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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体的起源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不同文体的起源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渊源。从《诗经》“三颂”和秦汉时期的礼仪文化入手，探讨其对颂体文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影响，进而探讨颂体文学的文体特征。
[关键词]秦汉 颂体文学 礼仪文化 文体特征
中国古代文体众多，《文选》、《文心雕龙》等古代经典性文集、文论著作所涉及的几十种文体中，绝大多数“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汉代，繁荣于六朝。”这是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谈文体的起源和发展。事实上，不同文体的起源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渊源。颂体文学源于《诗经》，“秦汉时期的颂体创作承接先秦《诗·颂》”，其生成和发展与相关礼仪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与秦汉时期的礼仪文化息息相关。
一、《诗·颂》秦汉颂体文学的直接源头
“中国古代文体的产生最初源于实用的需要，而后才逐渐获得审美品格。”根据荀子提出、扬雄发展，傅玄、刘勰、颜之推、章学诚等学者共同认同的“文源五经”的说法，后世各种文章名目及其体制均包含或萌芽于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典之中。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保存了古代四言体诗的典范作品，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蕴含了后世众多文体形式的萌芽。《诗经》“六艺”风、雅、颂、赋、比、兴中已经包含了颂体的名目，颂乃“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词严，其声有节，以示有所尊”。颂其实就是为人世的帝王歌功颂德，这就决定了颂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具有“义必纯美”可见，颂的体制已经较为完备的保留在《诗·颂》之中。秦汉颂体文学即是上承《诗·颂》之义，与《诗·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秦汉颂体文学如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高祖颂》、《东巡颂》、《南巡颂》、《神雀颂》、扬雄的《赵充国颂》、马融的《广成颂》、《东巡颂》、《梁大将军西第颂》、崔驷的东西南北《四巡颂》、《杖颂》以及蔡邕的《陈留太守行县颂》、《五灵颂》等大多用四言韵体写成，都是歌咏帝王、诸侯、大夫的功德以至山川、宫室、器物的赞美之词，无论是四言体制还是为人世的帝王歌功颂德的内容都与《诗·颂》如出一辙，因此，可以说，《诗·颂》是秦汉颂体文学的直接源头。
二、礼仪文化：秦汉颂体文学的文化渊源
秦汉时期是文体生发期，许多文体是和礼仪制度相伴而生的。秦汉建立大一统格局，重礼制的下传和普及，一些已失传的先秦礼制得以恢复和重建，封禅、祭奠、巡狩、出征等重大仪式、活动的礼仪逐渐完善，形成了独特的礼仪文化，这就为诸多文体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汉代，儒生和统治者重建礼制，力图把加工、改造过的“周礼”变成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又通过各种教化的途径，将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积极地向社会传输。由此，礼制向民间和大众传播、渗透，婚丧嫁娶、处事为人的礼仪规则，逐渐为社会认同、遵循和仿效。礼制的普及也使得与之相伴而生的文体得到更多训练的机会，颂体文学就是这种我土壤中得以生成、成熟、定型的。
(一)封禅礼仪与颂体文学的成熟独立
为了张扬和维护皇权、巩固大一统的帝制，秦始皇首次实践了古代传说中的“封禅”礼，建立了一项为后代帝王十分看重的帝国礼制。在秦始皇一系列如泰山封禅以及巡游四方、祭祀山川神灵的大举动中，留下了大量称颂功德的“刻石文”，这些刻石文依赖金石被保留下来，从这些文字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礼辞与礼仪之间的密切关系，如：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
