恶的形象，没有积极作用。”④高晓声的底层写作姿态是十分恰当而深刻的，创造的人物形象陈奂生、李顺大是有性格缺陷的，但他不将其推到绝境上，而是在叙事中给予适当的释放空间。李顺大自新中国成立就有“造房”的梦想，因此总是有一种希望的。李顺大也绝不跟“四人帮”走，反而唱起“希奇歌”以示反抗。当下的底层写作大多是“没有希望”的写作。从政治话语解读，与新农村建设相违背，从人性上讲则是作家的失责。作家应该具有批判性，应该揭露现实的阴暗面。但是作家是灵魂的“摆渡人”， 作家的文本中总应该对人性有所建设，总要完善人的灵魂。正如高晓声所言，“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飨渡客”，“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⑤
当下底层写作多是从西方后现代叙事学来，主要是消解宏大叙事，把生活偶然化，把偶然行为当作人生的全部。当下的底层写作把苦难写得无边无际，认为底层是不可逾越的，这是另一种两点论，本能地把社会分成两类人。生活中也许会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文学不是照抄生活，文学应该对生活有所纠正、修改和有所指向。如果说反映生活本质，这些“底层写作”反映的则是生活的“偶然”，在结构中策应了强势的消费话语。在当下背景下来看，高晓声的底层姿态愈益显出其文学史价值。
2.“自我意识”强化作家的权力批判立场，也是文学力量的主要来源。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肇始于“五四”文化启蒙，因此，启蒙成为影响了一个多世纪的有较强统摄力的文化价值模式。这一文化价值模式曾被无数知识分子们所信仰，对它的坚守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特征。作为一个极富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高晓声和一大批作家一样，承接了这一传统。但是高晓声的承接角度是在自我意识强化之上的权力批判意识。高晓声与其他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高晓声22年的“底层生活”，这种底层生活带给高晓声更多的是“底层民众意识”与“精英意识”的多重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两种自我意识与生活经历相同一，进而对生活作出审美化的思考。“‘自我’和‘非自我’同一时，所谓‘自我’并非‘实用的自我’而是‘观赏的自我’，——所谓‘同一’并非以‘实用的自我’与‘非自我’的物体相同一，而是以‘观赏的自我’与‘非自我’的形象相同一。”⑥ 高晓声对民众生活的感触之深、思考之多，主要是自我与非自我同一之下对民众的启蒙和思考，这实质上已经演变为对基于底层、精英两种角度的自我意识之上的对权力的批判。
新时期以高晓声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多是鲁迅开创的文学启蒙精神的继承者,在精神内质上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从这一意义上讲,高晓声在当代文学甚至在整个20世纪的文学中显现出典范价值,在对“五四”文学传统继承上,高晓声所持的立场并不是新开拓的,但经过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后,能够坚持“作为底层”立场进行启蒙批判的知识分子,高晓声可能是极少的作家之一。高晓声的启蒙批判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主要是曾经“作为底层”的生活状态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构成了紧张的精神焦虑关系，这种精神焦虑从鲁迅开始，持续地存在于整个世纪,但由于高晓声独特的底层生活经历，因此与鲁迅有着不同的特质。
采取何种视角与身份来表达自己，与作家生活经历有关，也与时代话语有关。高晓声有着22年与农民患难与共的生活经历，从底层民众视角来创作乡土小说时，乡村权力对乡土民众集权下的人治和专制就出现在作家的文本中。高晓声在农村作为农民生活的时间是中国行政权力最集中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时的乡村基层权力对乡土民众的控制较严，而这种控制又是在平等民主的外衣下，于是就显得十分荒诞。因此高晓声在写作中始终立足民间立场进行持续不断的思考，这种思考是有坚实的民众基石的，这种基石之一是“底层民众意识”。
知识分子对民间的态度是复杂的,这与民间本身具有的复杂形态有关。按照陈思和的民间理论,他认为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它的内部构成精芜杂糅,既富含着原始的生命力,又是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启蒙知识分子首先注意的就是它所隐含的负面因素,这也是一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保持清醒思考的知识者所能做出的首要反应。知识分子与民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民间对知识分子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以丰富的精神滋养着知识分子的灵魂。正如高晓声,蛰居农村这样一个大的“民间”背景下“化为”农民22年，这是他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灾难,但也正是这段经历决定了他小说创作中的总体精神导向。在这22年里,苏南的一个小村镇成了他认识人生、认识农民、认识中国乡村的一个窗口,准确地说,他对中国农村与农民的认识是从这里开始的,作为一个基本的生命体验,它融贯于高晓声的整个小说创作中。
3.“批判意识”将拓展乡土小说的价值空间。乡土小说应该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乡土小说不仅要反映地方色彩，对蒙昧的乡土生活给予自高临下的俯视，乡土文学应该在自身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对制约乡土社会及其文化健康正常发展的外来制约力（包括权力、媒介以及其他各种非健康状态的现代性因素）进行深刻的审视与批判。20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大体沿袭着鲁迅与沈从文的两条写作模式，鲁迅式居高临下的启蒙性批判被奉为乡土小说的经典，沈从文回归精神家园的乡土小说创作模式也被视为乡土小说的诗意家园。而从乡土小说本身而言，因该服从于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形成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这就要求乡土小说应该具有自身的修整调理机制，可以在乡土社会以及乡土文化范围内作出自我调整。这就要求乡土文学应该在自我批判与审视的基础上来对侵入乡土社会与文化的外来制约力作出自己的判断，并进而作出自己的批判。
