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庆葆,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党委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战略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已在中国近现代史、高等教育管理、当代台湾研究等领域发表论文60余篇,著述10余种,代表作有《鸦片与近代中国》、《中国禁毒历程》、《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邹容、陈天华评传》、《台湾也疯狂》,译著有《中国近代史》、《太平天国》等多部。先后主持教育部、中国社科院等单位设立的10多项重要科研项目,多次获教育部科研奖励,并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达10多次。现主持教育部《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现代化前瞻》、《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乡村建设研究》等重大课题。
刘以善,1946年生,台湾退役少将,淡江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博士候选人。现任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监事主席、中华两岸文教研究学会监事主席。曾发表《台湾泛蓝生态的变化与挑战》、《日军在台湾曾残暴杀戮应还原真相》、《陈水扁政权即将终结》、《陈水扁已成蓝绿政客的政治玩偶》等政论文章,著有《中国大陆新编小学语文教材之研究》。现主要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崔军伟,1978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及当代台湾的学习与研究,已发表论文数篇,参编著作两部。
主持人:上个月底,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推动品德教育》案,恢复终止了三年的台湾中小学品格与道德教育课。随后台湾“百万人反贪腐运动”发言人范可钦表示,9月9日倒扁静坐时,“倒扁总部”会以红色布幔包围台北景福门,四面分别写上写“礼”、“义”、“廉”、“耻”,作为静坐运动的精神堡垒,也重新帮陈水扁上一堂小学教过的课,请他早日觉悟。一个原本不算吸引人的话题因为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紧密联系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今天就请三位嘉宾就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刘将军来自台湾,您先谈?
刘以善:一个堂堂的所谓台湾大“总统”还要重新上一堂小学生的课,这听起来很可笑。但是主持人这个题目真的选得很不错。或许大陆同胞更多的关注倒扁能不能成功啦,怎么倒啦,这些很热闹。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还是很关注教育部门的这一决策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是透过品德教育来培养国民的高尚人格,启迪他们的良善人性的。一个健全的人格除了道德特质及家庭教育影响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学校品德教育及社会环境教育。在台湾,自光复初期,国民党政府就十分重视用中国优秀的传统美德熏陶教育青少年,在国民教育学校里,广泛开设了《生活与伦理》、《公民》等品德教育课程。就拿礼义廉耻来说,明末大儒顾炎武先生的“廉耻”一文在我读书的年代是被收录在高中国文课本中,而且是要求必须背诵的。但是悲惨的是台湾这些年来,教育决策当局不知是怎么思考的,竟然将品德教育课程剔除了。
朱庆葆:谈到品德教育,我更多的关注是大陆的情况。应该说大陆是非常重视品德教育的,但重视并不等于做得好。我们现在提倡“八荣八耻”,为什么?恰恰说明我们的一些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也陷入了不知耻的境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腾飞、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另一方面,贫富悬殊、道德滑坡也与之俱来。其中青少年学生似乎尤为突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他们迷失自我,甚至是非不辨、美丑不分、思想混乱、行为失范,根本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中国人从一个封闭的世界里突然发现世界原来如此多姿多彩,产生一些价值观上的改变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弄到现在这样一个还需要重新教导什么是荣、什么是耻的地步,则是很让人忧心的。
刘以善:轻视德育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当时扁政权停止这门课程时,卫道教育学者对这项措施批评声浪不断,家长也有诸多怨言,以致后来每逢社会上发生重大弊端,很多人会将责任归于“学校品德教育失败”。我还记得顾亭林在他那篇文章里引述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他又说:四者之中‘耻’最重要,所以孔子在谈论如何才能做个堪为人民表率的官吏或知识分子的时候,其答案是“行己有耻”,意思是立身处事要知道“羞耻”。孟子也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夷。”所以亭林先生这篇文章的重点结论是:“一个人不廉洁,悖礼犯义,其根本原因是缘生于这个人已经不知道‘羞耻’为何物。而如果是有知识无品德的政府官吏不知羞耻的话,那就是‘国耻’”!亭林先生在将近四百年前易代的混乱局面中,眼见一些士大夫追逐名利,附庸新贵,变节卖官,廉鲜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大思想家,他非常反感,可是在文中没提到假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领导人,如前所述的话,那又该如何评论呢?当前台湾地区世衰道微,礼义廉耻早已不在人的心中,更难见在政府的官员身上,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崔军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英国培根说过,如果没有德行,人类就是一种忙碌、有害和可怜的生物,不会比任何一种渺小的害虫更优越。品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
