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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中的“蝶变”
现实主义曾经是文学中的重大问题，但在今天剧烈的社会转型和多样化的文学中，却似乎被淡化了。文艺学教科书中它的“地盘”越来越小，有的甚至没有；文学评论界很少谈论现实主义话题，偶尔论及，不是陈旧说教，就是浅尝辄止。但淡化并不等于不存在，它像看不见的手一样，依然牵动着当下的文学创作乃至发展。它遭遇了复杂而微妙的生存困境，不知如何破局和前行。它正在悄悄地蜕变，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艰难抉择、探寻新路。作为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乃至其他主义，事实上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个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不研究和解答它，就会影响当下的文学创作，削弱目前的文学批评，累及未来的文学发展。
不论是西方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都是由波澜起伏、生生不息的文学思潮和流派，以及众多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构成的。西方文学，从17世纪的古典主义，到18世纪的浪漫主义，到19世纪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历了一个有序的、完整的历史进程。而其中现实主义的发展尤为强劲、漫长，它从古代朴素现实主义至文艺复兴时期成熟现实主义，又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到20世纪之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学主流，一直绵延至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已在19世纪终结、成为历史，但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却根深蒂固、绿水长流，并与现代主义结缘，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丰富和拓展着文学的汤汤长河。
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近现代和当代文学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走向，但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正如童庆炳所言：“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如西方近三百年来那样清晰、自觉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潮的变迁。我们颇难将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简单移植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当然，‘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深受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学观念、思潮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以西方为范式的文学思朝、流派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同时并起在中国文坛的壮观景象。”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界限并不清晰，也无这些概念，但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和方法，却全部具有。而现实主义是时隐时现的一种主流。到了现当代文学，虽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过浪漫主义、现代主义，80年代涌现过先锋、现代写作，以及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新写实主义等等；但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几次引进，更强化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能力；即便是非现实主义写作，也依然渗透着现实主义的底蕴和精神。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方现当代文学，大致上是同步的，不同的是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更加凸显、强劲，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相异的特色来。譬如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解放区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复兴。中国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处于纠缠状态，始终呼应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作家虔诚奉行着文以载道的信念。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和“宿命”，也是一种局限和不成熟。
关于现实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古今中外的众多作家和评论家，都做过精深的论述。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自古就有的文学思潮，但直到18世纪末歌德才系统总结了西方文艺发展的两种潮流，即“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前者即为现实主义，后者即是浪漫主义。同时代的德国评论家普朗什，则明确提出了“在自然和传统范围内进行创作”的文艺称为“现实主义”。19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推进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认为“现实的诗”的特点是“真实，最高的真实”，艺术就是要“复制”和“再现”生活。而真正使现实主义成为经典理论的是恩格斯，他的“细节的真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揭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等等。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根基。这些思想理念，构筑了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推动着文学创作的长足发展，创造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现实主义的煌煌高峰期。
但到20世纪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变迁和各种矛盾的凸显，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军崛起，现实主义由盛而衰，经受着一系列的冲击和挑战，发生了艰难而痛苦的嬗变，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受到了怀疑，现实主义经典理论遭到了批评。甚至西方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认为：“如果我们只原原本本地重复那些现实主义者的写作方法，我们就不再是现实主义者了。”②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指出：“作为‘现实主义’对象的那个‘现实’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实必定是由人去发现和设计的，人的诸种感官必须学会不要以构成事物的那些秩序和法则为中介，去看待事物。必须打碎那种欲图左右我们感性的恶劣的机能主义。”③在现实主义衰落的同时，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风生水起，成为世界性文学思潮和流派。
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走过四十年历程。这不算短的文学历史，可以划分成两段，前十几年被稱为文学新时期，后近三十年可名为多元化文学时期。在这不同的文学时段，现实主义依然是一以贯之的主流。如“现实主义的复兴”“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呼唤宏大叙事”“回归本土文学”等等，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强化和彰显，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探索和深化。但与此同时，现代主义文学时起时伏、不屈不挠，不懈地探索和生长，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现实主义，形成了某种融合的态势。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需要现实主义文学的参与和推动，同时需要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迪和促进，否则文学就难以肩负它的社会历史使命。在数十年来的探索中，当下文学特别是小说，已经形成三种类型。一种是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它运用一般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借鉴“十七年”文学的写作经验，受到了多方面的认同和接受。其麾下聚集了老中青几代的众多作家。譬如周梅森、张平、陆天明、关仁山等的长篇小说。另一种是现代主义文学，它吸纳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手法，努力揭示社会人生中的永恒主题和深层问题，创造出一种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残雪、阎连科、吕新等的长中短篇小说。还有一种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它依然坚守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但同时吸取了现代主义的思想理念和表现形式，形成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的现实主义文学。譬如王蒙、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毕飞宇等的小说创作。这类作品最为复杂，也最难阐释，用一般现实主义理论解读往往捉襟见肘；但它代表了当下文学的高度，昭示着未来文学的路向。 少了什么？
