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年前的一次达沃斯论坛上，高盛经济学家、“金砖之父”奥尼尔在谈到由他首先使用的“金砖国家”一词时说，“我那以新闻嗅觉出名的鼻子告诉我，尽管这个首字母缩略词很有意思【‘BRIC’一词与英语单词‘Brick’（ 砖）类似】，但国家的选择有些刻意，我觉得它不太可能流行起来。”但恐怕连奥尼尔自己都没有想到，自2009年开始建立的金砖峰会机制，却硬是让这个词汇流行起来，而在中国三亚举行的第三届峰会更是加速了它的流行。不仅如此，金砖峰会正在逐渐描述出一个与G7/8不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而让新兴国家的崛起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历史的分水岭。
　　平心而论，金砖峰会成立两年来，在多如牛毛的国际峰会机制中，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媒体关注的聚光灯也总是一闪而灭。因此，此次在中国举行的第三届金砖峰会被普遍寄予厚望，而且由于本次峰会吸纳南非的加入，实现了首次扩大，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全球金融危机促成了1999年成立G20的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峰会，并在突然之间便成为国际金融治理最核心的制度平台，而曾经垄断金融事务长达30多年的G7逐渐淡出人们关注的视线，已经持续了若干年的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G7的争论也戛然而止。但是，在G20的框架之下，传统的发达国家仍然借助G7进行事先的政策沟通和协调，相反G20成员中的新兴国家却呈现一盘散沙的格局，它们在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仍然常常处于劣势地位。不仅如此，在已经举办的五次G20峰会中，有两次在美国举办，另外三次分别在英国、加拿大和韩国举行，而今年的峰会则在法国举行。十多个新兴强国却与主办G20峰会无缘。
　　为此，金砖峰会便孕育而生，它是新兴国家在G20框架下，对外显示团结，对内加强政策协调，向发达国家争夺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话语权的产物。参加本次峰会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统一立场，无疑将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经济力量，也将加快持续了200多年的传统国际经济权力格局发生历史性转移，尽管这一转移仍在量变进程中。
　　尽管金砖峰会的发起者是俄罗斯和巴西，而且它们在过去两年里，对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的声音也比中国更为强烈，但在此次峰会扩大的讨论中，中国却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南非总统祖马在去年访问中国时表达了参加今年峰会的愿望，为此，中国政府进行了积极协调，得到了另外三国的首肯，从而使金砖峰会首次拥有了来自非洲的代表，扩大了其影响力。
　　作为一个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金砖峰会的前途在于其存在和发展是否符合能够找到新兴国家的利益交汇点。奥尼尔在几年前就曾指出，金砖国家单独举行会议或许并非最佳选择，除了都很强大和重要之外，它们并无其他共同点。比如在汇率问题上，巴西就曾一度公开批评过中国。
　　因此，金砖峰会要想在机制建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首要的条件就是保持其必要的封闭性，金砖机制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但在成员国扩大的过程中必须保持相当的谨慎，防止其新兴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利益诉求遭到破坏，同时避免因为过多的成员国而导致议而不决的传统毛病，新兴国家需要一个讨论实际问题的平台而不是又一个“清谈馆”。所以金砖机制有必要确立其严格的成员资格标准，比如具有较强的国际和区域经济及政治影响力，并且属于非G7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可以考虑吸纳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有限的几个中等强国的加入，以进一步加强其代表性。当然这意味着金砖合作机制的名称应该更名为新兴国家合作机制。
　　不仅如此，金砖峰会还应该强调讨论议题的集中性。鉴于该机制诞生于全球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而且由于金砖国家在改革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方面具有最为集中的利益诉求，因此，金砖峰会应将讨论国际金融治理作为其首要议题，在必要时，可以向能源、环境、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延伸。在目前阶段，金砖峰会不宜触及更多的政治和安全事务。因为对于后者，金砖国家面临着更多的分歧，比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扩大的问题上，金砖国家内部的争论恐怕就多于共识。
　　在未来，作为一种新的论坛型国际机制，金砖机制能够走多远，究竟是成为一个类似的与G7并驾齐驱的国家组合体，以对国际经济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是成为一个新的类似于APEC和东亚峰会的“制度泡沫”，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耐心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