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标杆式的两位企业家马云和柳传志分别发表了一些较为敏感的个人政治意见，由于两人在中国企业界地位突出，再次引起了社会对企业家政治态度的关注。
　　随后，众多企业家表态，媒体和其他人士亦纷纷发表各自的意见，将此问题推向高潮，成为一个观察当前中国企业家政治态度的重要切面。

“谈不谈”与谈什么

　　柳传志在正和岛这个企业家俱乐部性质的半内部场合所说“以后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成为此轮讨论的主要标的，被上升到“企业家要不要谈政治”的高度。
　　正和岛号称中国商界第一高端人脉与价值分享平台，据其网站上宣传，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王石、马云和俞敏洪等著名企业家，都是其热情支持者与积极参与者。作为对柳传志“在商言商”态度的直接反对，正和岛的另一位成员王瑛即刻宣布退会。
　　从报道上看，柳的观点得到了岛内众多企业家的支持。此后，包括冯仑、宗庆后等不少著名企业家和其他社会人士，亦支持其专注本业，在特定政治环境下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政治智慧”。而包括王功权、王石等在内的企业家，则明确表示，企业家不仅应将自己的生意做好，作为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新兴社会群体，具有推进社会变革的更大责任。
　　两方的表态，鲜明地反映出企业家群体内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见。
　　第三种中间态度似乎得到更多业内同意。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表示，商人的本分应该是在商言商，但在中国，政治和企业的生死、商人的沉浮密切相关，商人没法不关注，所以，“尽管在商言商一定是好事，但中国的商人做不到”。
　　这一争议，遂变成了中国企业家和社会共同对政企关系态度的一次检视。
　　事实上，这些年来，企业家一直在谈政治。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当代中国，企业家已经和明星一样，成为全民偶像的一种。在民众对房价飞涨抱怨四起的当前，包括任志强、潘石屹和王石等在内的几大著名地产商居然能成为广有支持者的“公知”，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分析可以发现，此轮“该不该谈”风波，实际上是“自由派”知识界和社会活动人士对于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站不站在自己一边的焦虑。柳传志“不谈政治”、在商言商的态度引起争议。马云在采访中，流露出的与流行观点不一致之处，遭到的是更严厉的批判。所以，问题不在于“谈不谈”，而是“谈什么”。
　　在此之前，柳曾明确表示自己是个精英主义者，并不赞成一人一票的大民主式普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按照他的观点来讨论政治，会有多大的政府压力，更多的可能是像马云一样，来自社会的压力。—在商言商，本身即是一种政治态度。除了犬儒，“不敢言政”，另一种可能的意思是，其对现在从政者抱基本肯定态度，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过多介入，而对流行的言论界说法并不认同。
　　有些“自由派”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商业引领人物的中国企业家一定会认同其等理念，否则即是政治不正确。抱着这样观点，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往往会过于简单。他们忽略了企业家改变社会的最重要的方式，恰恰不在于参与政治，而在企业—这个现代社会基本细胞之本身。
　　比如，王瑛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反对柳传志时，也如此解释，“我不反对企业家做柳传志这样的人，可是我反对柳传志已经有了这样地位和影响力的时候，他还要说现在这样的话。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推动社会进步，这当然不是企业家责任范围之内的事。你可以不发声，明哲保身，这已是底线，不能再超越这个边界”。
　　不过，当柳传志承认企业家阶层是软弱之时，他说的更接近于事实。但在政府权力面前软弱的，何止又是企业家呢？

企业家的政治光影

　　30多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是由政府推动进行的。在中国政府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型过程中，由权力推动的市场化，天然决定了企业家不可能离开权力独立经营，能进行合理的边界划分者，已属有智慧者。柳传志这方面的智慧，是广受承认的。分寸拿捏不当，而翻船者，亦是屡见不鲜，正如在历次宏观调控中被“祭旗”的那些企业主们一样。
　　在与官员和政府关系中，中国的企业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种是财富积累完全是寄生式的依靠官员，比如刘志军案中的商人丁书苗，完全依靠作为权力的中介收取中间利润。还有一些虽然有自己主业，但完全靠与某些官员的特殊关系才能获得商业机会者。从每一次高官被抓背后，必然有一群企业家同时被逮捕，可以看出其涉及范围之广。
　　一位高层官员就曾对《南风窗》记者感慨，在现在的中国，要挣钱，最好还是依托政府关系。而另一位较低级别的政府官员，在与记者交流时，则对“老板”表示出警惕，他发现，自己身边的不少朋友和同事，完全是被这些老板控制了，很多时候，对方想干什么，只要说一声就行。