除此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相关的刻石共有七处：二十八年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东观刻石：三十二年碣石刻石；三十七年会稽刻石。这些刻石文纪德颂功，与封禅大典等重大礼仪活动紧密结合，真正成为了与仪式共生的礼仪之文。一般认为这些刻石文是继三颂之后较早的颂体，并且开后世颂体可以不入乐的先河。对此，刘师培曾评价道：
秦之刻石，与三代之颂不同，颂之音节虽无可考，然三代之时皆可入乐，颂为诗之一体，必可被之管弦。秦刻石则恐皆不能谱入乐章。故三代而后，颂与诗分，此其大变迁也。
这段话基本阐明了这些刻石文的划时代意义。与乐相脱离，这其实也是“颂”作为一种文体成熟独立的标志。自秦始皇以降，在重大祭祀典礼上以颂体形式歌功颂德，敬告神灵先祖，可以说，继《诗·颂》之后，秦代颂体文学进一步延续了该文体和礼仪之间的紧密关系。
(二)庙堂礼仪与汉代庙颂
文体作为礼仪文化制度的伴生物，在汉代得到了强化。在汉代，祭奠追念皇室家族重臣，表彰纪念前贤，并据此作颂以赞美、祭奠、追念，也是当时上层社会中、特别是文人中较为普遍的行为。可以说，这些庙堂礼仪直接促生了汉代庙颂。如扬雄的《赵充国颂》、傅毅的《显宗颂》、史岑的《和熹邓太后颂》、蔡邕的《祖德颂》、王粲《太庙颂》等。这些颂文追记称颂已逝的君主前贤，从其创作的动机与用途来看，这些颂文和庙堂的祭奠、追念活动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赵充国颂》。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娄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
据《汉书·赵充国传》所载：“初，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显然，《赵充国颂》为祭奠追念赵充国之作。汉代庙颂是庙堂仪式的产物，作为庙堂仪式叙述，与祭奠追念皇室家族重臣，表彰纪念前贤的庙堂礼仪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三)巡狩礼仪与汉代巡狩颂文
春秋时期的巡狩礼仪在汉代被帝王继承和发扬光大，董仲舒《春秋繁露》曾特辟专章解释有关巡狩若干仪节要求的渊源根据。东汉皇帝更是继承巡狩古礼，多次四方巡游以使威加乎海内，德显乎四方，如光武帝在建武、中元年间共六次出巡：汉明帝于永平年间、汉章帝于建初及元和年间也曾多次出宫巡游。汉代颂文如班固《东巡颂》、《南巡颂》和崔驷的西、南、东、北《四巡颂》、马融《东巡颂》等大都是为迎合称颂此种重大礼仪活动而创作的，据班固《东巡颂》序所载：
窃见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尧，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礼仪备具，动 自圣心，是以明神屡应，休徽仍降。事大而瑞盛，非一小臣所任颂述，不胜狂简之情，谨上《岱宗颂》一篇。
可见，汉代巡狩颂文乃帝王巡狩之后随从之人敬献颂文称颂记功之作，很明显，这类颂文是和巡狩礼仪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巡狩礼仪文化的产物。
(四)出征礼仪与汉代出征颂文
在汉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兵征伐，声势浩大，是一件重大礼仪活动。据崔驷《大将军西征赋序》昕载：“昔在上世，义兵所克，工歌其诗，具陈其颂，书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显武功也。”据《汉书》记载，窦宪北征，既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馀里，于是刻石勒功。班固作铭，纪汉威德，又与傅毅为之颂。如班固《窦将军北征颂》、傅毅《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崔驷《北征颂》、史岑《出师颂》等，这些出征颂文也是为重大出征礼仪活动而作的，用以渲染声势，称显武功，所谓“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如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
……劳不御舆，寒不施诨。行无偏勤，止无兼役。性蒙识而愎戾顺，贰者异而懦夫奋。遂跄涿邪，跨祁连，籍口庭蹈就，疆猫崤真。辚幽山，口凶河，临安侯，轶焉居与虞衍。顾霍卫之遗迹，贼伊秩之所邈。师横骛而庶御，士怫口以争先。回万里而风腾，刘残寇于沂根。粮不赋而师赡，役不重而备军。行戎丑以礼教，忻鸿校而昭仁。文武炳其并隆，威德兼两信……
