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外地人口占据绝大多数，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和长大，也许还会一直这样繁衍下去；他们同乡聚居，逐渐把老家的居住形态、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复制、嫁接到了这里；他们已回不到老家，但户籍又不被居住地接纳—

他们是哪里人？这里是谁的家乡？

　　这样一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少见。这部分人是相对稳定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家族式、村寨式、地域式定居真正改变了发达地区的某个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生态，然而这种“事实定居”，得不到户籍政策层面的正式确认。
　　多年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对于外来务工者，始终习惯于“甩包袱”式的使用，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在今天，包袱实际上再也甩不掉。于是，就像时空错配一样，本地人、外地人在一个村子里共生共存，各有各的一套文化、伦理法则，互相渗透，又互相抗拒。
　　这是中国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所发生变迁的一部分。看上去，它和每年农民工从打工地回家，然后又从家里出来的“主流”悲情叙事恰恰相反，似乎是要破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融合、社会结构重组的沉重命题。

他们把家乡搬到了异乡

　　2013年8月20日10时多，四川达州人吴明云提着一把铁锤回到家中。
　　这里是东莞石排镇塘尾村，吴明云四兄弟现居于此。加上侄子、侄女、侄媳妇、侄女婿等，吴明云在这个村子至少有30多个亲人。他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而他二哥则住了12年，还有一些老乡，居住时间已接近20年。
　　现在的塘尾村，东莞本地人只有10余户，剩下的都是外地人，在外地人中，达州人又占90%以上，一共有1000多人。这里俨然已成为一个“达州村”。
　　离石排镇不远的横沥镇石涌村，也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倒挂”的地方，本地人1767人，外地人则超过1.2万。这是一个沿海农村工业化的典型样本，本地人的身影，已经完全淹没在庞大的外来人口之中。
　　石涌村“流动人口居住中心”一个相对封闭的大杂院里，住着将近200名外地人，其中有九成是安徽阜阳人。一对姓杨的阜阳籍姐妹两家人都住在这里，依靠丈夫收废品为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莞的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拥入。这让本地人和外来者关于“家”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本地人离开了老房子，重新划分宅基地，更加集中地居住，把土地让出来承载工业项目。随着经济能力的提高，他们之中的年轻人又离开村子，搬进了更高端的居住环境。外地人则进入村子，在租价最便宜的区域聚集居住，从一开始的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到现在的拖家带口，全家借住。
　　久而久之，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生活联系，无法再行剥离。
　　在塘尾村，村子里的达州人大多是建筑工，如木工、砖瓦工、泥水工、搬运工。本地人搬到村外另建房屋居住，建房、装修都要仰赖这些工人；村里的老屋年年都要维护，也是雇用达州人去完成；本地人中多有企业老板，或者包工头，也需要长年请达州人为自己工作；老人们将老屋租出去，也依靠达州人的长住获得一些租赁收入。
　　而达州人，则在这里获得了可以承受得起的廉价住房，并在与当地老板的工作关系中，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本地人、外地人，双方的家乡和生活都已结合在一起。外地人人数更占优势，呈现出一种“鸠占鹊巢”的耐人寻味的格局。