在文学各文体中，小说无疑是“重器”。它能更充分地表现作家的审美原则，更有力地体现作家的创作方法。在漫长的文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小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征和艺术经验。譬如深广的思想内涵，独特的人物形象，精湛的情节结构，鲜明的艺术风格等等。这些特征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有力支撑，众多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无不具有这些特征。但20世纪后，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受到了质疑乃至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想和方法风行文坛，文学历史发生了深刻变迁。譬如在真实性问题上，现实主义认为，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实在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存在。而现代主义以为，所谓的“真实”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只是作家眼中、心中的主观感受，每个人感受到的真实绝不相同，因此绝没有公认的真实。譬如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上，现实主义着力的是世界的外部形态、人的行动和性格等；而现代主义认为，文学不应该停滞在社会与人的“外宇宙”上，而应当深入社会与人的“内宇宙”中，后者比前者更真实、更广阔。正是在这些核心问题上，现代主义的理念和创作，动摇了现实主义的基础，也引发了现实主义创作规律和经验的一系列变动。
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源远流长，不像西方文学那样变幻莫测、现代主义一派坐大；但新时期以来自觉地走向世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学，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作家置身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夹缝中，他们往往采取“中庸之道”的做法，兼容二者的精华为我所用。一些优秀作家实现了二者的水乳交融，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力作精品。但不少作家顾此失彼、“两面不沾”，现代主义的精髓没有学到，现实主义的特征也大量流失。这样的作品俯拾即是。当下的小说创作依然活跃，作品数量庞大、反映现实敏锐，但却给人一种“缺钙”“贫血”的感觉，其所丢失的正是经典小说的那些重要特征。
首先是“总体性”思想内涵的匮乏。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文学就是要通过个性表现共性，通过现象抵达本质，努力揭示现实社会的深层规律和历史的演进轨迹。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契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指出：“对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是，他拥有什么样的手段，他思维和塑造的总体性有多么广和多么深。”④所谓“总体性”，就是指社会、人类、世界的总体，既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既涵盖外在形态、也涵盖本质规律。但现代主义理论认为，对社会历史的理性把握是徒劳的、不可能的，它们只是一种偶然的、碎片式的存在。文学不追求理性思想，只注重感性呈现。当下的一些中国作家，面对社会发展的沧海桑田、现实生活的扑朔迷离，在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逐渐淡薄了对哲学、社会学理论的研习，放松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探索和理性把握，导致众多作品呈现出思想匮乏的严重现象。譬如广受好评的格非的《望春風》和付秀莹的《陌上》，表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江南水乡和华北农村的历史变迁、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农村人物的伦理道德、精神情感。但在“清明上河图”般的生活风景中，我们难以看到作家对历史、现实、乡村、城市的宏观审视和对乡村未来的洞见。作家并非不想宏观把握他的表现对象，而是作家已失去了理性观照的足够能力。
其次是人物形象特别是典型形象的弱化。比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流派，现实主义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形成了一套人物塑造理论。现实主义文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了一批一批、数不胜数的“大写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现实主义要求人物形象是真实的、鲜明的、个性的、丰富的、深刻的、典型的，是难度极高的艺术创造。现实主义人物形象容易滑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如实描绘、徒有外表的“恶劣的个性化”，另一个是理念先行、导致“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类型化”。这两种倾向损害了现实主义人物的价值和声誉，也动摇了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理论。现代主义人物观念与现实主义大相径庭，亦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现代主义文学不注重塑造个性鲜明、性格典型的人物形象，而着重表现人的全面异化，表现人与社会、人与物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全面异化。”⑤因此，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大抵是小人物、非英雄、反英雄，他们是虚幻的、抽象的、异化的。正因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种种难度，西方现代主义人物观的深刻影响，再加上作家们不愿去了解、熟悉更多样的现实人物，致使小说中的人物群体化的淡化、衰退。自然不能说所有的小说中都没有人物，而是说这些人物大都是意象化的、理念化的，很难活生生地站立起来。而那种逼真鲜活、丰满有力的人物乃至典型，已经很难看到了。
最后是艺术风格的单一和雷同。现实主义强调作品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正如有文学理论家所说的：“文学风格通常被誉为作家的徽记和指纹，它是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学审美现象，在创作过程中即已发生，最终凝结为文学作品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属性，从而成为人们辨识不同作家的标记。”⑥“十七年”小说，是在“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和文学思想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文学风格却是多姿多彩的。新时期小说，是在变革和创新的环境下创造的，更显示出一种“百花齐放”的景象。但在今天相对宽松、自由的多元化时代，小说创造却呈现出思想平庸、风格单调雷同的普遍现象。少了文学应有的那种开放、新锐、丰富、博大的创造气势。我们从70后、80后、90后作家的作品中，很难看到那种独树一帜、戛戛独造的思想和艺术个性。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年轻一代的作家，只有打破那种模式化的现代生活程式，走进更广大的社会和民众，汲取老一代作家的精神和经验，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和方法，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学风格。
多了什么？