朱庆葆:不仅如此,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民族未来的问题。我们说特定的社会环境要求特定的公民道德形象,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成员的道德生活状况。在政治生活中,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在经济领域,唯利是图、物欲横流、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无羞无耻、关系冷漠,怎么能够不危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转?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是和谐社会!说得再严重一些,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大潮来势汹涌,不可阻挡,一个不负责任、不讲手段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又能给世界留下怎样的印象?没有了羞耻和崇敬,没有了正义与秩序,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做不出伟大优美的事情来。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很早以前有学者说到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将冲毁整个社会。可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在生气勃勃地发展着?马克斯·韦伯已经说过新教伦理制约了资本主义的贪婪,信仰和道德的力量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约因素,促使它稳步前进。我们也是在搞市场经济,我们的道德信仰出了问题就不严重么?失去了制衡,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将冲毁整个社会。
我想起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几句话:植物的形成由于栽培,人的形成由于教育;学校是一切优良智慧与道德的场所。在道德滑坡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必须有所作为。可惜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
崔军伟:刚才刘将军提到的顾炎武那段话我就不是很熟悉,这与我涉猎面比较窄有关系,但是我们大陆的课本里根本也不曾有这一段。朱老师说到教育出了问题。我们上小学就有一些关于道德教育的课程,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但是回过头来看,在这一方面,我还真没有像刘将军那样对哪一个古代大师的话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我们经常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其实道德教育也应该与现实社会挂钩,解决现实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树立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标尺。而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课里更多关注的是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一些内容从小学到大学一成不变,根本没有区别不同年龄段的认知水平,与现实脱节,各说各话。说得严重些,市场经济体制下还在强调虚无缥缈的假大空意识形态教育,这不但不能解决道德滑坡问题,久之,还会造成民族人格的分裂——说一套做一套,这才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最危险的东西。还有,这些假大空的东西还往往要让位于语数外,因为我们要上好的初中,高中,大学,出国,找好工作。这些都是违背品德教育规律的,应该算是大陆教育出的问题。
刘以善,1946年生,台湾退役少将,淡江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博士候选人。现任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监事主席、中华两岸文教研究学会监事主席。曾发表《台湾泛蓝生态的变化与挑战》、《日军在台湾曾残暴杀戮应还原真相》、《陈水扁政权即将终结》、《陈水扁已成蓝绿政客的政治玩偶》等政论文章,著有《中国大陆新编小学语文教材之研究》。现主要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崔军伟,1978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及当代台湾的学习与研究,已发表论文数篇,参编著作两部。
主持人:上个月底,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推动品德教育》案,恢复终止了三年的台湾中小学品格与道德教育课。随后台湾“百万人反贪腐运动”发言人范可钦表示,9月9日倒扁静坐时,“倒扁总部”会以红色布幔包围台北景福门,四面分别写上写“礼”、“义”、“廉”、“耻”,作为静坐运动的精神堡垒,也重新帮陈水扁上一堂小学教过的课,请他早日觉悟。一个原本不算吸引人的话题因为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紧密联系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今天就请三位嘉宾就这个话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刘将军来自台湾,您先谈?