“鸠占鹊巢”的社会格局

　　无论是塘尾村的达州人，还是石涌村的阜阳人，这种同乡聚集的特点，都反映着流动人口开始在沿海发达地区逐渐固化、减缓流动的趋势。
　　塘尾村的达州人和石涌村的阜阳人，以群体为特征，分别从事某一个行业，达州人做建筑工，阜阳人则收废品。他们渐渐集中到一个地方，是经过10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才形成的。一个老乡带一个老乡，逐渐滚雪球般形成规模。吴明云是二哥叫过来的，而杨二姐一家则是姐姐介绍来的。
　　随着时间推移，来到同一个村子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多，这些同一户籍的外地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村子里发展出了自己的亲族谱系，相当于在异地“重建”了自己的家乡。塘尾处处通用四川话，而大杂院则一般是阜阳话，广东话毫无用处。这样的生活环境，让这些外地人在东莞找到了家乡的慰藉，减少了以往外出打工者那种孤零零的漂泊感，也没有多少乡愁。
　　吴明云、杨二姐都很少再回自己的老家。吴明云两个孩子，一个在北京读书，一个在增城打工，过年就回东莞团聚，现在老家只剩下大哥和80多岁的老母亲，他们几乎把整个家族都搬到了塘尾村。杨二姐在东莞照顾两个孩子上学，没有工作，丈夫收废品一个月只能赚一两千元，承受不起回老家的费用。
　　因为很少回去，更少在过年时回去，拥挤不堪、买票困难的春运，对于吴明云、杨二姐他们，都不成其为烦恼。
　　在家乡时的生存之道，也被异地复制过来。在同乡之中，一种类似于老家宗族关系的不明确的权力—权威关系得以重建，一些在村里更有经济头脑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人，自然而然成为了同乡们的核心。
　　在石涌村的大杂院里，老许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与周边企业联系广泛，便当起了工头，帮院子里的男人们在收废品之外找活干，被男人们称为“老板”。与雇主之间的沟通全部由老许负责，邻里发生矛盾，或者与外界有了纠纷，老许也要积极出面协调。久而久之，他就成了一个类似村长的角色。
　　对于本地人而言，租客们以户籍为联系集中居住，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现象。因为当他们在这里建立起牢固的邻里、乡情和亲戚关系，居住和就业就都变得更稳定，更能确保租住率以及村经济的繁荣。同时这些拖家带口的人，一般不会成为治安隐患。 　　见到记者的时候，塘尾村的森叔正在打扫自己家的出租屋，租客刚刚搬走。起初为了让他们能够长住，森叔还专门雇人用钢铁搭建了一条楼梯，花了2000多元，但他们住了两个月就走了。房子一个月租金才200元，这一走，森叔不知道何时才能收回搭楼梯的成本，他希望来一个达州住客，可以长期居住。
　　森叔的想法在东莞是整个依靠租赁经济为生的本地人群的集体想法的缩影。外地人的去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2008年，东莞官方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口号之后，被民间解读为要将低端劳动力赶走，外地人沉默不语，第一个跳出来强烈反对的反而是本地人，甚至有一些老人激动起来，指着市领导的鼻子大骂不止。

隔膜，被碰触的权利边界

　　尽管共用着一个村子的空间，而且彼此结成了经济上的共生关系，但本地人与外地人两个群体，基本上还是互相隔绝，不相往来，各过各的，如同在两个世界。
　　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地域差距造成的文化隔膜。
　　在塘尾村，记者采访时，外地人和本地人都常常会说对方“不好相处”，彼此印象消极。70岁的塘尾老人李宗吉说，外地人交租很不积极，总是要人去催，常常闹得不愉快。达州人吴明云则认为，房东总是来催租金，让人很厌烦，他希望自己打电话叫他来的时候他才来。
　　本地人习惯了一种商业化的思维，即到期交租，天经地义；而达州人则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农村式的感情圈子，认为催缴租金就是一种主动伤害感情的行为。
　　尽管在塘尾村已经很少本地人居住，但本地人的“祖宗”依然住在里面。达州人罗姨租住的老屋，一推开门就能见到几张大大的老人黑白照，那是房东家的逝者。一旦回到家里，就要面对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死者的面容，这让罗姨一家住得很不自然，但这一项无法通融。
　　有着同样苦恼的不仅是罗姨，不少租出去的老房子里都摆着先人遗像或者牌位，这是不能移动的。
　　记者第二次来到塘尾村的8月20日，是农历七月十四，东莞当地盛行的“鬼节”。进出村子的东南大门门厅里，一直有本地人在此祭拜，烟雾缭绕。本地人说，碰上任何节日，本地人都要从外面赶回来祭拜。而刚刚过去的农历七月七日，是塘尾村最盛大的康王宝诞节庆，各种民俗热闹登台，村子里锣鼓喧天，鞭炮声声。面对这些，达州人都是匆匆走过。
　　塘尾村里依然运行着本地人制定的一套无形的规矩，这些规矩确定了外地人权利的边界。
　　村子里有一口池塘，里面养着许多罗非鱼。有些本地人，有时间就会到这里垂钓，把鱼弄回家去喂乌龟。达州人则不能在此钓鱼，曾经有一次，达州孩子垂钓被本地人看到，本地人上去制止，一拉扯就发生了冲突，孩子的家长赶过来，激烈地吵了一架。
　　塘尾村的许多达州孩子，就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长大，对他们而言，这里就是他们的故乡，在故乡的池塘垂钓，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游戏。然而在本地人脑中，依然有明确的产权意识，地方永远是自己的。
　　这些偶尔发生的矛盾，会让外地人对于家乡的需求感更加强烈，他们就会在同乡圈子里结成更加稳固的互助关系，以应对可能的侵犯。但他们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不能组织起有形的“同乡会”，这会导致官方的敏感。