当下小说，少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特征，但多了某些现代主义的元素。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进步。但不同年龄段的作家，情况又有所不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主要借鉴的是艺术形式和手法；而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汲取的是现代精神和表现方法；七八十年代的作家，则兼容的是现代理念和表现模式了。五六十年代作家依然是当下文学的中坚力量。60年代作家毕飞宇的话，耐人寻味：“就我们受过现代派文学洗礼的作家来讲，重新回到恩格斯所谓的‘现实主义’基本上不可能。”⑦又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我就想看看，‘现实主义’到了我的身上会是一副什么样子。”⑧在这些“绕口令”式的表述中，折射出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矛盾态度和认识过程，也标明他运用的现实主义已是一种现代现实主义了。毕飞宇的文学思想和观念，应该说与很多作家是相通的。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已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了，它正处在同现代主义磨合、融合的过程中，吸取、增添现代主义艺术元素，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一是多了现代思想理念。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文化思想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譬如神秘主义、存在主义、超人哲学、唯意志论、直觉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等等。这些文化思想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自然有，但很有限。它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视野的扩展、理性直觉的启迪。袁可嘉20世纪80年代初，就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并作了精辟论述：“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⑨这一论断对新时期以来众多作家的影响和启发，是深广的。传统现实主义在理性把握社会人生上，基本采取的是社会、历史、道德的思想“武器”，它至今依然是“利器”，自然可以催生出优秀的作品来。但它的单一、僵化也是明显的。而现代主义新颖、锐利、多样的文化思想，无疑给中国作家敞开了思想的大门。尽管他们未必“全盘”吸收这些文化思想，但其中的思想火花，已点燃了作家的思维和灵感，并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生根开花。从王蒙等的意识流小说中，可以窥见西方现代心理学对作家思维的解放；从王安忆的《荒山之恋》等“三恋”系列小说里，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说对作家意识的启蒙；从苏童等的新历史小说中，可以领略新历史主义对作家观念的改变；从阿城的《棋王》等寻根小说里，可以感受文化学对作家思想的扩展；从陈染等的女性题材小说中，可以体会西方女权主义文化对作家自主意识的强化；从80后、90后作家的小说里，可以感悟存在主义、消费文化的无形熏染……从心理学、文化学、新历史学、精神现象学的角度观照社会人生，更逼近了表现对象的深层和本质，扩展了现实主义的思想视域。现代主义反对理性分析，但它的主题思想探求的还是世界的深层底蕴，只不过更强调直觉把握而已。但有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已超越现实主义，变成了现代主义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多年来，这种思想探索似乎走向了末路，趋于一种后退、保守状态。
二是多了对人物精神情感世界的开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表现重心的迥然不同，前者着力描绘的是人的性格、行为等，后者集中刻画的是人的精神、心理等。在现代主义看来，人的精神领域才是最本质、最丰富的存在，它的意义和价值远在人的外在性格、行为之上。这一创作重心的转移，被称为文学的“向内转”，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普遍现象。正如郑克鲁指出的：“19世纪小说在描绘外部世界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所谓外部世界，既指社会环境，又指人物的言语行动。20世纪的小说家认识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甚至更广阔、丰富、深邃，这是一个内宇宙。随着心理学、精神分析的发展和潜意识理论的开拓，现实主义小说家也运用这些新手段去刻画人物的心灵世界。”⑩新时期文学以来，中国作家吸取了这一文学思想和觀念，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加强了对人物精神情感世界的开掘，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而复杂。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成为作家们的自觉实践。譬如近年的长篇小说，阎真《沧浪之水》写一位医药学研究生池大为的奋斗人生和内心悲苦，王跃文《国画》写政府官员朱怀镜宦海沉浮中的内心搏斗，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写职业女性毛榛在情爱性爱中情感、欲望与理智间的纠葛和冲突……这些作品，大都展示的是知识分子、上层官员、现代女性的内在世界，他们的理想追求、情感纠葛、人性变异、深层意识等，被庖丁解牛般地剖析开来，使读者看到了现代人全部的精神风景，令人惊叹深思。但这种“向内转”的创作倾向，也有弊端，它冲淡了人物性格的完整性、立体感，也使阅读变得沉闷、滞涩。
三是多了现代表现方法和手法的运用。现实主义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已有一套完整而成熟的模式，但它并不排斥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借鉴与融合。新时期以降特别是多元化时期以来，现代方法与手法的运用，已成为作家们的自然行为，达到了不露痕迹的程度。譬如王蒙、史铁生等的意识流写法，莫言、贾平凹等的荒诞现实主义方法，韩少功、马原等的元叙事形式，阎连科、范小青的象征主义模式，王安忆、毕飞宇的现代叙事技巧……现代方法和手法的广泛运用，扩展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能力，提升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品格。但现代方法与手法的使用，又分整体方法和局部方法两种。整体方法的使用，往往导致小说的“变种”，从现实主义演变为现代主义。而局部方法的使用，则会显示出一种守正而创新的特色。现实主义是一种发展中的文学，只有不断地探索、借鉴，才能长青不老。
走向融合的文学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和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城市社会和文明的转化。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已进入加速转型期。社会学者认为：这场转型是全方位、整体性的，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哲学、文化、道德等众多层面和领域。文学作为文化领域中最活跃的元素，作为最“接地气”的艺术形式，它也自然会“与世推移”“波震于下”11，发生变革和转型。其间，现实主义是首当其冲的。因为社会和人已然今昔不同，思想理论也已更新换代，同时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也提出了更高的审美需求。现实主义文学的变革发展，已是势在必行。当然，文学需要“守恒”，但更需要“变法”。
现实主义文学的变革，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走向融合。同现代主义融合，同古典主义融合。王忠祥、李嘉宝在20世纪初就说道：“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未来走向只能是在与现代主义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中不断调整自身以求适应时代变化而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本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兼收并蓄是本世纪很多大作家创作历程中的共同择选。”12中国的文学家们意识到，继承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推陈出新”，从融合走向创新，同样是一条发展途径。
在众多文学思潮和流派中，现实主义是最基础的一个流派，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流派。同时也是备受质疑、屡遭批评的文学流派。原因就在它的概念以及赋予的本质属性，往往同发展中的社会现实与发展中的思想理论，常常发生抵牾、错位。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但作为一个母体式的概念，又是难以撼动的。因此，一代一代作家、理论家，常常以现实主义为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增加一个定语，扩大其概念与内涵，成为一个派生的新概念。据一些理论家的收集，在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名目就有二三十种之多。譬如批判现实主义、外在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反讽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法国文学理论家罗杰·加洛蒂把这种泛化现象概括为“无边现实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则衍生出：“启蒙”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乃至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新时期文学以来，还产生过两个值得重视的概念：新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这些文学现象表明，现实主义作为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是坚实的、永久的，同时又是泛化的、生长的。 