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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1日，陈鸣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至今，已经整整五年了。
在过去的五年中，当我每每回忆起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师，也常常陷入一种突如其来的哀痛之中，那哀痛不仅是对生命无常的叹息，更多的是对他这样的相声艺人的境遇的无奈……
陈鸣志，原名陈嘉志，回族，生于1946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53年拜师相声艺人于宝林，分别在连兴茶社和声远茶社学习相声表演。后归入红桥区曲艺团相声队，团体解散后下放工厂，曾任车间主任等职务。期间，陆续参加各类相声演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参加相声茶馆业务演出，先前在天津哈哈笑相声艺术团，和郑福山先生搭档。后转入天津市众友艺术团，曾先后和邓继增、张永久、佟守本等先生合作。
由此可见，陈先生的从艺经历并不连续。7岁拜师，属于典型的“娃娃腿儿”。之后的10年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学习实践期，但后来由于政策和人为的原因，被迫离开了舞台，而此时的年龄段，却正是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陈鸣志再一次站在小剧场的相声舞台上时，已经人近暮年。在直至去世的十数年间，他才真正再一次体验相声艺术带给他的乐与苦。如果说他的一生从幼年就和相声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这份缘既是坚固的，又是不幸的。陈先生生前无数次对我提起他拜师后10年间学艺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那段时间对他而言可说是过程艰辛、回忆美好。在没有家庭负担的前提下，他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在老艺人的指导下学习相声技巧、积累表演经验，另一方面文化水平较差的他在生活中培养和形成了一种直来直去的暴脾气。单从艺术而言，他风格独立鲜明，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而从人际关系而言，他的脾气秉性注定了他人生前途的坎坷。他经常讲杨大爷（杨少奎）对自己如何如何关照提携，这些事情有证可考，但换一个角度想，这也势必引起其他人的不满，所以，“文革”期间，杨少奎被贬贵州，陈鸣志在相声队自然也就再无立身之地。我还听他讲过一个被下放工厂后发生的小插曲：有一次，他们几个同被下放的相声艺人一起喝酒，高谈阔论，其间提及以后还要说相声、搞文艺，转天即被通知开会，入场过程中，就发现工厂保卫科那些人对他极为客气（大概平日对这种“坏分子”都是横眉冷目的），没想到这是鸿门宴，原来前一晚聚会人中，有一位揭发检举，一场批斗大会下来，陈先生被投入狱一年有余，后无罪释放。这些坎坷在某种角度上来说，都是相声给的，也是他从小作艺，不了解社会复杂的一个佐证。
在工厂的这些年，陈先生经常喝酒。他喝酒的方式属于“快酒”，一杯酒无论多少，一扬脖儿就下去了。他有一次对我说：“公司来了新车得有人去试啊，我出去试一圈儿，道上有个酒铺，进去就喝一杯。”显然，这种喝法，是很伤身体的。他脾气大，伤肝，喝酒，也伤肝。我总说，如果他在去世前的一年间不偷着喝酒，按时去做检查，不会死。然而，他的那种性格（京剧院花脸演员时维总结得很到位——人死尸不倒）决定了他不会听劝服软。
有很多次，我看到他在大金台剧场（已拆）后台的小屋里一个人坐着，晚饭只吃两个烧饼，然后躺在沙发上睡一会儿。我就说：“师父，咱外边吃去吧，别就乎了！”可他不去。他一个月的退休金有差不多5000块，剧场业务演出也差不多收入5000块，而他在吃喝方面毫不讲究。有时胃口疼了，不吃药，叫我们师娘给他做牛肉胸口挂面汤（极油腻），说那个治病。他爱玩核桃，有一次拿一对儿心爱的核桃在后台玩，一个演员过来说：“九哥（陈先生官称陈九爷，家里大排行第九），这核桃不错，给我吧！”陈先生回一句：“君子不夺人之美。”那位一乐：“我是小人。”陈先生二话没说，把核桃送他了。这就是陈鸣志的处世方式。
