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位文青提起拉美文学，必定绕不开《百年孤独》的话，每位球迷最应该看的，大概就是《足球往事》了。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位乌拉圭记者、小说家，曾写出悲怆的拉美史诗《火的记忆》，被翻译为20多种语言，于自己的生命晚年，将最美的文字和最深沉的爱献给了这粒圆球，并四次修改这本书。
　　在他的笔下，足球的前世今生被写成了编年史，历史上那些传奇球员，那些创造过奇迹的球队，一届届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杯，都在他的记忆中活灵活现起来。
　　通过他的视角，足球赛不再是22人追逐一粒球的游戏，而是一台暗流涌动的戏剧，上面活跃着或悲壮、或喜感的角色。比如守门员：“他孤独无奈地注视着远处的比赛，从不离开球门，唯一的伙伴是组成球门的三根门柱，等待着由对方球员组成的行刑队来执行他的死刑。”
　　这是个注定悲剧的人物，一次小小的不慎，守门员就可能毁掉一场比赛或者丢掉一个冠军，然后球迷们便突然忘记了他所有的丰功伟绩，咒骂他，并将他钉在永恒的耻辱柱上，这诅咒将伴随他直到生命的终结。
　　而裁判的工作，则是让自己遭人憎恨，他得到的永运是嘘声而不是掌声。“然而，没有人比他跑得更多，整场比赛他必须一刻不停地奔跑，这位球赛的不速之客像马一般飞驰，弓着腰在每位球员的耳边喘着粗气。他的痛苦得到的回报，却是人们劈头盖脸的怒吼。从始至终他挥汗如雨，强迫自己追逐那只在每位球员脚间来回跳跃的白色皮球。”
　　而在这个消费者远多于生产者的产业中，球迷们永远是至关重要的一员。他们总喜欢把自己当作球队的第12人，一个球队的铁杆粉丝从来不说：“我的球队今天比赛。”而会说：“我们今天比赛！”
　　对于上场比赛的球员来说，踢球时若是没有球迷，就像跳舞没有音乐一样枯燥乏味。当比赛昏昏欲睡，球迷们会煽动激情的旋风推动比赛。而当比赛结束，人们逐渐散去，阴影开始笼罩变得孤寂的球场，球迷也回归了孤独。“在球场外，‘我们’重又变成了‘我’，人群稀落消释，球赛过后的周日，变得如同狂欢节后的圣灰星期三一般愁云惨淡。”
　　作为一位长期流亡的文学家，加莱亚诺习惯于用全面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比如拉丁美洲的历史。但在足球面前，他却很难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冷静地分析或描写。他的文字，始终带着一股史诗般的澎湃。
　　在他看来，足球赛就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战争，是后者的升华。“11名队员是街区、城市或国家的利剑。这些没有武器和盔甲的勇士，驱除人间的恶魔并重申世间的信仰：每一次的敌我对峙，代代相传的古老仇恨和友爱都在这里斗争。”
　　而足球场则像一座尖塔耸立、旗帜飘扬的城堡，球场四周同样有着深而宽的护城河。场地中央，一条白线分割开争执双方的领地。
　　他的童年，和许多拉美孩子一样，也是伴随着足球长大的，可惜他自嘲只有在梦中，才能踢得非常出色。但足球的魅力就在于此，不论你是否精通，总能体会到快乐。“和探戈一样，足球之花在贫民窟之中盛开。它不需要任何金钱，只要怀着对踢球的热烈渴望就足够了。在球场，在巷口，在海滩，土生土长的本地孩子和年轻的移民子弟往往用塞满碎布纸屑的旧袜子做球，几块石子做门，即兴就来一场足球比赛。”
　　在加莱亚诺看来，正是这种风靡全球的世界语言，将来自不同国家和阶层的人民联结在了一起。尽管如今，屏幕前的观众远多于身处现场的，商业地产也让球场逐渐消失，但总有一些执着的爱好者，或是来自邻里，或者来自办公室和学校，抽空就聚在一起，踢球作乐，直到筋疲力尽地倒下，然后赢家和输家一同离开球场去抽抽烟、喝喝酒，吃顿丰盛的饭菜，这是职业运动员享受不到的快乐。
　　10岁那年，加莱亚诺亲睹乌拉圭勇夺世界杯，12岁时，又通过黑白电视成为了巴西的球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岁月中，他看过一场又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比赛，有些进球的瞬间，如果不是通过他的记述，如今的球迷甚至会觉得那纯属虚构。
　　比如1929年，阿根廷队与巴拉圭队的比赛中，诺洛·费雷拉从后场沿右路带球向前：“他杀开一条血路，身后留下一连串瘫倒的躯体。突然，他发现面前出现了一道由对手整个后防线排成的人墙，诺洛停了下来，他站在原地将球捣来捣去，从一只脚颠到另一只脚，始终不让皮球落地。”