一个文学新概念的产生，总是在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发生较大变化、原有概念难以涵盖的时候。譬如新现实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向市场经济，关仁山、何申、谈歌、李佩甫等作家，发表了一批反映经济领域变革与转型的作品，杨剑龙撰文，评述了这些作家作品，指出新现实主义小说，描述的是“与经济相关的核心事件”，运用了“全聚焦客觀型的叙事模式”13。侯合余则在文章中认为，受法国“新小说派”的创作和理论的影响，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新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有马原、格非等14。论者着重阐释的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表现形式。这些论者的文章，自说自话、主旨不一，也没有对新现实主义概念，作出深入、独到的阐释。且“新”这一定语用得太烂，已没有了新意。因此并未在学界和文坛引起反响。现代现实主义概念的出现更早一些，范围也更大一些。柯云路在1986年的一次演讲中，就宣称：“我的艺术宣言：现代现实主义。”并论述了他是如何运用现代现实主义方法，创作长篇小说《夜与昼》的：“现代现实主义将努力继承和发扬那些现实主义大作家的全部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深化。但它又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模式固定的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在观念上，在文学艺术思想上，在表现手法上，都要融汇汲取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美学等一切领域的新素质，它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许多模式、公式、理论、经验都准备作某种突破和超越。”15作家着重论述的是，小说在思想内涵上要突破传统、取法现代。十几年后，蒋子龙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认为当时的小说题材，有历史生活题材、情感现实主义题材、现代现实主义题材三种。张平的《抉择》和他的《人气》，就属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其特征是“反映了广阔、复杂的现实生活，也表现出了作家厚重深刻的文化思考”16。作家突出表述的是，现代现实主义小说要直面现实社会，强化文化内涵。此后，不少学者如尹鸿、张瑜等，都结合当时的小说创作，论述了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坚守与创新。但三十年时间过去，这些作家、学者的论述，并未引起应有的呼应，现代现实主义概念和内涵，远未作出精准的阐述。
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必要重提、确立现代现实主义文学。这是社会转型的需要，也是文学自身演进的要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不是简单的相加、胡乱的拼凑，而是更高层面的融合、升华。它将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要素，同时取法现代主义的艺术品格、元素，形成一种新的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这种融合，既包括思想精神层面，也包括艺术方法手法层面。但在思想内容上汲取的是现代主义的积极部分，在艺术形式上采取的是现代主义的局部手法，这是现代现实主义的一个“边界”。它并不是“无边”的，越出这一“边界”，就解构了现实主义的本质属性，滑向了现代主义。它在题材、情节、人物上更具有现实主义特征，在观念、精神、艺术上更富有现代主义品格。现实主义的开阔、厚重，和现代主义的新异、超拔，浑然一体。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不同性质的文学，但正像物理界的相吸相斥原理一样，它同样可以在张力场中实现融合。用这一标尺去衡量一些优秀的、杰出的作家，已然达到了这一高度，一般作家还停留在机械拼凑的水准。少量具有原创性的小说作品抵达了这一尺度，许多平庸作品则是不够格的。譬如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秦腔》、莫言《丰乳肥臀》、李佩甫《羊的门》、张炜《家族》、王安忆《长恨歌》、毕飞宇《推拿》、金宇澄《繁花》等，堪称现代现实主义经典作品。而阎连科《受活》、赵本夫《天漏邑》等，在思想艺术上更具现代性，应列入现代主义小说范畴。现代现实主义小说是一种具有探索性、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也是一种真正深入现实、引导文学潮流的小说。
中国文学进入了多元共存的时代。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依然具有生命力，拥有广大读者。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富有思想和艺术的创新性，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是文学发展的主流。现代主义小说，是文学世界中的探险者、引领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不同流派小说之间的竞争、互动、借鉴，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前行。同时，中国文学又进入了一个融合的时代。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已是必然趋势。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学背景下，各流派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向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是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必由之路。新时期文学中期，在这条路径上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新的世纪以来，这种借鉴有所退潮。中国文学依然要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更积极地引进、汲取西方现代文学，更深入地研究、辨析它的经验和局限，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促进中国文学真正跻身世界文学之林。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相比，与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融合，显得更加迫切、重要。中国古典小说博大精深，其文化传统、创作经验、写作理论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就小说的类型和写法而言，就有史传、传奇、话本、笔记等多种。但中国的几代作家，只有三四十年代的作家有较扎实的古典主义文学修养，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作家，古典文学的修养都是支离破碎的，因此导致了当代小说古典文学蕴含的严重缺失。读者只有在年龄较大的作家如王蒙、宗璞、冯骥才、聂鑫森、孙方友等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古典小说的意蕴和技法，而在年轻作家的小说中难见踪影。古典小说的传统与写法，自然属于历史，但它在现代思想的烛照下，完全可以实现现代转换，与当代小说艺术有机交融。中国小说要有民族气象和风格，吸取和融合古典小说的营养，是几代作家的使命。向外“拿来”现代主义，向内取法古典主义，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有望再造新的高峰。
【注释】
①⑥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501、2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⑩12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239、133、2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120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④范大灿编选：《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一卷，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⑤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25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张均、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载《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⑧毕飞宇：《沿途的秘密》，49页，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
⑨袁可嘉主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1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364页，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13杨剑龙：《论新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4侯合余：《中法新现实主义小说形成理路》，载《求索》2012年第9期。
