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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末，近代音乐史学界进行了一次关于“重写音乐史”话题的论争，此次论争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激烈讨论，进而形成“学术争鸣”，本文将结合他们的讨论阐述“重写音乐史”的论争始末及其论争之后现代研究学术的趋向。
【关键词】：重写音乐史；中国近代音乐史；程懋筠；吴伯超
一、“重写音乐史”论争的缘由与讨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受到“重写文学史”的影响，开始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进行重新思考。“重写音乐史”的起因是黄旭东和戴鹏海对汪毓和所编写的教材进行批评，进而戴鹏海明确提出“重写音乐史”。“重写音乐史”的提出立刻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学界一开始是围绕着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个别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以及书中的论述带有当年“左”倾思潮的影响等问题而展开争论。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逐渐将目光投向更为宏观的历史观问题、资料建设问题等史学问题。陈聆群和居其宏是从学科本身来进行讨论，陈聆群认为“‘重写’必须面对未来，从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做起”，居其宏对本学科提出了“史观检视”的概念；冯长春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提出“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主张从“重写”的概念入手，分清音乐史写作中在什么层面上必需重写，在什么层面上无需重写，进而在历史观和音乐史的个性化写作方面有所突破，将“重写音乐史”上升到“学理”的层面；冯灿文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历史的情结去看待过去的历史。从音乐学的角度上看，“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学术争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音乐史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后来的史学学术研究，也使我们更加关注学科本身及其存在的缺陷，进而对学科有了更进一步的、清醒的认识。
“重写音乐史”思潮已经过去十多年，关于汪毓和编写的教材，我们也慢慢回归到理性的思考与评判，并结合编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编写的意图给予公正的评定.汪毓和在當时的史料建设工作中，受到所处时代的认知水平的限制，因而达不到全面认知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水平，也达不到一定的意识形态，所以忽略了国民党的音乐家及其研究，对此，我们应该理解他。汪毓和在时代如此复杂的背景下进行史料收集和编写，对音乐史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编写的教材不仅填补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空白，更是对近代音乐史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
二、当下史学界的观察
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受“重写音乐史”思潮的影响，史学界的视角也开始了新的转向，对一些音乐家的重新评定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对一些在历史上受到“左”的思潮影响而且遭到不公正评价或被长期忽视的音乐家们，通过史料的挖掘和整理给予他们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并进一步进行完善史料建设工作。
程懋筠，一位被历史遗忘了的音乐家。他是国民党党歌的作曲者，曾在江西省主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与缪天瑞等主持《音乐教育》月刊，还组织众多的音乐会、指挥管弦乐队乃至登台演唱，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并撰写了许多音乐论文，音乐活动可谓相当丰富。这样一位对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着突出贡献的音乐家，在当时，却由于身份的特殊，受到了历史的屏蔽而不被人所知。
最早开始研究程懋筠的是罗艺峰，在《程懋筠生平简介及其创作研究》给我讲述程懋筠的生平及其创作、音乐思想、社会活动等等，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回应。在“重写音乐史”论争后，程懋筠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才发现这位近代社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缪天瑞作为程懋筠曾经的同事，在《纪念程懋筠先生》一文中，描述了程先生的一系列音乐活动，让我们更近距离的感受到程先生在推行音乐教育上所付出的努力和他谦和为人，以及对音乐教育事业的热忱态度和负责精神。
在近代音乐史上许多被边缘化了的音乐家，程懋筠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在当时战乱的环境下还坚持推行音乐教育，并用音乐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不能忘记他，也不再会因为他是国民党党歌的作曲者，就把他所有的贡献都屏蔽。2007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纪念程懋筠逝世50周年”的学术活动，缅怀50年前这位独特民族精神的风云人物，并加强对程懋筠史料的建设工作，并通过真正的历史史实还原一个真实的音乐家。
吴伯超也是当时被埋没的一位音乐家，他是20世纪重要的音乐家之一，曾任重庆和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早年曾跟随刘天华学习二胡、琵琶，曾赴比利时学习，在音乐教育、指挥、作曲等领域均有贡献。在南京解放前夕，由于奉命去台湾为学校选觅新校址，所乘坐的太平轮在舟山触礁沉没，因而不幸罹难。而吴伯超似乎也随着这次沉船事件被人们所忘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往往避而不谈吴伯超或‘谈吴色变’”，他在抗战时期举行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万人大合唱”在历史中也被扭曲，关于他的名字更多的人士不知道，因此关于他的记载也是少而又少。一直到“文革”以后，通过贺绿汀的一致推崇，大陆音乐界人士对吴伯超先生的认识这时也逐渐改变、深化，1982年以来陆续出现了介绍和研究吴伯超的文章，肯定其贡献与业绩。