在铺写窦将军北征的战争场面和彪炳战绩的基础上，以一大段华丽的颂美之辞作结，用以渲染声势，称显武功，在颂扬窦宪以德治军，将士欣然为之效命的同时，极力渲染出征仪式之庄重、严肃。可见，汉代出征颂文也和礼仪活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秦汉颂体文学的产生、成熟和发展缘于秦汉时期封禅、祭奠、巡狩、出征等重大仪式、活动的礼仪的恢复、建立和逐渐完善，在这些重大仪式、活动的基础上形成了秦汉时期独特的礼仪文化，伴随着礼仪文化的繁荣，颂体文学得以独立、成熟和发展。从一定程度看，秦汉礼仪文化成为了颂体文学的文化渊源。
三、颂美雅敛：颂体文学的文体特征
从秦始皇封禅之刻石文以及汉代各类颂文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颂体在后世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应用场合甚至语言形式都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仔细辨别我们还是发现祭祀仪式上用以“告神”的先天出身，以及这种功能在秦汉时期的强化实际上仍然延续了颂体典雅庄重的风格。换句话说，“颂”是一种十分典雅美懿的文体，功能比较单一，以赞颂为主业，用于较为庄重的礼仪场合，表达较为严肃的称颂主题，风格还是非常鲜明的。
据刘勰对颂体风格的评价：
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刘勰用颂体用于仪式的事实，来探讨其歌辞的特征，指出其具有“典雅”、“清铄”的特点，已经触及颂诗文体风格的一些实质。我们可以从颂体与礼仪活动的特殊关系以及承担的独特功能，把握其文体特征。刘师培曾对赋颂二体进行辨析：
颂主告神美德，与赋之‘铺采’、‘体物’者有殊。故文必典重简约，应用经诰以致其雅。在赋如搞写八句，在颂则四语尽意。盖赋放颂敛，体自各别也。
很明显，刘师培是从文体功能人手辨析赋颂二体的差别的，从中我们会发现，秦汉颂体文学具有“告神美德”、“典重简约”、“四语尽意”以及“雅敛”等区别于赋体的特征。这种特征与秦汉颂体文学作为秦汉礼仪文化的伴生物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我们从秦汉颂体文学中的封禅刻石文、庙堂颂文、巡狩颂文、出征颂文等得到确证，如前文所述泰山刻石文、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高祖颂》、扬雄的《赵充国颂》、马融的《广成颂》、崔胭的东西南北《四巡颂》、《杖颂》以及蔡邕的《五灵颂》等大多用四言韵体写成，都是歌咏帝王、诸侯、大夫的功德以至山川、宫室、器物的赞美之词，无不体现了“告神美德”、“典重简约”、“四语尽意”以及“雅敛”的文体特征。
[关键词]秦汉 颂体文学 礼仪文化 文体特征
中国古代文体众多，《文选》、《文心雕龙》等古代经典性文集、文论著作所涉及的几十种文体中，绝大多数“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汉代，繁荣于六朝。”这是从文体发展史的角度谈文体的起源和发展。事实上，不同文体的起源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渊源。颂体文学源于《诗经》，“秦汉时期的颂体创作承接先秦《诗·颂》”，其生成和发展与相关礼仪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与秦汉时期的礼仪文化息息相关。
一、《诗·颂》秦汉颂体文学的直接源头
“中国古代文体的产生最初源于实用的需要，而后才逐渐获得审美品格。”根据荀子提出、扬雄发展，傅玄、刘勰、颜之推、章学诚等学者共同认同的“文源五经”的说法，后世各种文章名目及其体制均包含或萌芽于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典之中。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保存了古代四言体诗的典范作品，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蕴含了后世众多文体形式的萌芽。《诗经》“六艺”风、雅、颂、赋、比、兴中已经包含了颂体的名目，颂乃“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勋德而已。其词严，其声有节，以示有所尊”。颂其实就是为人世的帝王歌功颂德，这就决定了颂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具有“义必纯美”可见，颂的体制已经较为完备的保留在《诗·颂》之中。秦汉颂体文学即是上承《诗·颂》之义，与《诗·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秦汉颂体文学如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高祖颂》、《东巡颂》、《南巡颂》、《神雀颂》、扬雄的《赵充国颂》、马融的《广成颂》、《东巡颂》、《梁大将军西第颂》、崔驷的东西南北《四巡颂》、《杖颂》以及蔡邕的《陈留太守行县颂》、《五灵颂》等大多用四言韵体写成，都是歌咏帝王、诸侯、大夫的功德以至山川、宫室、器物的赞美之词，无论是四言体制还是为人世的帝王歌功颂德的内容都与《诗·颂》如出一辙，因此，可以说，《诗·颂》是秦汉颂体文学的直接源头。