博弈，暂时的平衡

　　官方对“同乡会”很敏感，但户籍基础上的聚居、更稳固的互助关系，并不意味着矛盾多发。
　　事实上，他们虽然是户籍意义上的流动人口，但拖家带口，很难流动，对居住地已经有了长期的依赖性，这些人恰恰是外地体力劳动者中最利于社会稳定的一部分。本地人感谢他们给自己带来收入保障，而他们则感念本地人让渡给自己一个廉价的立足之地。
　　这种本地和外地的两个乃至多个乡村在同一时空上的复合叠加，正逐渐生长为一种在全国均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社会文化生态。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经济起步初期乃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期内均始料不及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相互改变，正在让按户籍区别对待的政府政策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这就迫使原来并不关心外地人生活诉求的当地政府，现在必须开始严肃考虑这些人的需要了，因为这已经与政府的政绩紧密相连。
　　比如，像杨二姐这样的孩子还在读小学或者幼儿园的外来家庭，在大杂院里有很多，在整个石涌村更是不可胜计。他们迫于生计，无法对孩子照管周全，就容易发生意外，而一旦孩子出事，就会成为污点计入村里、镇里的考核成绩单。
　　所以，现在包括石涌在内的外来人口集中的村子，都有类似“新莞人服务中心”的机构，政府会利用一些社工力量，给外地人的孩子提供一些边缘性的服务。比如外地孩子放学之后父母往往尚未下班，就给他们提供一个中继性场所，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复习功课或者游戏，有一些社工陪同。留守儿童假期来到石涌村，也能够得到培训、照看等服务。
　　尽管相对于服务均等、福利均等这些长远要求，这些琐碎的服务仍然显得避重就轻，但这已是外地人与本地人长期博弈的结果。当石涌新莞人社区服务点终于挂牌的时候，在场的义工曾热泪盈眶：这块牌子挂上去太不容易。这种类似“安慰奖”的服务，至少能让外来者们感受到一种可以接受的相对平衡感。
　　长期的共存共生，使得本地人与外地人也比以前更能互相接受。吴明云的二哥的儿子，娶了一个本地媳妇，名正言顺成了本地人，这样的情况在东莞越来越多。如果时光倒回一二十年前，这还是极少的孤例，甚至本地人家庭提及外地人，就会有一种天生的厌弃。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在东莞提高了经济地位，与本地人的距离也就自然拉近。
　　当然，要实现真正的大面积的平等和社会融入，看来还遥遥无期，而且即便改变恐怕也落不到吴明云、杨二姐他们这种身份的外来者身上。户籍，还是本地人、外地人这两个叠加在一起生活的群体之中一道天然的界线，本地人依此获得强大的心理优势，并坚守住这条界线。
　　人口倒挂的问题，也就只能在这种模模糊糊的状态下继续着，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着同户籍聚居这样的“化学变化”。
　　但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生长，定居的外地人自发地构建着未来东莞，还有其它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基础，等待在一个合适的时机里，变革被形势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