近些年来，史学界对吴伯超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大量论文对吴伯超音乐教育、音乐作品创作及音乐活动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2004年在北京举办了“吴伯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并举办了吴伯超作品专场音乐会与图片展览。吴伯超作为音乐教育家、指挥家、作曲家，他推动了我国近代音乐教育文化事业，在新的时期，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为国民党服务的就把的贡献给抹掉，也不能因为他开除了几个进步学生和沉船事件就把他遗忘掉。对吴伯超的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大陆和台湾还要共同努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思想的解放，加之“重写音乐史”思潮的推动，史学界更加关注音乐家的史料建设工作，对于现代的音乐研究，音乐家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2007年以来，中国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期刊上开设了“中国音乐家·选介”的专题文论，定期专门刊登音乐家的相关史料，不仅强化了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使音乐历史的描述更为真实、全面，更极大地丰富了近现代史学研究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和一切历史研究一样，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其收集、整理，出版、研究，是一个完整的操作过程。史料是研究基础的基础，历史没有了史料就成了千古之谜。在史学研究中，人们从传统的关注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逐渐转向关注史学研究中的史学思维、史学观念、史学家主体认知能力的考察与研究，更加关注到音乐家本身。历史是人的历史，音乐家是历史的核心，没有音乐家也就没有史实史料，对音乐家史料全面的挖掘和整理，不仅可以使许多在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做出貢献的音乐家在当代得到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的同时，也得以保存他们的史料不被流失，推动学科的史料建设工作。正确认识音乐历史，更新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科学总结音乐史学在现代与当代历程中的任务，是我们在新时期面临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1]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黄钟》，2004年第1期.
[2]李方元：《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几点思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3]冯长春：《艰难的突围》，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4月.
[4]汪毓和：《关于“重写音乐史”—<读“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之后》，《音乐艺术》，2001年第二期.
[5]陈聆群：《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黄钟》，2002年第3期.
[6]夏凡：《程懋筠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7]戴鹏海：《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吴伯超先生百年祭》，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文燕（1991—），性别：女，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学。
【关键词】：重写音乐史；中国近代音乐史；程懋筠；吴伯超
一、“重写音乐史”论争的缘由与讨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受到“重写文学史”的影响，开始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进行重新思考。“重写音乐史”的起因是黄旭东和戴鹏海对汪毓和所编写的教材进行批评，进而戴鹏海明确提出“重写音乐史”。“重写音乐史”的提出立刻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学界一开始是围绕着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个别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以及书中的论述带有当年“左”倾思潮的影响等问题而展开争论。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逐渐将目光投向更为宏观的历史观问题、资料建设问题等史学问题。陈聆群和居其宏是从学科本身来进行讨论，陈聆群认为“‘重写’必须面对未来，从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做起”，居其宏对本学科提出了“史观检视”的概念；冯长春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提出“历史的批判与批判的历史”，主张从“重写”的概念入手，分清音乐史写作中在什么层面上必需重写，在什么层面上无需重写，进而在历史观和音乐史的个性化写作方面有所突破，将“重写音乐史”上升到“学理”的层面；冯灿文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历史的情结去看待过去的历史。从音乐学的角度上看，“重写音乐史”引发的学术争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音乐史学科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后来的史学学术研究，也使我们更加关注学科本身及其存在的缺陷，进而对学科有了更进一步的、清醒的认识。
“重写音乐史”思潮已经过去十多年，关于汪毓和编写的教材，我们也慢慢回归到理性的思考与评判，并结合编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编写的意图给予公正的评定.汪毓和在當时的史料建设工作中，受到所处时代的认知水平的限制，因而达不到全面认知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水平，也达不到一定的意识形态，所以忽略了国民党的音乐家及其研究，对此，我们应该理解他。汪毓和在时代如此复杂的背景下进行史料收集和编写，对音乐史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编写的教材不仅填补了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空白，更是对近代音乐史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
二、当下史学界的观察