二、礼仪文化：秦汉颂体文学的文化渊源
秦汉时期是文体生发期，许多文体是和礼仪制度相伴而生的。秦汉建立大一统格局，重礼制的下传和普及，一些已失传的先秦礼制得以恢复和重建，封禅、祭奠、巡狩、出征等重大仪式、活动的礼仪逐渐完善，形成了独特的礼仪文化，这就为诸多文体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汉代，儒生和统治者重建礼制，力图把加工、改造过的“周礼”变成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又通过各种教化的途径，将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积极地向社会传输。由此，礼制向民间和大众传播、渗透，婚丧嫁娶、处事为人的礼仪规则，逐渐为社会认同、遵循和仿效。礼制的普及也使得与之相伴而生的文体得到更多训练的机会，颂体文学就是这种我土壤中得以生成、成熟、定型的。
(一)封禅礼仪与颂体文学的成熟独立
为了张扬和维护皇权、巩固大一统的帝制，秦始皇首次实践了古代传说中的“封禅”礼，建立了一项为后代帝王十分看重的帝国礼制。在秦始皇一系列如泰山封禅以及巡游四方、祭祀山川神灵的大举动中，留下了大量称颂功德的“刻石文”，这些刻石文依赖金石被保留下来，从这些文字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礼辞与礼仪之间的密切关系，如：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
除此之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相关的刻石共有七处：二十八年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东观刻石：三十二年碣石刻石；三十七年会稽刻石。这些刻石文纪德颂功，与封禅大典等重大礼仪活动紧密结合，真正成为了与仪式共生的礼仪之文。一般认为这些刻石文是继三颂之后较早的颂体，并且开后世颂体可以不入乐的先河。对此，刘师培曾评价道：
秦之刻石，与三代之颂不同，颂之音节虽无可考，然三代之时皆可入乐，颂为诗之一体，必可被之管弦。秦刻石则恐皆不能谱入乐章。故三代而后，颂与诗分，此其大变迁也。
这段话基本阐明了这些刻石文的划时代意义。与乐相脱离，这其实也是“颂”作为一种文体成熟独立的标志。自秦始皇以降，在重大祭祀典礼上以颂体形式歌功颂德，敬告神灵先祖，可以说，继《诗·颂》之后，秦代颂体文学进一步延续了该文体和礼仪之间的紧密关系。
(二)庙堂礼仪与汉代庙颂
文体作为礼仪文化制度的伴生物，在汉代得到了强化。在汉代，祭奠追念皇室家族重臣，表彰纪念前贤，并据此作颂以赞美、祭奠、追念，也是当时上层社会中、特别是文人中较为普遍的行为。可以说，这些庙堂礼仪直接促生了汉代庙颂。如扬雄的《赵充国颂》、傅毅的《显宗颂》、史岑的《和熹邓太后颂》、蔡邕的《祖德颂》、王粲《太庙颂》等。这些颂文追记称颂已逝的君主前贤，从其创作的动机与用途来看，这些颂文和庙堂的祭奠、追念活动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赵充国颂》。
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娄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
据《汉书·赵充国传》所载：“初，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显然，《赵充国颂》为祭奠追念赵充国之作。汉代庙颂是庙堂仪式的产物，作为庙堂仪式叙述，与祭奠追念皇室家族重臣，表彰纪念前贤的庙堂礼仪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三)巡狩礼仪与汉代巡狩颂文
春秋时期的巡狩礼仪在汉代被帝王继承和发扬光大，董仲舒《春秋繁露》曾特辟专章解释有关巡狩若干仪节要求的渊源根据。东汉皇帝更是继承巡狩古礼，多次四方巡游以使威加乎海内，德显乎四方，如光武帝在建武、中元年间共六次出巡：汉明帝于永平年间、汉章帝于建初及元和年间也曾多次出宫巡游。汉代颂文如班固《东巡颂》、《南巡颂》和崔驷的西、南、东、北《四巡颂》、马融《东巡颂》等大都是为迎合称颂此种重大礼仪活动而创作的，据班固《东巡颂》序所载：