刘以善:一个堂堂的所谓台湾大“总统”还要重新上一堂小学生的课,这听起来很可笑。但是主持人这个题目真的选得很不错。或许大陆同胞更多的关注倒扁能不能成功啦,怎么倒啦,这些很热闹。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还是很关注教育部门的这一决策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是透过品德教育来培养国民的高尚人格,启迪他们的良善人性的。一个健全的人格除了道德特质及家庭教育影响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学校品德教育及社会环境教育。在台湾,自光复初期,国民党政府就十分重视用中国优秀的传统美德熏陶教育青少年,在国民教育学校里,广泛开设了《生活与伦理》、《公民》等品德教育课程。就拿礼义廉耻来说,明末大儒顾炎武先生的“廉耻”一文在我读书的年代是被收录在高中国文课本中,而且是要求必须背诵的。但是悲惨的是台湾这些年来,教育决策当局不知是怎么思考的,竟然将品德教育课程剔除了。
朱庆葆:谈到品德教育,我更多的关注是大陆的情况。应该说大陆是非常重视品德教育的,但重视并不等于做得好。我们现在提倡“八荣八耻”,为什么?恰恰说明我们的一些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也陷入了不知耻的境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腾飞、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另一方面,贫富悬殊、道德滑坡也与之俱来。其中青少年学生似乎尤为突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他们迷失自我,甚至是非不辨、美丑不分、思想混乱、行为失范,根本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中国人从一个封闭的世界里突然发现世界原来如此多姿多彩,产生一些价值观上的改变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弄到现在这样一个还需要重新教导什么是荣、什么是耻的地步,则是很让人忧心的。
刘以善:轻视德育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当时扁政权停止这门课程时,卫道教育学者对这项措施批评声浪不断,家长也有诸多怨言,以致后来每逢社会上发生重大弊端,很多人会将责任归于“学校品德教育失败”。我还记得顾亭林在他那篇文章里引述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他又说:四者之中‘耻’最重要,所以孔子在谈论如何才能做个堪为人民表率的官吏或知识分子的时候,其答案是“行己有耻”,意思是立身处事要知道“羞耻”。孟子也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夷。”所以亭林先生这篇文章的重点结论是:“一个人不廉洁,悖礼犯义,其根本原因是缘生于这个人已经不知道‘羞耻’为何物。而如果是有知识无品德的政府官吏不知羞耻的话,那就是‘国耻’”!亭林先生在将近四百年前易代的混乱局面中,眼见一些士大夫追逐名利,附庸新贵,变节卖官,廉鲜耻。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大思想家,他非常反感,可是在文中没提到假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领导人,如前所述的话,那又该如何评论呢?当前台湾地区世衰道微,礼义廉耻早已不在人的心中,更难见在政府的官员身上,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崔军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英国培根说过,如果没有德行,人类就是一种忙碌、有害和可怜的生物,不会比任何一种渺小的害虫更优越。品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
朱庆葆:不仅如此,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民族未来的问题。我们说特定的社会环境要求特定的公民道德形象,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成员的道德生活状况。在政治生活中,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在经济领域,唯利是图、物欲横流、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无羞无耻、关系冷漠,怎么能够不危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转?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是和谐社会!说得再严重一些,世界全球化一体化的大潮来势汹涌,不可阻挡,一个不负责任、不讲手段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又能给世界留下怎样的印象?没有了羞耻和崇敬,没有了正义与秩序,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做不出伟大优美的事情来。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很早以前有学者说到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将冲毁整个社会。可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在生气勃勃地发展着?马克斯·韦伯已经说过新教伦理制约了资本主义的贪婪,信仰和道德的力量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约因素,促使它稳步前进。我们也是在搞市场经济,我们的道德信仰出了问题就不严重么?失去了制衡,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将冲毁整个社会。
我想起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几句话:植物的形成由于栽培,人的形成由于教育;学校是一切优良智慧与道德的场所。在道德滑坡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必须有所作为。可惜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
崔军伟:刚才刘将军提到的顾炎武那段话我就不是很熟悉,这与我涉猎面比较窄有关系,但是我们大陆的课本里根本也不曾有这一段。朱老师说到教育出了问题。我们上小学就有一些关于道德教育的课程,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但是回过头来看,在这一方面,我还真没有像刘将军那样对哪一个古代大师的话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我们经常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其实道德教育也应该与现实社会挂钩,解决现实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树立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标尺。而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课里更多关注的是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一些内容从小学到大学一成不变,根本没有区别不同年龄段的认知水平,与现实脱节,各说各话。说得严重些,市场经济体制下还在强调虚无缥缈的假大空意识形态教育,这不但不能解决道德滑坡问题,久之,还会造成民族人格的分裂——说一套做一套,这才是我们民族和国家最危险的东西。还有,这些假大空的东西还往往要让位于语数外,因为我们要上好的初中,高中,大学,出国,找好工作。这些都是违背品德教育规律的,应该算是大陆教育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