记得刚拜师那阵，我们爷俩都在谦祥益演出，下了场等刘春慧（相声演员，经陈先生介绍拜张文霞为师，陈先生为代师）一起坐公交车。其实，我们都有公交卡，可刘春慧人很热情，总是等车一来就抢着上去打卡。没两次，陈先生就和我急了，大发雷霆，问我为什么总抢不到前头去，我也没辩解，私底下和刘春慧说了，下次各付各的。陈先生抽烟，我也抽烟，他跟我说得清楚：“抽烟，自己从我这盒里拿，师父永远不让徒弟烟！”一次在家里给我说《保镖》，里屋还有亲戚在打牌，没说两句，就怒了，嫌我太笨，一拍桌子：“就你这脑子还配说相声！”一通骂，屋里打牌的人都惊了，我当时真下不来台，后来想想也没事，我拿他当我亲爸爸，骂也就骂了。他在病重的时候，还非要到后台去看看演员们，还非要上台表演一段单口相声《马寿出世》，他是舍不得这个舞台。《马寿出世》这活是他的师父于宝林给他说过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节目之一。他常对我说：“记住了，有人问你师爷是谁，先提马寿岩（即马轸华），咱有评书门儿，我这鸣字就是评书门儿的字。这叫一马双跨，你要想学，去找贾鸣宵。”可惜，他没说过评书，我也没学会。陈先生去世前，北京的相声名家刘洪沂来医院看他，他那时已经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了，但还认人儿，挺高兴，和刘洪沂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话，刘先生回过脸问我：“他说的什么啊？”我说：“他问您还唱青衣呢？”（刘先生主攻花脸，这句是老哥俩“砸挂”的玩笑话）我记得刘洪沂先生当时脸上的表情很落寞。张尧师哥看望他以后是哭着走的，一边走一边跟我说：“我不来了，看着难受！”陈先生临终前一天，张楠师哥来探望，跪在床头磕了个头，说这是感谢陈爷教过他能耐。我和于娜隔两天就去看他一次，给他买他爱吃的小黄瓜。昏迷过程中，他突然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赵博，好儿子，你看看咱还欠别人什么吗。赶紧还！”那次，我哭了。直到陈先生离世时，也没人明确地告诉他，他得的病是肝癌，没治。
生活中的陈鸣志先生就是拥有这般真性情，因而在他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之后，我决心邀约他生前喜爱的学生、后辈为他组织一场名为“唯笑永恒”的纪念演出，题目是我琢磨的。一个演员，无论他多么优秀，迟早会离开舞台。一个观众，无论他多么热爱，迟早会告别剧场。想来只有笑，这个声相俱全的概念与生俱来，永恒不灭地印在每个人的脸上心间。陈先生把健康的笑留在人间，我们纪念他，不仅是纪念他这样一个人，更主要的是纪念他对待艺术的那种执着和坚守。过去大伙都说，有陈先生坐在后台，辟邪。他辟哪路邪呢？就是那些对艺术不负责任的邪！现在全社会都讲“工匠精神”，陈先生的身上恰恰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自己不胡来，也看不得别人胡来！
斯人已逝。值得庆幸的是，五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清晰记得曾有这样一位相声艺人，并能不时回忆起他和我们交往过程中的许多感人细节。包括我本人在内，很多朋友在这几年中由于某种原因渐渐远离相声，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再关注相声。我们和那些每天在台上锐意进取的实践者一样，肯定属于相声的正能量，期待它发扬光大。唯笑永恒，唯健康的笑永恒。
陈鸣志先生，这应是您最欣慰的事吧！
在过去的五年中，当我每每回忆起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师，也常常陷入一种突如其来的哀痛之中，那哀痛不仅是对生命无常的叹息，更多的是对他这样的相声艺人的境遇的无奈……
陈鸣志，原名陈嘉志，回族，生于1946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953年拜师相声艺人于宝林，分别在连兴茶社和声远茶社学习相声表演。后归入红桥区曲艺团相声队，团体解散后下放工厂，曾任车间主任等职务。期间，陆续参加各类相声演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参加相声茶馆业务演出，先前在天津哈哈笑相声艺术团，和郑福山先生搭档。后转入天津市众友艺术团，曾先后和邓继增、张永久、佟守本等先生合作。
由此可见，陈先生的从艺经历并不连续。7岁拜师，属于典型的“娃娃腿儿”。之后的10年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学习实践期，但后来由于政策和人为的原因，被迫离开了舞台，而此时的年龄段，却正是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陈鸣志再一次站在小剧场的相声舞台上时，已经人近暮年。在直至去世的十数年间，他才真正再一次体验相声艺术带给他的乐与苦。如果说他的一生从幼年就和相声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这份缘既是坚固的，又是不幸的。陈先生生前无数次对我提起他拜师后10年间学艺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那段时间对他而言可说是过程艰辛、回忆美好。在没有家庭负担的前提下，他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在老艺人的指导下学习相声技巧、积累表演经验，另一方面文化水平较差的他在生活中培养和形成了一种直来直去的暴脾气。单从艺术而言，他风格独立鲜明，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而从人际关系而言，他的脾气秉性注定了他人生前途的坎坷。他经常讲杨大爷（杨少奎）对自己如何如何关照提携，这些事情有证可考，但换一个角度想，这也势必引起其他人的不满，所以，“文革”期间，杨少奎被贬贵州，陈鸣志在相声队自然也就再无立身之地。我还听他讲过一个被下放工厂后发生的小插曲：有一次，他们几个同被下放的相声艺人一起喝酒，高谈阔论，其间提及以后还要说相声、搞文艺，转天即被通知开会，入场过程中，就发现工厂保卫科那些人对他极为客气（大概平日对这种“坏分子”都是横眉冷目的），没想到这是鸿门宴，原来前一晚聚会人中，有一位揭发检举，一场批斗大会下来，陈先生被投入狱一年有余，后无罪释放。这些坎坷在某种角度上来说，都是相声给的，也是他从小作艺，不了解社会复杂的一个佐证。