窃见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尧，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礼仪备具，动 自圣心，是以明神屡应，休徽仍降。事大而瑞盛，非一小臣所任颂述，不胜狂简之情，谨上《岱宗颂》一篇。
可见，汉代巡狩颂文乃帝王巡狩之后随从之人敬献颂文称颂记功之作，很明显，这类颂文是和巡狩礼仪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巡狩礼仪文化的产物。
(四)出征礼仪与汉代出征颂文
在汉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兵征伐，声势浩大，是一件重大礼仪活动。据崔驷《大将军西征赋序》昕载：“昔在上世，义兵所克，工歌其诗，具陈其颂，书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显武功也。”据《汉书》记载，窦宪北征，既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馀里，于是刻石勒功。班固作铭，纪汉威德，又与傅毅为之颂。如班固《窦将军北征颂》、傅毅《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崔驷《北征颂》、史岑《出师颂》等，这些出征颂文也是为重大出征礼仪活动而作的，用以渲染声势，称显武功，所谓“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如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
……劳不御舆，寒不施诨。行无偏勤，止无兼役。性蒙识而愎戾顺，贰者异而懦夫奋。遂跄涿邪，跨祁连，籍口庭蹈就，疆猫崤真。辚幽山，口凶河，临安侯，轶焉居与虞衍。顾霍卫之遗迹，贼伊秩之所邈。师横骛而庶御，士怫口以争先。回万里而风腾，刘残寇于沂根。粮不赋而师赡，役不重而备军。行戎丑以礼教，忻鸿校而昭仁。文武炳其并隆，威德兼两信……
在铺写窦将军北征的战争场面和彪炳战绩的基础上，以一大段华丽的颂美之辞作结，用以渲染声势，称显武功，在颂扬窦宪以德治军，将士欣然为之效命的同时，极力渲染出征仪式之庄重、严肃。可见，汉代出征颂文也和礼仪活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秦汉颂体文学的产生、成熟和发展缘于秦汉时期封禅、祭奠、巡狩、出征等重大仪式、活动的礼仪的恢复、建立和逐渐完善，在这些重大仪式、活动的基础上形成了秦汉时期独特的礼仪文化，伴随着礼仪文化的繁荣，颂体文学得以独立、成熟和发展。从一定程度看，秦汉礼仪文化成为了颂体文学的文化渊源。
三、颂美雅敛：颂体文学的文体特征
从秦始皇封禅之刻石文以及汉代各类颂文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颂体在后世无论是在题材还是应用场合甚至语言形式都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仔细辨别我们还是发现祭祀仪式上用以“告神”的先天出身，以及这种功能在秦汉时期的强化实际上仍然延续了颂体典雅庄重的风格。换句话说，“颂”是一种十分典雅美懿的文体，功能比较单一，以赞颂为主业，用于较为庄重的礼仪场合，表达较为严肃的称颂主题，风格还是非常鲜明的。
据刘勰对颂体风格的评价：
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
刘勰用颂体用于仪式的事实，来探讨其歌辞的特征，指出其具有“典雅”、“清铄”的特点，已经触及颂诗文体风格的一些实质。我们可以从颂体与礼仪活动的特殊关系以及承担的独特功能，把握其文体特征。刘师培曾对赋颂二体进行辨析：
颂主告神美德，与赋之‘铺采’、‘体物’者有殊。故文必典重简约，应用经诰以致其雅。在赋如搞写八句，在颂则四语尽意。盖赋放颂敛，体自各别也。
很明显，刘师培是从文体功能人手辨析赋颂二体的差别的，从中我们会发现，秦汉颂体文学具有“告神美德”、“典重简约”、“四语尽意”以及“雅敛”等区别于赋体的特征。这种特征与秦汉颂体文学作为秦汉礼仪文化的伴生物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我们从秦汉颂体文学中的封禅刻石文、庙堂颂文、巡狩颂文、出征颂文等得到确证，如前文所述泰山刻石文、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高祖颂》、扬雄的《赵充国颂》、马融的《广成颂》、崔胭的东西南北《四巡颂》、《杖颂》以及蔡邕的《五灵颂》等大多用四言韵体写成，都是歌咏帝王、诸侯、大夫的功德以至山川、宫室、器物的赞美之词，无不体现了“告神美德”、“典重简约”、“四语尽意”以及“雅敛”的文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