15柯云路：《现代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1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辛心：《蒋子龙纵论现代现实主义》，载《河北日报》2000年6月23日。
（段崇轩，山西省作家协会）
现实主义曾经是文学中的重大问题，但在今天剧烈的社会转型和多样化的文学中，却似乎被淡化了。文艺学教科书中它的“地盘”越来越小，有的甚至没有；文学评论界很少谈论现实主义话题，偶尔论及，不是陈旧说教，就是浅尝辄止。但淡化并不等于不存在，它像看不见的手一样，依然牵动着当下的文学创作乃至发展。它遭遇了复杂而微妙的生存困境，不知如何破局和前行。它正在悄悄地蜕变，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艰难抉择、探寻新路。作为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乃至其他主义，事实上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个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不研究和解答它，就会影响当下的文学创作，削弱目前的文学批评，累及未来的文学发展。
不论是西方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都是由波澜起伏、生生不息的文学思潮和流派，以及众多的代表性作家作品构成的。西方文学，从17世纪的古典主义，到18世纪的浪漫主义，到19世纪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历了一个有序的、完整的历史进程。而其中现实主义的发展尤为强劲、漫长，它从古代朴素现实主义至文艺复兴时期成熟现实主义，又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到20世纪之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学主流，一直绵延至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已在19世纪终结、成为历史，但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却根深蒂固、绿水长流，并与现代主义结缘，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丰富和拓展着文学的汤汤长河。
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近现代和当代文学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走向，但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正如童庆炳所言：“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如西方近三百年来那样清晰、自觉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潮的变迁。我们颇难将作为文学思潮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简单移植到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当然，‘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发展深受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学观念、思潮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以西方为范式的文学思朝、流派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同时并起在中国文坛的壮观景象。”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界限并不清晰，也无这些概念，但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和方法，却全部具有。而现实主义是时隐时现的一种主流。到了现当代文学，虽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过浪漫主义、现代主义，80年代涌现过先锋、现代写作，以及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新写实主义等等；但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几次引进，更强化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能力；即便是非现实主义写作，也依然渗透着现实主义的底蕴和精神。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方现当代文学，大致上是同步的，不同的是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更加凸显、强劲，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相异的特色来。譬如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解放区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复兴。中国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处于纠缠状态，始终呼应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作家虔诚奉行着文以载道的信念。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和“宿命”，也是一种局限和不成熟。
关于现实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古今中外的众多作家和评论家，都做过精深的论述。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自古就有的文学思潮，但直到18世纪末歌德才系统总结了西方文艺发展的两种潮流，即“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前者即为现实主义，后者即是浪漫主义。同时代的德国评论家普朗什，则明确提出了“在自然和传统范围内进行创作”的文艺称为“现实主义”。19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推进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认为“现实的诗”的特点是“真实，最高的真实”，艺术就是要“复制”和“再现”生活。而真正使现实主义成为经典理论的是恩格斯，他的“细节的真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揭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等等。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根基。这些思想理念，构筑了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推动着文学创作的长足发展，创造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现实主义的煌煌高峰期。
但到20世纪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变迁和各种矛盾的凸显，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军崛起，现实主义由盛而衰，经受着一系列的冲击和挑战，发生了艰难而痛苦的嬗变，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受到了怀疑，现实主义经典理论遭到了批评。甚至西方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认为：“如果我们只原原本本地重复那些现实主义者的写作方法，我们就不再是现实主义者了。”②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指出：“作为‘现实主义’对象的那个‘现实’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实必定是由人去发现和设计的，人的诸种感官必须学会不要以构成事物的那些秩序和法则为中介，去看待事物。必须打碎那种欲图左右我们感性的恶劣的机能主义。”③在现实主义衰落的同时，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风生水起，成为世界性文学思潮和流派。
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走过四十年历程。这不算短的文学历史，可以划分成两段，前十几年被稱为文学新时期，后近三十年可名为多元化文学时期。在这不同的文学时段，现实主义依然是一以贯之的主流。如“现实主义的复兴”“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呼唤宏大叙事”“回归本土文学”等等，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断强化和彰显，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探索和深化。但与此同时，现代主义文学时起时伏、不屈不挠，不懈地探索和生长，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现实主义，形成了某种融合的态势。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需要现实主义文学的参与和推动，同时需要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迪和促进，否则文学就难以肩负它的社会历史使命。在数十年来的探索中，当下文学特别是小说，已经形成三种类型。一种是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它运用一般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借鉴“十七年”文学的写作经验，受到了多方面的认同和接受。其麾下聚集了老中青几代的众多作家。譬如周梅森、张平、陆天明、关仁山等的长篇小说。另一种是现代主义文学，它吸纳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手法，努力揭示社会人生中的永恒主题和深层问题，创造出一种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残雪、阎连科、吕新等的长中短篇小说。还有一种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它依然坚守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但同时吸取了现代主义的思想理念和表现形式，形成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的现实主义文学。譬如王蒙、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毕飞宇等的小说创作。这类作品最为复杂，也最难阐释，用一般现实主义理论解读往往捉襟见肘；但它代表了当下文学的高度，昭示着未来文学的路向。 少了什么？