　　诺洛的对手们歪著脑袋，盯着钟摆一样的皮球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步调一致，神情恍惚。“就这样来来回回有一个世纪了吧，直到诺洛发现了人墙中的一处空当突然射门：足球穿透了人墙飞进了球网。球场里只有20000名观众，但是每位阿根廷人都发誓说自己当时就在那儿，目睹了这个绝妙进球。”
　　1950年世界杯，巴西对阵南斯拉夫，巴西中场齐津霍进了一个球，却被裁判不公正地判为无效。但齐津霍没有发飙。他再次进入禁区中的那个地点，用跟之前同样的精妙动作，过掉了同一名防守队员，又像先前一样从左路呼啸而过，再将球以同样的角度送入球门。然后他愤怒地将球一次次地踢入球网。裁判明白了，只要齐津霍愿意，他可以一次次地重复这个进球。除了判进球有效，他别无选择。
　　而他对于球王贝利的定义是：为了看他的表演，双方休战都是值得的。“当贝利努力奔跑时，他洞穿对手犹如砍瓜切菜；当他停下时，他双腿穿花绕步宛如迷宫，令对手不知所措；当他跳起时，好似借梯上爬，直入半空。当他主罚任意球时，人墙中的对手都想要转身面对球门，这样他们就不会错过进球。”
　　在加莱亚诺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了，第一个球衣广告是上世纪50年代出现的。到了如今，除了裁判的哨子外，球场上几乎每个物体都变成了移动的广告牌。“当一个球星慢腾腾地系鞋带时，他并不是真的笨手笨脚，而是要让电视镜头前的观众，清晰地看到他脚上的那些商标。”
　　而人浪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86年的世界杯看台上，从此全世界的球迷又多了一种表达情绪的玩法。 　　还有关于球场的各种迷信。比如，你下次看球时不妨留意一下，很多球员都用他们的右脚首先踏上球场，并且在胸前画十字析祷；也有一些球员会直接走向空荡的球门将球踢进或者亲吻门柱；还有的球员会用手摸一下草坪，然后将手指放在唇边；有些则在脖子上挂一件小饰品，或是手腕上缠一根魔法手带。
　　西班牙球员巴勃罗·埃尔南德斯曾声称，皇家马德里重新粉刷球场之后，球队连续六年都没有拿到一项冠军。直到一位球迷将一颗大蒜头埋入球场中央，才打破了这个魔咒。
　　为了唤醒失败的恶灵，球迷们还会往对手的球场撒盐；为了驱散这些恶灵，他们也在自己的球场洒落一把一把的小麦和大米。还有一些球迷会点亮蜡烛，向大地敬献甘蔗酒，朝大海抛洒碎花瓣。
　　也许是骨子里对于全球化的反感，加莱亚诺不时流露出对过去的留恋，以及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职业足球越来越难看。对失败的恐惧，正推动其成为一项速度和力量的游戏：球员们跑动很多，冒险却很少；平庸之才的效率受到了高度赞扬，就像智利球员卡斯则里说的：‘他们用的是蝙蝠战术，所有11个人全都吊在球门的横梁上。’”
　　“现在的俱乐部，被迫变成了一个制造奢侈品的工厂。当经营状况不好时，红色的赤字就会叫嚷着牺牲掉一些公司的资产。”他记得，当阿根廷圣洛伦索队体育场于1983年被推倒，准备建成家乐福的新门店时，哭泣的球迷们抓起一把一把的灰尘，放入自己的口袋。
　　后来，圣洛伦索队连续4个赛季的首席射手何塞·圣菲利波再次来到那儿，穿行在锅碗瓢盆和奶酪香肠之间。走向收银处时，他突然张开双臂，回忆起自己几十年前的那个进球：“我记得那里就是当年对阵博卡青年队时我进球的地方，一个半凌空抽射，对方守门员是洛马。”
　　只见他走到一位推着塞满了罐头、牛排和蔬菜的购物车的家庭主妇前面，说：“那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进球。”他全神贯注地回想，好像在等待角球发出，然后说道：“我告诉中场开球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比赛一开始就把球送到禁区里来，不用怕，我不会让你难堪的’。我年纪稍长，而那个小孩，叫卡普德维拉的，他有点害怕，大概在想‘要是我没能把球传过去怎么办’？”
　　这时圣菲利波又指着一堆蛋黃酱瓶子大叫起来：“他把球传到了这里！”人们都看着我俩，好像我们是疯子似的。
　　“球越过了后卫的头顶，我被绊了一下，不过球向后滚了过来，到了那堆大米那儿，你看，就是那。”他指着最底层的货架，突然像只兔子一样跑了起来，不过是只穿着蓝色外套和油光发亮的皮鞋的兔子。
　　“我等球弹起来，然后‘砰’的一脚！”他抬起左脚猛力一挥。这时人们都转头望向了收银处，那个30年前球门所在的位置，似乎大家都看到了那球飞进了球门的上角，飞到了那个摆放着电池和剃须刀的地方。圣菲利波抬起双臂庆祝着进球，顾客们和收银处的姑娘们鼓起了掌。我几乎掉下泪来。
　　“内内”圣菲利波又打进了一次1962年的那粒入球，我就这样看见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