高晓声的批判视角长期以来被视为沿袭了鲁迅的启蒙式批判视角，但从乡土文化角度来看，高晓声“作为农民”在农村生活20多年，其思想意识中的底层民众意识使其对制约乡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外来制约权力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种批判意识形成了高晓声乡土意识中独特的价值，使得高晓声可以从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角度进行不同角度的审视，这种审视和批判使得高晓声小说的价值空间得到了拓展。高晓声小说中的陈奂生如果没有各种权力在其间左右和出场，很难想象陈奂生的性格特征又怎么会那么形象而有力。从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角度审视陈奂生形象，可以明确看到内外互动下的批判。
当下乡土文学空间正在缩小，缩小的表现之一就是文学批判的逐渐衰弱，乡土文学或是拘泥于自我的小圈子游戏，或是关起门来按照新闻报道想象式写作，缺乏高晓声那种透过乡土社会与文化的犀利的批判眼光。当下的乡土文学作家不仅被市场左右，而且被自己的生活空间所左右，他们不能够深入和体会乡土的真正生活，这样乡土文学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逼仄。
4.“哲学意识”将深化乡土小说的哲理意蕴，推动新乡土小说的孕育。哲学是人类反观自身命运与价值的一种参照。保尔·拉法格说:“哲学是人的特点,是人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工匠而已。”⑦ 所以,小说家在作品中表达哲学意识,并在哲学意识指引下进行艺术创作也就成为自然。哲学意识作为渗透于文学创作各个环节的重要因子,理应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的各个方面。作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如果不深思熟虑,对作品进行充分而深刻的把握,就很难使作品获得不朽的艺术生命。文学中的哲学意识不是简单加塞进去，“不是把哲学知识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中，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一般态度”⑧。这样，致力于哲理探求的作品所表达出来的审美价值会更深刻,艺术生命也更持久。深刻的创作意识需要作家突破对事件的表层把握,深入内部,进而实现对哲学意义的把握与整理。“哲学或者说思想意识的内容，在恰当的语境里似乎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因为它进一步证实了集中重要的艺术价值，即作品的复杂性与连贯性。”⑨ 客观而言,许多作品的成功和伟大之处就在于作家有意地运用了哲学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乡土小说创作由随社会变迁被动向前推进转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哲学和美学层次的探索。新时期乡土小说 “除了‘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以外，首先，它恢复了‘鲁迅风’式的悲剧美学特征；其次是历史的使然，它的‘哲学文化’意念在不断强化，反映大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描写的焦点与理论的眩惑”⑩。从美学角度讲,新时期乡土小说不再像以往的乡土小说那样,只把乡土风俗描写当作一种调味品或添加剂,一种体现地域色彩和浓化生活气息的手段、方法,或仅只是为故事的发生、发展和人物的活动提供一个环境背景或场所,而是从根本观念上直接把乡土风俗对象化、目的化,如实地把它看做一种文化形态。
与此同时，高晓声的乡土小说中也开始渗透着强烈的哲学意识，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钱包》、《鱼钓》、《飞磨》、《买卖》等篇。这些篇章“总体上表明作家对‘陈家村’人的思考向着超时空的‘抽象’倾斜，表明作者的审美触角向着‘哲理’延伸”{11}。这些作品是显性的具有哲学意境，主题关注得与失，得到的同时也是失去，从哲理意蕴上极富解读思考的意境和韵味。这些故事的主体特征依然是乡土层面的，都是民间故事为主，关涉的是乡里民间的传说，具有独特的乡土民间趣味。正是在乡土趣味中，高晓声把对乡土及民众意识的思考上升到哲学层面。
作家除了在作品中对哲学意识进行充分传达之外,还可以通过不同方法使读者也产生相应的哲学思考,这是作家在创作中进行哲学意识建构的另一途径。文学文本的要义是提供真切的生活体验,使读者将诸种人生感受上升为形而上的哲学意识。因此,乡土文学与哲学的关联是可能的，而且“文学可以看作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12}。准确理解哲学作为一种活动存在于乡土文学创作活动中，可以使乡土文学与哲学形成良性结合,会在更深层面上形成中国乡土思想的发展史，也将提高乡土文学创作的质量。高晓声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笔下的诸多人物形象无不带有哲学解读的意蕴，这些人物形象身上也极富着人生思考意义，对乡土乃至民族心灵的启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哲学或者说思想意识的内容，在恰当的语境里似乎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因为它进一步证实了重要的艺术价值，即作品的复杂性与连贯性。”{13} 通过哲学意识，可以发掘出乡土小说新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乡土小说作家多从精神家园和启蒙批判角度切入乡土，主要是构筑一个乡土田园和揭露类似国民性的民族伤疤。这种理想或者批判是传统乡土意识的主要内容，而高晓声从人的生存境况和人性的高度来看待和书写了乡土，把哲学意识深刻锲入了乡土小说中，体现了乡土小说可以达到的新高度。
“作家要以流动着的当代意识和哲学意识作同步的鸟瞰，就会创造出更为璀璨的乡土小说之花。”{14} 乡土小说中着眼当下生活的哲学意识是乡土小说新生的契机，也是乡土小说面对乡土与城市互相进退之间最富强力的新生剂。高晓声乡土意识中的哲学意识为乡土小说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得高晓声的乡土世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也为当下新乡土小说的孕育提供了新的契机。
注释
①何言宏：《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②陆文夫：《又送高晓声》，《收获》1999第5期。
③高晓声：《高晓声文集》（散文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页。
④高晓声：《创作谈》，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第86页。
{5}高晓声：《摆渡》，《青春》1979年第2期。
⑥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⑦[法]保尔·拉法格著，罗大冈译：《拉法格文论集·左拉的< 金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58页。
⑧⑨{12}{13}[美]韦勒克、[美]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第138页、第123页、第138页。
⑩{14}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第275页。
{11}黄毓璜：《高晓声文集·序》，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