在文学各文体中，小说无疑是“重器”。它能更充分地表现作家的审美原则，更有力地体现作家的创作方法。在漫长的文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小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征和艺术经验。譬如深广的思想内涵，独特的人物形象，精湛的情节结构，鲜明的艺术风格等等。这些特征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有力支撑，众多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无不具有这些特征。但20世纪后，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受到了质疑乃至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想和方法风行文坛，文学历史发生了深刻变迁。譬如在真实性问题上，现实主义认为，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实在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存在。而现代主义以为，所谓的“真实”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只是作家眼中、心中的主观感受，每个人感受到的真实绝不相同，因此绝没有公认的真实。譬如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上，现实主义着力的是世界的外部形态、人的行动和性格等；而现代主义认为，文学不应该停滞在社会与人的“外宇宙”上，而应当深入社会与人的“内宇宙”中，后者比前者更真实、更广阔。正是在这些核心问题上，现代主义的理念和创作，动摇了现实主义的基础，也引发了现实主义创作规律和经验的一系列变动。
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源远流长，不像西方文学那样变幻莫测、现代主义一派坐大；但新时期以来自觉地走向世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学，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中国作家置身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夹缝中，他们往往采取“中庸之道”的做法，兼容二者的精华为我所用。一些优秀作家实现了二者的水乳交融，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力作精品。但不少作家顾此失彼、“两面不沾”，现代主义的精髓没有学到，现实主义的特征也大量流失。这样的作品俯拾即是。当下的小说创作依然活跃，作品数量庞大、反映现实敏锐，但却给人一种“缺钙”“贫血”的感觉，其所丢失的正是经典小说的那些重要特征。
首先是“总体性”思想内涵的匮乏。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文学就是要通过个性表现共性，通过现象抵达本质，努力揭示现实社会的深层规律和历史的演进轨迹。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契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指出：“对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是，他拥有什么样的手段，他思维和塑造的总体性有多么广和多么深。”④所谓“总体性”，就是指社会、人类、世界的总体，既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既涵盖外在形态、也涵盖本质规律。但现代主义理论认为，对社会历史的理性把握是徒劳的、不可能的，它们只是一种偶然的、碎片式的存在。文学不追求理性思想，只注重感性呈现。当下的一些中国作家，面对社会发展的沧海桑田、现实生活的扑朔迷离，在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下，逐渐淡薄了对哲学、社会学理论的研习，放松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入探索和理性把握，导致众多作品呈现出思想匮乏的严重现象。譬如广受好评的格非的《望春風》和付秀莹的《陌上》，表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江南水乡和华北农村的历史变迁、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农村人物的伦理道德、精神情感。但在“清明上河图”般的生活风景中，我们难以看到作家对历史、现实、乡村、城市的宏观审视和对乡村未来的洞见。作家并非不想宏观把握他的表现对象，而是作家已失去了理性观照的足够能力。
其次是人物形象特别是典型形象的弱化。比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流派，现实主义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形成了一套人物塑造理论。现实主义文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创造了一批一批、数不胜数的“大写的”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现实主义要求人物形象是真实的、鲜明的、个性的、丰富的、深刻的、典型的，是难度极高的艺术创造。现实主义人物形象容易滑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如实描绘、徒有外表的“恶劣的个性化”，另一个是理念先行、导致“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类型化”。这两种倾向损害了现实主义人物的价值和声誉，也动摇了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理论。现代主义人物观念与现实主义大相径庭，亦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现代主义文学不注重塑造个性鲜明、性格典型的人物形象，而着重表现人的全面异化，表现人与社会、人与物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全面异化。”⑤因此，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人物，大抵是小人物、非英雄、反英雄，他们是虚幻的、抽象的、异化的。正因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种种难度，西方现代主义人物观的深刻影响，再加上作家们不愿去了解、熟悉更多样的现实人物，致使小说中的人物群体化的淡化、衰退。自然不能说所有的小说中都没有人物，而是说这些人物大都是意象化的、理念化的，很难活生生地站立起来。而那种逼真鲜活、丰满有力的人物乃至典型，已经很难看到了。
最后是艺术风格的单一和雷同。现实主义强调作品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正如有文学理论家所说的：“文学风格通常被誉为作家的徽记和指纹，它是一种具有特征性的文学审美现象，在创作过程中即已发生，最终凝结为文学作品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属性，从而成为人们辨识不同作家的标记。”⑥“十七年”小说，是在“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和文学思想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文学风格却是多姿多彩的。新时期小说，是在变革和创新的环境下创造的，更显示出一种“百花齐放”的景象。但在今天相对宽松、自由的多元化时代，小说创造却呈现出思想平庸、风格单调雷同的普遍现象。少了文学应有的那种开放、新锐、丰富、博大的创造气势。我们从70后、80后、90后作家的作品中，很难看到那种独树一帜、戛戛独造的思想和艺术个性。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年轻一代的作家，只有打破那种模式化的现代生活程式，走进更广大的社会和民众，汲取老一代作家的精神和经验，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和方法，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学风格。
多了什么？