新的领导人集体上台后，一直发出向市场化方向改革的信号，企业家对此报有不小期望，但同时，新的执政理念成型仍需要时间和实践。不喜欢谈政治，但对政治风向却异常敏感的中国式企业家们，其内心的躁动，是可以想象的。

他们说

王石：

我相信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如何忘却过去不好的东西，如何与世界接轨？作为企业家本身不能光干活不说话，或者少说话，即使少说话、不说话，但也应该在社会面临倒退、危险的时候站出来说“不”。

马云：

我想今天的IT界、互联网界存在一个巨大问题，我们动不动都爬到屋顶上讲大产业、大行业发展，国家体制改革、国家政治改革，好像政治不改革，你干不了事。不了解行业情况，就干不了事。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柳传志：

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冯仑：

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对上面这类商人而言，“在商言商”，不与政府官员勾兑，有的是完全不可能，有的则必须经过痛苦的转型。
　　另一种主要依靠市场而生的企业家，包括像马云这样的新兴科技企业，也包括一些日用品、电子产品等完全市场化的行业。这些企业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凭借的是自己的“企业家才能”。作为社会发展30多年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他们有希望社会更开放，获取更大参与社会治理的愿望，也有很强的政治上的保守性。
　　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的一个合理解释是，市场化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们，有的开始具备改写行业、产业等游戏规则的能力（正如马云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称金融行业需要搅局者），他们更需要谨慎把握和政治的微妙关系。不仅在面对“民粹主义”时，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借以缓冲，在参与全球竞争过程中，政府的许多支持更是非常现实的。想“搅局”，就要碰到政治的边界，不讲政治，实际上不可能。
　　而尹明善、梁稳根等获得中共认同的企业家，都曾公开表示，愿意将企业“献给”政府。无法了解这是一种特定情形下的政治表态，或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但至少显示了他们对于自己与政府边界的模糊，或者是刻意模糊。
　　对中国的企业家进行分类，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好，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有违法性质的进行查处；灰色地带者则逐步退出此类关系；市场类的企业家，则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更关注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不同政治见解，并非必须遵守某种特定模式政治理念的关注才叫“进步”。

中国企业家30年从政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刚由计划经济放开市场时，从事私营工商业者曾经常面临“投机倒把罪”的指控。一些企业家回忆早年“到处是生意”的辉煌岁月时，都会同时记得当时对时局不定的担忧，总觉得随时可能被“割资本主义尾巴”。
　　直到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共中央将建立市场体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从商”挣钱乃是光明正大之事的社会意识才普遍起来。
　　约10年后的本世纪初，中共提出“三个代表”的执政思想，企业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01年，重庆、浙江和贵州进行企业家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和张芝庭相继当选为重庆、浙江和贵州三地工商联会长。这是中国省级工商联自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私营企业家担纲工商联“掌门人”。参照党政系统，这个职务属较高级别干部序列。2002年尹明善成为中国首位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的中国企业家，紧随之后，2003年1月，徐冠巨获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时，“企业家党代表”更成为当时最有热度的新闻。
　　这是此轮企业家在体制中获得的政治生涯巅峰。短短20年内的同一代人，由半合法的可疑边缘人群，成为被体制认可、分享一定治理权的社会进步群体。
　　2003年后，这种对资本和其代表人物企业家的政治认同和吸收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7年政协换届起，各地中国企业家兼任政协副主席的现象开始减少。对底层的关注成为中央政府更重要的政治议题。在更注重公平的政策倾向下，大幅加大社会福利投入，同时在经济领域，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
　　在体制内政治身份不确定的情况下，全社会对财富的追逐虽然热情不减，但财富观念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财富来源合法性的追问也变得普遍，使得企业家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心理不确定性再度急速上升，出现了不少移民海外者，而一些活动仍在国内的，也纷纷办理海外绿卡以备可能出现的麻烦。
　　新的领导人集体上台后，一直发出向市场化方向改革的信号，企业家对此报有不小期望，但同时，新的执政理念成型仍需要时间。待定之局，尚需破解。不喜欢谈政治，但对政治风向却异常敏感的中国式企业家们，其内心的躁动，是可以想象的。讨论商业和政治的关系，背后就是讨论在新政治周期下的生存和发展之道。这无异于常人，只不过他们属于更敏感的一类而已。
　　站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去理解此轮企业家“谈不谈政治”的讨论，可能会有更丰富的认知。