在工厂的这些年，陈先生经常喝酒。他喝酒的方式属于“快酒”，一杯酒无论多少，一扬脖儿就下去了。他有一次对我说：“公司来了新车得有人去试啊，我出去试一圈儿，道上有个酒铺，进去就喝一杯。”显然，这种喝法，是很伤身体的。他脾气大，伤肝，喝酒，也伤肝。我总说，如果他在去世前的一年间不偷着喝酒，按时去做检查，不会死。然而，他的那种性格（京剧院花脸演员时维总结得很到位——人死尸不倒）决定了他不会听劝服软。
有很多次，我看到他在大金台剧场（已拆）后台的小屋里一个人坐着，晚饭只吃两个烧饼，然后躺在沙发上睡一会儿。我就说：“师父，咱外边吃去吧，别就乎了！”可他不去。他一个月的退休金有差不多5000块，剧场业务演出也差不多收入5000块，而他在吃喝方面毫不讲究。有时胃口疼了，不吃药，叫我们师娘给他做牛肉胸口挂面汤（极油腻），说那个治病。他爱玩核桃，有一次拿一对儿心爱的核桃在后台玩，一个演员过来说：“九哥（陈先生官称陈九爷，家里大排行第九），这核桃不错，给我吧！”陈先生回一句：“君子不夺人之美。”那位一乐：“我是小人。”陈先生二话没说，把核桃送他了。这就是陈鸣志的处世方式。
记得刚拜师那阵，我们爷俩都在谦祥益演出，下了场等刘春慧（相声演员，经陈先生介绍拜张文霞为师，陈先生为代师）一起坐公交车。其实，我们都有公交卡，可刘春慧人很热情，总是等车一来就抢着上去打卡。没两次，陈先生就和我急了，大发雷霆，问我为什么总抢不到前头去，我也没辩解，私底下和刘春慧说了，下次各付各的。陈先生抽烟，我也抽烟，他跟我说得清楚：“抽烟，自己从我这盒里拿，师父永远不让徒弟烟！”一次在家里给我说《保镖》，里屋还有亲戚在打牌，没说两句，就怒了，嫌我太笨，一拍桌子：“就你这脑子还配说相声！”一通骂，屋里打牌的人都惊了，我当时真下不来台，后来想想也没事，我拿他当我亲爸爸，骂也就骂了。他在病重的时候，还非要到后台去看看演员们，还非要上台表演一段单口相声《马寿出世》，他是舍不得这个舞台。《马寿出世》这活是他的师父于宝林给他说过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节目之一。他常对我说：“记住了，有人问你师爷是谁，先提马寿岩（即马轸华），咱有评书门儿，我这鸣字就是评书门儿的字。这叫一马双跨，你要想学，去找贾鸣宵。”可惜，他没说过评书，我也没学会。陈先生去世前，北京的相声名家刘洪沂来医院看他，他那时已经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了，但还认人儿，挺高兴，和刘洪沂含含糊糊地说了句话，刘先生回过脸问我：“他说的什么啊？”我说：“他问您还唱青衣呢？”（刘先生主攻花脸，这句是老哥俩“砸挂”的玩笑话）我记得刘洪沂先生当时脸上的表情很落寞。张尧师哥看望他以后是哭着走的，一边走一边跟我说：“我不来了，看着难受！”陈先生临终前一天，张楠师哥来探望，跪在床头磕了个头，说这是感谢陈爷教过他能耐。我和于娜隔两天就去看他一次，给他买他爱吃的小黄瓜。昏迷过程中，他突然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赵博，好儿子，你看看咱还欠别人什么吗。赶紧还！”那次，我哭了。直到陈先生离世时，也没人明确地告诉他，他得的病是肝癌，没治。
生活中的陈鸣志先生就是拥有这般真性情，因而在他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之后，我决心邀约他生前喜爱的学生、后辈为他组织一场名为“唯笑永恒”的纪念演出，题目是我琢磨的。一个演员，无论他多么优秀，迟早会离开舞台。一个观众，无论他多么热爱，迟早会告别剧场。想来只有笑，这个声相俱全的概念与生俱来，永恒不灭地印在每个人的脸上心间。陈先生把健康的笑留在人间，我们纪念他，不仅是纪念他这样一个人，更主要的是纪念他对待艺术的那种执着和坚守。过去大伙都说，有陈先生坐在后台，辟邪。他辟哪路邪呢？就是那些对艺术不负责任的邪！现在全社会都讲“工匠精神”，陈先生的身上恰恰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自己不胡来，也看不得别人胡来！
斯人已逝。值得庆幸的是，五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清晰记得曾有这样一位相声艺人，并能不时回忆起他和我们交往过程中的许多感人细节。包括我本人在内，很多朋友在这几年中由于某种原因渐渐远离相声，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再关注相声。我们和那些每天在台上锐意进取的实践者一样，肯定属于相声的正能量，期待它发扬光大。唯笑永恒，唯健康的笑永恒。
陈鸣志先生，这应是您最欣慰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