当下小说，少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特征，但多了某些现代主义的元素。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进步。但不同年龄段的作家，情况又有所不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主要借鉴的是艺术形式和手法；而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汲取的是现代精神和表现方法；七八十年代的作家，则兼容的是现代理念和表现模式了。五六十年代作家依然是当下文学的中坚力量。60年代作家毕飞宇的话，耐人寻味：“就我们受过现代派文学洗礼的作家来讲，重新回到恩格斯所谓的‘现实主义’基本上不可能。”⑦又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我就想看看，‘现实主义’到了我的身上会是一副什么样子。”⑧在这些“绕口令”式的表述中，折射出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矛盾态度和认识过程，也标明他运用的现实主义已是一种现代现实主义了。毕飞宇的文学思想和观念，应该说与很多作家是相通的。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已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了，它正处在同现代主义磨合、融合的过程中，吸取、增添现代主义艺术元素，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一是多了现代思想理念。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文化思想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譬如神秘主义、存在主义、超人哲学、唯意志论、直觉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等等。这些文化思想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自然有，但很有限。它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视野的扩展、理性直觉的启迪。袁可嘉20世纪80年代初，就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并作了精辟论述：“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⑨这一论断对新时期以来众多作家的影响和启发，是深广的。传统现实主义在理性把握社会人生上，基本采取的是社会、历史、道德的思想“武器”，它至今依然是“利器”，自然可以催生出优秀的作品来。但它的单一、僵化也是明显的。而现代主义新颖、锐利、多样的文化思想，无疑给中国作家敞开了思想的大门。尽管他们未必“全盘”吸收这些文化思想，但其中的思想火花，已点燃了作家的思维和灵感，并在他们的作品中得以生根开花。从王蒙等的意识流小说中，可以窥见西方现代心理学对作家思维的解放；从王安忆的《荒山之恋》等“三恋”系列小说里，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性心理学说对作家意识的启蒙；从苏童等的新历史小说中，可以领略新历史主义对作家观念的改变；从阿城的《棋王》等寻根小说里，可以感受文化学对作家思想的扩展；从陈染等的女性题材小说中，可以体会西方女权主义文化对作家自主意识的强化；从80后、90后作家的小说里，可以感悟存在主义、消费文化的无形熏染……从心理学、文化学、新历史学、精神现象学的角度观照社会人生，更逼近了表现对象的深层和本质，扩展了现实主义的思想视域。现代主义反对理性分析，但它的主题思想探求的还是世界的深层底蕴，只不过更强调直觉把握而已。但有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已超越现实主义，变成了现代主义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多年来，这种思想探索似乎走向了末路，趋于一种后退、保守状态。
二是多了对人物精神情感世界的开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表现重心的迥然不同，前者着力描绘的是人的性格、行为等，后者集中刻画的是人的精神、心理等。在现代主义看来，人的精神领域才是最本质、最丰富的存在，它的意义和价值远在人的外在性格、行为之上。这一创作重心的转移，被称为文学的“向内转”，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普遍现象。正如郑克鲁指出的：“19世纪小说在描绘外部世界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所谓外部世界，既指社会环境，又指人物的言语行动。20世纪的小说家认识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甚至更广阔、丰富、深邃，这是一个内宇宙。随着心理学、精神分析的发展和潜意识理论的开拓，现实主义小说家也运用这些新手段去刻画人物的心灵世界。”⑩新时期文学以来，中国作家吸取了这一文学思想和觀念，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加强了对人物精神情感世界的开掘，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富而复杂。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成为作家们的自觉实践。譬如近年的长篇小说，阎真《沧浪之水》写一位医药学研究生池大为的奋斗人生和内心悲苦，王跃文《国画》写政府官员朱怀镜宦海沉浮中的内心搏斗，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写职业女性毛榛在情爱性爱中情感、欲望与理智间的纠葛和冲突……这些作品，大都展示的是知识分子、上层官员、现代女性的内在世界，他们的理想追求、情感纠葛、人性变异、深层意识等，被庖丁解牛般地剖析开来，使读者看到了现代人全部的精神风景，令人惊叹深思。但这种“向内转”的创作倾向，也有弊端，它冲淡了人物性格的完整性、立体感，也使阅读变得沉闷、滞涩。
三是多了现代表现方法和手法的运用。现实主义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已有一套完整而成熟的模式，但它并不排斥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借鉴与融合。新时期以降特别是多元化时期以来，现代方法与手法的运用，已成为作家们的自然行为，达到了不露痕迹的程度。譬如王蒙、史铁生等的意识流写法，莫言、贾平凹等的荒诞现实主义方法，韩少功、马原等的元叙事形式，阎连科、范小青的象征主义模式，王安忆、毕飞宇的现代叙事技巧……现代方法和手法的广泛运用，扩展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能力，提升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品格。但现代方法与手法的使用，又分整体方法和局部方法两种。整体方法的使用，往往导致小说的“变种”，从现实主义演变为现代主义。而局部方法的使用，则会显示出一种守正而创新的特色。现实主义是一种发展中的文学，只有不断地探索、借鉴，才能长青不老。
走向融合的文学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剧烈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和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城市社会和文明的转化。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已进入加速转型期。社会学者认为：这场转型是全方位、整体性的，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哲学、文化、道德等众多层面和领域。文学作为文化领域中最活跃的元素，作为最“接地气”的艺术形式，它也自然会“与世推移”“波震于下”11，发生变革和转型。其间，现实主义是首当其冲的。因为社会和人已然今昔不同，思想理论也已更新换代，同时人们对现实主义文学也提出了更高的审美需求。现实主义文学的变革发展，已是势在必行。当然，文学需要“守恒”，但更需要“变法”。
现实主义文学的变革，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走向融合。同现代主义融合，同古典主义融合。王忠祥、李嘉宝在20世纪初就说道：“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未来走向只能是在与现代主义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中不断调整自身以求适应时代变化而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本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兼收并蓄是本世纪很多大作家创作历程中的共同择选。”12中国的文学家们意识到，继承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推陈出新”，从融合走向创新，同样是一条发展途径。
在众多文学思潮和流派中，现实主义是最基础的一个流派，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流派。同时也是备受质疑、屡遭批评的文学流派。原因就在它的概念以及赋予的本质属性，往往同发展中的社会现实与发展中的思想理论，常常发生抵牾、错位。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但作为一个母体式的概念，又是难以撼动的。因此，一代一代作家、理论家，常常以现实主义为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增加一个定语，扩大其概念与内涵，成为一个派生的新概念。据一些理论家的收集，在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名目就有二三十种之多。譬如批判现实主义、外在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反讽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法国文学理论家罗杰·加洛蒂把这种泛化现象概括为“无边现实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则衍生出：“启蒙”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乃至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新时期文学以来，还产生过两个值得重视的概念：新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这些文学现象表明，现实主义作为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是坚实的、永久的，同时又是泛化的、生长的。 