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受“重写音乐史”思潮的影响，史学界的视角也开始了新的转向，对一些音乐家的重新评定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对一些在历史上受到“左”的思潮影响而且遭到不公正评价或被长期忽视的音乐家们，通过史料的挖掘和整理给予他们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并进一步进行完善史料建设工作。
程懋筠，一位被历史遗忘了的音乐家。他是国民党党歌的作曲者，曾在江西省主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与缪天瑞等主持《音乐教育》月刊，还组织众多的音乐会、指挥管弦乐队乃至登台演唱，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并撰写了许多音乐论文，音乐活动可谓相当丰富。这样一位对音乐教育的发展有着突出贡献的音乐家，在当时，却由于身份的特殊，受到了历史的屏蔽而不被人所知。
最早开始研究程懋筠的是罗艺峰，在《程懋筠生平简介及其创作研究》给我讲述程懋筠的生平及其创作、音乐思想、社会活动等等，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回应。在“重写音乐史”论争后，程懋筠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才发现这位近代社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缪天瑞作为程懋筠曾经的同事，在《纪念程懋筠先生》一文中，描述了程先生的一系列音乐活动，让我们更近距离的感受到程先生在推行音乐教育上所付出的努力和他谦和为人，以及对音乐教育事业的热忱态度和负责精神。
在近代音乐史上许多被边缘化了的音乐家，程懋筠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在当时战乱的环境下还坚持推行音乐教育，并用音乐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不能忘记他，也不再会因为他是国民党党歌的作曲者，就把他所有的贡献都屏蔽。2007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纪念程懋筠逝世50周年”的学术活动，缅怀50年前这位独特民族精神的风云人物，并加强对程懋筠史料的建设工作，并通过真正的历史史实还原一个真实的音乐家。
吴伯超也是当时被埋没的一位音乐家，他是20世纪重要的音乐家之一，曾任重庆和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早年曾跟随刘天华学习二胡、琵琶，曾赴比利时学习，在音乐教育、指挥、作曲等领域均有贡献。在南京解放前夕，由于奉命去台湾为学校选觅新校址，所乘坐的太平轮在舟山触礁沉没，因而不幸罹难。而吴伯超似乎也随着这次沉船事件被人们所忘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往往避而不谈吴伯超或‘谈吴色变’”，他在抗战时期举行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万人大合唱”在历史中也被扭曲，关于他的名字更多的人士不知道，因此关于他的记载也是少而又少。一直到“文革”以后，通过贺绿汀的一致推崇，大陆音乐界人士对吴伯超先生的认识这时也逐渐改变、深化，1982年以来陆续出现了介绍和研究吴伯超的文章，肯定其贡献与业绩。
近些年来，史学界对吴伯超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大量论文对吴伯超音乐教育、音乐作品创作及音乐活动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2004年在北京举办了“吴伯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并举办了吴伯超作品专场音乐会与图片展览。吴伯超作为音乐教育家、指挥家、作曲家，他推动了我国近代音乐教育文化事业，在新的时期，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为国民党服务的就把的贡献给抹掉，也不能因为他开除了几个进步学生和沉船事件就把他遗忘掉。对吴伯超的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大陆和台湾还要共同努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思想的解放，加之“重写音乐史”思潮的推动，史学界更加关注音乐家的史料建设工作，对于现代的音乐研究，音乐家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2007年以来，中国音乐学院在《中国音乐》期刊上开设了“中国音乐家·选介”的专题文论，定期专门刊登音乐家的相关史料，不仅强化了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使音乐历史的描述更为真实、全面，更极大地丰富了近现代史学研究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和一切历史研究一样，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其收集、整理，出版、研究，是一个完整的操作过程。史料是研究基础的基础，历史没有了史料就成了千古之谜。在史学研究中，人们从传统的关注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逐渐转向关注史学研究中的史学思维、史学观念、史学家主体认知能力的考察与研究，更加关注到音乐家本身。历史是人的历史，音乐家是历史的核心，没有音乐家也就没有史实史料，对音乐家史料全面的挖掘和整理，不仅可以使许多在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做出貢献的音乐家在当代得到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的同时，也得以保存他们的史料不被流失，推动学科的史料建设工作。正确认识音乐历史，更新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科学总结音乐史学在现代与当代历程中的任务，是我们在新时期面临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1]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黄钟》，2004年第1期.
[2]李方元：《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几点思考》，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3]冯长春：《艰难的突围》，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4月.
[4]汪毓和：《关于“重写音乐史”—<读“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之后》，《音乐艺术》，2001年第二期.
[5]陈聆群：《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黄钟》，2002年第3期.
[6]夏凡：《程懋筠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7]戴鹏海：《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吴伯超先生百年祭》，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文燕（1991—），性别：女，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