一个文学新概念的产生，总是在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发生较大变化、原有概念难以涵盖的时候。譬如新现实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向市场经济，关仁山、何申、谈歌、李佩甫等作家，发表了一批反映经济领域变革与转型的作品，杨剑龙撰文，评述了这些作家作品，指出新现实主义小说，描述的是“与经济相关的核心事件”，运用了“全聚焦客觀型的叙事模式”13。侯合余则在文章中认为，受法国“新小说派”的创作和理论的影响，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新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有马原、格非等14。论者着重阐释的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表现形式。这些论者的文章，自说自话、主旨不一，也没有对新现实主义概念，作出深入、独到的阐释。且“新”这一定语用得太烂，已没有了新意。因此并未在学界和文坛引起反响。现代现实主义概念的出现更早一些，范围也更大一些。柯云路在1986年的一次演讲中，就宣称：“我的艺术宣言：现代现实主义。”并论述了他是如何运用现代现实主义方法，创作长篇小说《夜与昼》的：“现代现实主义将努力继承和发扬那些现实主义大作家的全部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深化。但它又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模式固定的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在观念上，在文学艺术思想上，在表现手法上，都要融汇汲取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美学等一切领域的新素质，它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许多模式、公式、理论、经验都准备作某种突破和超越。”15作家着重论述的是，小说在思想内涵上要突破传统、取法现代。十几年后，蒋子龙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认为当时的小说题材，有历史生活题材、情感现实主义题材、现代现实主义题材三种。张平的《抉择》和他的《人气》，就属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其特征是“反映了广阔、复杂的现实生活，也表现出了作家厚重深刻的文化思考”16。作家突出表述的是，现代现实主义小说要直面现实社会，强化文化内涵。此后，不少学者如尹鸿、张瑜等，都结合当时的小说创作，论述了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坚守与创新。但三十年时间过去，这些作家、学者的论述，并未引起应有的呼应，现代现实主义概念和内涵，远未作出精准的阐述。
今天的中国文学，有必要重提、确立现代现实主义文学。这是社会转型的需要，也是文学自身演进的要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不是简单的相加、胡乱的拼凑，而是更高层面的融合、升华。它将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要素，同时取法现代主义的艺术品格、元素，形成一种新的审美原则和创作方法。这种融合，既包括思想精神层面，也包括艺术方法手法层面。但在思想内容上汲取的是现代主义的积极部分，在艺术形式上采取的是现代主义的局部手法，这是现代现实主义的一个“边界”。它并不是“无边”的，越出这一“边界”，就解构了现实主义的本质属性，滑向了现代主义。它在题材、情节、人物上更具有现实主义特征，在观念、精神、艺术上更富有现代主义品格。现实主义的开阔、厚重，和现代主义的新异、超拔，浑然一体。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不同性质的文学，但正像物理界的相吸相斥原理一样，它同样可以在张力场中实现融合。用这一标尺去衡量一些优秀的、杰出的作家，已然达到了这一高度，一般作家还停留在机械拼凑的水准。少量具有原创性的小说作品抵达了这一尺度，许多平庸作品则是不够格的。譬如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秦腔》、莫言《丰乳肥臀》、李佩甫《羊的门》、张炜《家族》、王安忆《长恨歌》、毕飞宇《推拿》、金宇澄《繁花》等，堪称现代现实主义经典作品。而阎连科《受活》、赵本夫《天漏邑》等，在思想艺术上更具现代性，应列入现代主义小说范畴。现代现实主义小说是一种具有探索性、充满内在张力的小说，也是一种真正深入现实、引导文学潮流的小说。
中国文学进入了多元共存的时代。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依然具有生命力，拥有广大读者。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富有思想和艺术的创新性，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是文学发展的主流。现代主义小说，是文学世界中的探险者、引领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不同流派小说之间的竞争、互动、借鉴，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前行。同时，中国文学又进入了一个融合的时代。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已是必然趋势。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学背景下，各流派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向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和借鉴，是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必由之路。新时期文学中期，在这条路径上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新的世纪以来，这种借鉴有所退潮。中国文学依然要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更积极地引进、汲取西方现代文学，更深入地研究、辨析它的经验和局限，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促进中国文学真正跻身世界文学之林。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相比，与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融合，显得更加迫切、重要。中国古典小说博大精深，其文化传统、创作经验、写作理论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就小说的类型和写法而言，就有史传、传奇、话本、笔记等多种。但中国的几代作家，只有三四十年代的作家有较扎实的古典主义文学修养，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作家，古典文学的修养都是支离破碎的，因此导致了当代小说古典文学蕴含的严重缺失。读者只有在年龄较大的作家如王蒙、宗璞、冯骥才、聂鑫森、孙方友等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古典小说的意蕴和技法，而在年轻作家的小说中难见踪影。古典小说的传统与写法，自然属于历史，但它在现代思想的烛照下，完全可以实现现代转换，与当代小说艺术有机交融。中国小说要有民族气象和风格，吸取和融合古典小说的营养，是几代作家的使命。向外“拿来”现代主义，向内取法古典主义，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有望再造新的高峰。
【注释】
①⑥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501、2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⑩12柳鸣九主编：《二十世纪现实主义》，239、133、2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美]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120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④范大灿编选：《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一卷，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⑤刘安海、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25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张均、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载《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⑧毕飞宇：《沿途的秘密》，49页，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
⑨袁可嘉主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1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364页，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13杨剑龙：《论新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4侯合余：《中法新现实主义小说形成理路》，载《求索》2012年第9期。
15柯云路：《现代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1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辛心：《蒋子龙纵论现代现实主义》，载《河北日报》2000年6月23日。
（段崇轩，山西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